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的介绍

当前，全球化正以迅猛的态势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其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科技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人类在某些价值领域，譬如尊重人权、保护生态环境、恪守全球伦理等方面，达成共识是完全可能也非常必要的。中国应如何应对文化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才是合理的，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和西方国家都有重大差别，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殖民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也空前的繁荣起来，但是，在文化繁荣的背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不断地受到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充分的发扬光大，文化全球化使我国在文化领域既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一)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的文化安全

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扩展与延伸，是文化形式上的帝国主义。它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的强势文化支配、吞噬其他弱势文化，建立文化霸权以推行文化殖民，目的在于获得经济、政治权益，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文化霸权主义是“文化主体间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当代国际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不平等格局的反映，也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所散布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1]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

1、多手段的“文化植入”

所谓的“文化植入”即将本国的文化输出至其他国家，根植于他国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并产生影响。传统的“文化植入”的方式则是通过军事占领、宗教战争的方式，通过暴力手段取得或占领他国领土，以此为基础输出本国的文化。但是在文明社会的今天，“文化植入”的手段绝大多数采取的是一种和平、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随着世界各国间的逐步开放，文化植入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频繁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大众文化工业、全球标准的制定、日益兴旺的全球旅游业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等都成为“文化植入”的有效手段。

2、愈演愈烈的文化渗透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基于贸易成员国的身份，根据规则的规定，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入到国际竞争中去。西方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基本缓解军事政治对抗，取而代之的是致力于经济科技合作，对我国展开全方位、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利用各种手段，极力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极力宣传西方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否定社会主义价值观，动摇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试图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表现为有计划地进行渗透、分化，公开性与隐蔽性相结合，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手法地进行渗透。可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将与国外展开“全天候”的接触，将面临更激烈、更复杂多变的强势文化渗透。

3、全面的人才争夺

这种人才争夺的实质是利用本国的经济、文化及教育优势，吸引高素质人才，从而为本国服务。他们或是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奖学金制度，吸引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或是以法律形式，鼓励拥有高端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或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网罗高端技术人才；或是通过某些“基金”和“组织”，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理念；或是以“政治避难”等方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代理人。

(二)中国传统思想、生活方式的西化倾向严重

文化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构成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全球化对文化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质疑和挑战，使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冲击。

1、文化“繁荣”背景下人文精神的缺失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人文精神、道德价值理念是与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强化文化的整体精神，为民族国家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心理条件，为文化的多样性显现提供的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的是，如此便捷的文化传播渠道、短暂的文化更新周期必将冲击着传统文化，造成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失落。当前，在西方(美国)消费文化的侵蚀和影响下，流行于中国大众文化中普遍的文化理想的失落、对崇高和神圣的遗忘从某种意义上正是文化全球化的负面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市场化为文化的创新、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动力，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其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然而切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的缺失和主流文化引导的乏力使人们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到了无所止境、无所鉴别的地步。只要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管它是低俗的还是高尚的都有生存的土壤。媚俗泛滥、低俗文化大行其道，市场化使精神追求的意义和价值不断地被贬低。文化没有了自身的标准，人文精神被经济标准所遮蔽。

2、民族认同感、荣誉感、凝聚力的下降。从国际关系看，“民族认同”是指在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在现代社会，这意味着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权)的忠诚、献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团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西方利用强大的传媒和网络优势，向中国输出西方的价值观，鼓吹“人权”主义，造成国民思想的混乱。“人权”的普遍主义对于“主权”的限制主义提出了挑战，而在利益层面就表现为公民的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受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的冲击，中国民众对于民族奉献、民族牺牲意识产生了提出情绪，提出了个人利益的第一位性。自明末清初以来形成的一种崇洋媚外的思想使得民众对于本国科技的极度不信任，同时对外开放和国际各种文化思潮的涌进使得新一代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有所下降。

3、社会生活方式的“麦当劳化”。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性趋势的生产方式，势必对新时期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其必然存在不同的价值意识形态，而全球化却导致了这两种价值形态不断地相互碰撞。西方社会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我国国内输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城市，随处可见西式的穿着，各大影院充斥着好莱坞大片，各地的儿童没有不知道麦当劳、肯德基的，这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麦当劳化”。

