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艺术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美学形态对艺术的规范。电视剧创作中的审美追求的多样化,事实上改变和扩展了人们对艺术美学的认识。发展着的美学形态,需要对现代电视艺术作出不同于传统美学原则规范下的艺术阐释。其中以世俗生活剧为代表对现实主义美学形态的拓展与作为大众审美文化的平凡美学趣味的张扬,都体现出对普通人价值的全新认定。
1.世俗生活剧现实主义美学形态的发展
将电视剧视为一种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方面,电视剧是一种审美文化,它主要还是借助艺术形象的创造,让受众得到一种认识上的启迪、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产生美感。但另一方面,电视剧容纳了众多的非审美文化内容。所谓非审美文化,它既包含以传播信息为特色的内容,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也包含让受众得到视听感官刺激和快感的内容,那些满足于刺激感和快感的内容还常常因为败坏民众的情绪而被要求清出这种艺术之外。对于以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身份出现的电视剧,纯艺术化、高雅化的努力常常成为批评家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因此,对于电视剧,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美、丑、悲、喜、崇高与雄伟等这些美的表现形态,是从审美文化审美主体情感表现方式的角度对美的认识。电视剧中那些以精英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身份出现的文本,都无疑包含着大量体现这种艺术精神的美学类型。我国著名美学家周来祥从美是和谐出发,也曾探讨过上述美的形态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历史演变,周来祥认为,单一的古典和谐美的裂变和解体,逐步形成丑与美的对立关系及其复杂的组合形态,促使美的形态日益分化和复杂化,使得崇高、悲剧、喜剧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形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美学范畴。[49]电视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它在美学形态上的变化已经发展和突破了近代美学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变革和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文化语境的转换,大众文化的兴盛,使得包含大量非审美文化内容以及体现民间和普通大众美学趣味的文本得以产生,用传统的美学尺度来打量这类电视剧的文化特征,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学的一厢情愿。
电视剧艺术是具有丰富艺术个性的艺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活跃在艺术批评中的许多美学观念,通过吸收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效地解决了审美中大量的美学难题。电视剧是直接面对当代普通大众的艺术表现活动,直接作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本身包括我们能直接经验到、感受到的生活,但这些生活却不仅仅是艺术。在世俗生活剧中,尽管它们服膺于艺术创造的逻辑体系,但是作为大众生活概念出现的这种艺术类型,还包含了那些平常百姓一辈子默默无闻的生活。而大众的生活并不都是以崇高或悲剧的美学形态出现,有的甚至是以一种庸常的生活现象和状态出现。这里有大量生动新鲜的寻常百姓生活的细微末节,有极为普通的百姓生活境况的原生态,也许其中并不缺乏审美思想的光辉,蕴含崇高和优美,但大量平庸与琐碎的大众的真实生活,如果要用崇高和优美来定义,常常无法真正洞见其意义与价值的全部。大众平凡的日常生活除了崇高的内涵外是否还有别的意义指向呢?如果有,那么这种意义指向何处?这种不能完全以崇高来涵盖和解释的日常生活意义,其文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艺术关注目光投射到了大众生活领域,试图为大众的日常生活寻求意义。世俗生活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它对生活的再现和表现,它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作为最为普遍的存在所体现的一种美学形态,并不必然指向崇高,但它同样具有确证自身的生命存在的功能。普通人作为一个微弱的发光体,他也许并不企图照亮别人。因此,从生命的存在和从生活出发寻求普通人生的意义,形成了世俗生活剧最主要的艺术特征。
