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潜在的社会叙事的分析

1.爱情：潜在的社会叙事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对爱情的判断是非常悲观的，这在第二章第三节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总体说来，萨特从爱情本质的欺骗性的揭示，到爱情仅是瞬间性的领悟，最后呈现出爱情的狂妄臆想，从根本上打击了艺术中的爱情神话。在影像叙事中，尽管爱情题材已经成为一种类型模式，但是，纯粹的爱情叙事主要集中在少数的文艺片(即便是文艺片中也是少之又少的，主要集中在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电影)；在爱情类型片中，单纯的爱情很难承担起情节主干，而作为一种叙事元素水乳交融地渗入影片的社会叙事里，以此回避爱情的哲性逼问。我们且不说以爱情为叙事起点的简单策略，如《有话好好说》开首的大都市背景中的爱情追逐很快就被抛弃在一边，影片聚焦在赵小帅空虚迷惘却又执拗的当下都市人的心灵；也不说借用爱情叙事作为内在主线来爬梳命运多舛的人生，如阿莫多瓦执导的《对她说》尽管以两个男人的爱情作为主线，但影片的创作意图非常清楚：以两个男人对待各自恋人的不同方式，映衬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不同的结果也态度判然地表明编导的价值取舍；即便是以情爱为核心的影像世界也仍然依赖着潜在而宏大的社会叙事。如北野武的《花火》，山田警察在失去了年幼的儿子后，又即将失去身患白血病的爱妻；而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搭档遭遇不幸，或死去或瘫痪的结局更令他无比自责。在不堪经济与精神重负后，他深藏着以恶制恶的报复心理抢劫了银行，与临死的妻子度过了几个美好浪漫的夜晚，最后在警察到来时，在阴郁的蓝色大海边双双自杀。可以看出，导演北野武以忠贞不渝的爱情为核心组织了这次悲剧的诞生，但是表达的重点并不是爱情，而是日本当前的社会中，种种巨大的压力以及特有的压抑心理：爱情以社会的广泛性、道德回避了萨特式的情爱质疑。

这种策略普遍存在，我们不妨选取五部爱情片，来看看隐藏在爱情后面的多种因素(见表4-1)：

表4-1

(www.xing528.com)

续表

从列表中我们看到，追求视觉奇观尽管是影视艺术常见的策略，但在爱情叙事中并不是特别突出，仅在大制作或强调风俗的影片中出现。爱情叙事离政治也更远(中国电影可谓是一个例外)。但是，五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片竟然共同具备了文化隐喻、社会生活和人生命运等三个元素。这足以引人深思：首先，“文化隐喻”显示影片不满足情爱叙事而欲在思想上深入和精进，这是哲性思维对爱情进行本质主义的提升，也是对情欲力量的约束。如《红色》中，奥古斯特与华兰汀在一场梦幻般的心灵海难中之所以得救，正是基于自身的理性制约；《泰坦尼克号》中的文化隐喻则成为了男女情爱产生摆脱简单性感吸引的体现深度的哲理依据。其次，“社会生活”似乎在重复着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老话，然而编导如此热衷社会叙事并总是将社会的诸多病态吸纳到影片中来，折射典型的社会心态。如《麻将》抓住了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尴尬时期中，台北表现出的唯利主义对爱情的巨大倾轧、社会价值的失范以及道德的沦丧等社会问题，清楚表明编导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叙事和尽可能多的观众建立起密切关系，这体现出实践理性对爱情的制约。再次，如果说“社会生活”在面的广阔上扩展了影片的兴奋点，那么“人生命运”则在个人的纵深时间性上加深了对情爱的总结与理解，用人生智慧重新回眸往昔的情爱，如《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结尾以现在已经成功的罗明(学术权威)、马剑鸣(国际著名的小提琴家)来对照当年在凤凰山的知青生活，站在强烈的物是人非的怀旧立场上重温了逝去的爱情。这种表达方式具有明显的“间离效果”，将或沉痛或惨烈或悲壮或激情的情爱推向了记忆中的过去，大大舒缓了情欲中的破坏力量。这显然是智性思维控制情欲力量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命运”也直接导致故事的今昔对照，故事在过去、现在两个时间层面上构成强烈的张力，这在重视故事的西方电影中十分常见。如《英国病人》(导演：安东尼·明赫拉)、《泰坦尼克号》、《红色》、《西伯利亚的理发师》等等在现实层面再增加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形成“互文性”关系；除此之外，故事张力更在多种类型模式的混用中极大地增强，如《泰坦尼克号》对悬念片(海洋之心的下落)的运用，既有力地推动情节的剧烈冲突(以此污蔑杰克偷盗)，又维系了情节的发展(吸引无数寻找宝藏的后来者，由此展开现实层面的故事)。

因此，在影视艺术中，爱情叙事利用形象的明晰、媒介的可听可视性，极大地释放着人类的感性能量；但同时，无论是在影视艺术的创作阶段还是接受阶段，它都遭遇到了理性强有力的规范。这种借用社会叙事的规范，使之成为情爱叙事潜在而广泛的背景与土壤，令人难以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