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文学中尤其是小说中新写实主义倾向的影响,电视剧创作中出现了一批以展示生活原生态为特色的文本。我们在此姑且称之为“新写实主义电视剧文本”,这类新写实主义电视剧文本以追求现象真实为审美取向,它不仅与现实主义虚构叙事文本中关注社会生活大变革的重大社会问题剧有根本不同,而且与现实主义世俗生活剧也有很大的区别。在艺术真实问题上,新写实主义主要立足于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的描述,而且这种生活现象的描述表现出精神世界向庸俗现实生活的妥协,它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发掘,过分强调的是现实背景对人的宰制,人变为了环境的奴仆,缺乏理想的照耀,人物性格变得委琐和暗淡无光。新写实面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物难以摆脱的这种精神困境和无法回避的生存困扰,在将目光转向凡人的原生态存在时,更多地表现出现实的无奈,表现出对现实主义艺术追求崇高精神内核的颠覆,表现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无礼和轻慢。这种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上的所谓“新写实”,与纪实主义不同,其哲学基础是杂糅了实用主义与存在主义生存论的文化变种,它的美学背景主要建立在现象学美学基础上,强调对“实事本身”进行无前提的考察;冷静地描述事物在直观中呈现给人们的样子,“严格排除任何智慧的存在性表态和任何感情、意愿的表态。”[3]由于只是注重生活的表象还原,将作家的思维中心由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其非现实主义特征十分明显。
新写实主义虚构电视剧文本在电视剧领域的出现与当代文艺思潮有紧密的联系,这种文本的代表作《一地鸡毛》、《来来往往》便直接是90年代初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新写实电视剧热衷于表现一种琐碎、庸常的生活:在《一地鸡毛》中,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为的是“公家副食店卖的豆腐一斤有五块,二两一块,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老婆在单位闲聊中听到用水管滴漏偷水的办法,回来指使保姆试验,丢人现眼让管水的老头数落了一顿,连小林自己也觉得这事太委琐;北京大白菜过剩,单位号召大家买“爱国菜”,谁买了“爱国菜”可以到单位报销,小林和小林老婆马上改变了最初不再买大白菜的决定,不买白不买,决定马上去买“爱国菜”。查水表的老头求小林办事,本来这是小林一句话的事,但小林却按照机关的做派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弄出一套套道理来——“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最后,小林高兴吃着用别人送的微波炉烤的白薯时,得到的生活启示是:“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种琐碎、庸常的生活表现在《来来往往》中,家庭干脆就是一盆粘稠的浆糊,是一场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游戏。康伟业在没有下海经商前在家里所做的事情就是洗碗拖地,康伟业其实并不乐意去做这些婆婆妈妈的永无休止的家庭琐事,他只能把怨言放在心里,从来不对人说。他无法诉说,只要他一开口抱怨,其对象必然就是段莉娜,就必然有一场自取其辱的战争,因此康伟业的抱怨无处着落,只能自己消化。在这种庸常琐碎的生活细致描写中,新写实主义电视剧表现出一种屈服于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
新写实主义电视剧文本这种不厌其烦的对细节真实的描述,显然是与现实主义艺术所要求的细节的真实不同。以样态反映本质、寄寓作家理想追求的现实主义艺术是对生活细节具有选择、集中和鲜明的审美评价的。但新写实主义作为虚构的文本类型,它对生活的表现并不寻求健康向上的理想精神,它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现象的真实,不赞成生活本质的真实。所以它与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对传统艺术本质论的颠覆,它以一种司空见惯、真实到无以复加的生活图景将崇高感予以彻底解构。新写实主义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新变种或曰照相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原则,它的作法正好与现实主义背反:“拾你所遗,敬你所蔑,重你所轻。”[4]它展示给观众的生活只是一些灰色的、不规则的碎片。这种碎片折射的真理之光也必然是零碎的,因此,新写实主义的细节真实代表的是流于表面现象的片面的真实。除了热衷于自然主义地表现一种琐碎、庸常的生活外,在“回到生存本身”的旗帜下,新写实主义电视剧还突出了物质力量的强大,将人的生存对于物质的依赖置于一种绝对的位置,表现出世俗社会物质至上的小市民逻辑。在电视剧《来来往往》中,康伟业第一次和段莉娜见面感到自卑的就是自己的条件不如人家。段莉娜的父亲是武汉军区师级干部,住的是带有西洋风格的小洋楼,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而康伟业一个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十八块钱,住的是集体宿舍。