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人物形象的文化底蕴及其艺术塑造

二、先进人物形象的文化底蕴及其艺术塑造

重大社会问题剧立足先进人物形象的创造,通过先进人物表达当代多元文化主体的共同社会理想,从时代精神的把握中来揭示先进人物理想的真实,进而张扬这种形象的审美价值。作为艺术创造的理想人物,先进人物是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概念,它是当代的英雄人物(区别于历史上的英雄)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时代的楷模。早在1953年,周扬针对典型问题就提出了先进人物创造的理论问题:“创造先进人物的典型去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应该成为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以及一切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最中心的任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就是创造先进人物的形象。”^[8]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创造拓展了正面形象的表现范围,他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他们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是在我国深刻变革、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时代新人,体现着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9]本文这里所指的先进人物,特指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理想人物,指那些“正面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有健康的高尚的伦理道德情操”的人物形象,^[10]应该说,在艺术中这类形象的塑造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创作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作为理想的形象,他也具体显现为生活中的人,和当代社会、与世俗生活交织在一起的特征,“显现在凡人的感觉、情绪、意志和活动里,在凡人的心胸里起作用。”^[11]但符合时代的理想人物,不应该和普通形象的塑造一样,尽管理想人物和现实的日常生活有直接的牵涉,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着本质的界限的。黑格尔花极大的精力探讨了艺术中的理想问题,他并没有划定一条具体阐明理想人物和平凡人物的界限,但从他对理想人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理想的艺术形象就像一个有福气的神一样站在我们的面前”。^[12]在这里,黑格尔对理想的定性是心灵的实体——道德性和神性。^[13]这种理想人物所描绘和表现的生活是“人的全部心情连同一切感人最深的东西,人的心里面的一切力量,每一种感觉,每一种热情,以致胸中每一种生成的旨趣”。重大社会问题剧表现的先进人物作为社会主义理想人物,体现为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先进性,体现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具体化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和健康的高尚的伦理道德情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交往和对话取代教育和宣传的社会,这就是说,英雄人物、理想人物和平凡人物在人格和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关系。如何让先进人物表达普通人的理想,又为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就需要从先进人物的内涵深度上开掘。从当代现实背景来考察,英雄的内涵体现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和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上,体现在社会不同层面的道德意识上,体现在英雄人物浑圆化表现出的一体多面。重大社会问题剧对于先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客观呈现为其内涵的多元与不断发展,以及在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中的不断丰富。具体而言,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先进人物的先进政治文化意识

政治与表现政治的艺术作品之间往往存在多种互动的关系:其一,政治掌控艺术创作的走向,使得艺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其二,艺术创作揭示和暴露政治问题,艺术与政治构成对立制衡的关系;其三,艺术与政治相互促进。当今社会,政治向民主、开放和文明的方向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因此建设先进政治文化对于艺术创作而言也尤为迫切,电视媒体作为党和政府重要宣传机构的独特属性,使它拥有了独特的政治资源,也义不容辞地要承担政治宣传的职责和任务,这是中国电视传播的重要特色所在。“既受到政治任务、宣传职责的限制,又拥有较为独特、权威的政治资源,这是中国电视的特质,也是中国电视传播艺术实施所需首要考虑的特质。”^[14]文艺与政治关系一直是新中国文艺无法绕开的理论问题。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对现实主义艺术的开拓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重大社会问题剧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处理。在20世纪文艺的大合唱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构成了文艺,包括电视剧的主旋律。“文革”期间甚至把这种声音推向极端。1982年,邓小平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口号,避免了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但并不是说从此艺术与政治无关。文艺的“二为”,“三个代表”,“三贴近”方针,都说明电视剧与政治关系的客观存在。正如许明所言,“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时候,我们凸现中介意识、主体意识、社会意识、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意识,都是十分有意义的。”^[15]在倡导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电视剧领域,重大社会问题剧在处理政治思想审美化上也“不可能是纯粹的艺术品,”^[16]“电视的政治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的传播上”,“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样态来。这种样态,首先应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政治身份以及它的角色定位。”^[17]“一个民族的文学也好,影视创作也好,倘若在整体上远离政治,完全放弃从政治的大视角去解析社会人生,那将是一种可悲的偏废,那样的艺术是断难成大气候的。”^[18]专家、学者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描述,都不失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种较为准确的把握。正确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寻求电视剧艺术与当前政治导向的一致,也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特点,构成了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的突出内涵。

