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叙事的艺术性
各种艺术形式与其表现的思想情感内容之间应当形成和谐的关系,纪实性电视剧叙事的艺术性是对现实生活的真人真事进行有组织的再现与表现。从其形态构成和叙事方式看,由于纪实性电视剧展现的人和事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出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因此,不同于虚构文本的再现与表现,在纪实类型的文本中,真人真事的现实状态成为判断艺术真实的尺度,以真实生活的体验代替戏剧化的情节成为一种叙事追求,即便是存在戏剧化的情节,也是日常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而不是艺术家杜撰和虚构的。它不排除人工搬演,但这种搬演要受到真人真事的客观性制约,因此它又是“双重品格的真实”[39],既是真人真事,又是艺术典型。既有外在表象上的真实,又有内在本质上的真实;从艺术欣赏效果看,它还是具有一定时效性和新闻现场感的艺术。
1.忠实于真人真事
纪实性电视剧对真人真事的忠实是其艺术表现的前提,也是判断其艺术真实的尺度。纪实性电视剧的这种纪实本性在题材上体现为它是对生活中存在过的人和事的搬演。因而其艺术形象的创造必然要受到真人真事的实际状况的限制。
电视剧《任长霞》的导演沈好放在其“导演阐述”中曾回顾该剧当时的创作情形:当剧组到拍摄场地,正式开始进入拍摄时,任长霞过去的同事经常一声不吭地站在拍摄现场旁边,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拍摄,注视着扮演任长霞的演员,注视着扮演政委,副局长,刑警队长,控申科干部的警察……他们是在验证,是在一一地验证,用他们与任长霞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来验证人物的真实性。[40]导演沈好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不同来寻找“拍得不像”“他们不认可”的理由的。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纪实性电视剧强调的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艺术的逻辑常常要让位于生活的逻辑。“拍得像不像”“观众认不认可”所参照的主要还是真人真事的生活逻辑。当然这并不是说纪实性电视剧就等同于生活的真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乎所有的纪实性电视剧中,都有演员的表演,有镜头视角的存在,有题材的选择与集中,有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对真人真事本质的追求。《任长霞》是按任长霞的生前的事迹在登封市拍摄而成,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根据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创造出的艺术真实。无论演员的河南腔多么纯正,神态动作多么逼真,她也是对真实人物的扮演。即便是《九·一八大案纪实》、《12·1枪杀大案》运用真人扮演等手段来逼近生活的样态,也是对发生过的生活事件的模仿。因此,纪实性电视剧所体现的只是艺术真实要受生活真实的制约,而不是生活原生态的照搬。
忠实于真人真事,是在叙事艺术上既要求外在表象的真实,同时要求内在本质的真实。所谓外在表象的真实,体现了电视剧作为现代高科技产物的视觉艺术特征。视觉艺术使人们关注影像的外在性真实,所谓“画鬼神易,画犬马难”,纪实性电视剧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都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客观实在,它以图像解读代替文字解读直接再现生活中的面貌,这种审美直观以影像事实改变着人类认知的经验,视觉艺术的直接冲击代替了文字语言描述的间接性和需要借助想象完成的形象化特征,在这种艺术样式中,尤其是有生活样本的纪实性电视剧中,它留给艺术创作的主观介入空间是十分有限的。那些体现在纪实性电视剧中的非职业演员的运用、肩扛拍摄的运动镜头产生的效果、同期录音、方言叙述、真人扮演等手段,其实都是要在外在形态上达到真实的效果。但仅仅只是外在表象的真实是不够的。尤其纪实性电视剧所表现的人物,有许多是模范人物,他们本身具有丰富的情感、具有较高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因此,也就要求外在的表象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内在本质的真实。在电视剧《任长霞》中,她的内在品质主要体现在对待身边的同事以及对待与案件相关的百姓、对待自己的家人等方面,从儿子生日打电话的场面可以看出任长霞除了是一个公安局长,她还是一个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任长霞中途回家穿上红毛衣洗衣做饭,是对家庭一分歉疚的内心情感表达,那些表现任长霞为老百姓做好事,老百姓回报她,以及对待犯罪分子的态度上决不手软,一查到底的相关细节,都包含非常质朴的人生哲理。这种呈现在人物生活细节中的爱憎分明其实就是内在精神本质的艺术表达。从这点上看,纪实性电视剧是追求外在表象与内在精神有机统一的深度文本。(www.xing528.com)
2.以真实生活的体验代替戏剧化的情节