(三)民族文化产业受到强烈冲击

“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文化工具的生产与运作也必将占有社会劳动中日益增多的份额，最终将有可能占据产业的绝大部分”。[2]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文化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文化产品出口大国，文化产业早已成为美国经济引擎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相较而言，中国是文化产品弱国但却是文化资源大国。如同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一样，文化的全球化在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机遇的同时，更重要的事冲击和阻碍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1、我国文化资源优势被削弱。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这必然要求文化资源配置的国际化。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割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了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根据WTO的规则，其成员国之间在国际交往中要更加的开放。中国丰厚的文化资源要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费。文化资源的对外开放加剧了文化资源争夺，强化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削弱了中国在文化资源占有上的固然优势，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

2、文化产业的市场优势将逐步失去。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数量的中国想当然造就了其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其中文化市场的消费群体必然庞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旺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市场对世界开放，中国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市场的垄断优势失去，大量的外国资本、跨国文化公司纷纷在中国登陆，加入中国的电影、电视、网络等文化产业中，使中国文化企业的竞争空前激烈，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中国文化产业虽然有着地缘优势，但是却有着经济、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劣势，而好莱坞、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国际大公司正是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相继在中国设立“中国部”，大量招聘了解中国文化市场的华人供职，对中国提供大量价廉的文化产品。虽然广大消费者作为直接消费者会从中受益，但对作为新兴产业的中国文化产业的负面影响却是深远的。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的进入，使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的独占性消失，文化产业利润大量流失，如果我们的应对措施不得力，有可能导致中国文化产业的萎缩。

3、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面临威胁。中国有自己独特丰厚的文化资源，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资源，中国的文化产品要凝结中国人的价值观。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金优势控制了国际文化市场，支配着文化产品的国际性标准和规则，世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呈单一性机制，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标准为世界标准，中国的文化产业既要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又要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按照输入国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欣赏习惯进行生产和创造就显得困难重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国的文化资源，进而对他国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欣赏习惯发生负面的诱导，严重威胁了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3]

二、我国现行文化外交战略分析

外交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集中体现。而文化外交则是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文化在国家对外交往中的工具作用与本体作用来实现国家利益与对外政策。

文化外交，就其本质来说是思想观念外交，是利用外交这一手段传输一国价值观的外交形式。本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其目的就在于利用本国的思想、价值观念来改变和影响人的行为模式，从而使一国的价值观得到广泛的接受与认同。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里的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经济性、资源性的传统硬实力而言的。他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较之传统的硬实力的竞争，文化在人们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指导与驾驭作用已经被人们所察觉，因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信仰与理想，它影响着并渗透于人们的活动的各个方面。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在对外交往上从来就不乏建设性、科学性的文化资源，也正是基于对厚重的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我国才能始终活跃在成世界外交的舞台上。

(一)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思想

“和而不同”是在中国千年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中凝聚出的理论精华，是不用于“以同化异”、“以异抗同”的两种极端主义的文化外交思想，“和而不同”是建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具有文化说服力的交流理论。

“和而不同”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合”指的是汇合、结合、联合、融合。公元前8世纪周史官史伯的“和同”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和”与“同”的差异和区别。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各民族之间彼此抗争、冲突，最终形成了彼此尊重却又相互融合的多民族共存的界面。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才会带来文明的发展与繁荣，盲目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必将导致文化的萧条与文化的衰落。“和而不同”的思想因其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思维视角，逐步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沉淀并源远流长的哲学思索和深刻的文化交流理念。

中国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理念在秉承传统“和合”思想的同时，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渐进式的发展。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建设与创新对外政策，使“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理念日渐成熟，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文化外交理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文化要在重视对外宣传的同时，要辩证的对待外来文化，“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4]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科学地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文化的对外交流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思想。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他对新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指导思想做出了精确的概括：“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5]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国的大背景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冲击文化意识领域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和而不同”文化外交思想更是做了更深层次的阐述。1997年10月，江泽民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美并在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了精彩的演讲，江泽民在肯定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度，把开放、发展、追求同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介绍给了美国人民，用丰富深刻的语言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对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这篇演讲稿虽然没有直接的引用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思想，但是却可以认为是对新时期中国“和而不同“文化外交思想的首次阐述。2002年10月24日，正在美国访问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礼堂发表重要演讲。他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6]

