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化、全球化、地方化
“现代化”(modernization)也可称为“西化”(westernization),因为“现代化”主要不是一个时间范畴,它主要是指以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所形成现代的理念对非西方世界的同化(涵化),“虽然现代化是从西方发起,但现代化的结构里面的一些因素,全世界任何文明都必须接受。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有很多的内容,每一个内容在多种不同的文明中间可能有不同的体现方式,但它整个一套所带来的全面的冲击,其他文明很少很够抗拒。所以从西化到现代化,从西方的经验讲起来,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1)。美国文化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对“现代化”的定义:
现代化是人们最经常地用来描述今天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术语之一。它被很清楚地界定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全球性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多个社会试图经由这一过程获得某些西方工业社会常见的特征。(2)
按照威廉·A.哈维兰的说法,现代化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分为四个过程。一是技术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知识和技术让位于从工业化的西方借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应用。二是农业发展。它意味着农业重点从生存型农业向商品化农业的转变。人们不再为自己使用而种植庄稼和饲养牲口,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因而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货币经济和全球市场来出售农产品和买进商品。三是工业化。它更加强调用物质形式的能量,特别是矿物燃料来驱动机器。人力和畜力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般的手工艺也是这样。四是城市化,人口从农村移入城市。
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现代价值观念和现代生活行为方式的确立,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成为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有两大显性特征。第一个显性特征是结构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即承担两项或多项功能的单一传统角色,分化成两个或多个只具备一项特定专门功能的角色。这意味着社会的某种分裂,消解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分裂的整合机制(integrative mechanism)有两种:其一,正式的政府机构,官方意识形态、政党、法典、工会和其他的共同利益团体,所有这些都贯穿其他社会部门,因而能起到对抗分化力量的作用;其二,传统(tradition),它同时对抗分化和整合这两种新的力量。(3)结构分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生活中的人被学科、专业、行业、学历等塑造为马尔库塞所谓的“单维人”、“单面人”,即丢失了个性和人性深度的人,“现代工业社会的高度自动化、高科技水平和精细分工,使人的劳动越来越单调、单一、机械,日益沦为工具的某个部分,把人的存在分裂成片面的机能”(4)。现代社会的第二个显性特征是技术爆炸,它使得人们有可能把人及观念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和数量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由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传统社会时空观被彻底刷新,“上帝创世神话”、“月宫吴刚嫦娥”皆成荒诞不经的历史传说。科学技术使人类的生产劳动更加快捷、高效,但同时又使人的工作变成了技术控制之下的机械重复,劳动和工作本身的愉悦感和创造冲动、激情遭到了压抑和窒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产生了一种科学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幻觉,即认为通过科技发明、科技创造,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即无限地利用自然控制自然来满足人类的欲望。科学技术甚至带来人类集体毁灭的核战威胁,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人类迷信科技,追求无限的发展,在熵定律的作用之下,人类最终会走向彻底的衰亡。(5)
在人类文化史的视野内,现代化是由西方发动而非西方世界又不得不参与其中的一次人类文化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人类共享的文明:现代性(modernity)(6)。它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实践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其典型的表现有社会结构的分化、都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世俗化、民主化等。尽管许多西方人认为现代化、现代性天经地义,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现代化趋向现在已变成世界性的。大多数现代社会的精英接受现代性诸方面的价值,尤其是经济发展、教育、政治独立、某种形式的民主。尽管这些价值观的制度化还不均衡,充满了冲突,但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趋向大概仍将继”(7)。但是对现代化、现代性提出质疑、批判的西方学者也大有其人,从斯宾格勒、汤因比直至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诸思想家,以及当代文化人类学家,都对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表示深切的怀疑。例如,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提出:“今天,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陷入西方技术——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大网。这种由西方实现的人类表面统一囊括了一些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各类社会”,“西方和西方化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因此,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8)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种痛苦,“西方国家当然愿意看到非西方世界也达到欧洲和北美那样高的发展水平,就好像很多日本人、韩国人、中国台湾人和其他一些亚洲人事实上已经做到的那样。然而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率基础之上的……在今天,渴望达到像西方国家现在所享有的那种生活水平的非西方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即使西方世界中的贫富差距也正在扩大而非缩小。这便导致了人类学家保罗·麦格那雷拉所称的一种新的‘不满文化’——一种远远高于当地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的抱负水平——的发展。全世界的人都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价值,但在农村又往往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于是便都涌入大城市,想要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人想要争取通常超出他们力所能及的东西,却在贫穷、拥挤和疾病流行的贫民窟里过日子。