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全面分析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问题。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国际文化关系问题还存在着颇多争议，因此，本文先从国际文化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入手，首先对国际文化关系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解析，分析了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主要领域和主要对象以及基本理论范式。重点分析了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所涉及到的核心概念，归纳了目前学术界涉及文化及国际文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模式，主要有文明冲突论、软权力理论、国际文化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的文化理论四种，这四种研究文化问题的基本理论范式为本文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关于文化与文明、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关系等核心概念本文也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论述，由于这类概念在学术界的颇多争议，本文在论述时侧重于在国际政治的范畴里对其加以界定，对相关的争议问题进行了澄清，认为国际文化关系是客观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事实，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国际政治实践上看，这一概念都是成立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又综合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交流、文化霸权主义的发展与文化冲突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文化融合等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问题，并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战略构想，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应该是多元互动、平等互补、共存共荣的新秩序。那么，怎样才能建构起这一全新的秩序呢？本文提出了四点建议，即首先要促进多极化的政治格局的建立与发展，为国际文化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空间和环境；其次，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再次，要坚持平等互补的原则，反对某些文化强势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最后，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努力发展并保持民族文化特色，促进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进而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
那么，本文关于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及其实现途径是切实可行的吗？还是它只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理想主义的完美表达？抑或是这种美好的理想主义可以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从而找到一条实现人类和平的新道路？实现这一新秩序还会遇到哪些障碍？
在我们努力探讨了各种文化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之后，我们也有必要面对这些基本的疑问，只有正确认识这些疑问，我们才能在建构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过程中扫除一切障碍，真正使国际文化新秩序这一远大理想在21世纪里变成现实。
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的现实就是权力政治。追逐权力和谋求利益是每个国家最基本的国家目标，在这种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支配下，国际社会充满了利益纷争、矛盾和冲突，甚至不断引发流血冲突和战争。虽然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目标就不会改变。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有时甚至会因此引发战争。但是，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国家之间相互依存性的不断提升，一国在谋求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可能不顾及他国的利益要求，否则就可能意味其国家利益的损失。所以，不管是西方强国也好，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好，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要想谋求本国文化的发展及影响，就必须注重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就必须在尊重他国文化权益的基础上去实现，只有建构起一个全新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才能保证每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要实现这一新秩序，还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清醒的认识。
首先，处理好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或异质性体现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和遗产。不同文明之间在相互交往中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就像费孝通教授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交往的理想状态和美好追求。但现实的情况并不以我们的美好愿望为转移。全球化增进了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普遍交往与融合，同时也包含着各个文明、民族之间在利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民族的个性特征要求它是异质的，不被其他文化所同化的，而全球化则要同化这种个性，泯灭这种个性；各国的文化应是民族的、本土的，但全球化又要把它变成世界的，而如果不能变成世界的，它就面临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命运。数千年来文明的发展史说明，在文明的交往和融合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激烈的冲突和争斗。
全球化并未消除这种矛盾和冲突，反而把这种矛盾暴露得更充分。正如萨义德所说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彼此交锋。文化决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1]因为全球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发达国家也面临全球化的压力以及其他文化的冲击，但他们在总体上处于受益者的地位，他们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等得到扩张，文化主体性得到张扬；而发展中国家面对发达国家的先进优势，其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有失去自主性的危险。
因此，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矛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推行它们的“普遍价值观”，即像英国首相布莱尔所说的“为价值观念而非领土而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关系他们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发展中国家希望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在同质化或一体化的同时，能够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给他们千百年留传下来的民族文化剩下一点生存空间，但这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必须彻底同质化，或者干脆彻底美国化，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福山就曾明白不过地提出了这一观点。福山认为，现在的全球化在很多方面还是相当表面的，全球性经济仍是很有限度的，比较充分的全球化的层面仅限于资本市场，而在其他绝大多数领域，制度仍然完全是地方性的。现在的跨国公司虽然对全球文化的同质性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例如，存在着某种由麦当劳、可口可乐之类的公司所传播的全球性消费文化，但它们并未能真正影响人们更深层次的道德规范。因此，全球化应从经济、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彻底变革，变革的理想模式就是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和价值。对此福山一点也不隐讳，他多次表示，由于东方文化表现的家族主义等不利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倾向，其他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必然要被西方文化所代替。当他回答美林论坛提出的“全球化真的就是美国化吗？”这一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是，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全球化的原因所在。我觉得全球化必然是美国化，因为在很多方面，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它的制度则代表着市场力量的逻辑展开。因此，如果确实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着全球化，那么全球化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美国化。”[2]所以，在福山看来，历史在这里终结了，美国的“民主市场资本主义”成了人类的永恒模式，成了全球理论和实践的共同标准，成了全球化和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福山的这一观点代表了西方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也是西方利益的典型代表。要想在全球化时代里改变旧的国际文化秩序，建立起新的国际文化秩序，就必须首先改变西方学界及政界流行多年的这种观念和认识，否则，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实现将任重而道远。