从生命的存在寻求普通人的人生意义,是我国电视剧进入90年代后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人的生命是高贵的,但发生在普通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却十分琐碎和平常,是这些平凡的生活遮蔽了高贵和崇高的人性,还是人性中客观存在平凡的一面?尽管以电视剧为特色的现代美学形态的发展不排斥反映和评价、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有机统一,但从世俗生活出发,世俗生活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发展并不全是致力于审美主体对于客体的精神跨越,它直接呈示各种欲望的诱惑或真实的生活状态,体现出世俗生活剧对艺术作为精神和理想生活的代言人身份之外另一种日常意义的认识。它更愿意成为现实生活的理解者——因此作为艺术表达的世俗生活剧,除了培育民众健康的情趣,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让生活通过艺术家理想烛光的照耀外,它给予了生活美学一种全新的理解。它既强调必然、一般、本质和群体的社会意义,也突出了偶然、特殊、现象、个人的价值,把审美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对应起来,并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这与80年代潘知常倡导的生命美学有许多理论的共同之处,潘知常认为生命活动中只有以理性或者以非理性为主的活动,没有纯粹理性或者非理性活动。他从生存论的框架出发,坚持从生命活动的角度考察审美活动。但潘知常倡导的生命美学这一考察美学问题的基本取向还是偏重于对非理性的强调,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生命美学拉回到“以理性或者以非理性为主的活动”,即作为生命的存在兼备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会给予生命美学新的内含。
以当前大量出现的反映世俗生活的电视剧为例,除了体现电视剧艺术的审美功能,最为显著的是,电视剧艺术的娱乐功能和认识功能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这些电视剧在“观察物态、体会物情、明白物理”[50]中多是现实真实生活的描写,作为电视剧正面形象的,多为一些十分普通的形象,他们还称不上英雄,也谈不上观众学习的楷模。难以用典范的近代美学形态概括这些人物形象的意义,这些电视剧所表现的故事和创造的形象往往谈不上崇高,他们只是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有的仅仅只是作为普通大众生活的描述,如《结婚十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中国式离婚》等电视剧所表现的他们平凡、平淡的生活并不都是崇高美学形态所能赋予它意义的。
《结婚十年》描写成长与韩梦在学校相恋,毕业后到一座叫滨的城市里的十年婚姻生活,正如电视剧的各集主题:第一年,“结婚了”;第二年,他们“有孩儿了”;第三年,为了帮助他们带孩子,那远在东北和江南的“妈来了”;第四年,他们“下岗了”;第五年,他们为了生存去打工,去做生意,“出事了”;第六年,他们总算是“有点钱了”;第七年,成长“外面有人了”;第八年,面对新时期的问题,他们缺乏经验和冷静,“分居了”;第九年,成长“破产了”;第十年,他们在那栋即将拆迁的、曾装过他们爱、他们的成长过程的筒子楼里,“重逢了”。一个接一个或偶然或必然的,琐碎又繁杂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揭示了人们的情感思维模式在从传统转向开放中经受的迷茫困惑。20集电视连续剧《空镜子》描写的孙家两个女儿孙丽、孙燕两种不同的生活、婚姻道路。在探讨传统婚姻和现代婚姻的意义中,最终得到肯定的是孙燕所选择的十分传统的婚姻生活。这种对传统婚姻模式的认同,在现代生活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保留有传统文化的惰性,因此,得到赞美和肯定的孙燕,无论从作者的主观愿望还是观众的接受来讲,都不是要寻求树立孙燕崇高的形象,而是以常态的生活揭示常态的人生意义。
《中国式离婚》从小学教师林小枫对丈夫宋建平作为一个平凡的好人的不满开始写起,表现了三对半夫妻的婚姻状况:林小枫、宋建平夫妇,刘东北、娟子夫妇,林父林母,离了婚的单身母亲肖莉。其中,林小枫、宋建平夫妇是整部电视剧思想表达的核心人物。全剧以这两人世界的婚姻危机的根源探讨为立足点,揭示了中国当代普遍存在的婚姻状况,使其成为2004年的一个收视热点。剧中的女主人公林小枫由于她平凡的思想中的不平凡的想法,将二人的生活拉向了一条不平凡的求索之路:一条追求现代大都市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和夫贵妻荣的道路。女主人公林小枫的逻辑思路是,因为宋建平的平凡,她和儿子当当只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平凡的人不愿意过平凡的生活,是导致他们之间颇具代表性的中国普通家庭婚姻危机的根源,在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和谐、不宽容、不理性所带来的伤害与痛苦中,探访了中国家庭潜在的生活冲突与内心需求,揭示了当代中国现实婚姻状态,从不一样的角度,用不一样的态度来解释了中国人的婚姻。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说明,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其美学形态已然发生了变化。