通过艺术形象实现艺术的政治宣教功能,历来就是艺术审美创造的难点。处理不好,就会使艺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因此,如何借助艺术表现手段表现时代英雄形象并让这种政治型的英雄形象为广大观众认同、接受;如何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又要克服政治的宣教色彩,使主旋律的声音在娱乐中或潜移默化中深入受众的心灵;如何使得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主要人物好看,避免席勒化,成为莎士比亚化的典型形象;除了表现形式的审美化要求,重大社会问题剧对主旋律的正确认识、对政治内涵不断发展的探索拓展了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论内涵。

第一,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它与现实建立的密切关系使得这种艺术无法将政治排斥在外,重大社会问题剧更是如此。重大社会问题剧所塑造的先进人物大多是具有较强的政治大局意识的形象,这种政治意识常常潜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不能脱离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重大社会问题剧首先体现为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实践形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构成了重大社会问题剧的价值核心,这也是中国当代政治蕴涵与西方大众文化所批判的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的区别所在。显然,重大社会问题剧所表现的政治内容体现出的审美倾向性更多的是对当代政治的建设作用而不是批判和否定。因此,重大社会问题剧的人物塑形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言,主要在于艺术形象所传导的政府在当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描述。从艺术创作来看,艺术形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在于以具体的形象传导政治情感和政治思想,显现政治立场之于电视剧的意义与价值。这在电视剧文本中并不需要耗费太大的精力去寻找依据。“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宿命地不能不与意识形态打交道。”^[19]如果不是过分夸大政治的作用,或者以艺术和政治的差异性存在试图消解政治,那么,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政治叙事是十分普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在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中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改革英雄、反腐英雄、法制英雄和时代楷模都包含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叙事。80年代对艺术政治化导致的高大全式英雄的反省都使得观众对宣教式的政治叙事相当敏感。90年代以来,艺术创作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精神症候,许多创作者转向了现象的呈示和自我心灵的书写,在各种艺术样式中,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例外,在电视剧领域几乎见不到形式的花样翻新。而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叙事在电视剧领域尤其突出。从80年代以来具有浓厚政治叙事色彩的电视剧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来看,政治叙事不仅没有受到观众的抵制,反而成为赢得观众的主要手段。在“告别意识形态”成为时尚的背景下,重大社会问题剧的政治叙事的成功经验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其中,主旋律叙事的审美化,意识形态立场与大众立场的双向建构是现实题材电视剧政治叙事的显著特征。即便是表现社会最基层干部的电视剧如《党员二楞妈》,其主要人物形象二楞妈,她一生中最感自慰的是“从来没有给党脸上抹黑”,一方面表现了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的忠诚,另一方面,这种忠诚与她孝顺公婆、仁爱乡邻,朴实善良的传统美德相得益彰。她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言行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表述得十分清楚。那种基于文艺工具论、从属论认识上要求电视剧艺术从政治意识形态淡出的观念,以及将艺术与政治对立的观念显然不符合重大社会问题剧的创作事实。在《省委书记》所表现的马扬、《纪委书记》所表现的门浩,《忠诚》所表现的市委书记高长河,《县委书记》所表现的米树林等具有政治身份的形象中,更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因此电视剧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表现是不能以“摆脱政治”为借口的。重大社会问题剧所表现的改革与反腐内容本身就是当前的政治,这都赋予了重大社会问题剧较强的政治意识。他要求作家“要有先进的政治文化的立场和观点”,“要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要有勇于承担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表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20]并承担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直面人生的任务。

