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日常叙事与民俗的介绍

第二节　影像的日常叙事与民俗

历史是人类生存的过去，而日常生活则是人类现时生存的最基本的层面，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历史是人们有意识追求沉思的结果，那么对日常生活的体会与观念，人们则是往往身处其中而不自知，这是因为生活表象的纷繁复杂，不遗余力地掩盖着本质与真相，社会关系被遮蔽得默默无闻。当日常生活进入艺术领域时，已与现实意义的生活大异其趣。艺术家在自己创造的天地里，将构建的基本材料全部打碎，以期重组理想的乌托邦。由此可见，它是一种浸润着艺术家理解的想象生活，充满独立自由的个性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模仿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具有相当的人文深度。其中，风俗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形成一道分水岭。就理性色彩而言，风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它虽产生于群体却约束群体；同时，从产生的作用来看，风俗又充满了非理性，具体的仪式规则与所寄予的精神之间的联系充满了人类狂放不羁的想象：以炽热的情感投入产生精神共鸣，这很难用理性的逻辑阐释清楚。(www.xing528.com)

应该说，风俗在当代电影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其理性与非理性的混杂，使之充满了叙事的便利。风俗既可以依据理性原则，强调原生态的搬用与纪录生活，如《湘女萧萧》、《良家妇女》等，也可以张扬独立自由的精神而任意想象，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既可以渲染生活而低调表达，仅成为人物活动背景，如《状告山杠爷》，又可以成为叙事的关键动力，如日本电影《梄山节考》(今村昌平)。从当代电影风俗的叙事形态来看，内地、香港与台湾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当张艺谋电影的“伪风俗”被学界强行与后殖民主义焊接在一起争论得沸沸扬扬时，台湾电影中的风俗叙事却显得平静如水；当内地电影以简单的地理位置作为视觉冲击力的合法理由后，也意味着将风俗的功能局限在传达乡土的启蒙理性精神；与之不同的是，香港电影乃至以经济效益为惟一标准的商业叙事，均已选择异域风俗成为展现大场景、实现叙事转折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