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的理想真实

三、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的理想真实

重大社会问题剧的宏大叙事,坚持从现象到本质的艺术理论思维,其叙事不仅具有宏大的时空背景,还有宏大的主题,且与对生活规律的探索紧密相连。宏大叙事作为对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艺术求证,体现出对崇高理想的歌颂,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了希望。有别于后现代理论对不确定因素的强调,宏大叙事的宏观性、总体性、普遍性内涵在艺术表现中并不排斥细节、差异性的意义。尽管社会发展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复杂多样,但是宏大叙事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和有规律可循的认定,使得这种叙事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所存在的因果关系坚信不疑,因此,复杂性、丰富性、差异性不仅不是否定宏大叙事存在的理由,相反是宏大叙事存在的理论根基。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多具有宏大叙事的美学特征,即将艺术价值建立在对终极意义、生命本质、历史意义的追求上。只是以重大社会问题剧为代表的宏大叙事用艺术来表现人生理想,张扬人格力量时,它所体现的宏大叙事的特征尤为明显,重大社会问题剧所表现的发生在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情势的描述,在体现为不同文化主体的共同社会理想上,显示出宏大叙事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现实主义描绘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有自己的宏大叙事,并把强调与时代生活内容的联系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当前,由于后现代文化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将宏大叙事作为消解的对象,与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遵从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宏大叙事创造的主旋律声音形成强烈的不和谐音。因此,正确把握和认识宏大叙事的话语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征,有助于理解不同艺术风格的审美价值所在。

1.宏大叙事的主题

一种宏大叙事的框架的形成离不开宏大的主题,与重大社会问题剧的选材一致,其主题也呈现为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相关的描述,体现为宏大的社会主题。在重大社会问题剧中,围绕建设小康社会、道德建设、反腐倡廉、企业转轨、加入WTO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等重大主题进行艺术的探究,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宏伟画卷,创作了一批表现改革者、建设者形象的典型文本。从主题的表达方式来看,既有从具有热点、焦点意义的国内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的关注来揭示宏大主题的内涵;也有从生活经验入手,以小见大,以细节的真实来表现宏大的主题,即注重从社会基层生活和社会的众生相中挖掘主题。

从重大社会问题剧所表现的主题来看,有主要表现时代征候的大主题,那些体现主题思想的改革英雄以及反腐英雄,都不是什么孤胆英雄,他们的背后体现的是全社会的理想和希望,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有着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它所关注的对象也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如《乔厂长上任记》的总体风格和艺术构架是探讨改革的道路,其主题围绕国家企业的混乱、劳动纪律松懈、干部玩忽职守、管理混乱、生产濒临绝境的现实状况,表现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较量。《忠诚》表现的是对党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因此对于欺压百姓的行为,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对于一些形象工程,高长河都体现出毫不妥协的斗争。《选择》、《省委书记》所面对的是体制改革中大量的工人下岗的问题以及国有大型企业汇入市场经济大潮的问题。《世纪之约》是在国际竞争背景中对于先进的生产力的思考。《突出重围》、《DA师》、《导弹旅长》、《石破天惊》等叙事文本涉及的是和平时期军队存在的意义,军队能否为人民为国家赢得未来的战争等重大主题,表现了军队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推进军事变革、国防建设的思想。上述这些电视剧揭示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具有热点、焦点意义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当中的重大事件,它与百姓利益相关,但普通百姓却无法解决也无力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因此,从社会发展的高度,从国家利益、政府立场和民族振兴的角度来表现改革开放的主题的内涵,构成了宏大叙事的艺术特征。

宏大叙事并不排斥从生活细节来表现重大主题,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改革剧表现的多是农村基层生活,如《太阳从这里升起》、《篱笆·女人和狗》、《情满珠江》等都注重将个人生活经历与时代精神结合表现社会变革对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正如丹纳将艺术作品的产生归纳为“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一样,农村生活的改革剧一般题材单纯,情节相对来讲也比较平淡。但如何从生活中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或一个小问题入笔,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挖掘,引申和发挥,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把意义浓缩成为大事、大问题的结晶,挖掘人物心灵世界,揭露生活本质,是宏大叙事从生活细节来表现重大主题的又一策略。