从电视剧塑造的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话语特征及身份的艺术形象来看,回顾曾经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省委书记》、《国家干部》等改革剧和《苍天在上》、《英雄无悔》、《忠诚》、《当关》、《大雪无痕》等反腐剧,主要人物形象的政治意识也主要建立在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表现上,并重点揭示了这种关系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演变。以改革剧为例,改革英雄代表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自身形象的重塑。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体现在艺术形象创造上的关于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大众无冲突的观念,在改革剧中演变为政府内部改革与保守、廉洁与腐败的对立、分化。这种对立分化又必然导致与人民利益的冲突。《乔厂长上任记》表现的是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现代化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对落后、保守、封闭、观念陈旧、官僚主义、不正之风、脱离群众、以权谋私的批判中,树立改革者的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作为保守的政治形象的冀申,是一个不学无术、专门搞歪门邪道的典型。“文革”期间,他利用自己在干校当副校长的地位,和许多身份重要的人拉上了关系。在吃住上、劳动上、请销假上多给下放的重要干部一点方便,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在这些人官复原职后,他因而也就四面八方都有了“关系”,成了全市神通广大的人。“四人帮”垮台后,他又看准了机电厂这块牌子在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在现代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要求先到电机厂干两年,为今后升迁和出国捞资本。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他算得上时代造就的“政治导演”:一有运动,工作一碰到难题,就召集群众大会,做报告,搞动员,然后游行,呼口号,搞声讨,搞突击,把工厂当舞台,把工人当演员,任意调度。电视剧没有直接表现他与群众的冲突,但这种人物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性是巨大的:按照剧中人物、党委书记石敢所言,在这种官僚的统治下,“电机厂工人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灵魂都退化了。”这种意识形态中体现与群众利益根本对立的官僚主义在电视剧《新星》中表现得更为直接。顾荣的形象塑造可谓新时期的文艺画廊中“特殊的新的‘熟悉的陌生人’”,^[21]顾荣有过革命战争的经历,但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扭曲了灵魂,成为了政治生活中的“老滑头”、“老油子”、“变色龙”,他那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的圆通的官场本领,造就了一批围绕在他周围的保守势力、官僚分子。在他编织的关系网中,基层干部思想僵化、任人惟亲,积重难返,严重阻碍着改革,因而人民心中有气、有怨、有怒:因为对大队干部分配包产到户的土地不公平提过意见的陈村的吴嫂,一直受到打击报复,上访几十次,问题得不到解决;揭发顾小荣贩卖银元、县委领导徇私舞弊的林虹被调到最偏僻的山区教书,单身宿舍的玻璃接二连三地被打碎,还不断遭到流言蜚语的恶意中伤;原国民党起义中校、退休教师魏祯的住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药费得不到报销;曾使要饭村由穷变富、25岁就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朱泉山由于与顾荣意见不和,长期蹲守在水库边默默无闻;顾荣的亲信、横岭峪公社代理书记潘苟世为首的7个干部占住27间房子,而该公社的小学生却在昏暗的快要倒塌的窑洞中上课,最后酿成校舍倒塌的悲剧。《新星》描写的这些现实的基层政府状况,作为生活真实的形象描述,突出了需要变革的政治体制与人民群众利益存在的冲突。因此,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电视剧所刻画的理想人物李向南才具有了现实认同的基础。从这部电视剧的情节结构来看,李向南作为古陵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表现出的改革创新精神,以他富有魄力的除旧布新的无畏行动,雷厉风行地撤换了一批昏庸无能的庸官、贪官、坏官,锋芒毕露,敢做敢当,敢于撤换那些贪官污吏和无能之辈,其精神动力都有着群众的广泛支持,也是党和政府一贯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形象化描述。除此之外,这部电视剧对权力结构的安排也是耐人寻味的,以李向南为代表,那些发生在社会基层的改革,也体现了党和政府顺应民心的意愿和态度。李向南的父亲是中央的领导干部,是省委书记顾恒革命年代的上级,也是县长、县委副书记顾荣的上级,从李海山写给顾恒的信可以看出,李向南改革的未来命运与其父和省委书记顾恒的态度紧密相关(其中,顾恒的女儿顾小莉实际上是李向南改革行动的信息传达者,影响着顾恒对李向南改革得失的判断),从电视剧最后顾恒写给李向南的回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党和政府支持改革的立场和力量,李向南能够推进改革深入的重要因素,是他的改革思路符合民意,顺应了政府政治经济改革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尽管《新星》中的改革人物李向南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与倡导法制取代人治的政治导向存在一定的距离,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青天意识和人治思想的痕迹,但在改革剧中,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正义感、使命感和大刀阔斧的弃旧图新、扬善惩恶的改革壮举都扣击着时代的脉搏,确实是大快人心,喊出了人民弃旧图新的呼声,这是难能可贵的。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考察,这种建立在现实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的政治理想,既体现了百姓的愿望,也符合时代精神,传达了意识形态的声音,成为关于政府和百姓利益一致的理想陈述,体现了时代共同政治理想的主要蕴涵。这种政治叙事传统从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国家干部》来看也得以延续。该剧在努力塑造先进人物形象夏中民中,其崇高叙事也是突出了他的人民性。夏中民是登江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他坚决推行农民减负计划、精简行政机构及多余干部分流;坚决追查假农药坑农害农的违法事件;坚决推行红旗街危房改造、建设百姓经济适用房计划;坚决支持对假合资企业皇源公司进行的依法调查;坚决反对干部及家属在沙石场谋取私利、坑害民工的行为;坚决推行招商引资以治理江北水库、造福百姓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同时又坚决拒绝了汪思继、刘石贝的利益诱惑和拉拢;坚决与混进干部队伍的坏分子齐晓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作为一个理想人物,他代表了站在百姓立场对政治道义的呼唤与渴望,续写了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中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第二,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其所表现的政治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所谓“政治”,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是以“政治意识形式”来表述这一概念的,并不是“文革”时期庸俗化理解的单一的执政党的立场和观点。