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中,重大社会问题剧的文本特征首先在于它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性的审美化。由于“人类社会政治群体的主要形式就是民族和国家”,[1]重大社会问题剧能够借助艺术形象集中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准确地把握当代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点、兴奋点,从而成为时代精神表现、伦理道德嬗变、审美趣味迁移的生动写照。其次,重大社会问题剧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紧密相联。现实题材电视剧虚构叙事文本中的现实主义艺术从不回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表明,重大社会问题剧正是一种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揭示了现实生活的主要矛盾、表达了多数百姓普遍的政治期待和社会理想的电视剧艺术文本。这类电视剧“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当代社会新型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价值的建构,显示出生产‘主流化’与‘共鸣’的超凡能力”。[2]由于艺术家的努力,重大社会问题剧取得的成就也尤为辉煌。改革剧、反腐剧作为重大社会问题剧的主要类型,其文本大多具有较强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征,在艺术真实的问题上,较好地处理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艺术表现当代政治理想、满足观众审美需求上为电视剧艺术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审美范式。
1.改革题材电视剧
在电视剧复苏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改革作为一场改变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了13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等全方位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结构,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改革剧总体创作思路来看,表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为改革英雄树碑立传,成为改革剧的主导内容。
首先,改革剧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力度和深广度上所具有的审美优势是其他题材难以承担的,显示出重大题材的审美价值。在20世纪中国文艺领域中出现的“题材决定论”、“与题材无关论”和“重大题材观”等主要的题材观念,作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理论命题,它在当代的发展中,与艺术创作和接受的关系仍在不同的理论层面发挥着作用。如仲呈祥对重大题材特殊价值的认定,[3]周星从艺术创作的美学倾向对题材选择的相关论述,[4]都揭示出题材作为一个美学问题的存在。本文认为,题材并非一个与艺术创作无关的问题,改革剧从总体上承担起了表现时代精神、为时代传神写照的重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表现改革的题材,它都将艺术的触角伸展到广大的城市、农村和部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改革中的觉醒和崛起。这其中, 80年代初期表现城市生活题材的《乔厂长上任记》、《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等改革剧,通过表现改革与保守的观念的交锋,探索的是改革对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90年代以来反映城市改革的电视剧,真实地再现了改革的典型环境——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日益突出,整个中国社会处在政治经济体制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选择》、《省委书记》、《世纪之约》等电视剧从早期改革剧呼唤改革、表现观念的冲突转向探索改革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根本性问题,把握了城市改革实质性的问题。以农村社会变革为表现内容的改革剧则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改革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使得早期农村改革剧文化反省的倾向十分突出,从侧面间接地表现了改革对百姓生活的影响。80年代出现的作品如《走向远方》、《巴桑和他的弟妹们》、《雪野》、《太阳从这里升起》、《篱笆·女人和狗》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电视剧主要以人物形象的深层心理结构为依据,以人物自身的情感愿望为中心,表现了新一代农民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和抗争,并对这种努力和抗争予以了充分的肯定。90年代以来,《外来妹》、《情满珠江》、《希望的田野》、《三连襟》、《烧锅屯的钟声》《插树岭》等反映农村变革的电视剧,涉及到农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寻,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体现了艺术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和思考。部队改革题材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一道独特风景,在改革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和平年代》、《中国轨道》、《导弹旅长》、《突出重围》、《DA师》《沙场点兵》为代表,主要从和平建设背景、高科技背景的转换来探索部队改革的实质,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军队英雄形象,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科技强军的重大改革和军人的价值追求。这些电视剧立足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将笔触深入到全面反映我军“科技强军”的新观念,展现了我军为“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锐意进取的精神。