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戏剧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升华以及启蒙戏剧的利弊

四、启蒙主义戏剧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升华以及启蒙戏剧的利弊

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一大批卓越的具有启蒙思想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登上了文坛。他们创立了一套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文艺理论作为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运用于文艺实践活动，直接表现启蒙思想，进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文学。启蒙主义者们立足于当代，反观过分压抑人性的中世纪和寻求理性克制自我的17世纪，他们所论，都是现实生活中时刻有可能发现和遇到的问题，都是引起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所言，都是诉诸人们信仰领域和精神世界，都是能引起人们情感震动的卓见；他们所行，大胆而彻底，无所顾忌，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都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建立自己的“理性王国”。因此，他们的言论和实践活动势必汇成一种全新的思想激流，冲击旧的哲学观、文艺观、摧毁宗教偶像等一切障碍，使人们在新的思维模式和理念上进行突破，对过去的时代进行整体的超越。

18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了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以理性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也已经形成。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们根据理性的原则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学说，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在他们这里“理性”成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这相对于古典主义用理性控制感情显然是一个前进。尤其是它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已从文艺复兴时的生理解放、肉体解放上升到了精神解放的层面上来。而且他们做的大胆而无畏，就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提倡科学，推崇理性，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的自由，强调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对于启蒙文学家们来说提供了表现智慧与才能的舞台，他们团结起来，揭露封建制度、教会的反动本质和罪恶，抨击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提出改革社会的设想，开出实现理想社会的良方；他们作为平民阶层的代言人，着重描写平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和道德品质，把平民作为正面主人公进行歌颂；他们反对古典主义的宫廷倾向，摆脱了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典型的日常生活和细节的描写中，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关系；他们不仅去具体描写人物，表现生活，而且进行分析和议论。由此形成的启蒙文学的政治性、革命性、战斗性、教诲性、民主性、写实性、政论性、哲理性特征，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怎能不力拔头筹。而且启蒙文艺创作广泛使用了小说、戏剧、诗歌等多种新的文学形式，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诗体文学独尊的局面，开始了文艺发展史上散文的时代，这一贡献，也是功不可没。

启蒙文学艺术中最典型的形式之一是启蒙戏剧。在这个时期，启蒙思想潮流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专有，而是各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遵循的主导思想，它为各国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指导。戏剧艺术也呈现出相同的状况。过去那种以一国艺术为定尊，以一种风潮为时尚的局面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整个欧洲范围内启蒙戏剧艺术的同时进取和共同繁荣。当时的几个主要国家中几乎都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家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启蒙戏剧艺术家的阵容可谓庞大，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建树可谓并驾齐驱，影响至深。英国文坛上最初以戏剧家出名的亨利·菲尔丁（1707—1754年）、喜剧作家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年）、把英国戏剧推向高峰的理查德·谢拉丹（1751—1816年）；意大利的“风俗喜剧”创立者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年）、维·阿尔菲爱里（1749—1803年）；俄国的喜剧作家冯维辛（1744—1792年）；德国的莱辛（1729—1781年）、歌德（1749—1832年）、席勒（1759—1805年）；法国的伏尔泰（1694—1778年）、狄德罗（1713—1784年）、博马舍（1732—1799年）。他们或用戏剧和剧论直接向封建文化体系开战，努力让人们倾听到市民阶层争取平等的呼声；或用戏剧宣传启蒙思想和民主主义，启迪教育民众使之加入到反封建、反教会的行列中来。总之，他们的努力创作，积极宣传，推动了欧洲戏剧艺术的发展进程。

为启蒙戏剧开辟天下的应当属于法国作家伏尔泰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1718年）。此剧在巴黎成功上演，曾使年仅24岁的伏尔泰名闻天下，但是，这个剧为什么缺乏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呢？这还需要从作家本人谈起。伏尔泰一生热爱戏剧，也主要从事戏剧的创作活动。他的志向很高，希望自己继高仍依、拉辛之后，在戏剧领域获得永恒的荣誉，成为不朽的悲剧诗人。但是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他却走了一条循古的老路。他因袭古典主义戏剧艺术，遵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等创作法规，用古典主义的戏剧形式来宣传启蒙思想。好在他没有完全拘泥于古典主义，在许多方面有遵守、有突破，才使其作品体现出了应有的价值。不过尽管他反对把古典主义的文艺法规说成是永恒不变的，但是老瓶装新酒的做法本身就决定了其作品的生命力。伏尔泰对莎士比亚是毁誉参半，他一方面认为莎士比亚可以其雄伟和足够的天才而自豪，另一方面却排斥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一点优雅之趣，甚至连戏剧规律都不懂。他尤其不赞成莎剧中崇高与卑贱、悲剧与喜剧相互交融的写法。因此在《关于英国的通讯》中，他认为拉辛比莎士比亚高明，17世纪的戏剧比16世纪的更杰出。其实这也正是他在创作中用古典主义戏剧艺术形式宣传启蒙思想的真正原因。伏尔泰没有抛弃古典主义戏剧的某些法则，而且成功地将这些法则用来为他表现全新的剧作内容服务，在复杂生动的情节和强烈真挚的情感显现中包容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内容，本无可挑剔，但却与启蒙戏剧的创作追求和宗旨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尤其是在《路易十四的年代》（1751年）中，他强调“雅正”才是真正的审美标准，并以这个标准去看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认为他们多有野蛮粗犷的气息，不符合戏剧这种高雅的艺术。由此造成了与启蒙戏剧平民化、大众化的艺术方向背道而驰的结果，这必然会限制其戏剧艺术更上一层楼。尽管在当时他的剧作备受瞩目，但那却是与他的社会活动家、民主斗士的身份直接相关的。因此，开辟启蒙戏剧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在西方戏剧艺术领域的历史使命也就随之终结了。他的《恺撒之死》、《穆罕默德》、《中国孤儿》、《札伊尔》、《布鲁图斯》等五十余部戏剧，也就几乎很少再被后人搬上舞台。(www.xing528.com)

