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众主动性的论述，表明了受众具有理性使用媒介文本、参与和干预文本生产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在媒介迷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除此之外，迷还以“偷猎”“盗用”“偷袭”“为我所用”等“策略”创造性（反抗性）地使用文本，因而，他们被视为最积极主动的一类受众。媒介迷和迷文化理论主要就是从上述的主动受众理论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主动受众和流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媒介迷研究一直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这些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自己就是媒介迷。迷的取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受众研究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潮流，其中不乏经典的著作。尽管很多研究学者并没有将其对象明确称为“迷”，但是他们看待受众的角度却很相似：其研究对象都是一个特定的受众群体，对于同一文本高度涉入，能进行诠释，并生产出意义、愉悦、新的文本，甚至形成一种具有次文化的团体。
（一）什么是迷？
在探寻“迷”（ Fan）一词的起源时，卡维奇（Daniel Cavicchi〕追溯至300多年前，迷其实是“狂热的”（ Fanatic ）一词的简称。这个词语曾经一度消失，但是在17世纪的晚期，它又重新出现，用来称呼那些狂热的棒球爱好者。进入20世纪，迷的范围不断扩大，那些对电视、电影、摇滚乐、体育等媒介内容着迷的人们都包括在内。[25]
研究者对于“迷”的定义，常常偏重于对其特殊行为的解释。例如，费斯克将迷定义为“过度的读者，作为一个迷意味着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26]麦奎尔在这一框架下将“迷”表述为：对文本产生高度涉入情感的受众，是受众中最显著的代表。迷总是大量甚至过量地关注那些吸引他们的事物，而且还常常表现出对其他迷的强烈感知和认同。一个电视迷还有一些附加的行为模式，并且在衣着、言谈，对其他媒介的使用和消费等方面表现出来。[27]詹金斯则认为，区别于那些有规律地收看特定节目的观众，迷将这种收视行为转化为特定的文化活动，他们与朋友分享自己对于节目的感受和理解，同时他们也常常参与到由同好所组成的社群之中。[28]而西尔斯（Matt Hills）在其《迷文化》一书中，较为详细地为我们勾画了迷的种种特征：专注且投入地着迷于特定的明星、名流、电影、电视节目、流行乐团；对于着迷的对象，可以说出一大串，就算是细枝末节的资讯，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对于自己喜欢的对白、歌词、片段更是朗朗上口，引用无疑。因此，迷往往口才甚好，表达能力一流。他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有趣方式解读媒介文本，甚至解读的手法可能相当地出人意料。此外，迷其实非常热衷于参加社群活动，并非一般想象中的“社会孤僻者”或是一群疏离的观赏者。[29]
（二）对于迷现象的批评
从“迷” （ Fan）的词源“狂热的” （ Fanatic）一词中可以得见，从一开始，“迷”就和一些负面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在流行文化研究中，迷往往被妖魔化，被认为边缘化、异于常人，且歇斯底里的。迷的行为中包含了病态的倾向，他们常常被描述为孤独的失败者，不能够融入正常的生活之中，和普通人有所区别。[30]詹森（Jensen）在《病态的迷文化》一文中，总结了迷在世人眼中最为典型的两种形象：沉迷且孤独的个人和歇斯底里的群众。他分析说，只有极其少数的文献表明迷文化是一种正常的、普通的文化与社会现象。相反，迷要么是因为被社会所孤立，成为孤独的沉迷者；要么是受到感染，结合成了狂热的群体。前者与彼此隔绝、呈原子化的形象相对应，而后者则与易受影响、缺乏理性的形象相对应。而这些正是现代社会中大众受众（Mass Audience）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它的出现源于现代社会中熟人社会的衰落，以及大众传媒权力的不断增强。[31]具体而言，迷也常常被认为是由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的工人阶级女性所构成的。而这个群体往往与不成熟的、缺乏理性等特征相联系。詹森还进一步分析了迷之所以被污名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喜爱、关注的对象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虽然他们迷恋的对象对他们自己具有高度的价值，但是对其他人而言，由于不属于高雅文化，所以显得无足轻重；另外，也因为迷的行为中包含着一些偏激的，甚至是危险的成分，因此，尽管有时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学者或是收藏家身上看到某些极其类似于迷的特征，但迷也不可能因此就被升级而称为学者或是收藏家。[32]
批判学派的观点认为，迷文化是一种不成熟的、愚昧无知的大众文化产物。它的产生，受到传媒的鼓励，是传媒进行操纵和剥削的一个明证，是传媒为加强受众与媒介产品和演员之间的联系，强化自我宣传，以便从产品销售和其他媒介副产品中获取超额利润的一个明证。这样做有助于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利润最大化。因此，粉丝的首要身份是消极的受害者，是非物质性的免费劳工。比如，特拉诺瓦（Terranvoa）指出，类似于建立网上社区这样的在线活动是网络免费劳动，这些劳动是粉丝自愿付出的，但同时也是被无偿占有的。粉丝们在享受其中的同时也是被剥削的。安德杰维克（Anderj evic）认为，这些网络粉丝站点的参与者实际上在为电视制作方提供增值服务。而科特（Cote）和派伯斯（Pybus）也提出了类似的“非物质性劳动2.0”的概念，认为最近一波社交网站就包含着某种新的、动态的创造力。[33]