非常不幸的是,尽管人们怀着多种多样更好未来的玫瑰色预期,但这一悲惨的现实却依旧存在”(9)。(www.xing528.com)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一般认为它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与人类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惊人的信息传播,地盘占领(不只是地理概念的,也是社会的,如占据服务市场;还有生物领域的,如转基因)中,资本主义被充实了能量。商业经济充斥了人类和自然的所有领域。与此相应出现的是高速通讯网络(移动电话、传真、因特网)的世界化,它使世界市场活跃起来,而后者又给这一网络的世界化注入了活力,两者相辅相成”(10)。当代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认为,全球化是16世纪便已开始的全球一体化的最后一步,目前的全球化状态可被视为“社会世界”的雏形,其主要的表征有:其一,全球社会拥有一个交通通讯网络(飞机、电话、传真、因特网),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其二,全球社会拥有一体化的经济,只不过还缺乏一个像有组织的社会那样的约束机制(法规、法律、监督);其三,全球社会文明,现今世界拥有一个世界文明,它源于西方文明,是其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的价值;其四,全球社会内部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形成了所谓“准世界文化”,如由大众媒体制造、混合出来的世界民众艺术。(11)
全球化与现代化都是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中华泱泱大国作为一个独立传承的巨大文化的主体承担者也未能免俗,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中国已逐渐溶入现代化和目前的全球化的文化变迁之中。但是不管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对于世界来说,现代化与全球化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现代化”与“全球化”是两种不同的意义范畴。
“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过程,即在时间和空间上由西方到非西方渐次全面推行现代性理念和现代性实践,如都市化、工业化、科学技术、信息传播、金融制度、移民等,各种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地域逐渐趋同,甚至可以画出一个单向发展的轨迹:北欧→美国→西欧→东亚→拉美→伊斯兰世界、非洲。现代化“跃跃欲试”,大有削平不同文化主体、文化模式独特个性的趋势。可是到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现代化这种锐不可当的文化同质化力量和趋势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扼制,它的突出表现就是不同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在广泛的面对面的交流、对话和碰撞之中产生了主体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身份意识,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文化都在全球化语境中有意伸张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这也就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未曾预料到的地方化(localization)、本土化(indigenization),全球化加强了地方化,地方化在很多地方使得全球化多元多样,“全球化和地方化是同步的,有全球化就一定有地方化,地方化和全球化是互动的关系”。如麦当劳作为西方饮食文化的代表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得不本土化为印度式的素食麦当劳,夏威夷的面食麦当劳在中国又有中国的特点。(12)
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化反映了文化演变的内在要求,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即建立了一套自圆其说的宇宙观、生命观和生活规范的文化,都本能依照其文化的逻辑展开为文化的生命历程。在以前,一个特定的文化可以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独善其身地演绎其生命的全过程,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在今天要想独处于世、独善其身已没有可能,文化传播、文化涵化使地球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处于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交流、碰撞之中。按照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式,任何文化(文明)都必须在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中对外来的挑战作出反应,调整固有的文化模式以便对外来的文化影响作出良性反应,是当今任何一种文化必须和必要的行为。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化一路高歌猛进,使得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皆以为现代化是人类文化进程的不二选择,其普世性不容置疑。可是到了全球化时代,西方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因其确实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而遭到普遍的质疑,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才又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理念,并在继续实行现代化的同时,有意在精神文化层面重新激活既往的传统,比如日本和韩国在快速步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同时,却有效地保持着东亚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传统。(13)事实证明,这种文化上的坚守和张扬不但没有阻碍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相反却有力地促进了另一种特别的现代化。
即使是肯定现代性的帕森斯也并不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扩展,世界会变成同质性的文明实体,“即使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诸社会也不是彼此复写的副本,它们在世界共同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14)。总之,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与文化求同共生的大趋势已昭然若揭,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全球化浪潮,其来势是如此迅猛,以致任何文明体和民族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正在加速演化的各文明体和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伸张各自的民族文化,提升各自的文明的文化地位,要求在这个有趋同倾向的世界上享有自己的文化权力和权利,希望给全球化打上自己文化的烙印。事物发展的特征是,越是现代化、全球化,各文明体或民族国家便越是强调自身文化,不仅相对被动的东方这样,而且较为主动的西方也是如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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