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与价值

一、诗化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与价值

艺术审美价值的指向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是一种非具象的实在,要揭示精神世界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客观性、真实性,虚构与想象是其有效途径。电视剧艺术的价值呈示一方面在于赋予具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另一方面是要揭示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精神本质,而不仅仅是告诉我们现实是什么。这其中人的精神实在,即体现在人物身上的道德、情感、理性、人文精神构成了艺术审美价值的主要方面。在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电视剧无法拒绝创作主体赋予文本的意义和观点,无法拒绝它给予观众的道德感受与道德理念、伦理认同和审美超越。当然,与西方浪漫主义的“诗化”含义不同,这种艺术超越不是建立在与现实的必然对立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求“以形写神”,王国维《人间词话》在总结中国传统诗文艺术时,便将中国传统艺术创造分为造境、写境:“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65]这里强调了艺术虚构取法自然、邻于理想的创作规律。德国美学家、接受美学康斯坦茨学派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把文本的虚构与想象视为对现实的一种越界也是这个道理。在他看来,虚构文本隐含着大量的依稀可辨的现实痕迹,但它们毕竟不是现实。

在电视剧领域,如果说艺术表现的实境在与现实生活的对位中,能让多数观众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种种状态,那么进入到艺术的虚境层次,尤其是深层虚境,那种日常经验的感受就常常会被作品体现出的艺术境界与艺术超越的灵感光辉覆盖。在电视剧现实主义艺术的多向度审美追求中,电视剧的这种诗化范式强化了艺术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探索性和开拓精神,淡化了较具功利色彩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评判,也区别于世俗生活偏重于大众、民间立场的表述,使艺术实用的功利目的冲淡。尽管在当代审美趣味的大众转移中,大众审美趣味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现实题材电视剧所表现出的这种诗化范式还是表现出对人性与人的生存意义的特别关注,表现出现实人生的诗化价值取向。在比较成功的诗化现实主义作品中,都表达了既符合大众理想审美需求、又继承和发展中国艺术精神的可贵努力。诗化现实主义作为电视剧艺术丰富多样的现实主义的一种风格,表现出电视剧经过一个阶段的探索后,开始在艺术追求上进入一个新的模式建构阶段,这在世纪之交表现比较明显,在中国当代文化从多元分立走向融合和和谐的进程中,在大众文化需求十分旺盛、世俗文化占强势的语境下,对电视剧的这种诗化模式的探索与建构尤为可贵。即电视剧艺术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处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在艺术扮演的多重角色中,什么角色更符合电视剧艺术的实际,成为值得引起深长思之的问题。

在本文看来,诗化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是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感官享乐、生活审美化、欲望空前释放、人性解放极端化,厚颜无耻、人欲横流大行其道的处境中,有良知的中国艺术家的一种努力。除了追求表现形式的精致,主要在于这类文本继承和发扬了热爱生活、歌颂理想、注重心灵真实、人生境界的人文传统。诗化范式作为一种审美经验的范导系统,在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中是基于现实的批判提出的。它是建立在现实庸俗的认定基础上,以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对立的哲学基础上的一个理论范畴。与用理性统摄经验不同,西方浪漫主义诗化范式最早是要在现实经验之外去寻求规定全部经验的实体。诗化的世界是要“让整个生活世界罩上一个虔诚的、富有柔情的、充满韵味的光环”,^[66]是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显然,关于电视剧诗化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而是把浪漫主义超验的诗化、浪漫化原则拉回到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的审美表达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诗的国度里,艺术一向重视从现实表象洞见生活本质,现实世界的审美化都直接指向人的精神本体,因此,如何看待现实世界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平凡生命状态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成为当代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67]

