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历史回顾及对当前生活的影响

二、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历史回顾及对当前生活的影响

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电视剧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要求以及电视剧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审视,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这种角色转换大致经历了“政治角色”、“政治与文化启蒙角色”和“大生活角色”三种形态的历史递演与嬗变,这种角色的转换,对电视剧美学研究意义重大。对此,我们可以详加论述。

1.政治角色

电视剧是在1957- 1958年反右斗争之后出现的, 1958年6 月15日,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的播出为标志,宣告了这种艺术样式的诞生。正如《一口菜饼子》是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一样,直播时期和“文革”时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同其他文艺样式一样,不必避讳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的政治角色,这是当时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政策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难免具有浓厚的政治宣教色彩。另外,从创作和传播技术层面来看,电视剧的传播和表演都势必受到演播室直播的限制,这也是早期电视剧主要向戏剧学习的原因,所谓“一条主线,两三个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六十分钟,二百个镜头”都制约着电视剧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36]基于这种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以及电视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其美学品格还不为艺术家认识的实际,加上电视机远没有普及到寻常百姓家中,因此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1958年到1966年,在长达八年的直播电视剧时期,播出的电视剧只有近百部,这和当前每年数以万计的规模无法同日而语。在这些电视剧中,诸如《一口菜饼子》从姐姐制止妹妹拿枣糕逗狗玩引发对旧社会苦难生活的回忆:父亲病死路上,母亲病倒在窝棚,姐姐讨饭被地主的恶狗咬伤,妹妹要吃的,连病带饿、奄奄一息的母亲拿出仅剩的一块菜饼子给她,妹妹听完哭诉,痛悔不该忘记苦难;《新的一代》以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学生的成长经历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十大建筑”建设中的火热生活;《相亲记》表现了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对服务行业的认识,那种在旧社会备受歧视的“跑堂的”职业,在新社会作为劳动受到尊重;此外,还有诸如《养猪姑娘》、《桃园女儿嫁窝谷》、《共同进步》、《家庭问题》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电视剧反映社会生活迅速、表现时代精神快捷的优势,使得这个时期的电视剧在处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中,并非乏善可陈,即注重从工农兵生活中发现新时代的生活内容,注重对当代生活的表现和开掘,出现了一些贴近生活的作品,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人际关系。但是,从总体考察,限于当时现实题材电视剧无法回避政治宣传教育的社会形势和文化势态,日益泛滥的“左”的文艺思潮,又直接妨碍了电视剧艺术家用艺术的眼光去透视生活的本质,因此,直播时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对生活的反映,具有明显配合任务乃至图解政策的特色,它所承担的主要是政治宣传为主的政治角色。

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由于“四人帮”推出的不准播出的“八条”^[37]内容,这一期间的电视剧创作几乎一片空白。除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分别于1967年和1973年录制的《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和《杏花塘边》,上海电视台1975年录制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等极为少量的剧目外,中国电视剧的艺术发展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检讨这个时期电视剧创作存在的问题,除了艺术沦为阴谋文艺以及瞒和骗的文艺的工具外,价值的单一性以及艺术主体性的丧失是值得深刻反思的。由于“四人帮”搞阴谋文艺,政治标准“第一”实际上演变为政治标准“唯一”,电视剧成为了极“左”政治的传声筒。