应该说,重大社会问题剧也涉及儿女情长的内容,其叙事并非一味地体现为宏大。如电视剧所表现的乔厂长和童贞的爱情,李向南和林虹的感情纠葛并不涉及宏大叙事,是属于自己个人的隐蔽的感情。但从总体上讲,宏大叙事是将生命个体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寻求意义,强调总体性和人的实践内容。这种总体性原则保持了和当代主导文化的联系。不同于其他艺术样式对政治文化的回避、解构以及边缘化、个人化的趋向,它以建构的姿态所体现出的以大众文化为核心向主导文化靠拢以及对精英文化认同的策略,对理想原则的维护,都融通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与现代人对现实的期许。不仅为美学、艺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文本案例,也推动了当代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

2.宏大叙事的时空背景

宏大叙事为重大社会问题剧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时空选择。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内到国外,从政府机关到家庭,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社会,几乎无所不包在宏大叙事的时空背景中。一般而言,宏大叙事要尽量回避私人叙事空间,偏重于公共空间的表现。重大社会问题剧在时空背景的安排上就常常巧妙地将私人叙事空间与集体叙事空间“缝合”,为宏大叙事时空背景的表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艺术作品对时代、环境和社会真实的叙事角度来考察,私人叙事空间和私人性话语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特殊映照。他和集体叙事空间、集体叙事话语其实并不必然对立。过去,宏大叙事似乎总是居于强势地位,具有一种强迫性,“常常对私人性话语进行涂抹、覆盖、清除或侵犯,使自己成为惟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29]结果是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在社会历史叙述中以私人生活和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空间与以群体经验为基础的宏大叙事空间完全可以构成一种互补、转换关系,而不一定是相互紧张的对立关系。如何使得私人性话语汇合到集体话语中,使得家长里短的生活融合到宏大叙事当中,在这方面,重大社会问题剧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从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剧的场景安排看,话题的选取常常区分为公共空间和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空间,人物在这两种不同的空间活动,也就隐含着私人立场和社会立场的差别。对于重大社会问题剧而言,这种空间转换侧重于化解情感纠葛、事业纷争、家庭突变等意义的转化。《追日》这部反映部队生活的电视剧在如何控制叙事不至于导向世俗叙事上还是有经验可借鉴的。作为灵活运用不同视角和时空关系展开叙事的一种成熟的叙事经验,可以看出,编导对三个红小鬼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他们的生活场景都有精心的安排。在三人进县城取药的场景安排中,就为肖九天和乔喜珍未来的结合埋下了伏笔,少女时代的乔喜珍为肖九天洗被子,送鞋子和唱歌给肖九天听,编导有意地安排特殊的时空让马骏知晓,也让马骏心存嫉妒。乔喜珍面对两个出生入死的战友的复杂的男女情爱关系,在未成年时代就基本定型,这为后来肖九天、马骏和乔喜珍之间的情感描写增添了喜剧的元素。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在进攻大上海取得胜利后,编导以荣县长试图娶乔喜珍这段插曲把肖九天、乔喜珍的恋爱关系再次明确暗示给了马骏,它也是通过特殊的时空安排来实现的:马骏在送喜珍姐时,在江南河边栈桥见到了乔喜珍依偎在肖九天肩上的场面,马骏悄悄地离开。这种空间差异的运用,也就出现了明朗和不明朗的两方,即马骏向全知视角靠近,而处在内视角的肖九天对马骏明朗的内心浑然不觉,一直怀疑马骏想抢走乔喜珍,这样为后面安排马骏英雄救美、打电话给黑军长把乔喜珍从县长那里抢回来引起肖九天吃醋增加了戏剧内核。正是由于马骏全知视角的明朗,因此,在表现三人关系时,也就避免了两个男人追逐一个女人中的不道德意义,使得这种情爱关系维持在未成年时代的单纯关系。这样,在朝鲜战场上,马骏为病中乔喜珍送镜子、喂饭、洗脚也就不至于给观众产生误导,因为作为战友和姐弟关系的相互关怀的意义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也就脱离了私人叙事空间的私密性。而肖九天由于内视角导致对事件发展方向的不明确,产生吃醋的心理以致打架、扔手榴弹这种热闹事件的发生也就只会产生戏剧效果,而不至于向不道德的情感方向转化。在叙事中,马骏也并不一直都是全知视角,当肖九天被误认为烈士、牺牲在战场后,马骏的视角从全知变化为内视角,他对肖九天的死并不知道,因此,马骏理所当然拒绝陶小娟的爱情,展开了对乔喜珍的追求,加上剧中所有人物都认定肖九天已经死了,因此,马骏追求乔喜珍在道德上是合理的,这种通过叙事时空关系的安排把叙事严格控制和限定在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基础上的叙事,体现了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主旋律叙事的成熟经验。