党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关于我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7]中国的文化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8]同时针对于我国日益活跃的文化外交活动，我们要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9]这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致贯彻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我国“和而不同”文化外交理论的一致性与持续性。

(二)我国现行文化外交战略概述

外交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概括。就其形式而言，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等。文化外交是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外交的核心是文化的输出与交流，因而文化外交又是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文化外交的双重战略性地位，完善国家文化外交战略、提升国家文化外交软实力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1、我国现行文化外交战略的内涵

文化外交战略，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谋求存续和发展本民族国家文化、捍卫国家文化主权与扩展国家(地区)至高的文化利益的战略”。[10]中国文化外交战略一直都与文化战略相结合，文化外交战略本身包含在21世纪的国家复兴和文化复兴战略之中，被融入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落实在国家的文化建设中。事实上，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2003年12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走出去”战略首次反映在文化产业领域。2005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标志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在文化领域已经基本成型。[11]以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届政府“把文化外交的作用提升到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一起被视为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据此，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从战略地位角度出发，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既是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时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支柱。

从目标角度出发，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一方面旨在保护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文化外交，充分展示中国和平、开放的外交形象，主张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建立和谐的世界环境。

从手段角度出发，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依靠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力量，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多种方式，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果，以多样化的途径与方式实现文化外交战略。

2、我国现行文化外交战略的制定

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依靠着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四大发明、文学巨著、传统文化无不在彰显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才能。但是受封建思想的长期统治，中国在西方技术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却在一味的固守自封，因而受到了长达百年的殖民侵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对外交流、共同发展，国家才能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真正的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因而，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它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以往完全由国家主导的单一的社会运作模式，而是鼓励与外界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在此背景下，国家的外交战略必将更加的开放，而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外交战略则必须顺应国家政策的变化与要求，制定出与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旨在提高综合国力的文化外交战略。

根据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求，新时期的文化外交战略在目标上要求对外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对内引进国外先进的思想、理念，更好的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在手段与方式上采用“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原则，加强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应用，加强多形式、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手段的综合应用，鼓励文化外交手段的创新；在内容上，我们的文化外交是在和平外交总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弘扬传统文化中“和为贵”、“仁爱”等思想，实践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

文化现行外交战略在顺应我国对内政策的同时还要求其适应国际社会的新形势。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加速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各国之间既存在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存在着文化竞争。国际交流已由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转移到了文化这一软实力层面上来。基于全球化影响下各国达成的共识、形成的共同利益，如国际安全、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各国则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大国身份不容忽视。作为大国，我们必然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扮演更为丰富的国际角色，“大国崛起”成为必然。但是如何使世界认同、理解中国“大国崛起”的实质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合理的文化外交战略，开展丰富的文化外交活动，向世界传达中国“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的文化外交思想，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误解，真正理解中国的“大国崛起”对于世界的积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各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必然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往往是进攻型的，重在对外文化扩张；而发展中国家，国家文化关系中总是处于一种被动适应的位置，其战略往往是防御型的，重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抵制外来文化的糟粕”。[13]而我国在制定文化外交战略时，始终秉承着“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超越‘进攻’和‘防御’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进攻’中‘防御’，在‘防御’中‘进攻’”。[14]

(三)我国现行文化外交战略的实现形式与途径

在明确了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采用怎样的形式、通过何种途径在外交实践中运用下去，配合和实现国家的整体战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在不断的加深，系统而有效的文化外交途径必将更加有利于中国“走出去”战略，必将更加有利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的实现。