启蒙戏剧的成就与贡献实质并不在于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而在于它的开拓与创新，启蒙主义本身就是针对古典主义而兴起的“革命”，它从文艺复兴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也不过是其精神而已。因此，18世纪启蒙戏剧的真正意义，在于狄德罗、博马舍、莱辛等人倡导并追求的“严肃喜剧”、“正剧”、“市民剧”，这种打破悲剧、喜剧界限，用生活化的语言创作的戏剧才是启蒙戏剧的主流，当然他们也并不反对用悲剧、喜剧两种基本类型进行创作。

狄德罗（1713—1784年）作为“百科全书派”的代表，既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美学理论家和戏剧家。作为18世纪最为杰出的美学理论家，他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理论和艺术摹仿自然的启蒙主义美学纲领。他认为艺术的美在于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强调艺术创作“要真实”、“要自然”，他号召作家到现实生活中去熟悉各种人物。狄德罗的艺术理论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对戏剧艺术也具有指导意义。狄德罗非常重视戏剧，作为18世纪法国的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曾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戏剧的改革，以摆脱古典主义戏剧的束缚。他有戏剧理论、有戏剧创作实践，但其贡献不主要表现在戏剧创作方面，他对戏剧艺术理论的开拓性论述却成了戏剧史上的一大建树。狄德罗主张打破悲剧和喜剧之间的严格界限，建立一种运用日常语言，表现平民家庭生活的“严肃喜剧”或“市民剧”，即“正剧”的新剧种，并使戏剧成为“善良的学校”。他曾为自己的剧本《私生子》、《一家之主》撰写了两篇重要的戏剧论文，即《关于〈私生子〉的谈话》（1757年）和《论戏剧诗》（1758年）。在文章中，狄德罗总结性地全面阐述了对戏剧艺术的认识，反对古典主义戏剧艺术，要求艺术民主化，为欧洲现代戏剧的广泛兴起奠定了基础。他的戏剧理论与其戏剧创作相映成辉，理论上的倡导指引着其创作，而创作活动则实践着其戏剧要反映现实生活、要起到教育民众的理论主张，于是，这种介乎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戏剧体裁——正剧诞生了，并将过去戏剧服务于宫廷的目的转向了为市民的生活服务，这也是启蒙民主化的突出表现。

在理论上接受和发展了狄德罗戏剧主张的是著名启蒙戏剧家博马舍（1732—1799年），他提出了用“正剧”代替悲剧和喜剧，主张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来自“第三等级”的现代人。他以自己杰出的戏剧活动为启蒙戏剧——正剧做出了贡献。博马舍的作品有：《欧仁妮》（1767年）、《两个朋友》（1770年）、《塞维勒的理发师》（1775年）、《费加罗的婚礼》（1778年）、《有罪的母亲》（1792年）等，这些作品都在继承古典主义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把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斗争纳入到作品中去，反映了革命前夕激烈的阶级斗争，充满了时代的生活气息，在艺术上表现出讽刺辛辣、幽默有趣、语言强烈等喜剧特点。尤其是他那以费加罗为主人公的三部喜剧作品，不仅代表了博马舍“市民喜剧”的成就，更成为了法国市民戏剧的代表。费加罗作为一个地位很低的仆人，凭借自己的机智、敏感，斗争精神和乐观精神，巧妙地占胜了伯爵的野蛮特权，维护了自己的神圣婚姻，这种对“第三等级”斗争的肯定与赞誉，鲜明地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情绪。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上演不久，就因其鲜明的反封建意义而被禁演，国王路易十六甚至说它嘲笑了几百年来“一切应该被尊敬的事物”，上演这样的作品，无异于破坏巴士底狱。由此，也表现出了“市民戏剧”本身具有的巨大社会价值与意义。

