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人类迄今所创造的艺术作品、艺术行为、艺术规范以及人类千古不泯的艺术精神，总的来说，是人类的感情（活感性、情意实相）的自然敞明。它是人性的依托、人性的自我确认。同时正如上文已指出的，在这种“以感觉为基础，联合了情绪、情境、知觉等各种心理机能”之情感外化成的艺术文化中，含蕴着直觉所能把握到的理性和智慧，在艺术文化中直接呈现的是涵盖他人与外物于其内的宇宙性的心情。(27)
原始时代、文明时代的人类的情感（人性）一脉相承，所以原始艺术精神与当代艺术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艺术史上反复出现的复古主义思潮实际是人的感性、情感在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人类理性、理智压抑之下，对于人的自我圆满状态的回归和召唤，现代人看着那些原始岩画、史前维纳斯或现代原始部落的集体舞蹈，照样热血沸腾，深受震撼，即使是在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社会，人要领受、掌握客观世界，依然不能缺少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的掌握方式。因此，相对于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哲学、宗教、道德、伦理、法律、风俗习惯等来说，艺术文化最古老又最年轻。它从人类及文化产生以来作为人性的确证和对应物，作为与轴心时代以来所产生的各种理性（不同文明轴心所创造出来的哲学、宗教理念）的对话性共在的另一极，始终表达、表现、敞明人类的情感和智慧，成为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性存在，因此艺术文化自始至终都因其情感价值的普遍性而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企图以现代性理念——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同化（均质化）非西方世界，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因为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理念说到底是轴心时代以来西方哲学和宗教理念的延伸和逻辑展开，而轴心时代以来所产生的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如犹太教价值观、儒教价值观、佛教价值观等，与西方现代性理念一样，说到底也不过是自人类的感性之根上派生出来的理性预设，尽管它们在对于宇宙真理的认知和领受上各擅胜场或高下有别，但是它们毕竟是人类这个种群的“性相近，习相远”而已。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之下，文明对话难以产生在相互同情理解基础上的价值共识，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在进行“对话”的时候皆难以摆脱数千年来由不同的文化模式积累传承下来的文化无意识的影响和困扰。儒教文化圈的人认为“天、地、人”情意相通，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却认为人比天大，天为人用。唯心本体论哲学和唯物本体论哲学谁也说服不了谁，论争无休，东亚及世界上逐渐现代化起来的国家也很难认同欧美人的道德规约。因此，通向全球文明的对话之路起于何处？杜维明在《对话与创新》一书中认为，文明对话之起点必须是对话双方或多方能够欣然相遇的相交点，如同意见分歧的两人必须在两个人欣然首肯的相交点（共同点）上相遇，才能谈到清除分歧、促成合作。(28)我们认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的相交点就是艺术，因为艺术是人性的表达、表现和敞明。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以情动人，在博得全球电影观众一掬同情之泪之余进而引发人们对美国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反思；张艺谋的《红高粱》以艺术的语言承载中国抗日农民深刻的人性内容，因而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并引起西方观众讨论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
我们注意到全球化时代降临之后，全球目前的几大宗教虽然开始对话，(29)但到目前为止，几大宗教间非但没有通过有效的沟通试图为人类创建出一个共同的宗教，相反，宗教之间尤其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并引发海湾战争及全球恐怖主义毒素的蔓延，这似乎已证明，全球不同宗教理念之间的对话极端困难甚且没有可能。正如当代学者商戈令所指出的那样:“人与人再有差异，总还是人，总有人之为人的属性。文化、传统、宗教也一样，也是性相近，习相远而已。多年研究学习多种文化思想的重要心得，便是觉得人也好文化也好，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根本没有太多的不同，尤其理论上是如此。真是‘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也许现在已经到了超越后现代片面强调差异，重新强调人类共性的时候。在全球化的情势下，没有作为类的存在的自觉意识，对话，尤其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就是不可能的。如今的对话各方，基本都将自身同一性落实在特定的信仰、传统或民族上，类的本质被特殊的自我规定所掩盖，所遗忘了，从而使得彼此是非之争永无终结。如果大家先将自己看作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然后才是中国人、犹太人、黑人、女人，对话和理解是否就会有可能性的基础？”(30)
与宗教对话、哲学理念对话都相当艰难尴尬的情形形成对比，人类自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各民族的艺术文化却通过现代大众媒体，混合出了一个世界民众艺术，并通过这种世界民众艺术逐渐建构出一个世界性的大众文化系统。
电影、歌曲、摇滚、电视文艺作品、全球民众音乐、绘画及文学作品，包括当今的网络艺术都可以纳入世界民众艺术的范畴。如果从巴赫金的艺术的狂欢性的立场来加以打量，那么，大众文化中的足球赛、音像制品、衣着和食品风尚、邮购目录、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设计等都可以纳入世界民众艺术的范畴。(31)艺术表现的是人类亘古以来的普遍的人性，所以只要是深切地表现了人类情感深度的音乐、歌曲、诗、小说、电影一旦传播开来进入全球文明对话的场域，便立即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纳，并且这些优秀的艺术文本、艺术形式在其传播所至的地区，迅速从不同文化中撷取不同的主题或文化因子，挖掘新意，融汇创新，别出心裁。当代的爵士乐就是一种世界范围的音乐文化融合创新；摇滚乐在全世界的风行也推动了其他新的混合音乐的形成，如哈依阿拉伯民间音乐，并在合成摇滚中形成了某种节奏的声浪，全世界的音乐文化都在那里交融；世界民众音乐还接纳了印度的六弦琴、安达卢西亚的民间舞曲、乌姆－卡尔松的阿拉伯－希腊弹唱、安第斯的瓦伊诺山歌。这一混合产生了另一些民族性新型音乐，如热情的非洲－古巴音乐萨尔撒、阿拉伯民间歌舞哈依以及安达卢西亚摇滚。(32)
未来的全球文化（全球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形态，现在我们都不能断然肯定，而只能就目前人类文化存在的水平、人类文化演变的历史经验以及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现实走向进行建设性的设想和建构，不管它是一个政治上统一、文化上多元，或经济上统一、文化上多元的世界社会，还是一个政治、宗教全面统一（政教合一）的世界社会，其通过对话进行建构的起始点必然是人性的沟通和人类情感的交流互动，因为只有通过人性的沟通和人类情感的交流互动才有希望突破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人类不同的文化模式之间的价值壁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文化是一座沟通不同文化族群的人们情感心意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秉持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们通过情感的互动走向彼此的心灵世界和理性模式，并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观照性的反思，在这种人性化的情感磨合过程中，人类渴望在这个充满危机与荆棘的星球上“求大同，存小异”，适时地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类新文明。
【注释】
(1)杜维明《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载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页241。
(2)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75。
(3)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76。