西蒙佩雷斯在《什么是政治》一文中把政治理解为:“政治必须这样起作用——每一个人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信仰,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22]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赋予了“政治”新的内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的最大政治”。作为广义的精神存在现象,先进人物体现的政治意识不仅是要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还体现了作为执政党对自身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由此体现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意识形态直面缺点和不足的自我批评的勇气,体现了执政党加强自我完善执政机制的理念,这在反腐败电视剧中有较为突出的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1979年立案仅为703件,到了1982年上升到2. 5万件, 1986年又上升到4. 6万件, 1989年升到5. 9万件。到了90年代初,每年则以6位数激增,从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73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处分66. 3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万余人,地厅级干部1670余人,省部级领导78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案人数较以前大幅度增加,犯罪分子的职务级别越来越高。^[23]腐败成为现实生活中群众意见最大、最集中的问题,尤其是这些腐败现象与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和一些职工下岗、收入降低、生活困难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许多社会矛盾更易激化,也使得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越来越脆弱,对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苍天在上》田副省长虽然没有出场,但使人感到他无处不在,章台市的重大犯罪案件都是在他的操纵下发生的。如何防止重要领导的腐败,从制度上根治腐败成为党自我形象完善的新课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自觉适应,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自我协调,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造。对于官场腐败这一业已被大众了解和认知的事实,艺术作品不能停留在告诉观众官场腐败,而是传导反腐败的方式和信念。这种体现在反腐败上的意识形态的自我完善,一方面需要群众的参与,如《大雪无痕》借助廖九红和工人上访突出了这一观念。《省委书记》从管理和法制入手,探讨了如何从制度上建立反腐败的机制,成为反腐剧表现的内容,将反腐剧的探索引向深入。《国家干部》从当代政治文明建设出发,对照爱民如子和爱官如子的种种表现,对这一重大课题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第三,当政治立场以艺术的形式进行表达的时候,便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强调“纯粹艺术”观念和立场的差别。重大社会问题剧的现实主义艺术与鼓吹“艺术与政治无关”的理论存在本质的区别,“艺术与政治无关”实际上放弃的并不只是艺术干预生活的责任,它同时也放弃了艺术批判现实的权利。重大社会问题剧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努力争取的是处于社会历史洪流中的艺术主体地位,而不是居于边缘状态的“独立”和“自由”。这在重大社会问题剧中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首先,重大社会问题剧表现的大多是困扰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不回避当前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像《蓝色马蹄莲》所表现的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问题,《希望的田野》、《县委书记》、《烧锅屯的钟声》表现出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以及城镇职工大量下岗、社会公平等重大问题,这些都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得到了表现。其次,重大社会问题剧体现出政府关注与百姓关注的巧妙统一。重大社会问题剧努力维护政府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自觉地维护群众的利益,这在电视剧《忠诚》中通过高长河以群众利益作为尺度以及人物形象平民化的描述体现得较为充分,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当代平民英雄。再次,在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或主旋律的审美化上尽量淡化权力关系,建立平等的对话秩序。重大社会问题剧在追求叙事的严肃性上,力求表现出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以法制为基础所建立的政府与民众新型的平等对话关系改写了重大社会问题剧艺术塑形中的宣教色彩,成为主旋律审美化的重要策略。在电视剧已成为当代中国主导艺术形式的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对当代政治发挥着重要影响,它既折射着当代政治生活,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时常调适自身的行为方式;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掌控着电视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对于现有的政治结构而言,如果一味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否定、批判、暴露和反叛的艺术功能,并以此作为艺术真实判断的尺度,或把艺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都会违背党和政府的文艺方针,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当前艺术发展的生机。90年代以后,中国电视剧能够主导当代中国文化,在品类和数量、质量上迅速提高,成为中国电视的中坚力量并在全国电视收视市场占据30%的第一位置,^[24]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这种艺术形式疏导着人们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情绪,它以政治理想超越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化策略丰富了当代艺术真实的内涵,使得重新衡量艺术真实所包含的政治内涵,成为一个有价值和意义的理论命题。

