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叙事者与叙事声音

1.“谁说”：叙事者与叙事声音

任何叙事文体都离不开叙事声音。叙事声音总是与叙事者联系在一起的，叙事者以声音建构叙事，保证虚构的拟真性；而声音总有“声源”，证明其权威性。由于它具有多重性、超越性与抽象性，因而不一定出现具体的叙事者，但总包蕴了叙事态度与价值立场。正因如詹姆斯·费伦所说：“尽管以文体为中介，声音就像巴赫金所说比文体具有更多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终将是超文本的。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⁴⁾这里，叙事声音以文体风格作为传递的载体，具有特定的语气，因与“价值观的融合”，于是，“聆听叙事就等于聆听与特定谈话方式相关的价值”。⁽⁵⁾

在2004年的三部电影中，《可可西里》的叙事声音是导演重点强调的。从北京到可可西里采访的“我”形成了外来者的叙事声音。在开始部分，影片的叙述者与观众就达成了一致，观众就是借助“我”的视点来观察可可西里，“我”的声音叙述也形成了观众对可可西里的体验。显然，北京这一意味深长的地方(政治、文化的符号)赋予了“我”与众不同。正如此，拿着照相机(现代文明的象征)的“我”得以自由地行走于日泰与老板之间血腥的枪杀。与其他第一人称叙事的影片相同，当“我”来到崭新的环境后，便由“说”转换成“听”和“看”，巡山队长日泰成为“说”的主体。那么，日泰说什么呢？我们注意到，他的声音一方面透露出回击对手“老板”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在应对保护可可西里的现实困境时，却又软弱无力，充满无奈，如为了医疗队员而不得不非法贩卖藏羚羊皮等。声音的分裂基于编导的创作主旨，以前者体现“义”在“利”前传统道德的充足信心，并以后者强调日泰的“义”在面临“法”时的现代性困惑。

由此可见，《可可西里》的叙事声音主要由现代英雄日泰构成，就显得事出有因了，并且与“我”的声音存在着抵牾。从影像叙事看，影片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类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之间，凸显的是内在的精神挣扎与信念追求。照此看来，日泰的英雄品质就多少显得有些虚张声势。巡山队员每每对非法者进行紧张的追踪、抓捕，胜利的结果却来得特别容易：无论是非法捕鱼者，还是马占林等一些捕猎帮手，都没有任何的反抗而轻易就范。激烈的动作与轻松的结果形成了强烈对照，使得电影的叙事声音与画面影像有些失衡。“我”的叙事声音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将日泰定位在悲情英雄(并最终以日泰的死亡来确证)，但“我”又强调影像的纪实性，力求真实地纪录日泰在自然与人的双重挑战面前的应答，而无意中把日泰的英雄气质降低在日常状况。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叙事声音有始无终，在影片最后彻底消失而以字幕代替，表明“我”的声音遭到了难以信任的解构。日泰被杀害而“我”存活下来的尴尬结局，使叙事声音不可靠：这证明了来自文明世界的力量异常脆弱，根本无能实施救助日泰的行为；而且，先前始终站在日泰一边的“我”，为了保存自己性命时否认是“日泰的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我”面临暴力、野蛮时的懦弱与退让。因此，第一人称叙事声音因道德缺陷而直接影响到叙事效果。记者的叙事声音最终黯然退场意味着文明的最终判决处在虚构的文本之外，它主要针对文本外的真实现实，而对于文本内部的虚构人物来说缺乏意义。毋庸置疑，《可可西里》的叙事声音蕴藏着编导的价值判断。的确，“作者声音的存在不必由他或她的直接陈述来标识，而可以在叙述者的语言中通过某种手法——或通过行为结构等非语言线索——表示出来，以传达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价值观或判断上的差异。”⁽⁶⁾影片低调塑造英雄人物、对叙事者道德的潜在不满以及张扬可可西里淳朴的风俗人情，以此构成超脱世俗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古典的自然观，而质疑来自文明世界的权力审判，它更渴望着人性道德的自我规范，而非单纯地来自文明世界的拯救。(www.xing528.com)

客观地说，叙事者声音与人物声音之间的分裂总提醒现实的理性意识的渗入，因而并不是积极召唤观众投入情感的影像叙事通常采用的策略。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合一在影像世界中更为常见。张艺谋就常常袭用这种方式，《英雄》就是一部注重叙事声音的典范之作。影片叙事就是叙述者与人物的相互交替。刺客无名作为主要叙事者，叙述了三个故事段落(黑、红、白色)，兼以秦王(蓝色)与残剑(青色)的辅助，共同构成影片的叙事声音。伴随剧情的发展，无名的叙事声音也有相应的变化。如在黑色段落中，无名的叙述体现出对秦王的卑谦；但在红色段落中，无名的叙述声音隐约流露出对秦王残酷的“箭阵屠城”的批判；再到白色段落，无名则完全回避对秦王的情感判断，真实叙述与残剑、飞雪的交往情况。这实际上表明无名的态度又重新回落到黑色段落(颇有在秦王识破自己的谎言后，从实“招供”事实真相的意味)。而与之相对的是，无论作为叙事声音，还是剧中人物，秦王始终以霸王之气而傲然自居，其叙事声音自信而独断。因此，两人的叙事声音高下判然，直接消解了现时状态的叙事张力。我们知道，刺杀的魅力并不在于武力，关键在于从精神瓦解对方。如此看来，刺客无名在精神层次上根本无从威胁秦王。

也许《英雄》纯粹以叙事声音组建虚构世界的方式被众多评论者诟病，张艺谋在《十面埋伏》中以人物声音介入叙事的方式，无疑增强了叙事者的权力。不出场的叙事者与观众的视点重合，叙事者直接引导观众“看”，使之对虚构的故事信以为真：观众把银幕权且当作一个透视虚构世界的窗口，而演员似乎不知被窥视，以本色的表演形成不同现实的封闭世界。不难揣测，《英雄》以互相辩驳的叙事声音建构故事，折射出张艺谋进行商业叙事的同时依然留下了清晰可见的文艺片模式的思路烙印，最大限度地运用声音(语言)，期望在叙事上进行一番先锋改造。而到了《十面埋伏》，这种更新叙事的勃勃雄心已完全消失，而倚重在场面建构的特长，苦心孤诣地营造视觉的冲击，朝向好莱坞的叙事模式大大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