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人真事”的艺术化
对于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纪实性叙事文本和虚构性叙事文本而言,其美学风格的差异也涉及到对上述纪实与虚构问题的认识。钟大年在《再论纪实不是真实》一文中曾提出,“纪实不是真实”,“真实是一个关于现实的神话”。[16]因强调纪实对现实生活“主观因素”的介入引起过激烈的争鸣。传统现实主义与纪实主义虽然都追求真实地反映生活,但由于它们所追求的真实并不相同,其所采用的艺术创作的具体途径也不尽相同,在很多方面还是对立的。诸如“含义先于存在”还是“存在先于含义”、“隐藏主体还是排除主体”都揭示了纪实性电视剧作为一种风格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包含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内容: 1.存在与含义的关系。也就是题材选择与思想表达的关系,纪实性电视剧强调的是存在先于含义的一种艺术类型。2.创作主体的存在与否的问题。对于纪实性电视剧而言,存在一个或隐或显的创作主体,但纪实性电视剧极力隐藏主体以达到客观化的效果。3.技术手段、表现手法与纪实的关系的问题。技术手段和表现手法主要体现为纪实性电视剧的客观性叙事追求。通过上述初步理解,人们不难发现,纪实性电视剧在艺术真实原则上受客观生活的制约要比虚构文本大得多,总体上呈现为向生活的客观真实的接近。
因此,纪实性电视剧作为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一种美学风格类型,与电视剧虚构叙事文本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人们不会忘记,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强调纪实或写实主义的创作取向,如,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故事片、美国真实电影以及英国自由电影的纪录片,这些被认为带有客观主义倾向的电影流派对电影创作都曾发生过影响乃至重要影响,从其代表人物柴伐梯尼的“创作六原则”——“用日常生活事件来代替虚构的故事”、“不给观众提供出路的答案”、“反对编导分家”、“不需要职业演员”、“每个普通人都是英雄”、“采用生活语言”来看,[17]这些主张至今在多元文化的电影创作理论中仍有着一定的位置,实践中也往往被电影艺术家有选择地运用。这些都说明纪实在当代艺术中所占有的一定的美学地位。(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对于纪实性电视剧而言,首先应该重视真人真事,重视纪实的客观真实性。正如陈志昂所说,“纪实性电视剧顾名思义就是纪录事实的电视剧……它的主要人物、基本事实要完全确实存在过,不容凭空捏造”;[18]陈建武也认为“纪实性电视剧表现的是真人真事,剧中主要人物一般都用真姓真名,即使改用化名,但基本事实不能变的,如果名字改了,事实变了,那就失去了‘纪实’的属性,就不再属纪实性电视剧的范畴。”[19]新时期纪实性电视剧如《生命的故事》、《牛玉琴的树》、《一个医生的故事》、《好人燕居谦》中的主要人物玲玲(张海迪)、牛玉琴、赵雪芳、燕居谦用的都是真姓名,其中所选取的材料都是曾经在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里在这些真实的人物身上发生过的,只不过经过了艺术家的集中、提炼。通过艺术加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环境,但基本事实没有改变。纪实性电视剧并不排斥艺术家对生活的概括、集中或做出独到的道德和审美评价,也不回避纪实中作家的情感倾向和历史理性。譬如我国直播时期的纪实性电视剧《雷锋》、《焦裕禄》所表现的就是妇孺皆知的生活中的真实人物。除了取材于真人真事,这些人物还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取向,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因此在描述他们的事迹时,作家、艺术家没有把视点放在他们的私人空间,而是选取他们与百姓疾苦、群众利益相关的事件来加以描述,重点突出这些事件普遍的社会意义,在这种叙事聚焦中,融入了创作者的正面价值评判,包含热情赞扬和积极肯定的情感态度,符合纪实性电视剧再现真人真事、实现人物与事件的逼真性美学效应的艺术规律。只要作家、艺术家的情感态度与事件本身呈现的社会意义一致,不夸大、扭曲主体因素的介入,也就不会偏离纪实的客观真实性,纪实的客观真实性实际上是主体正确反映客体的一种情形。
优秀的纪实性电视剧是对生活原生态的艺术化表现,它还能传达出生活原生态所蕴涵的生活的韵味和哲理。这在理论上不同于巴赞纪实本体论中讲的“真实”——“在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里的真人真事”。[20]纪实性电视剧允许艺术加工,只要这种艺术加工不破坏真人真事的客观真实性。因而它是一种在表现真人真事时能实现艺术审美价值的当代电视剧艺术形态和具有特殊魅力的表现方式。纪实性电视剧《生命的故事》围绕高位截瘫的玲玲(张海迪)学会用针灸为偏远农村的农民治病以及自学成材的经历,表现了玲玲(张海迪)克服身体的缺陷所寻求的有价值的人生之路。为了维护真人真事的客观真实性,作家、艺术家非常注重借助事实的陈述和事件本身的生动性来完成意义的表达。在电视剧中,玲玲为了治好耿家兄弟瘫痪失音的老父亲的病,四处求教,一遍又一遍地在自己身上试针;为了克服大小便失禁,她在做针灸医生的时候,全天不敢喝水;电视剧并不回避玲玲内心的痛苦:在知青返城后因为找不到工作,也曾服下安眠药试图结束生命;翻译稿被无情地退回,病情恶化,无望地将翻译稿一页一页地丢进炭火。电视剧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例刻画了一个残疾人向生命发起的一次次挑战,以事实本身揭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典型化显然包含有艺术的集中,但并没有违背真人真事的客观真实性。《牛玉琴的树》记录的并不是牛玉琴如何种树的事迹,而是把视角对准了该人物的日常生活,写牛玉琴照顾疯病的婆婆、侍候瘫痪的丈夫、抚养年幼的孩子、维护一家12口人生计等一些琐碎而艰难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这平淡的日常生活背后,却是牛玉琴在沙海里种下的一万亩林海,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牛玉琴的日常生活与她身后的一大片林海作为客观存在的生活现象,创作主体并没有人为地赋予其特殊的涵义,但事实本身却包含了许多意义的元素,即,生活原生态所蕴涵的生活的韵味和哲理。可以想见,沙漠里万亩绿色的林海所要付出的辛苦与日常生活的艰辛比较又何止百十倍!“用事实说话,用事实使观众产生共鸣和提炼出主题及审美感受”,[21]纪实性电视剧的艺术加工主要是对有典型意义的材料的选取,集中、组合以及借助一些艺术表现方法对所描述的生活事件的意义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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