在先进人物政治内涵的表现中,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形象,促进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电视成为当代主导文化形式,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扶植和引导,这也形成了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不同于西方电视剧过多强调娱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鉴于党和政府对于艺术政治功能的认定,重大社会问题剧的政治功能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加上电视剧巨大的传播效应,坚持和强调电视剧的政治性和党性,充分发挥电视艺术审美宣教功能也为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政治塑形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政治保障。为电视剧保持它的独立,充分发挥它的审美娱乐、审美认识等非政治功能,按照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并走向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重大社会问题剧为减少负面影响、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和科技理性、协调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找到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化方式和途径。

总之,中国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理论上讲,带有政治倾向性的人物与群众利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使得重大社会问题剧的正面形象大多强调人民性内涵。但艺术有艺术表现的规律,政治纲领及意识形态诉求不能替代艺术创造的审美规律。而当“如何使主旋律电视剧拍得好看”成为一个理论命题时,其中所蕴涵的美学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是具有艺术属性、政治属性、传媒属性、商业属性、技术属性等多种品质的艺术形式,要使先进人物的政治塑形既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又符合不同时代对先进人物具体内涵的要求;既要达到美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统一,又要体现为先进人物理想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统一。总的来说,电视艺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政治属性、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属性、以及实施信息产业功能的经济属性都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电视事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必然要求。

2.先进人物的传统文化意识(www.xing528.com)

体现在先进人物身上的传统文化意识是先进人物形象塑造的又一个维度。由于这种文化塑形充分吸收了以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使得重大社会问题剧中先进人物形象,除了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有文化、有能力的形象外,还是传承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中国伦理特色的热爱自己的亲人和家庭的典型,也使得这些出现在重大社会问题剧中的改革英雄、反腐英雄、法制英雄等各种英雄具有了较强的文化色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契合时代精神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电视剧中先进人物身上的创造性的转化,是使之融入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在这种转化中,重要的一极是传统伦理道德价值对先进人物形象塑造所具有的制约作用。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所谓先进人物形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对待民族文化,更是先进人物形象创造的要义。全球化的浪潮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都试图以西方文化为核心同化其他文化,企图颠覆和消解文化的多样性。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曾指出:“文化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于不同的人类群体和社会认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基于这一认识,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应该认定,并应该确认,这种多样性有益于人类的当代和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早就意识到,文化产业特别是影视产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方面规范着中国人的内涵,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在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重大社会问题剧中表现出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和对西方享乐文化的抵制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文化发展的趋势,显示出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所担负的责任。从现实题材电视剧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人物来看,他们大多是一些埋头苦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他们身上既传承着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也蕴涵着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本质。总的说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创造英雄的时代,对英雄的呼唤,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也有文化传承的需要。因为英雄人物形象能集中体现出时代精神和人生价值,能够唱响主旋律,给予人们精神上的鼓舞,同时从他们身上也能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一个无视自己的个人感情、无视家庭和亲人伦理亲情的先进人物算不上是真正的先进人物,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英雄也与现代的生活理念难以相融。早期那种对个人情感采取回避态度的艺术表现方式也逐步为性格复杂化人物取代,在先进人物形象塑造上注重个人的情感特征的表现以及挖掘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内涵,都极大地拓展了电视艺术表现的空间。