以上这些改革题材的电视剧从社会大变革的实际生活出发,捕捉不同领域新出现的矛盾,以其对牵动社会神经的重大事件的敏感性,借助理想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艺术的方式记录了这段辉煌的历史,并折射出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为时代传神写照,构成了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特殊品格,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其次,改革剧反映的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它不回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中出现的困难,表现出直面现实、直面当代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勇气。《乔厂长上任记》开风气之先,表现了改革派保守派两种观念的交锋,让观众领会了励精图治、兴利除弊的艰难曲折。《新闻启示录》集中表现了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到地方普通百姓家庭生活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女记者的画外音》是以反映城市企业改革为主的电视剧,在表现社会变革与百姓生活的相关性上,编导采取的策略是“让观众在真实的生活描绘中,在真实的改革冲突中,在封建闭锁与现代开放,保守与进步,文明与愚昧,合理与不合理中间,自己思索,探讨,争论,最后形成正确的思想”。[5]90年代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国有企业转轨过程中社会的阵痛都造成了社会的震荡。社会贫富悬殊加大,大批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工人下岗人数已经到了社会安全的警戒线,农村多余劳动力的转移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中国的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深层次矛盾暴露出来,改革进入社会变革的攻坚阶段。一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事件成为社会变革的突出矛盾。显然,如果改革不能解决9亿农民和2亿工人的发展与富裕问题,而仅仅只是一少部分人的富裕,那么,中国的改革就不会是成功的改革。因此,世纪之交改革剧的问题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转轨的关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紧密结合,改革题材电视剧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选择》这部根据谈歌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表现了企业面临的严酷现实。《世纪之约》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重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的理念;探讨了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的矛盾,并将思考集中在阐述“什么是先进生产力”上。《国家干部》探讨了当代政治文明和先进政治文化的建设,揭示了蕴藏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危机,表现在改革过程中干群关系的严重错位和利益矛盾。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围绕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发展主线,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起步、展开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近2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深刻揭示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如城乡差别;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农村改革难以进一步突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违规操作;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管理落后;城市职工下岗;军队现代化问题等等。改革剧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没有夸大也没有隐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是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中处理这些问题,体现了现实主义艺术宏大叙事追求本质真实的美学思路。
第三,改革剧一方面敢于直面现实,另一方面也高扬了现实主义理想精神。这类电视剧尤其擅长通过先进人物的塑造表达普通百姓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精神给人以鼓舞,对处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给予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剧以其宏大叙事的艺术立场,在表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时敢于直面现实,这种直面现实“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6]改革剧在表现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时,其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并没有迷失在这些问题的揭示中,现实主义不回避问题,但在反映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了美好的人文情怀和现实理性精神,赋予了改革剧健康、积极向上的理念。《走向远方》、《巴桑和他的弟妹们》、《雪野》、《太阳从这里升起》、《篱笆·女人和狗》、《外来妹》、《情满珠江》、《希望的田野》、《三连襟》、《烧锅屯的钟声》、《都市外乡人》等农村改革剧表现更多的还是农民的尊严、诚实、纯朴和他们的生活理想,“生活有坎坷,心里要有阳光。”[7]使观众从这些电视剧中看到了新一代农民形象的风采。《乔厂长上任记》、《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选择》、《省委书记》、《世纪之约》、《国家干部》等城市改革剧立足于为改革寻求答案,不悲观、不消沉;军事题材改革剧如《和平年代》表达了以秦子雄为代表的当代军人对理想的追求,充分肯定了“和平是对军人最大奖赏”,赋予传统的奉献主题以新的意义;《突出重围》、《DA师》凸显了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时代内容,体现了国家军队的精神和气派;这一系列军事改革电视剧以生活多层面多方位的展现传递着军队改革要实现机械化、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理想,体现了大国军队的风貌。