“作为文化最显著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艺术是对外文化关系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人员交流、教育交流、科学与技术交流、语言教学、广播电视讲座、图书交换、作品展览、信息咨询服务都是对外文化关系的主要内容”。[15]而实施文化外交的途径与方式则取决于应用于外交的文化内容，并且这些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同时又因各国文化资源不同，文化外交的目的及其对象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在实现文化外交战略时所采用的手段与方式也必然存在着差异。在西方民间组织作为核心力量开展多样性的文化交流时，中国受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影响，文化外交活动还存在着浓厚的官办色彩，呈现以官方为主导、民间交流为辅助的特点。

1、政府层面的官办文化外交途径

政府在我国文化外交战略实施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既是文化外交战略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具体措施的执行者。当前各国政府推行文化外交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参加国际文化组织、召集和参与国际文化会议、签订双边或多边文化协定等外交活动；二是通过文化代表团互访，其中包括艺术表演、文化作品展览、文物展览、举办体育赛事等外交活动；三是教育交流活动，其中包括留学生培养、语言教学、艺术人才交流、学术交流等；四是信息交流活动，包括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脑软件、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来传播文化的活动。其他部分如青年和体育交流通常也包括在文化项目中。[16]

(1)文化对话与合作

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化官方互访日益频繁，在保持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外交的前提下，注重加大与发达国家和国家组织文化外交的力度。截至2003年，中国在驻80个国家使领馆设有95个文化处、组，已与166个建交国中的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752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外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及备忘录等的总数达到191个。[17]中国在国家外交舞台的日渐活跃，还体现在加强与国际文化组织、区域组织的合作方面。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的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该组织的合法地位之后，就开始加强与其的交流与合作。这其中包括参加各类的国际文化重要会议；组织和参与各类大型的文化活动，如参与1987年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加强与教科文组织在出版和宣传方面的合作，如《中国文化集》、《中国文化政策》等专集在成员国内的散发以及《红楼梦》等古典著作和现代文学精品被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学名著译丛；积极保护世界性遗产，如198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公约》，2004年6月中国举办了第28届UNESCO世界遗产会议，推动会议通过《苏州决定》，发表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 2004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UNESCO首部有约束力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在加强与国际文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中国还积极的拓展与各区域组织的文化交往。作为亚欧会议三大支柱之一的亚欧文化部长会议，势头强劲、影响巨大。中国倡议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次文化部长会议2002年4月在北京举行，中、俄、哈、乌、塔、吉六国文化部长签署了旨在促进各国间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文化部长联合声明》，为加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法律基础。2004年中国签署了中非《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 2006年1月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建立了中非文化合作机制。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其它多边机构中，强调文化合作，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例如：文化政策国际网络部长会议、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文化产业组织国际会议等。

(2)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外交交流项目多数以服从国家大局出发，经过中国政府的精心策划、适时推出的大型交流活动。现阶段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季、中国文化月等项目上。

以2005年为例，2005年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成果丰硕的一年。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

中法文化年是中法两国元首倡议，由中国文化部牵头、众多部门和省市参与，与法国政府合作举办的特大型文化活动，是建国以来我与外国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被誉为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由中国文化部和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合作举办的“中国文化节”， 2010年10月1日在华盛顿揭幕。这次活动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称之为“艺术中心历史上最大胆，投入最多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由文化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意大利“中国天津周”，于10月在意大利的罗马、米兰和那不勒斯举行。活动以文化为主线，涉及经济、旅游、体育等领域，钱皮总统会见了中方代表团，并对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同月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由荷兰民间发起，基本依靠赞助和商业运作，后得到文化部积极支持并资助在阿姆斯特丹、海牙等城市展开，共计一百多场活动，吸引观众达七万多人次。[18]教育交流吸引国外学生来华留学一直是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形式，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中国进行深造。中国政府的日益完善的留学生制度也为在中国的留学生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据统计，从1950年中国接受了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发展到2004年共有来自178个国家的110844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20所高等学校和其他教学、科研机构学习。