这种时空背景的转换在重大社会问题剧中运用比较普遍。反腐剧《大雪无痕》在其宏大叙事中也巧妙地完成了以私人叙事空间表现集体叙事内容或私人叙事向集体叙事的转化。以其中有关“手机事件”的场景为例:

方父看着儿子真急了,从自己的枕头底下取出一个崭新的BP机和一个崭新的手机,问:“跟谁要的?”

“什么叫跟谁要的?是局里发的!”方雨林说得挺轻描淡写。

方父一听,勃然大怒,吼道:“你把你爸当什么了?你爸害的是腰腿疼,不是老年痴呆症!你腰带上别的是啥?”

方雨林撩起外衣,他皮带上还别着一个BP机。

方父冲过去吼道:“公安局钱多得没处花了,烧得慌,给你们一人配俩呼机,再加个袖珍大哥大?”

“特殊需要。说了,任务结束了,还得上交……”

方父却说:“方雨林,我告诉过你,有人仗着自个儿头上戴着大盖帽,成天的在外头黑吃黑,变着法的逼那些大小款爷儿给自己买这买那……”

方雨林也叫了起来:“爸,别人不了解,您还不了解自己的儿子?我是这种人吗?”

方父说:“就是因为了解你,我心里才窝得慌!你跟我照实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www.xing528.com)

方雨林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掏给老爸看:“的的确确是局里配发的。”

方父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昨天我还给你们刑侦支队的同志打过电话。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么回事……”

方雨林难堪地:“我的天啊!您还给他们打电话来看?!他们没执行这特别任务,当然不知道这档子事。”

“跟我说实话,这玩意儿到底哪来的?”方父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我可以跟您说一千遍一万遍。对着伟大领袖发誓,第一,这的的确确是局里发的;第二,局里为什么要给我们少数几个人配发这双份的通讯工具,我不能说……这是我们的工作纪律……”

方父一下气得哆嗦起来:“好……我叫你不能说……我叫你拿狗屁纪律来吓唬我……还跟我伟大领袖!”说着,拿起呼机和手机就要往地上砸。

方雨林叫道:“爸,您砸了这么昂贵的东西,一是我们家赔不起;二是那您就真的是在逼我犯错误了。您让我没法跟组织交代……”

方父叫道:“还拿组织来跟我蒙事儿?”

方雨林逼得没法子了,便大吼一声道:“爸!您到底还相不相信您儿子是个真正的人民警察?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爸!”方父一下被镇住了。方父手里高举着那两个机子,直瞪瞪地打量着儿子,颤栗着……老泪纵横地呜咽道:“儿子呀,你可不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啊,你可要给老百姓留一点希望啊……”