尽管如此，也有另一种观点，即以费斯克、詹金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如果上述一切属实，那么迷现象所反映出的并不是媒介的操纵，而是受众的“生产力”。由媒介迷组成的受众，并非媒介营销策略的简单的、被动的目标。他们从媒介所提供的内容中能动地创造出新的意义，通过建立文化识别系统、进行风格展示、强化社会身份认同、建立协会，来将媒介迷群体从媒介的操纵和控制下解放出来。[34]詹金斯就评价说，电视迷群体是“一种社会群体，它努力去界定自己的文化，在许多观察者称为后现代时期的语境中去建构自己的群体……一种坚持被别人概括为鸡毛蒜皮、毫无价值的材料中去获得意义的群体”。[35]迷社群（Fans C ommunity ）增强了以媒介经验为基础，形成不同亚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可能性。粉丝不仅是最为活跃的参与型受众，与媒介产品有着紧密的联系，更有甚者，如范（Van Zoonen）就认为，粉丝文化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关联：（1）粉丝社群在结构上等同于政治选区；（2）两种实体都利用且重视相似的常规活动；（3）粉丝的情感投入对于公民参与来说同样重要。如果粉丝和他们的行动并不排除政治性目标，那么应该承认，在一定情境下，粉丝可以如公众一般行动。[36]詹金斯对于粉丝行动主义的研究也与此类似，他摆脱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领域的限制，开辟了新的视角，认为粉丝活动能够改变政治。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受众的主动性被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评价，迷作为最为主动的一类受众，学者逐渐摒弃了之前的某些偏见，对于迷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和正面。
（三）迷的行为模式
迷被认为是特殊的一类受众，与普通受众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迷的行为模式也是迷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有大量的相关讨论。而迷的行为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即对于媒介文本的过度消费，其中包括“密集投入想象的关系”“狂热兴奋的群众行为”“生产迷的文本创作”以及“组织迷的社群”等。[37]美国学者施泰格（Janet Staiger） 在《媒介接收研究》（Media Reception Studies）一书中，延伸并扩展了詹金斯在其《文本的偷猎者》（ Textual Poachers）中所总结的媒介迷的五个特征，将其行为模式概括为以下六种。
1.迷具有特殊的文本接收模式
大多数的观众总是选择他们可以方便获得的媒介内容。然而，对于迷来说，在媒介消费的过程中，他们有着高度的选择性和目的性，并呈现出非常高的忠诚度。对于喜爱的节目，他们会不厌其烦地观看。根据霍伯曼（ J.Hoberman）和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的记录，有一位威尔士的女性观众曾经反复收看《音乐之声》多达940次。在媒介消费中，迷也表现出一种认真虔诚的态度。例如，在观看喜爱的电影或电视时，他们绝非漫不经心，且容易被外界其他的事情所干扰。迷希望能够从文本中寻找那些有意义的细节，对于那些自相矛盾或语焉不详的地方吹毛求疵，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找到一种介入其中的突破口。
2.迷建构了一种特殊的诠释社群
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也被译为“解释团体”，是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由美国学者菲什（Stanley Fish）提出。菲什认为，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读者，会因为类似的生活经验或价值观，而拥有一套共同的诠释策略，或思考和感知事物的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意义的生成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这是由诠释社群来达成的。诠释社群是一种理解结构，一种在集体意义上的自我依存的情势，实际上是指一个社会化的公共理解系统。菲什指出，意义既不是确定的、稳定的文本特征，也不是受约束或者说独立的读者所具备的属性，而是诠释社群所赋予的；诠释社群既决定了制码者的生产，也决定了解码者的生产。[38]
迷常常会加入由同好们组成的群体，并在群体中分享、探讨和交换自己对文本的喜好和看法，预测媒介内容的发展，同时也会教导新成员该社群的规范，以维持社群的稳定和发展。詹金斯注意到，迷似乎在追求一种一致性，他们力图消除文本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渴望得到情感的实现。此外，不同的迷社群有自己独特的迷文化。比较不同迷社群的迷文化，也是迷研究的途径之一。不仅迷群之间有差别，迷群内部也存在着文本诠释上的差异。不同的迷分别有各自诠释的重点，他们从中所获得的愉悦也来自于不同的方面。
3.迷是主动的消费者
迷不仅极其熟悉文本的内容，对各种细节津津乐道，同时迷也热衷于预测文本的发展。以当今的电视剧为例，迷对电视剧结局的预测就结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迷还常常采取集体的行动，来拯救那些他们喜爱的，但是很可能被电视台取消的剧集。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电视迷们成功挽救了卡格尼·莱西（Cagney Lacey）。当前，凭借互联网，迷对情节、角色和节目的喜爱，不仅为其他的同好所了解，也逐渐为电视从业人员所了解和重视。通过在线阅读迷对于剧集的评论，业内人士和迷的互动日益频繁。其中较为知名的是，美国电视连续剧《巴比伦》的编剧迈克尔·斯特拉日恩斯基（J.Michael Straczynski）就曾经在网上和该剧的影迷交流，及时了解影迷的反馈信息。但是，这种互动也并不一定都会产生正面的效果，他请求剧迷们停止对于该剧结局的种种猜测，因为如果一旦他使用了剧迷们的某些想法，他就很可能遭到剽窃的起诉。最后，他停止了与剧迷们在网上的互动。