教育交流作为政府文化外交战略的实现途径，发展对外汉语、建立国家语言战略成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交流的重点。为了推动汉语在世界的传播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政府相当重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200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五年规划——《汉语桥工程》。该工程涵盖了8方面内容：1、加快建设孔子学院；2、大力发展多媒体音像教材——乘风汉语、长城汉语；3、积极支持AP(Advanced Placement)中文项目；4、切实加强对外汉语师资建设；5、加速推广汉语水平考试(HSK)；6、扎实搞好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建设；7、积极利用“汉语桥”基金、援助国外中文图书馆；8、扩大“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影响。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国家“汉语桥工程”的最大工程。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其所倡导的儒家思想至今在国际社会仍存在深远的影响，选择孔子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品牌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设立“孔子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举行挂牌仪式。此后，世界众多国家均表示出了建立“孔子学院”的意向。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由孔子文化发祥地、中国山东省及山东省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首期为5年)，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

(3)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的核心在于利用大众传媒展开的对外文化外交活动。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包括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播手段。主要包括对外发行的报刊、书籍，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翻译出版的书籍主要是国家领袖的著作、现代文学著、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和中国民间故事等；在广播方面则体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的建立；影视方面，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和英语频道实现了对全球的电视信号覆盖、中国的电视剧受到国外观众的喜爱、中国的电影被搬上了世界的荧幕，震撼了世界人民的心灵。

新科技革命的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大众媒介——互联网。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于全球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的影响。利用网络传播文化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1999年，江泽民同志强调：“信息传播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革命，以数字压缩技术和卫星通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使信息达到的范围、传播的速度与效果都有显著增大和提高。世界各国争相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19]2005年，国务院外文局建立了拥有九种语言、十个文版的中国网，成为国家重点对外宣传的国情网站。随后，“中国在线”、“新华网”、“人民网”等各种网站的建立，使中国和平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使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得以在全世界树立。

(1)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文化外交途径

相较于政府层面的文化外交活动的浓重政治色彩而言，各类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开展的民间文化外交活动则显示出隐蔽性、高水平、深入性的特点。实际上，社会组织在政府组织间的文化外交受到阻力时常常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政府层面的文化外交活动是由民间文化外交活动促成和推动的。

我国承担民间文化外交的非政府组织数目众多，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下设的对外文化交流部。

成立于1984年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其宗旨是：通过民间的国际文化交流，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科学进步、文化繁荣服务，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由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等百余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其活动涉及的领域涵盖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教育管理、新闻出版、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交流形式采取举办文艺演出和各类展览、召开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组织考察访问和专题讲座，以及合作拍片、书刊交流等。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专门从事国际民间文化交流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其活动内容涉及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杂技、民族民间艺术和艺术教育等诸多门类，成为官方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补充。协会还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多边文化交流活动，如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喜力节拍夏季音乐节、临沂书圣文化节、北京国际手风琴比赛等。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对外文化交流部其宗旨是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艺术介绍给中国广大观众，同时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艺术介绍给世界各国观众，以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促进中外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文化交流部是专门负责与世界各国进行各种民间文化交流的部门。其主要工作范围是接待并派出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专业人士，组织互访和交流；接待并派出各类演出、展览团组，组织演出和展览。

三、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构想

21世纪的世界是以文化、科技等软实力为主要竞争内容的崭新的时代，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手段与机制是在于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而以文化交往为重要形式的文化外交战略则在这一时期必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文化外交有着丰富的历史实践、辉煌的历史成就。但是时代的向前推进，要求我们在总结、借鉴经验的基础上，用于创新、继续进取，开创中国文化外交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一)我国文化外交的意义

如同其它外交途径一样，文化外交也是服从和服务于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整体外交战略的。然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对外交往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外交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一国的综合国力体现在物质性的硬实力与非物质性的软实力两方面，而文化在国家软实力中占据核心的地位，从而也折射出了国家文化外交的重要性。

1、文化外交有利于强化国家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其决定因素在于国家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水平和程度。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程度都会直接触及国民的对于国家的情感，从而增强民族向心力，最终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相互关系。然而，国家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受到外部方面的各种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经济等诸要素的跨界流域便得更加的便捷，当前我国的国家认同感受到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双重挑战。