2.政治与文化启蒙角色

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后期,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对改革的呼唤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上。电视剧与电影、文学等艺术形式共同承担着80年代文化启蒙的任务。在艺术主体功能得以实现的过程中,现实题材电视剧80年代的角色身份呈现出与当时开明政治即意识形态要求的一致,并自觉地从文化自身寻求艺术发展动力。因此,电视剧的文化身份凸现出来,文艺的政治角色包含在这种文化身份中,使得80年代的电视剧创作文化启蒙与政治改革汇流的特色十分明显,形成了政治与启蒙文化的合唱。1978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文革”后第一部电视剧《三家亲》。以《三家亲》、《凡人小事》、《女友》、《有一个青年》、《唢呐情话》、《有这样一个青年》、《神圣的使命》和《永不凋谢的红花》这些作品为标杆,宣告了中国电视剧的复苏。随后出现的《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赤橙黄绿青蓝紫》、《家风》、《生命的故事》与当时文坛的改革文学、反思文学汇聚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这一时期,发生在文艺领域的大事不断,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980年,文艺方针的重新确定,即“二为”方针的出台,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摆脱从属论和工具论的桎梏,从艺术本体探讨电视剧自身的规律提供了政策支持。录像技术得到普遍运用,电视机逐步在广大城乡普及。中国电视剧的品种、样式、风格逐渐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开始突破单本剧的单一观念,使屏幕作品越来越多地向具有连续性的大单元节目迈进,在以单本剧创作为主的状况下,出现了电视连续剧、纪实性电视剧、历史人物传记电视剧、戏剧电视剧等多种类型。1982年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4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第一次在荧屏上再现了“文革”时期一代知青的人生岁月,塑造了柯碧舟、杜见春、邵玉蓉等当代知青形象,表现了对人性新的思考。《赤橙黄绿青蓝紫》在直面现实、反思历史上表现出中国电视连续剧积极探索的姿态,这两部复苏期的电视剧已初步显示出中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发展潜力。如果说,由单一的单本剧向以大单元为主、多品种并存的连续剧形式的转换,是中国电视剧艺术从复苏走向成熟的外部表征,那么,更为内在的特征,则体现在创作者们从政治改革与文化反思双重视角把握现实生活的尝试。与新时期文化背景相关的改革题材电视剧,如《乔厂长上任记》、《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赤橙黄绿青蓝紫》、《走向远方》、《巴桑和他的弟妹们》、《新星》、《太阳从这里升起》、《雪野》、《大角逐序曲》等作品,尤其是《乔厂长上任记》、《新星》将镜头对准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上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改革活剧。李宏林编剧,王岚、赖淑君导演的《乔厂长上任记》,乔光朴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他的改革,主要针对电机厂经营亏损,制度混乱,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等不正之风,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让观众领会励精图治、兴利除弊的艰难曲折。《新星》中的李向南作为古陵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主要表现的是他的改革创新精神,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这部电视剧因把李向南塑造成了李青天,“青天”的形象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县委书记这一角色身份的要求不符合,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主旨背离,受到非议。但《新星》毕竟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力、震撼力和新鲜感。这种新鲜感,是由于编导者对当代社会生活找到了一种极为独特、大胆的审视角度。李向南的正义感、使命感、责任感和大刀阔斧的弃旧图新、扬善惩恶的改革壮举;既得利益者的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还有对积重难返、历史重负的深刻反思;对改革前途的掂量、忧虑……所有这些,都扣击着时代的脉搏。李向南以他富有魄力的除旧布新的大无畏行动,强烈地触动了古陵利益结构。李向南雷厉风行地撤换了一批昏庸无能的庸官、贪官、坏官,作为长期以来的“青天”文化孕育的产物,他属于20世纪80年代“人治”思想的文化传统的产物。但《新星》所试图挖掘的是宏观的改革开放,是重振河山、由穷变富的历史精神。喊出了人民弃旧图新的呼声,这是难能可贵的尝试。这些电视剧强烈的改革意识,呼唤改革的热切,反思精神的强烈,都曾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愿望和要求。改革开放作为关系民族未来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自然成为电视艺术家描绘与思考的重点。80年代中后期,优秀电视剧对生活的审视开始越过呼唤与期盼改革的阶段,在表现由政治上拨乱反正到经济上由穷变富的历程时,纷纷将视角对准了处在改革漩涡中的人的文化心灵。如《今夜有暴风雪》通过裴晓芸渴望理解、渴望爱情、渴望温馨、渴望自由愿望的表现,阐述了“人性的复归”的主题;《雪野》描写一位农村妇女吴秋香的人生命运和心灵历程,女主人公对爱情和自身幸福的不可遏制的追求是电视剧里又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重要情节,它将改革的触角指向了新的社会婚姻道德。题材的深入发展,体现在相关的文化背景的表现,是现实题材电视剧从更普遍也是更深的层面上探讨社会问题。如《师魂》、《商界》、《绿荫》、《神圣忧思录》、《大马路小胡同》、《裤裆巷风流记》、《艰难的选择》、《山不转水转》、《大雪小雪又一年》、《回娘家》、《双桥故事》、《神禾塬》、《一村之长》以及《篱笆·女人和狗》等表现了各式普通人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心态变化,展示出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大众生活中特有的魅力。上述人民大众的生态文化在时代变革中变化的如实再现,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追求。这样, 80年代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在表现改革、探索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文化阻力方面,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在这里,看不到眼花缭乱的形式变革,也不见各领风骚数十天的文艺思潮,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在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合唱中显示出它的成熟,为电视文化在90年代成为文化的主要角色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3.大生活角色