首先,诗化现实主义偏重艺术超越现实的审美功能,但这种审美功能的实现又是建立在现实的经验基础上的。它之所以是经验的,在于它并不回避现实的苦难,并不回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普通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并不是诗意的世界,生老病死、日常的琐碎与生活的艰险,都冲淡了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而缺乏诗意。对于这种生活可以有多种审美立场和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诗化现实主义范式的电视剧,在实现艺术超越的审美功能中,既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的艺术超越,即将艺术超越建立在主体意识的真实上,也与传统现实主义基于对现实的否定来实现艺术的超越不同。电视剧的诗化范式打破了理想与现实的壁垒,成为艺术处理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分离这种异化状态的最佳方式。它是蕴蓄着理想的情愫和浸透着目标感,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批判黑暗,熔铸激情,继承了中国艺术的诗性抒情传统的现实主义。^[68]它的艺术真实是“诗意真实”。^[69]以16集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为例,这部电视剧从三年自然灾害写起,时间跨度约20年,这其中涵盖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几个历史时段。对这一时期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编导都作了艺术上的相对集中的处理,从牧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领养上海孤儿,到“文革”批斗桑杰喇嘛,以及多兰因为送“反革命分子”苏和的女儿托雅去医院看病成为专政对象,都只在唤起人们对那一段特殊历史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以日常生活经验的写实这种表达方式来呈现的:以多兰一家人为代表的草原牧民收养了三个上海孤儿。在抚养孤儿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包括他们的个人感情。这里对人生苦难描述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在这种诗化现实主义作品中,多兰并不将收养孩子当作一种负担,作为一个贫困的牧民家庭,多兰为收养上海孤儿卖掉家里所有的羊毛和皮,甚至卖掉她额吉的头饰换回一头奶牛。其其格腿疼得走不了路了,这又给多兰家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多兰为了保住女儿的腿,四处借钱还是不够,丈夫哈达为了治好女儿的病,把他心爱的雪花马卖了,当哈达孤零零地背着马鞍回来的时候,多兰再也无法控制她的眼泪……多兰因为送托雅去医院看病成了专政对象,喂起了生产队的病牛,可多兰并不将它看做对自己的惩罚,而是像哺育孩子一样精心侍候这些病牛,以一种充满爱意和平静的心态认真养牛。还有当上海母亲想带走其其格,遭到了其其格的拒绝的时候,多兰理解上海母亲的心情,答应上海母亲劝说女儿其其格,其其格最终还是在多兰的劝说下离开了草原,踏上了去上海的路,当勒勒车缓缓地离开时,其其格撕心裂肺地哭喊着阿妈,再次扑到多兰的怀抱时候,这种情怀也就超越了具体的生活层面,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用真情为茫茫的草原谱写了一曲生命与爱的圣歌。《静静的艾敏河》将这种历史描述还原为经历过那一时期生活的普通人个人的记忆,表现出对生命意义一往深情的审美诉求,突出了以个体人生的体验来反观、抒写历史,将个体生命融入到具体的地域文化当中的思考,让观众感受了蒙古族同胞高尚、伟大的人格力量,领略了草原文化蕴涵的多重性和巨大的精神动力,揭示了草原文化的丰富性,表达了草原生态文化、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冲突与融汇。《静静的艾敏河》正是以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和影像抒情方式为当下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一种诗化范式。面对可以触摸,甚至使人感到乏味的日常生活世界,电视剧浸入了一种对于现实苦难的深层感受,表现出对赋予草原生命的感激和他们对生活的感念。因此,诗化现实主义的精神超越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上,它是在现实中发觉诗意,使日常成为诗意的现实。(www.xing528.com)

诗化现实主义,在真实观上还注重主体心灵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一种偏重于表现人物真实情感态度的艺术真实。对于艺术真实的价值判断是建立在艺术典型的基础上,与常规的生活的逻辑不同,主体心灵的真实作为主体价值,是将艺术的视角对准人物心灵最隐秘的一角。“人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而且有意识和精神的特性,由此产生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上的价值关系。”^[70]要从理论上解释这种真实的存在,显然不能从主体精神本身去论证,主体心灵的真实除了可以“意会”,应该还能“言传”,这是电视剧艺术虚构和想象借助人物的具体行动以及人物对待具体行动的态度来呈现的独特规律决定的。与巴赫金的“两种生活”概念不同,巴赫金把狂欢化的生活作为表现主体心灵真实的生活来看待,狂欢化的生活是那种“取消日常生活的等级、权力和禁令”,“人人得到自由和解放”的“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生活”。^[71]现实主义诗化范式所表现的主体的心灵的真实并不是“反面生活”,尽管也是自由的,感性的产物,但同时也是情感与理性结合的产物。电视剧《青衣》以心中的嫦娥外在化主体心灵的真实感受和理想,《幸福像花儿一样》以对舞蹈的痴迷寄托主体的心灵,这些都蕴含崇高和神圣,都不是对崇高和神圣亵渎、歪曲的“反面生活”。如电视剧《青衣》中,筱燕秋在剧场上人戏不分,爱上了扮演后羿的演员乔炳璋;走向教学岗位后,想尽一切办法硬是把已经学了花旦的春来收到自己的名下;团里重新上演《奔月》,筱燕秋决定马上减肥,觉得减掉二十斤,时光就会回到二十年前;筱燕秋从春来身上仿佛看到二十年前的自己,她不顾一切地把春来揽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就此两人之间有了难以启齿的隔膜;乔炳璋提醒筱燕秋郑安邦出钱让其重返戏台肯定有他自己的目的,一语道破梦中人,筱燕秋主动要求去郑安邦那里,郑安邦被她出格的举动吓跑;绝望的筱燕秋祈求春来给她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甚至给春来跪下;误了场的筱燕秋化好妆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从剧场里面走出,走进风雪里舞动着水袖,在风雪中尽情地歌唱……等等,尽管这种主体心灵真实的表现有时候违背世俗的常规,但对于这些场面表现出的心灵,表现的人的精神追求却是健康的。另外,当现实世界以虚构的方式存在时,“文本的真实并不等于现实的真实。”^[72]那么,艺术真实感的获得也需要建立在艺术虚构基础上的主体精神感受的描写。在文学艺术中可以直接通过文字来加以描述的心理内容,在电视剧中借助视觉化的艺术形象来呈现时,这种诗化的心灵叙事,主要致力于人们对现实处境感受的揭示。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其特点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普通百姓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并不强调精神世界的纯粹。它借助世俗生活的日常性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精神实在来改写高不可攀的那种“精神”的崇高,体现出物质性的欲求与主体精神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