这首先表现为对个人情感表现的伦理规范。《乔厂长上任记》花一定的篇幅表现了乔光朴、童贞之间的特殊感情,回顾了1957年乔光朴在苏联学习时与女留学生童贞的复杂感情以及为此在“文革”中受到的批判,“文革”期间,犯路线错误的人群众批而不恨,犯品质错误的人群众最厌恶,乔光朴比别的走资派吃了更多的苦头。而乔光朴的妻子当时在大学当宣传部长,虽然听到了关于他和童贞的议论,但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丈夫,直到1968年初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里,她也从未怀疑过乔光朴的忠诚。事实上乔光朴也一直克制着这种情感的进一步升级,把童贞当作妹妹看待,这就从伦理上规范了这种情感的性质。作为改革的先进人物,电视剧没有回避乔光朴道德与情感矛盾的真实表现。在乔光朴妻子离世后,他对着遗像坦白承认,他在童贞大胆的表白面前确实动摇过,心里有时也很喜欢她,但毕竟没有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情……改革开放后,乔光朴不再逃避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情,上任伊始,他就给童贞打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并在电机厂党委会上突然宣布:“我和童贞已经结婚了,两个多小时以前刚举行完婚礼,老石是我们的证婚人。因为都是老头子、老婆子了,也没有惊动大伙,喜酒后补。”尽管电视剧对乔光朴在情感的处理上较为简单和粗暴,但却较早触击到先进人物的个人情感领域,一方面乔光朴不再过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揭示了传统文化所存在的保守的一面,表现了传统伦理文化发展的现代性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妻子的过世,也为两人走到一起提供了道德基础。《新星》也涉及到李向南摇摆在林虹和顾小莉两个女性当中的矛盾心情,尽管李向南出于对其改革形象和政治身份的维护,电视剧最终淡化了这种个人情感表现,但客观上还是向观众传导了先进人物的私人情感空间。90年代,这种情况得到较大的改观,《英雄无悔》写高天和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注重把先进人物当人来写,在个人情感表现上更加开放。但是,先进人物的情感表现都充分注意到与滥情的区别,他们的情感表现基本符合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审美文化心理——朴素、本色,止乎礼仪,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客观上对先进人物的行为准则的影响。“发乎情,止乎礼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其次,重大社会问题剧所表现的先进人物,从整体上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中情理原则的维护和发展。在对待个人感情上,都十分注重以理性节制感情,使得先进人物日常行为方式中体现出的情理原则符合传统文化精神。情理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在反腐剧《大雪无痕》中较多地表现为对方雨林处理与父、妹之间的伦理亲情的描写,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尊老爱幼的深厚的人伦精神。在表现方雨林这一人物时,电视剧设置了父子和兄妹两重关系,通过一些细节来表现这种传统伦理亲情的价值,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他隐瞒了自己承担的重大案件工作,忍受亲人的误解和批评。除此之外,方雨林、方雨珠兄妹情感的表现也十分真实动人,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这集中体现在情理关注上的儒家伦理行为规范对现实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社会背景下中国的伦理状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传统文化对情理有十分深刻和独到的认识,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都要以情为基础,情系于人,如果待人无情,就谈不上以人为本。这种具有民族特征的伦理原则、道德操守贯穿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重大社会问题剧在先进人物塑造上通过夫妻、情人、朋友、兄妹之间的感情纠葛与矛盾冲突,揭示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个性情感与道德风貌,在先进人物形象的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上,十分注意把握伦理界线的分寸,一方面表现出重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同时也非常注意以理智节制感情。《大雪无痕》花较大篇幅表现了这种情理关系:在妹妹方雨珠眼里,她真正崇拜的就是她的哥哥方雨林。23岁的方雨珠过早地被裹进了下岗大潮,命运多舛,但是总是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生活的种种矛盾,时时维护着家庭的和谐。她善解人意,替哥哥担起了家庭的责任,侍候生病的母亲和父亲,关心着哥哥的饮食起居和心理变化,她天真调皮,美丽善良,因此,方雨珠的死,一方面意在表现反腐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是美的事物毁灭的悲剧。当方雨林得知导致妹妹方雨珠车祸死亡的原因,即所谓的“变质的鱼”事件是冯祥龙故意安排报复自己的一个圈套时,方雨林觉得这世界一切都要爆炸,一切都是那样的无情。他从法院提出冯祥龙,恨不得一枪打死冯祥龙而后快,但关键时刻,方雨林的理智、心胸、自制能力和“大局观”,克制住了当下这一时的迷茫和冲动,控制住自己,举枪的手终于垂落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眼泪“哗”地一下从方雨林眼眶里涌出,他冲着广阔无垠的雪野跑去,跑上高坡,掏出手枪连连向着天空开了五六枪……在处理这种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物在情感支配下的行动常常都是借助理性来完成,很好地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再次,先进人物的传统文化意识还体现在这类人物形象的平民化。先进人物的平民化不是将先进人物等同于普通的百姓,而是体现为与百姓的情感相通和伦理认同,在具体的生活中感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电视剧《忠诚》的导演胡玫在选张国立饰演主人公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中了他那张脸,看上去很平民,小眼睛,不是浓眉大眼,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官员形象,走到村里别人也不会把他当干部。”^[25]《希望的田野》徐大地的政治智慧恰恰在于这种平民意识的巧妙运用,搬家请客一场戏,徐大地也到场为送礼的人敬酒,只是最后拿送礼的钱盖学校,并私下里找漂白粉付了请客的钱。这种平民意识使高长河、徐大地这类艺术典型更加深入人心。通过平民情感与道德认同传达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体现了先进人物形象塑造中创作者的文化自觉。

