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始于1896年。是年,清政府派出了13名留日学生。自此以后,东渡人数逐年上升,到1906年已达8000以上,以后几年稍减,但每年也数以千计,父送子,兄勉弟,别妻离子,舍家离乡负芨东渡的青年学子,始终络绎于东洋道上,形成了世界留学运动史上的空前壮观,所造就的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且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人们熟知的就有黄兴、宋教仁、廖仲恺夫妇、秋瑾、蔡锷和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还有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以及曹汝霖、汪精卫、周佛海等等。但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究竟有多少?尤其是达到高峰的1906年人数,却始终没有人能搞清楚。
此为一说。
但在国民党教育部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中又有另一种说法:“据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停送赴日速成生原因,系当时留东学生已达一万三千余人”。1906年8月的日本《每日电报》上也说:“据本年年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二三千人之多。”同时清政府公布在1906年第六期《学部官报》上的数字也是1.2万人。以上是第三种数字。
第四种意见是解放前出版的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谈到留日学生的高峰数字:“光绪三十二年已八千,三十三年达万余”。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也谈到“中国各省之留学日本者,几及万人”。(www.xing528.com)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05年底,陈天华烈士蹈海时留下的“绝命词”中,号召留日学生“八千余人”,共起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当时在追悼陈天华烈士的活动中,一般也都称“八千”。1906年初,总管中国留日学生的杨枢上奏清政府也提到留日人数“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早稻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例如:日本文部省编《学制五十年》一书的附录《中日间之教育设施》中提到:“中国留学生最多数时,为明治三十五年顷起,至四十一年顷止,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时,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再如解放前出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中考证,1906年留日学生数约为6000
人。总之,说法很多,但一般都在6000至20000之间。
综上所引的许多材料,国内外许多学者比较赞成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数在“八千人以上”的说法。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权威的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7日的报道中说,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市内各校学习的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多人举行总罢课”。也就是说,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学生就已达“八千六百多人”,那么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国留学人数肯定超过这个数字,由此推论,陈天华烈士所说的“八千余人”,可能仅仅指在东京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实藤教授研究认为准确数字8600人也有同样局限。可见,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依然无法明确,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进行。(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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