进入90年代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体制转型,现实与艺术家的文化期许和政治抱负距离拉大,有些艺术家的文化理想面对现实受挫,使得他们的艺术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回到生活”,从平凡的生活寻求人生的意义成为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的内在要求,以《渴望》为代表,通俗剧创作蔚为大观,改革剧、反腐剧等重大的社会问题剧也努力避免单一的政治话语,在表现时代重大社会问题中融入了诸多家庭生活的元素,如《外来妹》、《山不转水转》、《古船·女人和网》、《情满珠江》、《潮起潮落》、《半边楼》、《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苍天在上》、《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忠诚》、《突出重围》、《大雪无痕》、《大漠风碑》、《希望的田野》、《DA师》、《世纪之约》、《云淡天高》、《三连襟》、《烧锅屯钟声》、《当家的女人》等都在先进人物的塑造中蕴涵着普通人的人生理想的表现。此外,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世俗生活剧蔚为大观,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加大了与百姓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对平凡生活的兴趣,出现了诸如《渴望》、《女人不是月亮》、《黑槐树》、《北京人在纽约》、《大雪小雪又一年》、《颍河故事》、《喂,菲亚特》、《过把瘾》、《咱爸、咱妈》、《牵手》、《嫂娘》、《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刘老根》、《好爹好娘》、《浪漫的事》、《结婚十年》、《亲情树》、《大哥》、《大姐》、《母亲》、《婆婆》、《妻子》、《中国式离婚》、《有泪尽情流》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与社会娱乐化、时尚化的要求相伴,还出现了一些表现都市情感和社会时尚的青春偶像剧,现实题材电视剧娱乐功能和认识功能在电视剧审美创造中得到空前的放大和凸现,这种审美功能的位移,使得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体现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美学特征,即现实题材电视剧所担当的“生活角色”不仅将严肃的社会政治拉回到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还在政治与日常间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审美联系,将百姓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融化在日常生活的描述中,使得电视剧担当的不仅仅是政治的角色,还包含了多种文化角色——在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交融的内涵的丰富性上,体现为大生活的角色,这是90年代以来电视剧创作的突出特点。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文化转向的特殊时期,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越来越迅猛的电视剧通俗化的态势。一部又一部的平民生活剧以通俗的形态涌上荧屏,并普遍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相关的讨论此起彼伏。如前所述, 1990年初推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标志了中国电视连续剧向通俗化方向的发展,显示出电视连续剧对大众审美心理的重视。继《渴望》和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之后,京城又推出《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过把瘾》、《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一系列大型室内剧。这批京城室内剧采用王朔的小说模式和调侃的语言风格,尽管以“玩俄罗斯方块”和“语言自来水”的创作方式“编故事”和生产电视剧,不同程度地遭遇批评界的质疑,暴露出对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误读,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也预示着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崛起。这种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崛起,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的。因此平民剧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对世俗欢乐、世俗情感的认同都成为现实题材电视剧表现的主要内容,显示出与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完全不同的态度。

上述这种角色的转换,也使得现实题材电视剧对当前生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具体说来,它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人民群众主要的精神文化消费形式。在拥有近10亿台电视机的国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足的现实背景下,电视艺术的欣赏所付出的成本最低,加上电视剧的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特殊品质,电视剧拉近了艺术和平常百姓生活的距离,使审美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活动。从电视传播的各种节目形态来看,电视剧已经超过新闻和文艺节目的收视率,成为位居第一的节目样式。^[38]其中,现实题材电视剧由于所表现的都是和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有的甚至就是发生在身边事件的影像陈述和艺术再现,这样就拉近了艺术和生活的距离,使现实题材电视剧成为一种近距离的甚至同步审美,也使得它在艺术与生活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心理距离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艺术品种的审美。直播时期的电视剧就有与生活保持同步的优长,一如电视报道剧形式出现的《刘文学》、《雷锋》、《焦裕禄》、《党救活了他》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改革开放,电视剧复苏发展阶段出现的《永不凋谢的红花》、《新闻启示录》、《新岸》、《生命的故事》、《一个叫许淑娴的人》、《一个叫姚金兰的人》、《一个医生的故事》、《赖宁》、《好人燕居谦》、《郭秀明》、《黑槐树》都涉及到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即这些以纪实形态出现的电视剧都有真人真事的依据,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改编,而且很多都是发生在观众身边的人和事,它拉近了生活和艺术世界的距离。还有一些电视剧反映的是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如90年代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反映婚姻问题的《中国式离婚》、反映家庭暴力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反映性骚扰的《女人不再沉默》、反映出国留学的《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反映社会犯罪和威胁人身安全问题的电视剧如《九·一八大案纪实》、《12·1枪杀大案》、《红蜘蛛》,这些现实题材电视剧类似于生活指南而难以回避其艺术的实用的目的并将这种实用目的排斥在艺术欣赏之外。因此,也使得这种现实题材电视剧与生活同步或近距离审美成为有别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大美学特征。这种近距离审美的特征用布洛所谓“距离的内在矛盾”来概括,它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美学特点:一方面,“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个人经历愈是吻合,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领会就愈是深切入微,艺术作品就愈是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是贴近,我们就愈容易把作品的艺术世界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我们也就愈容易从艺术世界退回到自身经历的现实世界。”而后者,正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常常被视为“与生活同格化”而遭到诟病的原因。