作为父子之间的对话,这种发生在家庭背景下的场景,首先有方雨林、方雨珠兄妹相互体谅的衬托,是在初步建立起的家庭氛围中,转向父子间围绕手机事件的对话。电视剧巧妙地从以手机事件管教儿子的目的,转移到百姓痛恨腐败的普遍社会情绪的叙事。人物的对话内容很显然超出了私人空间叙事的范畴。方父的家长地位赋予他的话语一种权威,只是这种话语不是瞄准私人生活。作为一名普通百姓,这里在方父教子的叙事中,突出表现了方父对共产党多年的深厚感情,有别于特殊年代人们用“我是个共产党员”来说事的文化背景,方雨林情急之下突然拿出“我是个共产党员”这样一个身份来说事儿,使得方父先是心头一热、一震,尔后才被镇住了,被打动。可以看出,本来是发生在家庭和父子之间的一场误会,成了对政府情感的表达和当代社会现实的描述,将家庭叙事巧妙地转向为宏大叙事,体现出重大社会问题剧的叙事策略。这里强调了个人、家庭与集体的结构关系,即中国的老百姓与党和政府的一种特定的整体关系,它回避了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个体意识的差异性,而是通过体现为不同个人主体的共同社会理想这种聚合与集合关系,表达个体意识的差异性向总体性的回归。叙事理论从20世纪初期俄国的形式主义发展到60年代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由于普遍存在把作品的基本结构看做一个自足的系统,忽视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把对于作品的认识简化为一个叙事的框架或单调的语法走向了没落。中国电视剧的宏大叙事自觉地从关注形式结构转为关注形式结构与意义的关联,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并将之运用于宏大叙事,展示了叙事修辞的魅力。

由此看来,重大社会问题剧为了体现宏大叙事的意义,常常将私人空间社会化,通过这种转换来赋予时空关系以叙事的意义,为表达主题服务。

3.宏大叙事的结构

宏大叙事是将生命个体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寻求意义,在结构上强调总体性,它的叙事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都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结构,它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这种总体性原则,继承了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将本质的真实与细节的真实完美结合,立足艺术理想与具体现实的辩证法来阐释各种审美关系,不仅为美学、艺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文本案例,也推动了当代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

宏大叙事的总体性原则与后现代主义作为挞伐对象的“同一性”和“同质性”有本质的区别。宏大叙事充分认识到历史的丰富性要以细节的真实作为描述或表现时代精神的基础。突出了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先进人物形象的宏大叙事并不排斥细节的真实,相反,从细节的真实上升到总体的本质的真实是重大社会问题剧所尊崇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没有细节的真实不仅不能创造典型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往往还会导致宏大叙事的历史空洞感,从而模糊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优秀的重大社会问题剧都非常注重细节的真实,尤其强调不同细节之间的关联。《忠诚》作为一部表现改革的电视剧,其成功之处很大程度在于细节的真实。从结构安排上看,作品对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描述,改革进程中的种种曲折和艰难,为官当政者的复杂心态等等,都作了深刻的表现和犀利的剖析。死于洪水中的明阳市委副秘书长、烈山市代县委书记田立业的妹妹田立婷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次要人物,但编导在刻画这一人物形象时,就十分注重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显示出创作者对宏大叙事的新的认识。好的细节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田立婷经历的下岗抱怨、沉沦和振作三个不同的心理阶段,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内容。由于体制转型,明阳市有10多万人下岗,在纺织厂工作的田立婷也成了下岗的一员。为了重新找个工作,她请求哥哥帮忙,这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却遭到田立业委婉的拒绝,田立业甚至拒绝了金华县长的好心帮忙,推掉了金华县长为其妹妹介绍的昌江宾馆的秘书职位。田立婷由此沉沦到迪厅陪客,让气急败坏的田立业和几个男客打了一架。很显然,这一系列生活细节安排是要通过田立婷间接表现哥哥田立业的为人和品德。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观念写作,或者说理念写作,那么,这些细节的真实只能算作一种观念的影像表达,难以动人。细节的真实只有或让观众从中增长判断生活的智慧,增进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代表整体真实,才能说明问题。田立业恪守自己的生活原则,但也爱自己的家人,电视剧描写了他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托老同学胡早秋给田立婷介绍工作。而田立婷正是在间接感受了权力的优越和权力同时带给普通人的伤害后,才真正懂得了生活的真谛:经胡早秋介绍,田立婷去新天地娱乐城做收银员,无意中抢了孙大姐的饭碗,面对孙大姐对经理的苦苦哀求,田立婷不忍,辞职离去。田立婷深深体会了通过权力谋求职位与丧失尊严谋求职位的两种境遇后,才算真正理解了哥哥,也使得她在沉沦中振作。田立婷在哥哥因公殉职后,她拒绝了别人的同情和施舍,摆起了自己的书摊。物是人非,当哥哥昔日的爱人李欣欣试图通过买书帮助这个生活艰难的妹妹时,追上去找还多给的钱的田立婷,面对满面泪水、十分伤感的李欣欣,脸上露出的却是灿烂的笑容,而转过身时忍不住的眼泪,或者说,含泪的笑容,可谓这部作品对普通人崇高生活理想的经典注脚,因此,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而缺乏总体性的关照,细节带给观众的只能是靠不住的琐碎的浮光掠影的表层现象,从实质看对人无所启发。生活到处有,但并非所有的生活都能让人认识理解其积极意义。恩格斯曾致信女作家哈克奈思,提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见以真实为基础的现实主义,要从审美的角度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现实生活,使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离不开总体性原则。