中国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剧表现出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触及到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它鼓舞着人们克服现实生活中的阻力和困难,因此,站在时代的高度,表现改革者的智慧和信心以及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构成了改革剧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从改革剧的美学风格看,它们大多表现出对宏大叙事的偏好,对主导文化的张扬。在把人物和事件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的考察中,通过人物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场景、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表现人物性格,揭示时代精神。经历了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现象到深层的转变和发展,体现出了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的成就。在美学表现上,从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演变为对立结构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拉扯的美学张力,以及从多维视野中表现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艺术。(www.xing528.com)
2.反腐题材电视剧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拜金主义、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封建等级观念、宗法思想的泛滥,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作为这种现实问题的艺术表现,出现了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在反腐败上的相同的热点关注和艺术表现上的呼应与互动。90年代的反腐剧成功地找到了主导文化与世俗生活的结合点,《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苍天在上》、《权力场》、《当关》、《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等,展示了反腐倡廉生活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反腐题材影视作品成为电视剧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同时也使得反腐剧成为社会问题关注的一种特殊类型。如果说历史题材电视剧主要是从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关的吏治整顿、社会秩序、人格修养等诸多相关领域塑造古代清官形象,用多种手段揭露宫廷和各级官吏的腐败、倾轧等,体现出迂回于现实政治批判的历史叙事策略,实现了借古讽今、宣泄民怨的目的,那么现实题材电视剧则直接对准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腐败,以《苍天在上》引起社会轰动为标志,《纪委书记》、《英雄无悔》、《大雪无痕》、《抉择》、《当关》等反腐电视剧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热潮。
这些直接聚焦现实腐败问题的电视剧,首先体现为政府关注与百姓关注的视点重合。从政府关注看,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现象时,黄炎培就曾感叹朝代更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希望共产党找出一条吏治清廉的新路。改革初期,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反腐倡廉,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始终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党和政府的一件大事,在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发表的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中,也坦陈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滋生蔓延以及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不完善。但党和政府从没有放弃反腐,在现实生活中纠出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反腐倡廉取得了重大成效,维护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大局。反腐中取得的成就和反腐败中尚存的问题,都为现实题材电视剧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作素材和艺术表现空间。从百姓视野看,腐败作为一个被大众普遍认知的事实,它严重损害着百姓的利益,百姓不满的社会情绪都集中到腐败问题。现实中一些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怨恨,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对法律及规章制度及施行的不信任,进而发展到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县委书记》中描写了对政府不满的余家村村民们将下去蹲点的周学峰的车差点掀翻和余家村的村民聚集到县委机关要饭吃的场面;《烧锅屯的钟声》中表现了农民集体抗税抗法的事件——当天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天虹带领工作队进驻烧锅屯时,首先碰上的是工作队的小面包车在村口遭到村民的拦截。