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关于“理性”

二、关于“理性”

提出这个议题，对于西方古代的文化艺术而言，似乎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实则不然。因为既然古希腊、罗马文艺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是以人为中心，肯定人，肯定世俗的生活；既然在古代戏剧中贯穿着一种人本精神，那么不管它们的命运观念有多浓，政治讽刺意识有多强，而为统治阶级和统治政权服务的宗旨一经确定，其一切文学艺术（包括戏剧）的创作过程必然要受到一种“东西”的支配。这种“东西”我们姑且称之为“理性”，它能够让人遵循着一种理念，遵守着一定的规则，执行着一类意志或行为。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在《伊安篇》中说，诗人“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⁶⁹⁾，这里的“灵感”、“理智”尽管不能和“理性”划上等号，但是，没有灵感与理智就没有创造的断言，好像和17世纪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理性”是“艺术的标准”一说并无本质的差异。

中世纪的历史状况使本来高度发展的西方文化艺术发生了停滞，但这种停滞是相对于古代文艺肆意放纵人的天性而言的。尤其是基督教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开始建立了基督教精神下的主导一切的神秩序和要求，以制约着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一切领域。尊崇基督教神学，埋没古代戏剧艺术的结果，形成了中世纪的宗教剧，即使是市民戏剧也是在宗教剧和民间杂耍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基督教精神可以说就是教会遵从的一种“理性”，在它的制约下，尽管文化发展上出现了一个相对萧条的时期，但毕竟开创了西方理性制约的传统。

欧洲的文艺复兴，人们一直将其看作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反封建、反宗教。其实，从西方的精神和伦理来看，就是以人本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作为主体内容的，而这种西方精神和伦理的最早定型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由此来看，资产阶级对古代文艺中的人本精神、天性放纵和中世纪文化中的基督教精神、理性制约的传统都是有所继承的，而这种继承一下就顺延了上千年。当然，对于追求解放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文学家来说，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作为实际上就是在使天性的展现与伦理制约的关系趋向平衡中，使天性欲望得到了张扬和充分展现，而且甚至是走的有些过了头。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强调理性、重视人的聪明才智，强调人可以靠理性、知识和经验认识世界的观点没有错，但人文主义文艺家们却没能把握好尺度，他们为了打击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不惜迈过了“理性”制约的范畴，以至17世纪的古典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主义不得不在理性的旗帜下进行调整。古典主义推崇的理性，实际上就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过分放纵而倡导的一种自我控制的思想，也就是要人们控制自己的私欲，控制个人的感情，服从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意志。既然失去理性，放纵情欲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与灾难，那么就需要用坚强的意志管束住感情，用理性来安排合理的情欲生活，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就要求必须制定出明确的规则和标准。于是理性便成了艺术创作成败的关键因素，成了检验和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成了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启蒙主义则把理性作为思想旗帜，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理性成了他们批判旧制度的武器，成了他们描绘未来社会的理想准则。按照启蒙主义者的说法，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合乎人的天性的东西，自由、平等、幸福就是理性的要求，不盲从、愚忠、迷信，敢于怀疑、批判、探索就是理性的表现。

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的主导思想，经过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洗礼，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被人文主义者进一步发扬，形成了理性主义精神。基督教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从此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艺术的核心体现。17世纪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追求，18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使人文精神更加理性化。即使是工业时代文明的到来和社会的畸形发展，尽管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激烈的震荡，但西方传统文明并未中断，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文化艺术的发展路径中并没有形成断裂。从基督教精神到人文主义的人性，从古代文化艺术的神性到近、现代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其中显现的西方理性文化恰恰是传统理念与文明的延续，是西方传统文化理念和文明与资本主义时代新意识、新思潮的互相交融。(www.xing528.com)

