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与新闻的进一步融合（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

第二节　纪实与新闻的进一步融合（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

这一阶段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改革向纵深迈进，各项事业高速发展。同时，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尤其是“纪实性电视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说其重要，首先在于多产。被电视剧理论界反复列举或者说公认的几部“纪实性电视剧”几乎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如《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大角逐序曲》、《长城向南延伸》、《长江第一漂》、《长征号今夜起飞》、《好人燕居谦》、《有这样一个民警》、《我们起誓》、《巴桑和她的弟妹们》、《成都87·8·5》，等等。这些作品也成了1993年四川会议重点讨论的对象。其次，就是在全国形成了若干个以省级电视台为依托的创作群，他们各自以本地的信息资源与地域文化为基础，带着各自对“纪实性电视剧”的不同理解，共同为“纪实性电视剧”创作的繁荣添砖加瓦。在这些创作群中，浙江、四川、山西三家电视台可谓引领了当时的时代之风气。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观念更新快，是当时改革的发源地与桥头堡。《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这两部改革题材的作品诞生在浙江决非偶然。导演张光照、威健等也成为了浙江“纪实性电视剧”创作群的代表。四川台的特长在于善长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开掘。他们“尽量选择具有新闻性和动作性的事件”，因为“事件的‘知名度’越高越吸引观众”。其代表人物有潘小杨、苏亚平、唐毓椿等。山西则是掀起了以张绍林为创作主将的“纪实性电视剧”热潮。1993年9月在太原召开了“纪实性电视剧研讨会”，重点就是总结山西台制作的80多部“报道剧”、“纪实性电视剧”、“高度艺术化的纪实性电视剧”。导演张绍林便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创作力量。这些作品多以人物为主，试图以艺术的方式反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并带有浓郁的山西地方特色。

纵观这一阶段的“纪实性电视剧”创作，我们发现，电视剧工作者的新闻意识进一步加强，新闻性与纪实性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当然，这首先还是表现在时效性上。与五六十年代的初创时期相比，虽然没有了直播的形式，但电视剧工作者一如既往地视时效性为艺术的魅力之一，时效性仍被认为是构成“纪实性电视剧”的重要元素之一。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地能从事实发生与作品完成之间的时差上得出结论。

“1987年8月5日，成都最繁华的锦江河畔发生了特大的抢劫凶杀案。这个事件立刻引起了成都市民的关注，成为了人们议论的新闻热点。这个时候，我已很迷恋电视的新闻时效性，并且很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尝试纪实性电视剧的极好机会。于是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与钱滨合作，仅用九天时间拍出了《成都87·8·5》这部40分钟的电视剧。”^[14]

1990年亚洲一号火箭在酒泉发射成功，1991年就有了《长征号今夜起飞》。

在个别情况下，电视剧的反应甚至比新闻还快。“电视剧《女记者的画外音》，异常迅速地把浙江海盐衬衫厂搞活企业生产的事迹诉诸于荧屏形象，它和全国观众见面的时间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有关的通讯报道还要早。”^[15](www.xing528.com)

但此时的“纪实性电视剧”早已不只停留在时效性的基础上。它包括了更加广泛的内容。那就是，创作者已不满足于仅把新闻作为一种题材，而是尝试着在叙事手法与表现手段上全面向新闻学习。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们甚至可以任意在电视剧的一种样式与新闻写作的某一体裁之间找到一种对应关系。前文所述的浙江、四川、山西三大创作群大致上体现了这一点。看《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该剧看起来似乎像是人物通讯，但实际上是虚写人，实写事）让我们想起了深度报道；四川台的“三长”剧的特征就像是报告文学；山西台的《好人燕居谦》、《医生的故事》、《有这样一个民警》则更像是人物通讯。除这三台之外，其他“纪实性电视剧”基本上也可归为这三类。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把这些作品分为深度报道体、报告文学体、人物通讯体三类。接下来我们首先也将主要地以《新闻启示录》所代表的深度报道体“纪实性电视剧”作为主要个案加以分析。这不仅是因为该剧获得了1984年“飞天奖”短篇一等奖，更是因为在这三者当中，尤以《新闻启示录》及其所代表的不同寻常的叙事手段带来的影响最为深刻。正是这种不同寻常，引起了这一阶段理论界对它的一种格外关注。联系前文所说的“纪实性电视剧”身世之谜，在那些主张以《新闻启示录》为第一部“纪实性电视剧”的理论家看来，正是这种深度报道体的电视剧为“纪实性电视剧”这一新生儿标注了出生日期。

那么，《新闻启示录》到底是以什么吸引着理论家的注意呢？以往研究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新闻纪实风格”。但问题是新闻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其本身的语言、风格也处在变动之中。如此用一句话来概括未免过于笼统。这里必须还要作一些更加细致的工作。我以为，在诸多新闻体裁中，深度报道体现了当时新闻界的一种重要思潮，深度报道思维也渗透到了电视剧的创作中。在这里，我们先不妨用一些篇幅谈谈深度报道。

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悖论与冲突的时期。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优越感与不改革就被开除球籍的忧患之间；传统文化的承袭与西方文明的登陆之间；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新规则、新动向之间，都存在着一个激烈交锋的地带。这一切的问题都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得清道得明的，也决不是“对或错”所能简单概括的。这就需要辩证与多元的思维。对于新闻而言，传统的一事一报的单纯信息传播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需要的是对主题的深入开掘、睿智理性的语言、大信息量的新闻背景分析。对于那些新闻话语权的掌握者——记者、编辑们来说，亦充满了一种有话要说的激情，一种试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冲动。《公共汽车咏叹调》、《鲁布革冲击波》、《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关广梅现象》、《大兴安岭火灾三部曲》、《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等一大批新闻作品都是深度报道的代表作品。

作为同一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以上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要在电视剧上有所反映。只要将同一时期深度报道与纪实性电视剧在题材、内容上作一个比较，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如《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和《大角逐序曲》共同关注的是大学生怎样才能适应这个多变的社会、服务并贡献于这个社会；《步鑫生沉浮录》和《女记者的画外音》都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改革风云人物步鑫生；《新闻启示录》中涉及的人才合理利用问题又和《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中国命运备忘录》、《鲁布革冲击波》所关注的焦点不谋而合……

与深度报道的这种选材的取向相一致，电视剧工作者亦在手法上自觉地吸取了深度报道的营养，以期达到纪实的效果。在这方面《新闻启示录》可谓是一个集大成者。其特点可分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