先进人物中蕴涵的传统文化内涵的揭示,“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观念之流,不是静态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价值趋向”,它的更深层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被称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必定是在社会集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生命力和潜影响力的东西,这些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26]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宏大的整体,它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追求、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质,主要传承了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合理内核,着重在现实世界提升品德,以达到理想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具体而正确地认识和阐释中华文化的传统,不仅是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

3.先进人物的科技理性和法制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立在道德和人治基础上的先进人物形象的思想蕴涵已经难以涵盖当代社会精神取向和时代对英雄的要求。党和政府洞察到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变化,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三贴近”的文艺指导方针政策,先进人物要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既要贴近群众也不能混同于一般的群众。90年代以来的改革剧中,现实题材电视剧塑造的主要改革者形象大多是具备现代管理知识和经验,具有一定的技术专长和法律意识的先进人物。这样,科技和法制塑形就构成了现代先进人物形象内涵发展的主要维度,在重大社会问题剧中至少存在以下两种趋势:

首先,强调当代科技因素对先进人物塑造的重要作用。像《DA师》、《导弹旅长》、《世纪之约》、《追日》都强调了科学技术对先进人物形象创造的作用,把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掌握作为一个要素运用到先进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在《世纪之约》雷默形象创造上就有较好的体现。由王文杰导演、张华峰编剧的19集长篇电视剧《世纪之约》主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主题:以梁栋、雷默、徐一海、宋广学、胡安平、罗克刚等为代表的一批曾经参加“两弹一星”建造的功臣们,从思想到行动与国际接轨并完成了“第二次创业”。《世纪之约》一开始,就把维护国家尊严这样重大的主题摆在观众面前。在如何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上,《世纪之约》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抱着为中国人争口气的心理,胡安平、王孟东及焊接队长丁翔领着中和公司全体开始了核岛辅助设备的焊装;然而,中和公司辅助设备焊装的结果出来后,竟然有50%的不合格率!而且,中和公司的安装工作也越来越暴露出管理上的混乱无序。面对现实,电视剧《世纪之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其一是承认自己与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雷默选择了这条道路。尽管中和公司给法方出劳务是痛苦的,雷默还是跟博德改签了一份劳务合同;另一种思路以胡安平、王孟东及丁翔为代表,不愿向博德低头,面对法方的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拿到身份上岗这样的举措,以及功臣专家徐一海辛苦编的接口进度表被新任的工程部长法国人戴利当废纸丢弃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愤怒和抵抗体现了精神文化的深厚积淀。电视剧极力铺陈了转变观念的痛苦的心灵历程。电视剧最后揭示了中国人要尽快摆脱技术剥削,并很快要在国际核电市场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就要从低头学习开始。通过自强来消除偏见,通过实力来维护尊严。电视剧对以雷默为代表,以当代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为背景所体现的现实要求来诠释先进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与早期政治塑形对人民性的强调不同,它融入了中西方价值视野的思考。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要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去。《世纪之约》通过梁小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揭示重大社会问题剧的这一美学内涵。作为南海公司董事长梁栋的女儿,梁小可寻求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与其父辈显然不同,当梁栋得知女儿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成了南海核电站的工程顾问法国吉阿公司的高级雇员时,梁栋对于女儿放弃大学教师的职位,到南海的法国公司里“捞美金”行为自然不能容忍。在雷默与梁小可的矛盾冲突中,电视剧精心设计的一场雷默买西服的戏,体现了从生活态度到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当然,更为主要的冲突还在于双方对中国人身份的理解上,梁小可自己说出了国内把自己这种身份的人当作“香蕉人”的看法,但梁小可对国人许多做法的批判却切中要害:梁小可一针见血指出中和公司的盲目自大;她话里有话地问雷默,“中国人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真能管好一个核工程?”梁小可对氢弹功臣徐一海那种加班加点的作法表示的是同情,因为她这个学计算机的却把徐一海复杂的编制工程接口进度的工作都做完了!如果说老一辈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么在梁小可身上,则体现了掌握现代高科技技术对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迫切要求。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展开,是梁小可把自己为吉阿公司主持开发、帮助中方进行核岛安装、施工管理的一套软件放在梁栋、雷默等人面前,作为父亲的梁栋无法理解自己的女儿怎么会不顾国家对她的培养帮吉阿公司赚钱;而梁小可却道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悲剧,因为她是得不到许多国有企业认可的情况下,才来到南海走进外国公司的大门的。雷默也正是在深刻的教训面前主动敲开了梁小可的房门,并请教起了关于“质量保证”体系问题。正是从梁小可那里,他意识到了中方和法方真正的差距,认识到在安装中一点一滴中国人都得向法方学习!在矛盾双方的冲突与和解中,在中西价值观的相互参照、比附当中,电视剧《世纪之约》融进了较为丰富的科技与管理内容。在梁小可这一角色的创造中,电视剧的编导实际上是让中和公司及一些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功臣经受着外来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挑战,摒弃自身盲目、铺大摊子等缺点,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克服主观盲动的毛病,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对科技理性的现代陈述,借剧中人物梁栋的陈说就在于“迁就落后就是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理念。这部电视剧将科学理念作为理解先进生产力的途径,赋予了主流意识形态以较为先进的蕴涵。

