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摄像艺术同电影摄影艺术一样，都是以特有的审美意识，通过视觉的感受和思维来进行创作的。其表现形式当然是以形象在画面造型中的塑造方式来进行表达的。“如果不从理论上和美学上来理解电影，那么他们怎么能认出这种作品呢？他们到哪里去找标准和批判的原则来论证和说明影片质量的好坏呢？”[1]这是巴拉兹就电影创作所做的一段论述，揭示了摄像创作参与剧作的重要含义。除电影之外，这一点同样适合于电视剧的审美与创作。因为，电视剧的拍摄创作及表达方式，采用的是成熟的电影拍摄技巧和方法。“无论是微型剧还是长篇剧，基本上都是按电影的时空结构、表达方式来进行创作。”[2]它在镜头运用和造型上，可以直截了当地影响到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深化。
摄影无疑还是电视剧在纪实性方面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电视剧视听语言的重要方面。也正是因为有了摄影，尤其是有了运动摄影，电视剧才能把现实生活的原生态以最为逼真的形式还原出来。这点曾经是电影的特长，但现在随着电视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视画面的清晰度正迅速地逼近电影的水平，并且电视摄影的快捷与轻便程度又使得它在捕捉生活细节等方面显示出更大的优势。
然而，事实上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并未被很好地发挥出来。不可否认，我们的电视剧创作队伍中，也有像张绍林那样坚持“以摄影机为笔”的电视艺术家，这与他过去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但可惜的是像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
这里所谓的创作思维实际涉及到有关电视剧本体美学特征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事关“电视剧是什么”的问题。时下有一种说法，说电影是拍出来的，电视剧是写出来的；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电视剧的成功等于好故事加好演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尽管间或也可以听到一种声音，提出“所谓‘电视’，正是从‘视觉’语言上来命名的，所以电视主要是镜头语言的艺术”。[3]但遗憾的是，相比之下，这种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www.xing528.com)
这一点在电视剧的理论批评中也有着非常深刻而明显的体现。纵观近来的电视剧批评，可以看到有关电视剧情节、主题、思想及文化层面的讨论显得异常热闹，（如《大宅门》是当代《红楼梦》还是封建残渣？《太平天国》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褒还是贬？）与此同时，探讨电视剧镜头运用、造型布光等视听方面的文章却寥若晨星。如此一来，电视剧批评被混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电视剧的特性又从何体现？因此，这样的电视剧理论批评体系先不论对错，至少也是不完整的，缺乏个性的。
从深层次上看，在这些观点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更具危害性的看法，就是干脆将电视剧作为艺术的身份与资格也给剥夺了。不过是一种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既如此，只要把故事说完就行了，至于画面和声音如何处理得精美、精致则可以撒手不管。
在这里，我们无意否认影视之间的个体差异，也无意否认编剧艺术与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在实践创作中，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们看到的不是电视剧在这些方面的精品化，而是正在被引向简单化与程序化。具体而言，这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画面质量良莠不齐、镜头运用呆板、用光欠考究等。比如说，一些电视剧从剧本阶段开始就忽视了摄像机的存在，全篇除了标明日夜景、室内外景外，几乎全是对白的堆砌。到了实拍阶段，问题就更加突出。常见的套路是先全景，再正反拍，谁说话给谁镜头，到后期一剪辑就完事。如果说电视剧只靠演员对白就完成了叙事与人物刻画，电视剧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广播剧和背景声。这不仅让人想起了电影发展史上的一段往事。1927年，声音伴随《爵士歌王》进入电影，开创了有声电影的时代。然而，包括电影大师卓别林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让这位伟大的哑巴开口说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有可能使电影的美学特征向着戏剧的方向靠拢，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种忧虑并非毫无依据。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影片在追求情节剧的过程中，以对白为本位，形成了一种经典的旧好莱坞模式。主要特征“是以戏剧美学为基础，注重剧作因素，结构完整，情节动人，叙事循序渐进，注重刻画人物以及影片的类型”。[4]在这点上，电视剧似乎比电影走得更远。
上述这些问题多少体现出电视剧视听语言所遇到的某种尴尬。而这种尴尬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电视剧对纪实性的追求。因此，本章所要重点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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