研究者认为，与普通的受众不同，迷不仅是消费者，他们同时也是文化的生产者或创造者。除了一些传统的表现形式（如迷创作的剪贴簿、通讯、服装和为迷俱乐部设计的徽章等等）之外，近年来，迷的创造性还表现在他们为文本或偶像建立的网站。媒介文本为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迷将这些文本为我所用，发挥自己的想象与创意，在其间建构自己的文化和世界。
由迷创作的小说（Fan Fiction），特别是女性媒介迷们创作的小说，是迷的艺术生产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同时也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史密斯（Bacon-Smith）的《进取的妇女：电视迷和创造流行神话》（Enterprising Women: Television Fandom an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Myth）即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詹金斯也在《十种重新创作电视节目的方法》一文中，总结了迷小说创作中的各种方法。比如：为自己喜爱的非主要角色创作新的背景故事；将原来的冒险故事改编为浪漫故事；扩展那些尚未结束的情节，将自己喜欢的几个文本彼此嫁接串联起来，以形成一个新的故事，等等。
除了迷小说之外，迷的创造性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歌曲、视频创作以及角色扮演，等等。有的迷会装扮成他们喜爱的电视节目或动漫中的人物（近年来，在爱好动漫的青少年中流行的Cosplay就属于此类）；还有的迷会模仿偶像的穿着打扮甚至是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些行为使迷们深切地融入到文本之中，似乎自身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另外，近年来，由于视频技术和网络游戏的迅速发展，由传播者或是迷自行设计的网络游戏，作为迷创作中的一种新形式，也日益流行。
5.迷将其偏好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这是施泰格对詹金斯所提出的迷的五种行为模式所做的补充。她发现，迷将自己的爱好带入日常生活之中，并将两者绵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密斯在研究中就曾经遇到过一些迷，他们的生活空间里充满了他们所迷恋的对象，他们被自己的偶像或喜爱的文本所环绕，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6.迷建立了另类的社会群体
迷很少以单一的面貌出现，他们通常会选择建立或融入同好的群体之中。群体里的互动和集体活动是迷行为中的重要面向。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速普及，极大地推动了这类群体的扩展。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迷社群中也非并绝对平等，而是存在着社会中的阶层划分，只是可能相异于一般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学者们注意到，在迷群中，对于该群体历史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与该群体趣味或偏好的一致程度，或是在群体活动中是否有主导性的作用，这些因素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迷在群体中的地位。
实际上，迷的行为异常丰富多彩。同时，并不是每一个迷都会同样地表现出以上六种行为模式。在不同的阶段，他们有可能会偏重于其中的某些类型，且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仅仅探究迷究竟是主动的抑或是被动的，这样的两分法对于迷研究来说似乎过于简单了。在更加宽泛的理论框架下分析迷的行为，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探析迷为什么会存在如此种种的行为模式，而非单纯地评判这些模式，这可能是进行迷研究的一个更为可行的起点。
（四）国外“媒介迷”研究综述
关于迷的研究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它使我们探寻到一些关键的机制，我们正是透过这些机制而与这个媒介化的世界产生互动的。[39]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媒介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1.科幻剧迷与肥皂剧迷的经典研究
迷的种类繁多，但具体到本书讨论的重点——电视迷，其中被最为广泛讨论的两种类型当属科幻剧迷和肥皂剧迷。
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与史密斯的《进取的妇女》是关于科幻剧迷研究的代表作，同时也是迷文化研究里的经典之作，而詹金斯本人更是在迷文化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40]这两项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关注迷对于类似《星际迷航》（ Star Trek）、 《布莱克7》 （Blake's 7）和《C15行动》（ The Professionals）等科幻剧集的“挪用”（ Appropriation）和“再利用” （Re-using ）。在这些文本的基础上，迷发展出了新的文化形式。
不同于传统的对于迷的贬低，詹金斯反对将迷看作疯狂且无理性的媒介工业的受害者。运用德赛图的理论，詹金斯在研究中论证了迷是如何从媒体内容中“偷猎”或“盗取”某些要素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并从中得到乐趣的。当迷阅读或收看他们喜爱的媒介内容后，一方面，享受其中的内容与愉悦，另一方面，将某些内容进行转化或是挪用。这些行为使他们获得了与媒介生产者相对抗的权利，他们因而由被动的消费者转化为主动的文化生产者或干预者。此外，詹金斯也指出，这些行为并非如德赛图所说的仅是“转瞬即逝”的，而是持续进行的。迷也不是社会中彼此隔绝的孤独者，其阅读也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一个社会过程。