第二,电视剧表现出了一种世俗、通俗的美学趣味,即平凡的美学趣味。这种美学趣味以芸芸众生的普通生活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艺术家立足于这种生活底蕴的探讨,为普通人的生活寻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支撑。在这种美学趣味中,它所包含的是一种根深于9亿多电视观众中最为普遍的文化趣味,它蕴涵丰富,是电视剧美学意义生成的源泉。90年代以来的文化事实也说明,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由崇高美向平凡美的扩展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增进道德为目的的艺术和提供快感为目的的艺术同时成为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美学兴趣。平凡美作为一种美学趣味,它集中体现在重亲情伦理、自强不息、反对等级差别、倡导平等的平民美学趣味,它立足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滋味并进而确认普通人生活的意义。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提高,在充分尊重社会法制的基础上,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个人主体出发的独立性、自主性、多样性以及寻求自身价值实现的需要出发,体现的是建立在健康生活态度上的平民美学趣味,其平凡美学内涵都有别于形而上道德的普遍诉求。这种带有形而下特征的人的本质的呈露,成为电视剧平凡美学趣味的核心内容,也使得电视剧表现的生活尤其丰富、生动。这是我们今天对现实题材电视剧进行审美观照尤应注意的。

第三,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至今仍然充当着审美教育的重要角色。“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娱乐寓于其中”是审美教育实现的基本法则。^[39]从审美教育的视角来看现实题材电视剧对当前生活的影响,它除了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之外,还倡导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广大百姓排忧、解难、释惑,以及帮助他们了解时代、了解生活,鼓励他们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提供健康的精神娱乐的主要艺术形式。审美教育首先要正确认识或廓清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夹杂的诸多的非审美、非理性的有害的思想内容。如在商战题材电视剧中出现的豪华风、享乐风,对反面人物人性化表现的失度,置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顾,大量表现男女亲热的床上镜头以及充满血腥味的暴力镜头,还有一味解构崇高、盲目颠覆理想、亵渎人类健康思想感情的美学倾向也都出现在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简单的以“媚俗”来概括还不足以把握问题的实质。因为在这些非审美因素中,消极有害的因素并不是世俗生活的本质,它同样受到来自普通百姓的抵制。非理性情感、欲望、隐私尽管也是人类的生命元素,但有意夸大这种情感要素,而忽略人的生命超越和社会理性对这类情感的制衡作用,就会使艺术失去真实感。中国社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存在许多的社会问题,但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看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越来越好的事实。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种非理性情感、欲望主导社会潮流的社会,它的主流是法制的深入人心和文明的进步。尽管我们不否定非理性情感甚至病态情感在生活中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如果不纳入人类文明的复杂关系中考察,就难以达到艺术的真实。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曾要求艺术“像住在风和日丽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如果艺术对我们的健康无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现实题材电视剧理应表现世俗健康的生活情趣,寻求产生病态情感的社会根源,充分重视审美教育的作用。柏拉图对艺术的态度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像诗、戏剧或者绘画、音乐这样的作品,作为艺术品,可能是很有魅力的、吸引人的,但从对人的教育作用来看也可能是很坏的、应该禁止的。”^[40]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也存在艺术性较强而思想性较弱、甚至存在问题的电视剧, 2004年,广电总局对犯罪剧的限定以及对一些内容不健康的电视剧的禁播,都说明电视剧重视审美教育的迫切性,一些电视剧表现出的审美负价值倾向已经模糊了人们对生活的正确认识。随着社会转型期文化消费需求的苏醒,一些人甚至“毫无顾忌大胆宣称:工作之后只需要轻松、或调剂消遣的电视作品,抵拒教化的主张愈来愈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趋向”。^[41]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看待,一方面,审美固然包含了娱乐功能,但审美决不仅仅只是娱乐。另一方面,审美教育还不能等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诉求。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实题材电视剧要体现主流文化形态应有的内涵,并在整个艺术的创作与接受流程中发挥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台台长赵化勇曾在中国电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电视战略首先要研究导向,其次是研究社会、研究市场。对导向的重视和强调,是电视人的铁门限。“中央电视台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始终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视导向为生命,始终把正确导向放在首位”。^[42]在世纪之交文艺的大合唱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构成了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主旋律。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文艺的轨道,理应正面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但这并不就是说审美教育等于政治宣传。审美教育的重要性,早为蔡元培先生所重视。1919年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呼吁:“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43]1917年,他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普及美育的思想,力主在民众中传播“纯粹之美育”,^[44]并指出实施美育普及具有改善国民性的深远意义。在对待审美教育和意识形态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看到在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群众上审美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的方面,也要理解艺术的本质不是简单的“时代精神传声筒”,而是为今天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真正的美的艺术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