其次，对民族文化发展也要有正确的态度。世界性和地区性的文化组织将不断活跃，日益发挥积极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带来人们生活、观念上的进一步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包容融合，文化熔炉与文化马赛克并存，无须用某一种文化类型湮没另一种文化类型，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本质内涵是多元文化的共性聚合，而决不是单一文化的个性的膨胀。文化的对立、冲突自不可免，文化的统一、交融也不能忽而不论，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不断建立和完善全球文化准则，可促进各国文化的共同发展。
文化上的一体化并不排除文化上的差异性，先进文化传播到落后文化中，只要是给予一定适宜发展的条件定能超越文化的差异性，并使落后文化发生嬗变，与全球文化的发展同步，这当是不争的原则。世界各国寻求建立自身的文化体系，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无疑是有意义的，但用全球意识看待自己的民族文化，看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别国的民族文化的关系，挖掘其价值，认识其精神，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才更有全球意义，才更能为人类文化贡献本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本民族不但能够享用别民族的文化成果，而且也能够为别民族服务，让别民族享用自己民族提供的文化成果，这样就会出现文化上的良性循环。各种文化顺应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积极、广泛的合作，从而有机融合、兼容并蓄，将是人类文化发展必然的趋势。
最后，要正视不同政治类型国家多元文化存在的现实。当代国际社会公认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三种国家类型，其文化也就有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和民族主义国家文化三种国家文化类型。它们的产生、存在有其合理性，短期内无法消除它们存在着的分歧。我们要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倡导文化上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原则，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片面思维，人为地分割不同社会制度文化的做法被实践证明是有害无益的。文化是绚丽多彩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只有一种文化模式，只有一种文化标准，文化上的冲突、较量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的，但文化上的斗争不应该以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前提，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文化上完全可以进行交流与合作，以共同发展，相互促进。(www.xing528.com)
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在文化上面临的共同课题日益增加，精神文化交汇的领域亦在扩展。故而文化上的斗争到今天已演变成文化上的竞争，不容置疑的是，谁的文化先进，谁的文化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最广大民众的要求，谁的文化就有市场，就有生命力、号召力。各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检验、评价，机会都是均等的，这里不存在某种文化的垄断专利。不同文化之间需要理解，需要对话，各民族文化都有其尊严，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文化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尊重民族文化的民族精神、心理定势，文化之间彼此尊重、宽容，才有可能平等对话，寻找到都能认可的共同点。
现代文明社会使世界各国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文化上的斗争随着冷战的结束已降到次要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和谐、协调、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着眼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是以他民族文化为假想敌人，才能吸纳他民族文化之长，才能发展起本民族文化。哪种文化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其影响和地位就愈重要，在文化竞争、较量中就会主动。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中的地位问题。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可以为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中国文化要想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就必须端正认识，改变目前重技术轻文化的倾向，改变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目前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文化由于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博大的胸怀，理应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才能延续、体证它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文化发展的迫切问题不是该如何防范西方文化的侵入，而是该懂得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调整好策略，必须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跟世界一起发展，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才不至于陷入落后被动之境，要充分了解自己文化的优长劣势，为人类文化创造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揭示出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确保我们国家的文化大国地位，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21世纪的文化既不是美国文化的世纪，也不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而是地球上所有文化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共荣的世纪，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将促进人类文化的整体繁荣。
展望新世纪，国际文化秩序的目标将是建立一个多元互动、平等互补、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在确认和尊重共同的秩序、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话语规则基础上，各民族文化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凡是顺应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都是主流文化，凡是逆世界文化发展大势的都将最终走向衰落。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里，已结束了历史使命的陈旧的文化对抗将被逐渐消解，时代所摒弃的各种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将失去生存的土壤，在未来的文化格局中，优秀的民族文化将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坚定这一信念，并在实践中不断付诸努力，相信国际文化新秩序这一美好愿望终会实现，成为国际政治中又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3]
[1][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年第4期。
[2]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A Discussion with Dr.Francis Fukuyama原载美林公司网站之全球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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