如果说西方的近、现代戏剧还只是在传统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批判、有继承地进行锐意的戏剧艺术的改革创新，力图摸索出一条永久发展之路的话，那么现代派戏剧无疑则是要对其进行不留情面、没有余地的彻底颠覆，力图闯出一条新时代条件下戏剧艺术的全新发展之路。首先摧毁了西方人多少个世纪以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与一切信仰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而经济的恐慌、劳资的冲突、核恐惧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与日益激化，使西方人陷入了信仰的危机。对科学真理的怀疑，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对传统伦理观的否定，对商业文明和自由主义教育的诘难，让人们无法从迷惘和困惑中走出来。思想家、哲学家们力图用新的观念解释这一切。于是，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开始出现，虚无主义的思想，悲观失望的情绪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在这个西方世界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被强烈地扭曲，更深刻的“异化”带给人的是精神的创伤和难以忍隐的变态心理。文学艺术家们已经不可能用传统的眼光去观察、认识人和社会，于是，反传统已成为了必然。其次，尼采的一句话，“上帝已死”道出了西方人的迷惘和困惑的根源，人的信仰、人的信任既然已经完全丧失，用正常的理性思维显然已经不能对这个世界进行认知，于是，便有了在精神世界的孤独、苦闷条件下的反映非理性社会生活的艺术观点和艺术思潮，非理性的艺术表现和艺术方法，非人化的社会现象和艺术形象的应运而生。既然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是混乱、疯狂、畸型的，现代派艺术家们当然不可能再像传统文艺或写实主义者们那样对外部世界作如实的摹仿和反映，况且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高度垄断和集中所带来的文明时代的孤独感、困惑感、危机感、绝望情绪等，已非传统艺术理论所能涵盖，已非传统艺术方法所能表达得了的。

对传统文化意识的反叛开始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它强调灵感、想象和直觉，提倡解放情感，追求创作自由等主张及其实践活动的确是对古希腊以来的以理性为核心，突出艺术反映现实的文化观念的背离。但是，因其特有的原因，它在道德观和思想内容的表现上并没能从传统理念的模式下真正挣脱出去。而写实主义对传统文化意识的态度实际更是在创新基础上的一种传承，只是它更强调面对现实，追求真实客观，反映当代生活。只是当戈蒂叶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出笼之后，西方的文化艺术才开始真正向着非理性主义和重视纯形式的方向发展，并且是步步深入。尤其是当“潜意识的门一打开，神经高度敏感而脆弱的现代主义者们一下子跌进绝望的深渊。他们再也不相信他们的前辈所创造的正面形象。‘世无英雄’。在他们的笔下，只能出现带着各种病态的精神残疾的人物。西方文学艺术的诗的时代，英雄化的时代过去了；散文化和非英雄化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演出’的不再是纯粹的悲剧，也不再是纯粹的喜剧，而是悲喜剧。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作家、艺术家向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个悲喜剧的绝妙脚本”⁽⁷⁰⁾，而反映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则是其主要的思想内容。既然理想幻灭了，信仰丢失了，精神出现了危机，艺术家心里留下的只有“焦土一片，惟有干涸可言”，于是，现实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笔下的“荒原”；既然现代社会扭曲了人的本质和个性，人已不清楚自己是谁，艺术家们只能到异化的形象中去寻找自我，于是，原本多彩的人生有意无意成了活着永远进不了的神秘莫测的“城堡”。也就是说，现代派艺术家们不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不描写和表现客观存在的世界。他们只承认“内心的现实”或“心理的现实”，只去描写和表现主观世界、内心世界，如此这般就只能形成对传统文艺从理论到实践活动的彻底叛离。

西方现代派戏剧是真正的反理性主义戏剧。它们把反理性原则的戏剧理念及实践活动带进了20世纪，并以一种全新的模式统贯了20世纪的西方剧坛。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未来主义到表现主义，从存在主义到荒诞派，从结构主义到残酷戏剧，所有的戏剧实验的基本宗旨都是相同的，都是用背离传统的理论，违反常规的舞台手段，力图通过对人生及人的心灵的探索与表现，使观众摆脱生活幻觉和仿真思维，走向感知的自由。这样，戏剧艺术的本原精神在挣脱开各种束缚之后，开始重新被焕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