当前文化结构的多元、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已十分明显地体现在电视剧艺术创造中。重大社会问题剧的总体性叙事结构代表了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主导文化的独特地位,并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中,突出了这一原则在叙事中的作用。

4.宏大叙事的意义生成

在叙事导致意义生成这条逻辑链条上,作品的意义是在叙述中完成的。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对影像的叙事含义曾做出说明,认为影像叙事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影像的知觉层,即影像呈现的光影物理层面;第二层是影像的叙事层,他认为任何具有清晰知觉层次的影像均能够承载一定的叙事功能;第三层面便是影像的诗意层面,是影像含义中除去能够容易被人识别的知觉层次和叙事层次之外的表意层面。”^[30]电视剧影像语言系统由知觉、叙事和表意这样三个互为一体的动力表达系统构成。其中第三层面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叙事作为包含意元(motif)要素的组合,它所体现的决不只是形式特征,它所体现的内容同样不可忽视。正如马克·柯里所言:“现在再也不可能将叙事学看成批评的范式,看成为将不同叙事间的差异简化为一套枯燥无味的结构关系的模式。”^[31]“怎样叙事”和“所叙之事”一样,是叙事中同等重要的两个维度,因此,叙事如何导致意义的生成显得尤为重要。

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为什么相同的题材和类似的事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意义?同样是反腐电视剧,在《省委书记》中其意义指向了社会体制的改革;《黑洞》、《黑冰》则指向了个人的心理的疾患;《蓝色马蹄莲》又指向了人性的贪婪;《大雪无痕》指向对社会腐败环境的思考。同样是群众聚众闹事,在《沃土》中成为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的标志;而在《烧锅屯的钟声》中却是干群关系紧张、农民思想落后的象征;在《县委书记》中被演化为革命传统的张扬。这各种不同的意义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完成的?它与叙事的关联何在?叙事的角度在这种意义生成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里,显然与叙事立场密切相关,即叙事立场在形态上的相互交叉与情节发展中不断转化的关系是理解叙事意义生成的关键。就叙事作品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而言,人物立场的转化作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是在文本与观众的交流和对话中揭示出来,并在这种对话中为寻求叙事的意义寻找合适的路径。