其次,作为对传统英雄形象创造上存在的青天意识和人治意识的反拨,在先进人物创造上出现了对法制内容的强调,即先进人物所蕴涵的法制意识和法制思想。作为世纪之交反映农村反腐、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希望的田野》中,徐大地面对群众举报的村干部腐化问题,利用周末回家看望妻女的机会独自驾车下乡私访,看到鱼肉乡里的望江村支部书记李得胜的吃喝嘴脸时,他一怒之下当场开除了李得胜的一切职务。但在乡党委会议上,李得胜还是以党委常委的身份出现在会议上,面对华乡长的发难,徐大地对自己的独断行为不得不作出检讨,因为一怒之下的行为和决定尽管正确却不符合法律程序,没有通过党委常委会议通过。通过这种检讨,《希望的田野》恰恰是在树立法制意识消弭人治意识上树立了新一代农村干部形象。《蓝色马蹄莲》其实也是一部弘扬法制精神的电视剧,它将国有资产流失既“合法”也不“违纪”的腐败行为,以及围绕保卫国有资产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都集中在依法治国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表达上。恰威斯集团国有资本急骤萎缩,支柱产业相继倒闭。身为国资办检查主任的凌若雨,深深感受到其存在的问题,但解决问题需要的是证据,因此,正反两方围绕证据展开的斗智斗勇都是要寻求法律的支持,尽管这部电视剧存在审美创造中的许多问题,也存在一些与法制精神违背的法律漏洞。^[27]但整部电视剧还是向观众传导了一种用法律来反腐败、用法律来保护自身利益的现代生活理念。当然,作为艺术,重大社会问题剧在强调先进人物的法制精神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艺术不是法律文本的形象化阐释。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一个法官按照他的职务和责任所要求的去行事,他就只是奉行符合秩序的由法律规定的某种确定的职责,至于他的个性……并不是主要的有实体性的内容,而是无足轻重的附带现象”。^[28]总的来说,法制英雄的出现和把时代的英雄人物提升到法制的高度来理解,体现出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运作的政府行为所体现的社会进步,法治精神的公平、正义、文明原则。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从早期电视剧表现品行完美、具有献身精神的高大全的人物;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观点的融入,平凡与不平凡共存、人性化、人情化的平民英雄的出现;到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智慧型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科技才能、知法守法善于用法的法制英雄的创造,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写着先进人物的历史蕴含,体现了现实背景下,在普遍存在的道德冷淡环境中,电视剧在先进人物内涵表现上的可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