史密斯的《进取的妇女》则致力于对迷小说的研究。迷利用他们所喜爱的剧集中的人物或场景来创作自己的小说（同人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可能会引入新的角色，或是极大地丰富了某些非主要角色。史密斯主要是以《星际迷航》的迷小说为研究对象，她将围绕这部科幻剧创作的数量众多的同人小说分为四种类型：（1）为这部剧集中虚构出一个拯救者，她于大灾难中拯救了整个船队的命运，而这个拯救者是以年轻女性的形象出现的；（2）为斯波克（该片的男主角之一）虚构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3）将寇克（该片的男主角之一）和斯波克想象为同性恋的关系；（4）选择剧中两个主要角色，主要描写他们的故事。史密斯在研究中也发现，这些文本的创作大多是在群体中进行的，可能由一个迷来主导整个故事，其他的迷则不断地补充并丰富故事的内容。
而关于肥皂剧迷的研究，也是受众研究中的重点之一，且延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早期的研究基本上认为，绝大多数肥皂剧迷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妇女，她们少有社交生活，收看肥皂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现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印象也逐渐得到了扭转。拉德威的《阅读浪漫小说》、霍布森（Dorothy Hobson）关于英国肥皂剧《十字街头》（Crossroads）的研究，以及洪美恩的《观看达拉斯》是其中的代表作。
拉德威通过诠释女性如何阅读浪漫小说，从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感受来诠释这种行为的意义。她发现女性借此躲避家务事，享受个人的休闲空间。这一行为也显示了女性对父权制的部分抵抗。
霍布森最早使用民族志方法来研究肥皂剧观众。她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家里，观察并记录她们之间的对话，以及她们的收视体验。她发现这些女性剧迷尽管享受收视中的愉悦，但是却羞于承认自己常常收看肥皂剧，她们也会为这种带有罪恶感的愉悦进行辩护。此外，霍布森还发现，剧迷们的愉悦不仅来自于剧集本身，也来自于和其他剧迷的讨论之中。这一发现说明了肥皂剧迷们并非只是孤独的观众。
洪美恩的研究认为，女性观众（剧迷）并不是被动无知地接受媒介的内容，她们与剧中的角色之间建立起某种心理连接，同时她们也对剧情发展和剧中人物有各种解读或批判的立场。剧迷们认为，这部电视剧其实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其中存在着真实的且与她们的生活、经历相一致的部分。她还在研究中分析了女性收视中的乐趣和愉悦，如悲剧感的愉悦可以帮助剧迷宣泄情感，逃避与幻想的愉悦则可以使剧迷在幻想中暂时忘却自己在社会中被固定的角色，而有了多种尝试的可能。
2.国外迷文化研究的三次浪潮
国外迷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迷群：协商世界中的身份认同与社区》（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一书中，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考乃尔·桑德沃思（Cornel Sandvoss）以及哈林顿（C. Lee Harrington）梳理了过去20年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划分总结出了迷文化研究的三次浪潮，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该领域的六个新发展方向。
第一次浪潮：美丽的迷文化（Fandom is beautiful）。在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受到德赛图的启发和影响，比较关注迷的具体行动和实践活动，认为大众媒介消费是一个权力争斗场，那些拥有极少数资源的迷们运用游击战术赢得了此次战役。[41]这一阶段的研究也进一步延续和丰富了费斯克关于生产性受众的观点。
米歇尔·德赛图（Michel de Certeau）是法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实践》一书中，他提出了“消费者二度创作”中的“战术”“战略”“剽窃”和“游击战”等术语和观点。他将受众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和“游牧”，相应的，这些积极的受众也类似于文本的“盗猎者”和“游牧者”。受众积极的阅读就是一种文化拼贴。在这一过程中，受众先分解文本，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愿偏好将其重新定义，从中找出自己所需的部分。[42]德赛图的著作也是早期迷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来源。
费斯克在《粉丝的文化经济》中给予迷积极的评价，认为虽然所有的大众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事着符号生产，但只有“粉丝们却经常将这些符号生产转化为可以在粉丝社团中传播，并以此来帮助界定该粉丝社团的某种文本生产形式，粉丝们创造了一种拥有自己的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粉丝文化”。他还区别了迷所具有的三种生产力，即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文本生产力。迷通过这三种形式的生产达到了迷文化的自我生产。[43]
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一书围绕迷作为媒体受众如何接受文本的过程展开，基于德赛图的理论，运用“策略”“盗猎”“游击战”等术语，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迷群进行了叙述和描写。该研究重点关注迷群的社会机制、文化实践以及与大众媒体和资本主义消费者之间复杂的关系。詹金斯探讨了迷在社群中的两种文化生产，包括迷的写作和迷对于原文本解释的视频制作；并认为迷群是一个新型的、用消费和品味联系起来的社区。