该剧主要表现出了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核心内容——平民味。《中国式离婚》女一号小枫在原小说中是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当初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挑中一表人才的医学院高才生宋建平。电视剧从简化情节的需要,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位小学优秀的语文教师,宋建平是一家大医院的大夫。小枫在婚姻中对老公的期待很多,不仅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全部寄托在老公的身上,而且还将自己子女的未来也全部赌在丈夫的身上。她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支持老公走向成功,让宋建平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去了一家合资医院,宋建平的确不负妻子所望,这个三口之家有了两辆车,宋建平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外科大夫,可谓名利双收。小枫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辞职、带孩子、承包全部家务。在这全部的牺牲过程中,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尝到了失去自我的空虚和无聊,也享受过富足的日子和体验过夫贵妻荣的心理满足,但是她最终还是淹没在把自身的幸福寄托在丈夫的事业的悲剧当中。对男人的控制导致家庭成为婚姻的战场,进而演绎为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小枫最后的演说对这场婚姻作了小结:“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妈妈捧了满满的一把沙子给她,可当她握紧手再松开时,沙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婚姻就是这样,越怕失去越容易失去。”从这一人物形象来看,她表述了大众对中国女性的一种集体意识,除去一些夸张的描写,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这位女性爱家庭、爱学生、爱丈夫、爱孩子,尽管她是导致家庭破裂的主要因素,是作为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形象出现的,但还不能构成传统美学意义中的反面人物,因此也不完全是一种丑的美学形态。作为一位当代女性,她的婚姻生活的失败主要是由个人性格原因引起。同样,作为该剧的男主人公,宋建平也不是当代男人学习的楷模,从整部电视剧对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它的清高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挫,而且他的行为本身也并不是无可挑剔,尽管这部电视剧有意要回避电视剧表现三角关系,不是要通过三角探讨婚姻失败的原因,但他和离了婚的单身母亲肖莉过分亲切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同事的感情,参加刘东北、娟子夫妇婚礼的一场戏,尽管两人亲热镜头是在宋建平酒后失态的背景下出现的,但这样的镜头已足以表现出宋建平的情感态度,说明小枫的怀疑和误会并不是没有根据,也说明宋建平并不是胸怀坦荡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受伤害的男性人物,他的行为方式和对待家庭问题的态度是生活化的消极形态,并不具备传统的崇高的美学蕴涵。而对于有着乐观、健康心态的离了婚的单身母亲肖莉的描写,也没有掩饰在职称评定中她的心虚和她背后所作的手脚。惟一具有教化意义的是作为婚姻模范出现的林父林母,这对白头到老的夫妇,却有一段不平常的婚姻故事,小枫的父亲和其他女人生了孩子,但是林母却一如既往地爱自己的老公,并且给予了那个女人(姑姑)无私的帮助,并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家庭,使自己的老公和自己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母亲弥留之际所说的“善言”是:“在家庭问题上,在感情问题上,宽容点、厚道点、糊涂点,比什么都好。”这糊涂点最能代表大众文化的审美心态,这样《中国式离婚》对婚姻的探讨,也就出现了几种结局,依照电视剧人物刘东北的“高论”,就是婚姻中的“背叛”:第一种背叛是“身的背叛”;第二种是“心的背叛”;第三种是“身心的背叛”。但电视剧还是更为关注两种模式的婚姻:宋建平林小枫“心的背叛”作为用心探讨的一种婚姻;以林父对林母“身的背叛”、刘东北对娟子“身的背叛”、肖莉丈夫对肖莉“身的背叛”为代表并作为复线出现的一种婚姻。作为复线出现的这第二种婚姻,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白头偕老、依依不舍、独立自主。这种建立在“背叛”基础上的种种人生,的确不乏真善美的蕴涵,但它最为主要的还是一种生活形态的描述,作为一种现实的日常生活。显然,从电视剧体现的上述这些情感、生活方式各异的人物形象中,《中国式离婚》作为世俗生活剧,他的创作目的在于把现实生活的某种状态展示给观众,并不是要为读者观众树立一个崇高的艺术楷模。(www.xing528.com)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坚决地断言生活的美高于艺术的美,他对美的定义是:“美是生活。——任何东西,凡是人在那里面看得见如他所理解的那种生活的,在他看来就是美的。美的事物,就是使人想起生活的事物。”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其中的核心内容,是他反对把美的本质抽象化,在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中,他的断言尽管有非辩证的薄弱方面,忽略了想象力作为艺术活动的特质,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通常以为艺术的内容是美;但是这把艺术的范围限制得太窄狭了。即算我们同意崇高与滑稽都是美的因素,许多艺术作品以内容而论也仍然不适于归入美、崇高与滑稽这三个项目。”