文化是决定民族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因素，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人民四分五裂、却反共同政治理念的情况下，能够经久不衰、持续存在，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文化赋予了国家对外行为的民族特色，而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保持中华民族的特性，其核心在于保持一个民族的特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基石是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则是需要依靠文化外交来实现。对外宣传中国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会更多的激起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组织文化代表团开展对外访问，能够触及更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内心，从而提升了国家归属感；承办各类的体育赛事，组织奥运健儿访港、访澳，这在传达体育精神的同时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利用互联网的无界性，为国民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参与国家政治讨论的平台，从而唤醒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同时也高涨了公民的爱国热情。

2、有利于提升中国的文化竞争力与综合国力

21世纪，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形成了区别于经济、军事等传统国家硬实力的“文化力”。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早已经从传统的能源、军事、经济的物质性领域转移到了具有巨大潜在影响力与独特价值的文化等非物质性领域。一国文化的竞争力大小已经成为各国越来越关注的课题，而其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综合国力。(www.xing528.com)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国际政治向多极化方向转变。这为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强势文化、能否占据文化领域的主角地位，这些都将决定国家在政治、经济舞台能否吸引更多的关注从而决定其能否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如果这种强势文化能够运用得当，文化将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更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更为持久、有效、优秀的战略效果。

文化是一个国家坚不可摧的力量源泉，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其对人民的影响力，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整个人类和各民族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提供精神动力的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比重将会不断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外交在提升一国文化竞争力乃至综合国力方面的作用和地位也将越来越突出。

3、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一国的国家形象就是一定时期内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这方面相对稳定的整体评价和认定。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国家形象作为国家政治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一国的国际形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发挥作用的范围与程度，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实力，还取决于其形象。一个稳定、团结、和谐的国际形象往往会产生更大的征服他国的的力量。事实上，国际形象和国际经济利益是紧密相连的。一国的国际形象不仅影响着投资者和消费者对该国的国家品牌的判断，从而直接决定他们的投资信心与购买行为。另一方面，一国的国际形象还影响着该国的第三产业如旅游业的发展，一个文明的、有秩序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各国人民的青睐。

国际形象的对外展示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更多、更有效的则是通过各种外交手段，而文化途径往往是首要方式。通过文化外交，能够对外传达文化信息与价值观念，从而产生一种向外的辐射作用，产生文化影响力。相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文化外交的平台，能够展现给世界一个更真实的、更客观的中国，能够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思想，能够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威望。

4、有助于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其大意就是中国的发展将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既有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一经产生就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中国威胁论”阻碍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发展。基于国家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差异，“中国威胁论”会造成国家间的误解，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的渲染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同国民间的对立情绪。如中日关系的一度恶化、中日民众对立情绪的产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西方对于“中国威胁论”的大肆宣扬。

当前，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效途径在于改变西方这种冷战思维。通过文化交往，邀请国外有影响力的媒体记者、评论家来华访问，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借助国外媒体自身的宣传来真实的报道中国；通过留学生计划，以国外留学生的真实体会来向外国介绍中国；通过中国文化世界行等活动来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和平、友好的形象。通过这一些系列的文化交往，消除国外的敌对情绪，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5、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维护世界和平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目标。恐怖主义的产生就其根源在于思想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文化外交能够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和平对话，能够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文化冲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世界文明正以其博大的胸怀包容着千差万别的各国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却从未中断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借鉴，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始终在努力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中国的文化外交有着鲜明的立场，尊重和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文明要共同发展。

中国通过积极的文化外交，在UNESCO、“亚欧会议——文化和文明会议”等许多重要国际文化机制和论坛上大力推动文化与文明对话、倡导文化多样性理念，谋求和扩大国际共识，倡导多样性文化交汇融合，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展，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宣言》、《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等文化领域的重要国际共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我国文化外交战略实施的指导原则

文化是沟通世界的语言，只要是先进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都将受到认可与尊重。但不容否认的是，基于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必然存在着不同，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是其首要目标在于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我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必然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

1、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本原则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经受了西方列强长达百年的殖民统治，主权的沦陷也使得国家的外交活动丧失了话语权，国家无法以独立、自主的面貌登上世界舞台。伟大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鲜血与汗水建立起了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翻开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一国主权的排他性决定了国家对外交往的独立性、自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与各国开展和平、友好的外交活动。1954年，中印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在该会谈上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该条约中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此，该原则成为指导我国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贯穿国家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