这一阶段另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还包括丽萨·刘易斯（Lisa A. Lewis）编著的《狂热受众：迷文化和流行媒介》（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该书汇集了学者关于迷文化的11篇研究论文，分为“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迷的生产”四个部分展开讨论。总体而言，在第一次浪潮中，学者们试图重构那些原本被认为是负面的行为与状态，赋予迷以积极的意义。
第二次浪潮：这一阶段，学者们试图将迷现象纳入到社会、经济、文化阶层中进行考察，其核心概念来自于消费社会学。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关于社会阶层和文化资本的理论是该阶段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有关迷的研究，强调并凸显了迷文化中关于社会、文化以及等级的复制。同时，迷选择的对象和迷消费的实践是通过人们的习惯被建构起来的，而这些习惯正是人们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反映和进一步显示。[44]学者们仍然关注权力、不平等和歧视等问题。但与其说将迷文化视为一种赋权的工具，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迷的诠释群体是植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状的。在这一阶段，很少能看到学者关于迷的个人动机、愉悦、偏好等问题的探讨。[45]
第三次浪潮：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将“粉丝现象”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来进行探索。其目标是为现代生活提供基础性的见解，而不再仅仅研究粉丝个体的品味与参与，或是只针对被粉对象的考察。[46]研究也更偏向实证化，而不仅仅是概念的建构。学者更重视探讨迷实践的目的、入迷的原因；并开始关注迷的新型消费实践，特别是网络社区。同时，随着研究的实证化转向，迷研究在概念、理论以及方法等方面都变得更加多元化。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对于迷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学者都开始关注在网络中迷的作为。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针对网上电视迷群的现象，即网络时代的迷文化。电视迷们利用互联网来寻求他们所喜爱节目的各种相关信息和资源。迷为自己喜爱的节目建立网站，并频繁地访问这些网站，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节目的喜爱和忠诚；同时他们也在网上和其他同好分享自己的情感和观点。研究者们注意到并重点考察了互联网给迷文化所带来的种种新变化。其中重要的研究包括贝姆的《收看，登录：肥皂剧，迷和在线社群》[47]、贝利的《媒介受众和认同：迷经验中的自我建构》[48]和贝瑞的《她们的赛博空间：在线女性粉丝》[49]，等等。这些研究不仅将迷文化视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致力于实现对现代生活的根本性洞察。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在这个现代的媒介化和网络化的世界里，我们是如何与自己以及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50]
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性质的迷研究著作。比如麦特·希尔斯的《迷文化》，它从研究路径等方面考察了迷文化的发展；J.格雷编著的《迷研究：媒介化世界中的身份认同与社群》则指出，迷研究不应局限于那些社会边缘群体，而应当探讨迷的活动在主流社会身份认同与社群建构中的作用。该书在总结迷文化研究的三次浪潮的基础上，还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引向了六个新的发展方向：（1）强调迷作为当代媒介化世界标记的符号和代表；（2）模糊不同文本和文化形式之间的边界，从而侵蚀了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界限；（3）在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和发生在这两个空间中的社会交互行为之间的关系，在逐渐失去领土化的世界中不断变化；（4）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和地方两者相互影响；（5）就社会和技术变革而言，新的身份认同和实践活动来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变迁；（6）冲突、差异和歧视在一个媒介化的语境中形成。[51]
（五）国内“媒介迷”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粉丝的研究是伴随着《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一批电视选秀节目起步的。兴盛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及其传播构成元素（节目规则本身、草根明星、粉丝），成为中国传播学者研究迷的重要案例对象。到2006年以后，关于粉丝的研究开始正式刊登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期刊上。与国外的研究相似的是，国内学者对于粉丝的描述和定义也经历了从“病态症候群”到“主动参与、消费文本的参与者”的转变，并且开始从主动受众角度解读粉丝。