(4)马尔库塞语，参见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15。
(5)熵定律又称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表示一定数量的有用的能量转变成无用的能量的一种度量，熵值越大，转变的越多，无用的能量（即不可再做功的能量）越多。熵又可以表述为“在孤立系统内实际发生的过程，总使整个系统的有用能转化为无用能”。物理学家进一步把熵定律推向整个宇宙，认为一旦宇宙中没有可用能了，宇宙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万物都停止了运动，宇宙进入了一个“死寂的永恒状态”。这就是著名的“热寂说”。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载刘锋、张杰、吴文智《20世纪影响世界的百部西方名著提要》，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页599。
(6)“现代性”是一种新型文明的“定型化”，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析范畴，是指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现象。它首先发端于西欧，然后向北美等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直到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尽管它与以往帝国文明的扩张或大宗教文明的扩张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由于几乎总是不断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心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并呈现出继续长久的力量，因此，它比历史上大多数重大的社会－文化扩展现象都持久强烈，意义深远。参见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页122。
(7)参见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页123。
(8)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94。
(9)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87。
(10)埃德加·莫寒《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载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127。
(11)同上，页129。
(12)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4。(www.xing528.com)
(13)当代西方学者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德川宗教》一书中考察日本前现代时期的一些文化因素对日本近代化取得成功的影响，他认为韦伯关于儒家和道家文化不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日本近代化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在日本的前现代化时期即形成商人阶层的忠孝、服从、正直、勤俭的社会伦理，这种武士伦理对促进政治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理性化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参见陈来《中日韩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载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页277－308。
(14)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页127。
(15)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页200。
(16)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570。
(17)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62。
(18)同④，页62。
(19)乐黛云《文明冲突及其未来》，载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页149。
(20)杜维明《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载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242页。
(21)埃德加·莫寒《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页135。
(22)阿偌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页393。
(23)“多元文化主义”是从“多元文化的”演变而来的一个名词，“多元文化的”指的是那些可见的普遍的容易得到的文化多样性的产品——食物、服饰、音乐、戏剧，有时候也指特别的职业——而且在整体上有其确切的理由:我们都很乐意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社会，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多姿多彩，增加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多元文化主义”则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单纯的可见的多样性方面转移开来，而去关注世界上具有不同倾向的现存的更为深刻的哲学和政治含义，以及那些差异性如何竞相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的方式，它们有时彼此是和睦相处的，有时则是激烈冲突的。参见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14。
(2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页370。
(25)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54。
(26)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3。
(2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页100。
(28)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54。
(29)197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两人都认为如果将来世界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如以中国或中国统治原理为原动力的政府（汤因比）或以统一欧洲为楷模的政府（池田大作），在这种情形之下，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才能有效地加强并维持人类的统一。参见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栋《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页308。
(30)商戈令《由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引出的思考: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对话之可能性》，载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265－278。
(31)“大众文化”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理查·霍特加和雷蒙·威廉斯等人将认真的文化分析和美学问题延伸到日常生活，研究普通民众经验的形象的、风格化和物质的反映，以及他们对自己真实的和想象中的从属地位作何反应。大众文化自此以后，被认为是积极的过程和实践，以及对象和物品。它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包括邮购目录、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设计、衣着和食品风尚、足球赛、音像制品、圣诞节，如此等等。有人暗示，大众文化具有颠覆甚至颠倒既定霸权秩序的能力。参见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76。
(32)埃德加·莫寒《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载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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