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的思想正是我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则在文化领域内的体现。我国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坚持“文化，只要真正是民族的，就会是世界的，就会具有世界意义”。[20]

和平与发展又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和平的外交政策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其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世界更加的了解中国。而这种文化战略的实施方式在于利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对外传输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文化艺术，它不同于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制性输出，其重点在于赋予各国人民更多的选择性与自主性。

2、坚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原则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要求中国要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而中国也要利用这一契机融入世界。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先进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的精髓要想得到世界的认可与理解，就要求我们适时的将中国的文化带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接受世界人民的检验。既然文化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走出去”原则就是必然选择。中国的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发挥其强大的指导作用，才能展示中国的文化风采，才能向世界传达中国之音，才能使世界了解一个真正崛起中的大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这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文化产品贸易的日渐增多，都刺激着中国的文化“走出去”，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鼓励与支持促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为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提供了物质上的有力保障。文化产品的文化宣传作用是巨大的，同时又是潜在的，国家利用本国的文化产品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国家政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在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时，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也就显得无可厚非。

3、坚持文化外交活动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相互配合的原则

中国文化外交的组织、活动机构具有各自不同的职责与分工，总体来说是以中央为指导，地方为生力军，驻外文化中心为前方阵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外交的民间主导性的特点，中国的文化外交机构必须坚持中央的领导。而作为国家层面上的文化外交机构主要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其职责在于组织对外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系统而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进而展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形象、新风貌；积极开展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不断拓宽对国际问题及港澳台新闻的报道，面向中国介绍世界，同时也要让中国人民及时了解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新情况、新信息。在文化外交实施方面，各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总方针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文化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外交活动；同时还要积极配合国家整体的文化外交战略。

作为我国文化外交战略实施的前方阵地，国外使领事馆、外国文化中心无疑是宣传我国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窗口。我国文化外交活动不仅仅需要在国内做好功课，更重要的是利用国外的中国因素来直观的展现中国。驻外中国文化中心通过开设汉语、武术、太极拳、气功、书法、厨艺、中医等教学培训班，提供拥有中外书刊的图书馆服务，放映有关中国的影视节目和纪录片，举办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成果的展览，介绍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的“发现中国”系列讲座，为中外文艺人士提供文艺演出的舞台和场地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文化外交战略构想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抓住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机遇，中国己一跃成为世界上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未来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将更加的显著，涉及的领域将更为的广泛，而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文化外交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面对世界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变革，面对全球力量新的对比状况以及新的国际均衡态势的形成，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必须要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有所创新、更富成效，从而更好的推动国家的向前发展。

1、建立长效的、持续的文化外交战略

相较于战争的时效性，文化外交并非实施即可见效，相反，这是一个潜移默化、逐渐放大的过程，文化外交只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才能够发挥持久稳定的作用。文化外交所承载的文化特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被他国接受、理解，而是需要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判断、不断深入的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价值。文化外交的战略地位的确立能够保证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长期性、连续性，从而推动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其次，文化外交作为国家外交的一个子集，必须纳入到国家整体外交战略框架内，必须始终以外交战略的总体目标为其活动的宗旨。文化外交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不能脱离整体外交，只有在整体外交的指导下，文化外交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文化外交应服务、服从于国家现阶段的整体外交政策和利益诉求，尤其在国家经济实力还未达到雄厚、军事力量还远非强大的情况下，要集中精力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外交，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认识程度的现实状况，开展不同形式的文化外交活动。

最后，建立协调统一文化外交的管理体制。法国庞大的文化外交活动之所以能够高效率的运作，要归功于法国驻外使馆文化处充当外交的前线指挥部，统一协调行动，并进一步受中央外交部的管理。而中国目前具有文化外交管理职能的机构众多，职能交叉问题严重。这就要进一步明确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导地位，发挥其统领作用，要把国务院新闻办办成一个高度自主的政府部门。在战略制定方面，国务院新闻办要积极参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为决策机构提供国外舆论的态度以及相关的资料、信息；在战略实施方面，这个机构不仅可以直接同政府各部委联系，同时还可以与政府之外的其他各官方、半官方或非官方部门打交道。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文化外交管理体制，使各个部门做到及时沟通，相互配合，避免条块分割而导致的对外文化事务的重复操作。