国内关于粉丝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面向：一是从受众角度出发，对粉丝现象本身及其心理动因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迷群主动寻求与自己爱好相同或相近的信息，是最主动的一类受众。研究者也分析了网络这一新兴媒体对迷群的影响，进而探究以网络为平台形成的迷群的虚拟社区（简妙如，1996；黄海靓、罗安元，2007；张嫱， 2007；彭彪、莫梅锋，2007）。二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粉丝产生的文化背景，并描述了迷群作为一个亚文化、趣缘群体的种种特征（黄海靓，2006；尚香钰，2007；欧阳菁、蔡骐， 2007 ）。三是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追星”所引发的一系列粉丝经济现象，认为中国的粉丝已经开始呈现出职业化趋向，其有计划、有组织，专业化程度较高，甚至逐渐形成“粉丝”产业（潇雨，2007；刘芳鸣，2008）。从时间上看，国内关于粉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06年和2007年，呈现出跟随选秀节目的兴衰而起伏的趋势；从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还是对粉丝的现象描述以及对国外文献的引述，并未对中国粉丝群体的心态和行为特征进行总结，也没有形成相关理论；从研究切入点出发，案例大多以“超女”粉丝为主，研究对象较为单一。
除此之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专门针对美剧迷的研究，其具体的面向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运用问卷调查法，开展对美剧迷的收视与接受的调查（文卫华、王圆，2008；曹书乐、何威，2012）。二是聚焦于探讨美剧迷的身份建构与价值认同，比如邓惟佳（2010）通过质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美剧网上迷群”是如何通过“后台角色扮演”“职业化角色扮演”和“追求社会地位式的角色扮演”来进行自我认同建构的。柳珊（2010）对《越狱》迷进行了网上在线观察与田野调查，指出“智力快感”与“自我存在的现实焦虑感”是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同时也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认同的种种矛盾张力。谭文若（2012）以《绝望的主妇》迷群为例，提出迷成员在网络虚拟的社会环境中，通过理想自我和群体肯定的统一、情感的投射和共鸣，以及区别性和差异化的表达等，主动寻求着自我认同的建构。陈阳（2015）通过对160名本科生的控制实验，考察了浸泡在国族主义中长大的当代中国青年，面对美剧里的中国形象时所做出的反应。研究发现，主导性的国族主义影响了实验对象对于美剧的接受和理解。这一发现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受众主动性的再思考。研究者并没有否认受众在跨文化传播中所具有的主动的形象，受众在对媒介文本的选择和解释时也确实表现出了主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受众的主动性是在主导意识形态和日常经验中被建构起来的。当考虑结构性因素时，对于受众主动性的看法并非那么乐观。三是对于美剧字幕组的研究。如胡绮珍（2009）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字幕组制作实践如何建构多层次的文化地理景观、聚合影像的跨国流动、启动科技形式生活的转换，以及召集网络年轻一代的华人迷社群，参与无授权的资讯经济，并自愿地投入情感、非物质、免费劳动。她认为，字幕组创造出了一种结合了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非盈利、利他主义特殊劳动的新价值。曹晋、张楠华（2012）通过民族志参与观察中国内地的字幕组，分析其工作人员因共同的兴趣爱好集聚于网络文化的信息生产。研究发现：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信息社会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与传播新技术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雷蔚真（2012）通过对字幕组现象的深入研究，探讨了在网络生态环境链条中，网络迷群的特殊作用和机制，并对其在跨国、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的梳理与分析。
（六）民族志法在媒介迷研究中的运用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对于迷和迷文化的研究都采取了民族志的方法。比如，詹金斯就是以学者和迷的双重身份进入研究，并且实际参与到迷群的活动中来开展其观察的。研究者力图从迷自身的观点来探寻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迷如何与他们所喜爱的对象互动，迷如何为了实现自己和他人（一般是同好）的愉悦对于原文本进行转化和再生产，以及迷文化是怎样运作为诠释社群的。在受众研究中，民族志的转向，包括将这种原本是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迷文化研究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们不仅致力于探究文本本身，他们还希望进一步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文本是如何促成受众的各种行为以及愉悦的生成的。民族志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更加细致入微地分析迷与文本，以及迷与迷之间的那种多层次、微妙复杂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志研究致力于将媒介消费置于一个更广阔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场景之下。[52]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由于希望真正能够介入到读者/接受（ Reader/Reception ）的关系之中，关于迷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一般都是针对特殊文化语境下的小群体，因而不具有推广性。[53]但另一方面，关于迷文化研究丰富的资料数据以及各种洞见，却为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文本对于受众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尽管媒介迷的研究是受众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在媒介和文化研究领域也颇为丰富，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受众，媒介迷被广泛地理解、讨论，可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还是在不断重复迷是最为主动的受众，观察其思想产物与文化内涵，停留在对于迷的行为模式的描述之上，缺乏结构层面的探析，少有新的切入点。