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与共同价值的分析介绍

第二节　文明对话与共同价值

“对话”是宇宙存在的形式和本体，巴赫金认为“对话”这一现象，比起小说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泛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渗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¹⁶⁾希腊科学家恩佩多克勒斯（Empedocles）把我们的经验能够觉察到宇宙外表的变化，归结为两种力量的轮番此消彼长，这两种力量既相互补充，又互为对立，其中一种结合的力量被他称为“爱”，一种分裂的力量被称为“恨”。他说:“没有对立便没有进步。”⁽¹⁷⁾中国哲学阴阳相互联系矛盾运动变化的观点与“对话”本体论同一旨趣，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阴阳）二者此消彼长，但即使其中一个达到扩张的高潮，也永远不会淹没另一个；以致当其中一个在盛极必衰时，总给另一个基本成分留下自由扩张的余地。就这样它们不断竞争与协作，直到在适当的时候达到某个反向的转折点，整个运动便从那里开始再重新运行一遍”⁽¹⁸⁾。

现代化是一种文化同质化的单向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理念——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都市化、工业化、法制化等一路高奏凯歌，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但是“独木不成林”，以西方文化为其根本依据的现代性理念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旗鼓相当的“对话者”，或者说虽然也遇到了适当的“对话者”，但是却没能认真地展开深层次的“对话”或对话性建构，以至于现代化无限发展的路径讹变为人类文化演进的畏途，高度的文明变成了高度的野蛮，主流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齐格蒙特·包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书中论述了“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如科学所培育出的那种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现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成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¹⁹⁾

西方文明的这种独语式（非对话式）的不断进化所造成的“反文明”的结果到了全球化时代已引起了人们的反感，生态危机、贫富分化、人性孤绝、核污染及核战阴影所有这一切现代化的成果都令整个人类为之战栗不已。除此之外，现代化进一步延伸所带来的文化碰撞、文明冲突也绝不是危言耸听，9·11事件终于敲响了文明冲突的警钟，正是在这种希望与绝望共存的全球化话语背景之下，文明对话、和合共存的文化创建理念才得到了全球社会的普遍赞同和认领。(www.xing528.com)

很显然，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对话首先是为了克服现代化进程给人类文化演进所带来的偏枯格局，毕竟“独木不成林”，只有充分展开西方与非西方、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科学与艺术、人类与自然等之间的两极和多极多边性对话重构，人类的文化演化才有可能重新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西方文化的“独木孤秀”才有可能与其他“树木”一起“蔚然成林”。文明对话的目标指向全球文化，而全球文化的意旨在不同学者的构想中不尽相同。杜维明认为“全球化所发展出来的局势，要在人类的主要经验中间做一个分梳，是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²⁰⁾。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认为，“人类政治”和“文明政治”（实即全球文化）是吸取西方文明之精华，去其糟粕，通过融合东方与南半球文明的重大贡献而创造出文明共生的局面，这种全人类的文明有能力解决国际重要问题，如贫富悬殊、环境保护、救助贫困、维持正义等。⁽²¹⁾汤因比认为，超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与超稳定的中国代表着对照鲜明的两极，“爆炸式的西方方式是充满活力的，僵化型的中国方式是稳定的。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²²⁾。虽然以上全球文化的意旨不尽相同，但是其重心——强调精神文化理念的多元共存、协同创化思想以及通过交流、对话、融合而开辟新局面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全球文化暗含着一个多元文化主义⁽²³⁾的价值取向，也即首先肯定各种文化模式的哲学和政治含义是价值自明的，也是相互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尊严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对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理解和宽容，也即中国古人所说的“求大同，存小异”。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对西方文化霸权构成了有力的消解，而且对于全体人类来说它是福音，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演进的不二选择。“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成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²⁴⁾

因此，人类如果要想舒缓或消除文明的冲突，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诸层面跃上一个文明新境界，创造出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的混合体，必须运用我们人类的智慧，也即从长远观点思考问题的智慧，运用在对话中倾听的艺术以及对他者状况的敏感意识，⁽²⁵⁾求大同，存小异，合力谋求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化，也即以各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共同价值来建构一个新的全球文化，这些共同价值可以表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用肯定语句表述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以及自由－正义、理性－同情、法律观念－礼仪精神、权利－责任等，但是作为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价值，人性是所有共同价值的基础，无论从分析的角度还是从整体论的高度看，人性观念都适用于任何境况下的任何人。我们已经在超越种族、语言、性别、地域、阶层、年龄和信仰的平台上昭示了这样的信念:个人尊严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价值，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以仁爱的方式来对待人，无论是一个贫穷老弱的白人、一个中国商人、一个犹太教的长老、一个穆斯林的阿訇、一个年轻富有的黑人妇女，还是其他什么人。这就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能力，即不仅把差异性视为威胁，还将它视为一个丰富人性的机遇。⁽²⁶⁾而正是作为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价值——所有共同价值的基础的人性，决定了艺术文化在全球文化中具有建构过程不可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