一阵钟声响过,烧锅屯的农民,男女老少全都集合起来,堵住了他们进村的路。“赵铁嘴”的开场白就是:“烧锅屯乃是弹丸之地,养了一群乌合之众,不敢劳动朝廷大员屈尊,我看三位官人还是打道回府吧!”跟着,是“酒懵子”李来福和“老菜包子”等一阵起哄,百姓把党和政府的干部当作了封建官僚,这种对干部的不信任已经发展到了与政府的对立。《希望的田野》描述的“专业告状户”潘喜林不惜倾家荡产一次次上访告状的场面以及长期苦于缺地种的村民们因为不满村委会班子利用机动地以权谋私,欺压百姓,长期郁结于心中的不满终于爆发以至愤怒地摘掉了乡政府的牌子。电视剧所表现的上述这些情形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民声民气,表现了百姓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显然,政府出于维护人民利益和执政党地位的需要表现出对腐败行为一查到底的决心,与百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痛恨腐败,其立场是一致的,也是这类电视剧艺术创作的政治前提。
其次,从反腐剧的艺术表现策略来看,反腐电视剧更注重通过反腐英雄艺术传达政府形象的亲民性,它所表现出的革命传统的历史发展与因果联系都旨在表现政府和民众水乳交融的和谐关系。首先,它以重人伦、重情感的文化认同来表现这一题旨。《希望的田野》以农村反腐先进人物形象出现的徐大地,从外表言行都缺乏“英雄”的气概,但却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村干部。在对待他的姐姐的态度上,表现出浓厚的伦理亲情。老姐姐的逝去使徐大地悲痛欲绝,尤其是在老姐姐临终之际,这个一生清苦的女人向弟弟展示多年给她的全部钞票时,使得徐大地这个坚强的汉子泪如雨下,也使观众动情动容。临终时刻,在她让徐大地打开的一个装满钱的蓝布包中,里面包裹的是徐大地21岁上班以来交给老姐的钱。电视剧强调了徐大地报答老姐姐养护之恩的深情厚意,在老姐和徐大地生前最喜欢哼唱的《月牙儿五更》的旋律中,把姐弟这种伦理亲情推向了高潮。此外,在表现徐大地拆除乡里的违章建筑首先拿田德酒店开刀而得罪了自己的亲外甥田德时,也从另一角度表现了他对伦理亲情的看重,徐大地自己掏钱,预先给田德和田小甜兄妹俩买好了贸易大厅的摊位,从而化解了舅甥之间的矛盾。在对待犯错误的村干部上,围绕机动地,他对农村腐败现象表现出的原则性、灵活性也不同于“革命英雄”壁垒森严的对立模式,而是注意通过行动感化他们,所以,腐败幕后的支持者华乡长也对徐大地的党性和人格魅力而深深折服,最后受到感化的华乡长发自肺腑地对徐大地说道:“从老百姓的眼里我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活法……”这一系列生动的细节都体现出了英雄人物创造的平民化倾向,通过他们的内涵展示表达了当代百姓的社会理想。其次,通过政府和百姓根本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和先进人物的奉献精神来揭示主题。徐大地毕竟是先进人物,这也是反腐剧作为主导文化的艺术类型与中国大众文化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之处。徐大地作为先进人物,除了他的政治智慧,首要表现的还是他的党性原则,这种原则融会在农村事务的处理中,体现在拉家常的言谈举止中,徐大地发自肺腑娓娓道出:“我们党就好比一棵参天大树,而基层的党组织就是这大树的根,如果根要是烂了,那这棵大树还有好吗?!”“老潘是共产党的忠良,忠良不能断后啊!”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特征鲜明的话语都真实地表现了徐大地的党性原则和对党的忠诚,同时也避免了作为政治传声筒的说教色彩。当然,作为先进人物,电视剧还体现了徐大地的奉献精神,他和平平安安过日子的普通百姓是有区别的,徐大地本来在榆树乡政绩卓著,深得老百姓的拥戴,县里有意安排他到财政局任局长,女儿俏俏又面临中考,但他舍弃城里的生活,到全县最穷的秀水乡,这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能做出这种付出的主要还是先进人物。这种奉献精神在电视剧《英雄无悔》、《抉择》等反腐电视剧中都有不同的表现。电视剧通过表现这些先进人物为反腐败付出的代价,通过对错综复杂的腐败行为隐蔽性的生动描述,通过对腐败分子的狡诈以及依法惩治腐败难度的渲染,为民众痛恨腐败的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在传达意识形态反腐败立场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传导了政府倡导依法治国的现代政治理念。
第三,从反腐剧的艺术价值看,一方面普通人从反腐英雄的平民性中让他们找到了人生的支点。他们在对英雄的认同和肯定中肯定自身,或者在对自身的肯定和认同中确认英雄。英雄和百姓距离拉近,这种拉近所表现出的价值融会,显示出在主导文化和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之间,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化那种建立在否定性思维和文化批判基础上的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政府关注与百姓关注在双方视点重合中呈露出的这种价值观念的异同成为反腐剧内容表达的基本策略。即在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的结合点上,具有较强主流意识形态特征的反腐电视剧在富有道德情感价值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与当代大众审美文化沟通的渠道。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吸收了案情剧的艺术表现形式,拓展了这种文本类型的艺术表现空间。
在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反腐剧反映腐败蔓延的态势是触目惊心的:腐败分子杀人越货、胡作非为越来越猖狂,犯罪数额越来越大,犯罪职位越来越高,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和多样,反腐败的难度和代价也越来越大。从早期探寻腐败的经济源头,发展到主要探寻腐败的政治源头。从揭露权钱交易到揭露权力“寻租”的腐败,从“清官戏”走向“法制戏”,从个人道德品质的探讨到对形成这类问题的社会根源的深入剖析,反腐电视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改革的艰难进程、腐败势力的强大、反腐的艰巨性,使得反腐剧具有较大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客观上促成了这种类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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