叙事作为一种修辞,是因为“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32]叙事才被看做修辞。这其中,私人叙事的意义和集体叙事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对影像语言起作用的基本关系,在索绪尔看来,是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情感、价值和信仰作为带有倾向性的概念,“好像是自然地从形象自身流露出来的”,但它却是“最主观的表现通过最客观的、似乎是现实的如实存在形式传达出来”。^[33]这种主观倾向性就是隐含着叙事学意义产生的叙事立场。在叙事的分类标准中,所谓历史大叙事、民间小叙事、严肃叙事、非历史化叙事、反历史化的叙事、庙堂强势文化形态叙事、知识分子启蒙叙事、江湖叙事、男性叙事、女性叙事、公共叙事、私人叙事的形态划分中,同时也包容了各种叙事立场,显现出叙事立场的多元性、丰富性。宏大叙事在包容各种不同叙事立场的同时,还需要意义的集中,这种集中便是宏大叙事在叙事立场上向集体叙事的引导,即对于叙事的一种控制。以电视剧《沃土》中的主要人物罗汉生为例,他最初的身份是峡江省农大校长,受省委派遣,率省调研组下乡调研“三农问题”,罗汉生在调研报告里敢于质疑省里制定的“赶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战略方针,认为峡江是一个农业大省,底子薄、基础差,不应采取激进政策,盲目建设开发区,一切都应该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从调研报告里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深刻的思辨、科学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的根本出发点是“唯实、唯下”,在“农民、农村、农业”叙述中逐渐展现出来,符合农民的利益,与农民的立场达成了一种共识。当罗汉生出任峡口市委书记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兴隆乡实施的精兵简政、量入为出的体制改革,作为践行“三个代表”的意识形态立场被突出,从人物的这两种立场看,都是一种向集体的叙事立场的导引。《沃土》对于峡口市市长马明这一形象的创造也经过了多次转换。这个人物是作为基层干部“唯上”的代表出场的,尽管具有否定的意味,但并没有游离集体叙事的立场。马明也算兢兢业业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尽心尽力,但由于他所做的一切都以符合和贯彻省里的指示精神为出发点,因此,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他自己还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封省长提出未来一年里全省的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的指示时,为了与封省长保持一致,马明许下承诺,保证峡口在一年内经济增长率达到10%。回到峡口后,马明为了达到硬性指标重新起用善做表面文章的卢庆林,唯实的孔平衡和郑建国均被调任;水库承包商陈志豪和总指挥蒋长林被要求提前三个月完成后坝工程;兴隆实业公司准备用来投资建材的资金又被扔进了开发区。9个月后,兴隆乡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以开发区带动全乡经济全面快速增长的兴隆经验”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虚假。显然,这是带有否定性情感的叙事,由于现实中普遍存在这类形象,在观众的接受上,他还不同于反面人物的创造,它仍然是一种集体叙事。但是,当对于人物的叙事转移到对于马明发现妻子收受了胡志东的贿赂表现出的妥协,马明在得知郑建国掌握了一些在大坝、金矿问题中的线索而杀人灭口导致郑建国等7人遇难,为了转移大家对郑建国死因的怀疑,马明写匿名信向封省长举报蒋长林受贿时,叙事立场转向了私人叙事空间,这里表现为私人叙事立场与集体叙事立场的尖锐对立。最后,当马明晚期肺癌时,他来到钟平县,看着他曾经为之付出了青春和热血的土地,以及将他视为恩人的淳朴的乡民,他后悔了,后悔为什么会一念之差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他感到愧对党、愧对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愧对哺育他的父老乡亲。为求得心里的解脱,时日不多的马明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石坝乡蹲点修渠,这是基于形象叙事立场的再次转换,回到了正面的集体叙事立场。由此可见,一部电视剧,它的叙事立场并不单一,既相互对立,也可以集中引导。但这种集中却不是任意为之的,对于不同类型的电视剧而言,这种集中的程度要受到文本类型的制约,对于宏大叙事而言,这种集中又偏重于向集体叙事意义的引导。

宏大叙事着意表现的先进人物是社会效法的对象和时代的楷模,他们的价值观念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念的倡导和坚守上。这种价值观念是融通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道德理想和中国传统修身理论的价值话语。其中作为道德理想的表达,它的价值观念是长期以来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是代表时代精神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中国轨道》、《导弹旅长》以及《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忠诚》、《当关》、《省委书记》等电视剧所刻画的党的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体现出对集体主义理想原则的维护以及对电视剧高蹈的崇高精神的礼赞。在这些电视剧中,现代观念的介入以及科学理念、法制精神的灌注,大多也是致力于谋求在道德、人文情怀以及政治态度的一致。宏大叙事在为多元文化社会提供共同社会理想表达途径的同时,也维系了这种叙事的社会历史愿望,使得这类电视剧仍然以关注社会历史的焦点问题为中心,维护着主流文化的庄严感、神圣感,继续书写着理想、使命、历史的社会深度模式。

总之,“我们作为读者,发现自己被叙事者所控;我们的距离——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被层层的转述声音和思维之间视觉的微妙变化、被所给的或故意未给的信息所控制了。”^[34]叙事者对于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取舍,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以及叙事者自身的视野,都限定着观众的艺术接受。加上面对社会海量信息,叙事者必然有所选择,有时是对信息流通量、信息来源以及信息表达方式的精心控制来牵引读者。叙事者这种通过自身的立场、通过意元的选择与抛弃、通过人物情感分寸的把握来使意义按照设计好的目的行进的手段,都是导致叙事意义产生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