比如，大部分研究或是强调迷是媒介工业的重度受害者，他们被剥削、被利用；或是认为迷不仅是消费者，同时更是生产者，他们创造了一种拥有自己的生产以及流通体系的迷文化，[54]并通过这种创造来进行自我表达，对抗主流的意识形态。此外，迷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化程度仍显不够。因而，詹金斯指出：尽管不断地有年轻学者加入迷文化研究的阵营，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在重复使用20世纪80—90年代早期的一些研究范式，而现今的媒介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研究似乎难以适切地解释今天的新媒介环境和新型受众，因而他鼓励学者寻找更为适切的研究范式。[55]
阿伯克龙比和朗斯特在《受众：表演与想象的社会学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观展/表演范式”是继“纳编/抗拒范式”之后，新媒介景象下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当代学术社群的研究与论述焦点逐渐转向后现代、认同政治、全球化等方向，“观展/表演范式”正是在这些新思潮的推动下而产生的。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论述，其关注的焦点可归纳为两条主线：其一是影像与符号的意义；其二是身份的建构与解构。[56]而观展、身份认同也正是“观展/表演范式”中的核心概念。该范式为探讨后现代媒介图景下受众的媒介消费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使我们看到了当前受众心理和行为的种种变化。由于阿伯克龙比和朗斯特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观展/表演范式”，当时互联网技术还处于早期阶段，并未普及，所以他们也很难对十年之后的种种变化做出全面、精准的预测。但是，该范式中提出的处于后现代图景下表现出更多展演与自恋特征的扩散受众，却与当前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受众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也体现出了两位学者在学术上的前瞻性。所以该范式适用于迷文化和web2.0时代的受众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迷文化研究中理论性不强的弱点。下文将针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并以该范式为主要的研究框架来分析中国内地的美剧迷。(www.xing528.com)
【注释】
[1]〔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主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新受众研究”之方法》，选自〔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15页。
[4]〔美〕理查德·布茨著，王瀚东译：《美国受众成长记》，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
[5]V.Costello， B. Moore， Cultural Outlaw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2007， p.125.
[6]V. Costello， B. Moore， Cultural Outlaw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2007， p.125.
[7]V. Costello， B. Moore， Cultural Outlaw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2007， p.125.
[8]〔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9]V.Costello， B. Moore， Cultural Outlaw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2007， p.125.
[10]〔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1]〔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12]〔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13]〔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14]〔美〕理查德·布茨著，王瀚东译：《美国受众成长记》，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15]〔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6]J.Fiske， Television: Polysemy and Popular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2.
[17]〔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18]〔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9]〔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0]H. Schiller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p.13-28.
[21]M.David， “Active Audience Theory” ， Journal of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7.