段莉娜的父亲在位的时候,出门有小车,吃肉有小灶食堂,看电影和戏有赠票,生病有最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连换煤气罐也是勤务兵的事情;找小保姆也由部队代劳。大到家用电器小到蔬菜水果的许多物质,段莉娜都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她父母家拨拉过来,这样凡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有,使他们的小家庭较好地保持着在亲朋好友面前的自尊,生活基本也可以算是丰衣足食。这里把物质决定精神置于一个绝对的地位,抹去了主体的能动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以庸常的小市民生活逻辑来判断生活、衡量人的价值并使人物形象的创造服膺于这种逻辑时,人也就沦为了物质的奴隶。电视剧对这种物质力量的作用有一个前后对比,当段莉娜的父亲不在位后,康伟业、段莉娜也就不得不经常去挤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要排队花钱,还受气;去菜场买肉也受气,“你不要肥肉他偏要给你肥肉,你不买就拉倒。”请小保姆也是自己的事情了,请第一个不合适,请第二个有肝炎,请第三个,偷吃偷喝偷小东西,钱少一点,过年的礼物少一点,就不肯再干了。面对所有这一切,康伟业也生气也恼火,而段莉娜简直就受不了,她几乎出门办事就要与人吵架。这诸多的细节描写都体现出生活服膺于物质金钱的逻辑,将传统艺术重精神轻物质的艺术精神彻底颠覆、翻转过来,新写实艺术以生活至上逻辑为逻辑起点,而生活至上的逻辑又巧妙地置换成物质金钱至上的逻辑,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小市民生活逻辑不谋而合。(www.xing528.com)
新写实主义电视剧还突显了人的生命欲求,并以类似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详细描写男女情爱的欲求,尤其对男女性爱场面和细节的描写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在《来来往往》中,金钱和欲望作为表现人物精神状态的主要因素得到进一步强调,这里看不到历史的宏大叙事带来的审美感受,让人感到一部当代中国的世俗生活画卷就是男男女女情感纠葛的工笔。电视剧详细描写了北京幽会中林珠与康伟业的一种“崭新”的男女关系,具体描画了整个过程和细节。在饭店里,康伟业不再是老总,不再是儿子,不再是丈夫和父亲,他只是一个大情人。性爱和生命力的冲动是他们压倒一切的主题,男女浴池嬉戏,相互体贴,这种情感特征突出的是现代社会不再追究男女情感和家庭婚姻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在其中暧昧不清。时雨蓬是康伟业在爱情失落之后寻找的新情人,年轻、时髦、无深度、无价值观,以一种消费性、游戏性的生存方式存在于消费时代的新玩偶,为商品社会中像康伟业这类成功人士提供即时性快乐与放纵的玩偶。金钱物欲、情欲、权欲的言说全面渗透在电视剧中,过度欲望化的叙事越过了人类文明的警戒线,冲击着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就连刁蛮的妻子段莉娜也认识到这个时代、这种为物质主宰的弊端:“你们哪里知道有钱的坏处呢?我倒是宁愿过从前的穷日子,从前我们是多么朴素和单纯,多么有理想有精神。现在你们看看,到处是腐败贪污贿赂,到处在吃喝嫖赌,社会风气简直是一塌糊涂。这样有什么好的?真的,你们别以为我是在说便宜话,我宁愿过从前的穷日子。人穷志不穷啊!”其实质在于金钱和欲望主宰着凡人的生活。由于抽离了精神的内核,生命也就在活着中缺乏意义。
新写实主义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统一,体现出对现实主义艺术崇高精神内核的颠覆,新写实主义对生活的表述大多不嫌其俗,不掩其恶,在《一地鸡毛》这种典型新写实文本中,还大量存在建立在庸俗生活逻辑基础上的对精神世界的嘲弄。主人公小林买安徽板鸭时碰到了喜欢写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小李白用自身理想失落、服从现实物质现实的金钱逻辑的人生经历,否定了年轻时的精神追求:通过“小李白”对曾经热爱的诗歌的嘲弄,表现了对庸俗现实的屈服。小林问“小李白”:“你还写诗吗?”“小李白”用粗俗的语言和行为“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回答道:“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现在普天下谁还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小林经过现实生活的磨练,最终也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宏图大志、事业理想“荒冢一堆草没了”!拥抱的是精神麻木,没有任何反抗的企图,在单位工作中也掌握了他的混世哲学: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在新写实主义作品里,“磨难之下,却一律是堕落”。这类电视剧还热衷表现生物性的人、琐碎的日常事务、偶然事件、没有社会内容的家庭纠纷,提供了许多“非本质”的具体景观,“新写实”写人的庸常状态将从前传统的现实主义忽视的人的卑微人性以及平庸生活表现了出来,但是,却从一种片面的真实走向了另一种片面的真实,艺术家在“用形而下的眼光审视同样形而下的景观”中丧失了批判的立场,在上述具有新写实特征的电视剧中,创作主体并不追问像小林那样自甘堕落和像康伟业那样的不承担法律、道德伦理责任的情感生活是否合情合理,有时甚至认同这种存在的合理性,这就为这种风格的电视剧作品烙上了浓厚的存在主义真实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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