回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来理解电视剧的美学特征,不难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同样关系到美和人的现实需求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1855年发表著名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进行大胆的挑战时,从他对美的定义来看,美的事物,就是使人想起生活的事物。和以前关于美的崇高、优美等概念根本不同。从“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的领域不包含抽象的思想,而只有个别的事物——我们只能在现实的、活生生的事物中看到生活,而抽象的、一般的思想并不包括在生活领域之内”。不同于黑格尔式的精神胜利——人在对象上看到自己的本质力量被肯定。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同样重要。从这一点来看,世俗生活剧里对正当物质的欲求的肯定并非就是不正常的心态,它展示出物质对于生活和生命价值的基础作用。电视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代言人,它对大众日常生活意义的揭示体现了现代生活中人性化的要求。它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所阐述的颠倒了崇高与渺小,严肃与嬉笑极端对立的文化话语,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言,在大众文化中,差异和个性不属于大众。同样,反文化、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反深刻,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也不是世俗生活剧的美学追求。作为对立思维模式的补充,体现为“亦彼亦此”或“非彼非此”的思维方式,世俗生活剧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大众化和平民化趋向,是指“在密切关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世俗情景,既在宏大叙事中张扬英雄主义,又在世俗叙事中舒缓平民情结,把这两种关注、两种叙事结合起来,就有了可能在现实和历史的最大深度和最大广度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而在最为深广的程度上揭示了生活的最为本质的真实,使自己成为既是社会生活需要也是广大民众喜爱的艺术”。[51]从近年来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电视剧来看,它们都从某种程度表现了电视剧的这种追求。
中和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的观念,我们不妨把以世俗生活剧为代表的美学形态归结为平凡的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生命的常态美。平凡美学形态,作为崇高和卑下的中间形态,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中间状态的美学观念,是平常百姓对自身生活意义的一种确认。我们不需要人为地为普遍的日常生活加上一道美丽的光环,把平凡的生活置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将所有的艺术都看做裹挟着崇高内核的生活,从而体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否定。我们更需要充分挖掘日常生活本身对人的存在的意义。这是显然不同的美学观念。因为并不是一切的真善美的融合都指向对平凡人生的超越。求真向善,遵纪守法作为一种文明人的基本素质仍然能够统一在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平凡美学体系之中。从以上列举的一些电视剧来看,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有诸多重合的地方,尤其是在生命美学将理性和非理性统一起来思考,以及生活美学充分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就不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平凡的生命,平凡的美学形态,和崇高的生命、崇高的美学形态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并不必然地水火不相容,在电视剧这种综合艺术样式中,它们完全可以共生共荣。
2.世俗生活剧作为大众审美文化的美学趣味
在我国,人们习惯把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一段时间称为转型期,并将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文化价值归结为“政治-道德-教化型”向“经济-利益-消费型”的转变,尽管文化的问题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的转变替换,但电视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由于它蕴涵的多重文化品格,使得它所呈现给观众的美学趣味也多种多样。电视剧并没有如有些论者所言放弃它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相反,这些因素仍然是构成电视剧美学趣味的蕴涵,但同时,不可否认,经济-利益-消费时代的到来,娱乐化和信息功能的突显,又增加了新的审美价值内容,这突出地表现在电视剧的多样化的审美旨趣。即在电视剧中既有表现高雅美学情趣的电视剧,也有以通俗为特色的电视剧;既有重教化、重人伦、重精神超越的电视剧,也有强调游戏性、娱乐性审美趣味的电视剧;既有表现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的电视剧,也有表现大众文化趣味的电视剧。既有理性和法律的张扬,也有重视感官刺激的非理性表达。这样,电视剧仿佛成了容纳诸种文化形态、能够抚平文化差异、无所不包的艺术样式。加上纷然杂陈的电视剧文本,很容易泛化和模糊我们对电视剧美学品质的认识。