作为一种美学范式,诗化现实主义在表现现实生活时,总是给人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和对现实人生的希望。《有泪尽情流》中光明日杂店的周家文、田立春、郑秀水和马小霜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她们的生活不是社会仰慕和追求的生活,她们的思想境界也算不上崇高,她们下岗后还留恋“大锅饭”的日子,她们的思想甚至有点落后,面对下岗的严峻生活,她们之间也曾勾心斗角,都有自己的小盘算,田立春甚至给处长送礼,谈不上崇高。但是,电视剧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写了她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物对生活幸福的追求,从她们在新的岗位流露出的灿烂笑容中,让观众总能感受到光明。“编导更让我们看到她们在新的生活搏斗中所焕发出来的对生活的主动进取的精神面貌。剧作家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生活的诗意,发现了人,发现了这些平民百姓在新的生活中精神的变化,人性的变化。”《有泪尽情流》整部剧作中呈现出这样的特色:“在艰难中律动着亲情,在困境中透露着温馨,在市场的秩序中信守着传统的美德,在金钱的诱惑中跃动着理想的情愫。”^[73]

诗化现实主义所表现的现实生活并不一味渲染生活的琐碎和无意义,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和解。电视剧《青衣》、《幸福像花儿一样》中也有现实生活经验的描述。这种描述在《青衣》这部电视剧里集中在面瓜男人的描写,他的一切都是现实的,他的人生哲学就是过日子,傅彪扮演的“面瓜”一夜之间成为物质时代最可爱的男人。面瓜老实憨厚,其貌不扬,单纯朴实,虽谈不上有什么事业,但生活得认认真真。他的最大特点是有家庭责任感,疼老婆。即便老婆多么蛮横无理,他都能包容,而且是近乎顽强地忍耐。他为了女人好,甘当居家男人。面瓜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最大的理想是——每天能够看着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饭。《幸福像花儿一样》中一再表现现实功利追求的合法性,在其塑造的大梅身上多处表现出对现实功利人生追求的辩护。大梅也是一名出色的部队舞蹈演员,但却是一位踩着时代浪尖前行的女性。她抛弃相好卫国嫁给高干子弟大海,按照大海母亲的话,“大梅是看上了咱们这个家而不是大海”,大海出事,大梅在宿舍哭得死去活来,电视剧用大梅的感受表达了这种功利人生:“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大海,不是一个残疾人。”大梅权衡得失,还是嫁给了大海,最后,她对婚姻的要求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婚礼是最漂亮最风光的。她为自己后半生作打算,放弃了为之奋斗十几年的舞蹈,而且说放弃就放弃。她的放弃大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随着时代的变化,大梅婚后的生活并未让她满足,经商大潮开始后她果断卷入商潮,大梅放弃了稳定的家庭和孩子,跟大海离婚,在幸福面前她做出了与杜娟截然不同的选择。显然,这一人物的设置,是在与杜鹃过于理想的人生追求的比照中完成的,在理想与现实中,双方的摇摆不定的状态使作品还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可以触摸的实实在在的世界,一方面则是精神领域若即若离、飘忽不定的人生理想。电视剧渗透着一种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深层矛盾,通过对现实人生的思索表达出一种较为“圆览”的精神诉求,这种对不同人生的肯定态度,成为诗化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