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修辞性，客观性叙事文本的思想性如何表现的探讨

二、叙事的修辞性

纪实性电视剧叙事的目的,不只是提供观众现场逼真的视觉形象,还在于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视像艺术也可以既表现客观世界的真实,也逼近主体心灵的真实,从而建立起主体思维与客体事物的合理结构。

叙事是信息发送者(叙事者)将信息传达给接受者的一种交流行为。叙事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流,在早期的纪实性电视剧中,也存在以信息发送者为主导,在表现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强调创作主体的思想立场的阐述,表现为叙事者对生活的直接干预。如《新闻启示录》、《大角逐序曲》都存在这种倾向,在这些纪实性文本中,叙事的思想性由于可以从主体的干预中直接领会,因此,叙事的思想性并不成为美学问题。随着纪实观念的发展,在纪实性电视剧所追求的客观性叙事中,开始强调生活客体的完整性、力求从生活本身感受事物所蕴含的意义,客观性叙事逐步取代了干预生活、直接表达思想观念的主观色彩浓厚的纪实。由于艺术家对人物、事件基本不作剖析与判断,只注重将一个真实的现象或过程展示出来,或隐藏自己的视角,或以镜头代替主体叙事,或将发表意见、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力交给观众的再创造来完成,这样观众只能间接感知和理解艺术家的文化批判精神和反映现实的意图,由此形成了纪实性电视剧在如何表达思想、提升作品价值和意义的独特规律。

作家的主观色彩的淡化和隐蔽,体现的是纪实性电视剧表达思想的特殊方式,也是主体思想表达的一种叙事策略,叙事主体的不露声色和叙事主体的隐藏,并非叙述者的灭失,主体不在文本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并非文本没有思想。因此,客观叙述方式的思想性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对于这种客观性叙事文本的思想性如何表现,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探讨:(www.xing528.com)

其一,在纪实性叙事作品中,叙述者在场和叙述者不在场以及是否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有可能存在。但对于要求叙事的客观性纪实文本而言,是需要叙事者隐藏自己的观念、避免过多的对生活做出评价的,即这种叙事是偏重于隐藏叙述者思想的叙事。基于纪实性电视剧是真人真事的艺术化这一认识前提,纪实性电视剧的艺术化就包含了对生活情景的结构性组织和选取。任何艺术的情景结构都是主体的一种艺术创造,都意味着作者与文本的一种关系存在,只不过客观性纪实文本存在的方式是一种“隐在”,这种“隐在”决定着纪实性电视剧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叙事规律和表现风格的具体特征的差异。从纪实性电视剧的具体的结构性情景看,体现在客观性叙事中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也包含有叙事的思想性。正如谭君强所言,“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视点决非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它与更深层次的意义,即与意识形态层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着作品的价值意义以及读者对它的理解。”^[37]如《九·一八大案纪实》、《12·1枪杀大案》的题材都属刑侦剧范围,其中就包含有以警察代表的正义战胜邪恶、维护社会秩序、保一方平安、打击犯罪的思想内涵。与此相联系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善恶分明的。在这些追求客观化的纪实性电视剧中,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不是着意于使各种人物性格按照创作主体的思路推进,但对于真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种种人物,无论是作者还是观众,都有明确的善恶区分,都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基于这种艺术欣赏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九·一八大案纪实》、《12·1枪杀大案》的视点主要还是围绕正面形象破案经过来选择材料和安排情节的,因此,在纪实性电视剧中,人物的视点、不同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物的身份、人物的思想感情等基本的美学元素都在暗中引领着文本的深层意义,揭示着文本的思想的蕴含。即便以犯罪嫌疑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纪实性电视剧《红蜘蛛》在描述她们的犯罪经过时,还是包含了对金钱与欲望的诱惑的批判,通过她们的忏悔来引导观众的价值判断,由此体现纪实性电视剧的思想意义。

其二,追求客观叙事的纪实性电视剧,如“情景再现”的纪实形态都有吸引观众的鲜活的情节元素,这类电视剧强调的也是一种鲜活的感受和体验。这种发生在欣赏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在与生活事实构成的沟通渠道中,主要体现为把对叙事思想性的理解的权力交给了观众。基于对所叙述的事件的客观性的强调,加上主体思想的隐藏,因此,相关事件的细节并不围绕叙事者的主观意图展开。由于追求生活的原生态,有时候一些细节描写与事件的最终结果缺乏必然的联系。这些细节没有明确的意义指向,但并不就是毫无用处。它对于不同需求的观众理解事件的意义还是有帮助的。如上文提到的《九·一八大案纪实》中罪犯刘农军没有什么意义的小便细节,却可能给观众留下更大的想象的空间。观众也许回认为罪犯刘农军是否想着借机逃跑?警察如何看待罪犯的行为动机?这个细节是不是体现着现代警察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12·1枪杀大案》中以董雷为首的犯罪分子在杀货运司机前谈生意并请司机吃面条的细节描写:同伙催促司机快点,董雷阻止,并说道:“不急,慢慢吃,吃饱了好上路。”这些细节对以案件侦破为主的情节结构并无多大关联,但它的意蕴却很丰富。对于那些同样是司机的观众来说,这样的细节是不是具有警示作用?犯罪分子董雷难道人性未泯,还是早就暗藏杀机?这句话是随口说出,还是一语双关?这样的细节是否还包含着犯罪分子的存在对普通人的生命安全的潜在威胁?这多重含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更为广泛的联想,都使文本获得了一种超出主体预设的创作意图的观赏效果,使得思想意义的指向更加开放、多样化,并为观众的个人化选择提供了可能。我们应该相信读者有能力、也有意识地将文本世界与文本外世界加以对比,尊重读者主体意识,“使作家避免陷入因主观意识的介入而使人们对事件的判断流向某种既有结论”。^[38]因此,较之于常见的创作主体直接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寄托在其表现的人物当中或干预生活的叙事,这种借助观众的“阅读”想象来完成对画面之外的更多思想意义的理解,成为纪实性电视剧表达思想的一种策略和方法。

由此看来,纪实性电视剧即便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的叙事文本,也是有意义可寻的。只不过这种思想意义隐藏的深一些,或者其指向多一些。一个文本是否具有思想性并不完全由叙事主体的是否介入来确定,当然也不能完全由观众的接受来决定。创作主体、观众接受与文本的思想性之间存在多重复杂的关系,需要从主体创造、文本结构以及观众欣赏等多维度来理解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