世俗生活剧的美学趣味是一个需要理论澄清的重要美学命题。本文认为,在担负着多重艺术功能的当代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它所表现出的最为主要的还是一种世俗、通俗的美学趣味,即我们在上文中所论及的平凡的美学趣味。作为90年代以来这种美学趣味的表现,世俗生活剧集中体现了重亲情伦理、自强不息、反对等级差别、倡导平等的平民美学内涵。这种美学趣味生成的原因,是“因为它表现的不是不可触及的生活,而是观众身边的真实故事,因为距离近,观众会被作品牢牢吸引,并产生由角色到自己的情感交流。”“家庭伦理剧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就像阳光、空气一样,他们需要相亲相爱的儿女情长。”[52]由此可见,世俗生活剧的美学关注很难不集中在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中,而这种集中在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对普通人人生意义的确认。
电视剧所体现的这种平凡美学趣味,明显有别于西方的大众文化。正如许多的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后被创化一样,以电视剧为核心的中国的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不是西方的大众文化概念,因此,借鉴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电视剧所作的批评,一味指责平民主义打破了权威,降低了普遍的文化水准,对健康人格的建立产生负面影响,或电视剧的娱乐动机导致文化理性意义的丧失,是有失偏颇的。在世俗生活剧逐渐占据中国电视剧较大比重的事实面前,我们看到,电视剧揭示以日常生活为特征的美学蕴涵成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主要表现内容之一。
其次,电视剧从艺术审美向功能审美的转变,是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突出特点。西方古典美学传统中对艺术的非功利的强调一直是不可忽视的一大潮流,并对我国的艺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鲍桑葵在论及柏拉图关于审美兴趣的观念时指出,“按照实用兴趣来评价美,不管这种兴趣是道德性的还是感官性的,都是同等非审美的。”在鲍桑葵看来,无论道德性的还是感官性的兴趣,只要涉及功利或实用目的都是非审美的。但在多种类型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它们的艺术目的往往很明确,如《失乐园》就是要引起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理解,对这种病毒的社会危害进行艺术的表现,引导人们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患者。《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揭示的是当前社会中的家庭暴力。《女人不再沉默》是在现代生活中,由于来自劳资关系的改变,职业女性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还有诸如离婚问题,社会官员的腐败问题,都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带有明确的功能导向,并企图借助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艺术的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那些体现意识形态目的的献礼片,以及具有商业目的的贺岁片、娱乐片,都显示出艺术的功能审美,而且这种功能审美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突出美学特征显现出来。在中国社会所处的一种动荡的文化调适过程中,如何看待审美兴趣和实用兴趣(欲望)的关系?的确,在当前的电视剧中,有太多表现欲望、表达实用目的的电视剧,但我们应该看到电视剧的各种功能的实现都是审美价值的衍生物。观众只有在其审美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能衍生出一部艺术作品的商业价值。由此可见,对于电视剧而言,功能审美是以艺术审美为前提的,同时也是统一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
世俗生活剧所呈露的作为人的本质的平凡美学趣味,还包含了人类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提高所体现出的健康的生活态度。表现出在充分尊重社会法制的基础上,寻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努力,综观各种趣味的表现,在电视剧中,平凡美才是当代大众审美文化最为基本的美学趣味。正是这种美学趣味,赢得了观众,促进了电视剧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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