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羽君在论及纪实时,把“生活的重构”作为理解纪实的原点,强调了纪实的叙述方式和表意系统是包含信息传递、故事叙述、情感表现、思想体现的一种艺术综合。“在电视纪实语言构建中,被纪录的生活内容,只是一些被选择的时空片断,只是一个叙事元素,必须经过叙事主体的精心排列、重组、并整合其他的元素,构建一个电视纪实语言的叙事系统,来传播信息”。[9]钟大年在认识纪实的问题上尽管偏重于纪实的主观性揭示,但也充分认识到纪实风格的电视剧并不是与现实主义不可通约,如钟大年认为“纪实风格在强调‘避免描绘现实的主观形式’的同时,也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一般原则。”[10]朱景和也反对将纪实性与自然主义混同。他认为纪实性作品“不能过虚,太虚则有背‘纪实性’”,客观风格的一些作品,“美中不足的是失之过分唯实,往往实得肤浅,实得机械,实得缺乏起码的辩证法,实得靠近自然主义。”[11]由此看来,纪实性电视剧的艺术真实追求应该有别于不加选择、有闻必录的自然主义真实。(www.xing528.com)
自然主义作为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流派和思潮、一种创作倾向,其特征在于着重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实,反对艺术的概括,不去表现生活的本质,而热衷于生活的表面及无艺术意义的细节。纪实美学强调影像的真实性,强调从生活真实出发创造影像的真实,强调从作品主题和人物情感出发,各种组成元素的真实才能完成电影作品整体的艺术真实。从中国纪实性电视剧来看,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雷锋》、《焦裕禄》、《永不凋谢的红花》、《郭秀明》、《任长霞》都有明确的主题,有对素材的取舍、剪辑,有集中表达的思想、观念。显然,对于纪实性电视剧叙事文本而言,不能只是把艺术真实的观念建立在对象的外在真实上,同时也不能把对纪实的认识建立在这种艺术形式的具体表达方式上,类似于长镜头、同期声、跟拍、抓拍等艺术表现手段,只是纪实的外在表现形态,而不是判断纪实的尺度。“如果我们把真实的愿望寄托于一种手段,依赖于一种手段,那将是最可悲不过的事情。因为人类的任何艺术手段都不是现实的同一物,与现实不是同一种存在,不论它的逼真性达到多大的极限值,它也无法穷尽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着的客观事实。”[12]正如吴印咸所言,“光线和色彩的处理要符合真实性,这绝不是说一定要拘泥于生活的真实,摄影师还可以进行一定的加工,强调某一种光线或某一种色彩。”[13]纪实性电视剧是对真实素材“有创意的处理”。(英国纪录片理论家约翰·格里尔逊语)[14]是一种“有我之境”[15],因此,“纪实”作为一种风格,它的素材是生活中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纪实性叙事对艺术表现的探索是有别于自然主义的艺术创作。对此,本文还将作出具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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