莱辛（1729—1781年）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时期艺术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反对德国长期存在的腐朽艺术原则，倡导民主精神，并针对德国在古典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矫揉造作、纤巧浮华的艺术风格，提出了必须克服脱离现实的倾向，发挥各种艺术形式的特性，真实而生动地反映现实等艺术理论。《汉堡剧评》便是其戏剧主张的全面体现。在这部包含有104篇剧评的理论著作中，莱辛以一个启蒙戏剧家的身份，论述了如何建立德国民族戏剧的问题，全面阐述了他对于戏剧创作的认识。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反对古典主义戏剧，反对机械地模仿，提倡市民悲剧的创作，要求真实、自然，并强调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分野；其二，他主张学习莎士比亚，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时代的本质，强调人物形象的性格因素；其三，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他把剧院称为“道德的学校”，认为启蒙就是每个人和人类不断地受教育，获取知识和完善自我的过程。莱辛的戏剧理论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民主性等特点，在欧洲戏剧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上倡导之外，莱辛还仿照英国戏剧风格创作了德国的第一部市民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宣告了德国戏剧史上表现贵族生活与冲突的悲剧的结束。此外，他的社会问题剧《明娜·封·巴尔赫姆》（1772年）、市民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年）、诗剧《智者纳旦》（1779年）等著名作品，开创了一种与古代戏剧、古典主义戏剧完全不同的风格。莱辛的创作原则是，从生活中发现素材，对每件事从多方面去了解，对已掌握的事不断提出疑问，以求得真理，使读者和观众参与分析、评判，引导人们用自己的方法获得知识。而对传统的文艺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准确地提出异议，以求得进步。从莱辛的剧作来看，的确如他的主张一样，注重教育作用，贯穿着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进而为德国民族戏剧树立了典范。总之，莱辛是以他的美学理论、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活动，把德国文学引向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

18世纪德国另一位杰出的美学家和戏剧家是席勒（1759—1805年）。作为一位关心社会、面对现实，强调启蒙教育作用的美学家，他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中，就主张“通过美来达到自由”，通过审美教育来恢复人性的统一，实现“内心的自由”，从而达到建立理想和谐的社会，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这部书简主要是宣传康德美不涉及欲念和利害之说，至于他把审美自由放在政治自由的前头及其表述，则表现了德国启蒙主义者虽然憎恨腐朽的封建社会，却不敢起来革命，一味地委曲求全，而体现出来的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倾向。席勒甚至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派的残酷专制之下，被革命暴力所吓倒，而钻进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去寻找避风港。尽管如此，但在狂飙突进运动的大潮中和与歌德的密切交往中，他于法国大革命前后，依然写出了一些好的戏剧，其中主要有：《强盗》（1781年）、《阴谋与爱情》（1784年）、《斐哀斯柯》（1783年）、《堂·卡洛斯》（1787年）、《华伦斯坦》三部曲（1793—1799年）、《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威廉·退尔》（1804年）等，这些作品不但反映了德国启蒙主义者的愿望，而且充满着诗情、古典色彩和浪漫色彩，传达出市民阶级争取平等自由的呼声。就如他称誉莎士比亚那样，“像上帝（造物主）隐身于宇宙结构的后面，莎士比亚藏在他的作品的幕后。他就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⁵⁰⁾。人们透过席勒那颗坦诚的心和追求自由的心灵，看到的是他“对整个德国社会挑战和叛逆的精神”；透过他创作的“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恩格斯语）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看到的是他在市民悲剧创作上的努力和把德国市民悲剧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高度的成功。

歌德（1749—1832年）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和作家。席勒曾说：“歌德从感觉世界汲取过多的东西，我则取资于心灵。整个来看，歌德的理解方式是过多依靠感官了，他老是用手和手指去抓事物。”⁽⁵¹⁾作为思想家，他的观点完美地体现在其《浮士德》等著作中，而《歌德谈话录》则较为集中地表现了他最基本的美学观点和思想主张。明确讲，歌德的美学观点和文艺思想不是凭空而来，也是建立在继承和发扬狄德罗、莱辛等人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并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与感悟，以及创作实践经验而形成的注重实际、肯定现实、强调思辩、反对抽象、尊重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注重行动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歌德认为一切文艺创作及作品都不能脱离现实，都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来。尽管他没有戏剧理论方面的专门的理论著述，但他的文艺理论及观点对其戏剧创作却起着绝对的指导作用。在戏剧方面他的主要作品有：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1773年）、《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1779年）、《哀格蒙特》（1787年）、诗剧《塔索》（1790年）、《浮士德》第一、二部（1806—1832年）、未完篇《普罗米修斯》（1773年）等。这些剧作在他143卷之多的全集中数量虽然有限，但分量却是重大的，它们对德国社会和各个阶层人物的表现与反映，同他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一样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尤其是他花费毕生心血，苦心经营60年打造出来的《浮士德》，作为“一部灵魂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发展史”，作为一部“近代人的圣经”，成了文学史家们心目中的史诗性巨著，成了歌德一生艺术实践的总结。《浮士德》内容博大精深，力图说明的是人生的意义。这部作者标明的悲剧作品表达出深刻的人生见解，传达了深刻的哲理——既然生命在于运动，在于对矛盾的探索中；既然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追求到什么，而在于追求的过程本身。那么，自强不息、锲而不舍地进取、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以及克服自身弱质、战胜外界诱惑、使人性不断完善的活力，才既是歌德对世界、对人生的总体感受，也是歌德对文艺追求的总体勾画，而这其中当然包括用戏剧艺术所表达的一切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