在真实生活的体验中,既有像与《九·一八大案纪实》、《12·1枪杀大案》等强情节叙事[41]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也有在追求艺术真实上其情节结构体现为生活化特征的文本。尤其后者,它以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冲淡故事性对日常生活的集中和对戏剧化情节的依赖,还原实际生活的本来状态,成为纪实性电视剧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除了直播时期的电视剧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较多借助室内布景外,新时期以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纪实性电视剧基本上作到了在真实人物和事件发生的实际空间进行拍摄,这也为传统的戏剧性结构融入了丰富的、大量的生活元素,对电视剧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自然、朴实的生活进程中,平平淡淡的节奏里表现真实人物的日常生活体验,阐释他们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受纪实性电视剧青睐的一种叙事风格。《生命的故事》、《一个医生的故事》、《好人燕居谦》、《牛玉琴的树》、《郭秀明》、《任长霞》《黑槐树》等纪实性电视剧都具有借助日常生活的体验代替戏剧化的情节来创造艺术形象的艺术特征。
其中《牛玉琴的树》就是一部没有什么悬念和离奇曲折的情节的“弱情节叙事”文本,这部电视剧以牛玉琴写汇报材料的形式展开叙事,中间穿插对往日生活的回顾来刻画牛玉琴,电视剧运用了大量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农民质朴的品格和朴实的生活愿望。牛玉琴的汇报材料和她的人一样实在:“我今年46岁,家住晋边县东坑乡金鸡沙村。我们家老少四代共12口人,两位老人,三个儿子,两个媳妇,四个孙子。男人叫张加旺,我们是1966年结婚到金鸡沙村十队的……”这里,由写汇报材料引出的情节主要是对走过的生活的回顾:电视剧再现了过去结婚的细节,如结婚进村背毛主席语录,张加旺借别人的皮裤和棉袄结婚都是当时时代的写照,这之中包含有家境贫寒的新婚夫妇与公爹公婆一家四口睡一个大炕的尴尬、也有相知相爱的幸福和乐趣,有物质极度贫困年代人的精神面貌的描绘;也写到栽树的困难;写到侍候疯病的婆婆;写到孩子出世;写到丈夫生病截肢;写到丈夫的死……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具体描述中,感受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看不到沉重的历史反思,在牛玉琴的回忆中,无论是悲是喜都十分自然,叙事者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事既没有夸大生活的挫折,也没有强化生活的乐趣。电视剧大量运用的这种生活化叙事将牛玉琴独自承担家庭重负的坚强、失去丈夫的痛苦都淡化为牛玉琴对生活喜怒哀乐的体验和认同,在这种朴实的、不起眼的农民的自述中,一些生活本身的悲剧元素或喜剧元素都没有人为的放大,而是融入到生活的色调中,因此,看这样的电视剧,我们发现它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它留给观众的印象就是一片生活。正如生活中的牛玉琴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言,“我们家的生活挺清苦。有人说我傻,净干往里头赔钱的事儿。可他们不明白,那林子里每一棵树都像是我的儿女,看见它们长得壮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就高兴。照管儿女哪管挣钱赔钱啊。”显然,当把种树当作生儿育女来看待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借助情节的张力来张扬这种造福子孙的事业,情节也就成了容纳生活体验的形式。
《黑槐树》也是一部不以故事的惊险取胜,力求向观众展示世俗生活的“原生态”和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纪实性电视剧,该剧围绕“养了一窝孩,怎么没人管我了呢?”展开叙事,胡大妞不明白,自己养下三子二女,如今怎么老来无人愿意多摊一点养娘的费用?于是她将自己的子女告上了法庭。电视剧“将题材所涉及的农村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伦理关系、法律手段等等,全都溶解到生活本真形态之中”,[42]它用胡大妞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传达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对现代社会的疑惑,体验法律与道德面对日常生活的尴尬处境。
上述这种以日常生活的体验代替戏剧化情节的叙事,在《一个医生的故事》、《郭秀明》、《好人燕居谦》、《任长霞》等纪实性电视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这类纪实性电视剧中,看不到令人紧张的悬念和那种不断激发起新的悬念的叙事方式,没有叙事谜面、谜底的期待,它靠的是对真实生活的真实情感体验来传达人生的经验,从而打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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