[22]M.David， “Active Audience Theory” ， Journal of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7.
[23]〔美〕理查德·布茨著，王瀚东译：《美国受众成长记》，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24]〔美〕理查德·布茨著，王瀚东译：《美国受众成长记》，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25]J.Staiger， Media Reception Studies， NYU Press， 2005， p.95.
[26]〔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 《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27]〔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28]J.Staiger， Media Reception Studies， NYU Press， 2005， p.95.
[29]M.Hills， Fan Cultures， Routledge， 2002， p.1.
[30]K.Ross， V.Nightingale， Media and Audiences: New Perspectives，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31]D.McQuail， Mc Quai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2002， p.342.
[32]D.McQuail， Mc Quai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2002， p.349.
[33]〔新加坡〕张玮玉著，政见众包翻译组译：《粉丝公众》，英文版由Routledge出版，第75页。
[34]〔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 页。
[35]〔英〕约翰·塔洛克著，言忠志译：《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0页。
[36]Van Zoonen， L. （2005）. Entertaining the Citizen: Whe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onverge. 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37]简妙如：《过度的阅听人——迷之初探》，台湾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
[38]〔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39]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 Press， 2007， p10.
[40]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 Press， 2007， p3.
[41]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 Press， 2007， p.1-2.
[42]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p.32.
[43]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页。
[44]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 Press， 2007， p.6
[45]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 Press， 2007， p.6， p.9.
[46]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 Press， 2007， p.6， p.9.
[47]Nancy K. Baym， Tune In， Log On: Soaps， Fandom， and Online Community， Sage， 1999.
[48]Steve Bailey， Media Audiences and Identity: Self-construction in the Fan Experience， Palgrave Macmillan，2005.
[49]Rhiannon Bury， Cyberspaces of Their Own: Female Fandoms Online，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5.
[50]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 Press， 2007， p.10.
[51]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YUPress， 2007， p.11.
[52]K.Ross， V.Nightingale， Media and Audiences: New Perspectives，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53]C.Sandvoss，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Polity， 2005， p.4.
[54]L. Lewis（ed.）， In the Adoring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Routlege， 1992， p.30.
[55]Henry Jenkins， Fans， Bloggers， and Gammers: Media Consumers in a Digital Age. NYU Press， 2006， p.134.
[56]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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