2、加强文化外交的立法工作，为文化外交提供法律保障

文化外交活动作为国家行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动的宗旨与原则必须按照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进行。依法行政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所涵盖的领域必然包括对外文化活动在内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依法实行文化外交活动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要求、是实践依法行政的重要体现。

文化外交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国家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作为文化外交战略实施的物质保证。因此，对于资金的有效投入与运用成为重要的问题，保证文化外交资金已成为各国文化外交的一个瓶颈。在保证政府及时投入资金的基础上，文化外交资金究竟该由谁管理、怎么管理、如何监督、采用哪种运作模式，都是需要我们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为文化资金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中国当前的现状在于对于国家文化外交的具体运作模式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在改进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改进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稳定的、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制度规定是中国开展文化外交活动的重要制度基础，只有这样，文化外交才能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下去。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十分注重文化外交的国家。美国文化交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在于国家对于文化外交的重视程度以及强有力的物质支持与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另一方面却在于其完善的制度保障即法律保障。美国历史上通过的《史密斯-门特法案》、《富布赖特法案》和《国际文化交流及交易会参与法案》，三个法案奠定了美国文化外交的法律基础和基本架构，明确了其宗旨和任务，并将文化外交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从立法层面上保证了文化外交的政治地位和经费来源。实践证明，对文化外交的进行法制化管理有利于避免其发生的随意性，从而更好的实现既定的目标。

3、淡化文化外交的政治色彩，提升文化外交技巧

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的实施以国家对外政策为指导，必然被赋予一定的政治色彩，必然承载着一定国家外交战略的目标。因此，文化传播的纯粹性受到了制约，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往往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国际政治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国家间最为敏感的话题，各国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必然会排斥、抵制他国的战略输出，这其中也一定会包括文化领域。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就会受到更大的阻碍，文化冲突会更加的严重。因此，国家文化外交实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更多的应放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上，给世界一个机会了解中国文化，给中国文化一个机会走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传统文化给人类留下的有益成果，使中国的优秀文化能够为全人类的发展服务。

淡化文化外交的政治色彩，还原文化交往原本的纯粹性，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文化外交时要注重技巧、方式，在潜移默化实现文化外交战略。2001年，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成功举办。这届会议留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所有与会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的情景。这是中国文化外交一个高超的文化创意，中国不失时机的利用这种方式对外传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唐装热。这是中国文化外交技巧提升的重要体现，这样的文化外交形式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世界众多国家兴办孔子学院，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对文化的影响是世界的，是超越国界的。因而儒家思想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它是属于世界的。中国通过支持与帮助别国建立孔子学院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精髓，从而推动儒家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提升文化外交的技巧，创新文化外交的手段，努力淡化文化外交的政治性色彩，国家文化外交将会更有效、更有利的开展下去，文化外交将会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文化外交隐蔽性特点所决定和要求的，也是我国今后在文化外交实施实践中需要不断改进的方面。

4、加强文化外交人才的培养

众所周知，文化外交对一国国际形象形成起到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外交人员。外交人员在出席国际活动时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一国的国家形象、展示着一国的国家风采。文化外交人员往往对本国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解读，熟悉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传达本国的文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外交人员的高要求就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加强对文化外交人才进行培养，建立国家文化外交人才培养计划。

这里所说的文化外交人才通常是包括两类人才：一类是官方的外交官；另一个就是具有本国文化代表性意义的外交人员。对于官方外交官能力的培养通常需要通过正规化的专业训练，培养其全方位的能力，培育个人魅力，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外交模式。中国自古就不乏优秀的外交官，他们身上无不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另一方面，也是各国当前更为重视的就是注重对于具有国家文化品牌效应的非官方文化外交人员的培养。提到篮球，大多数人会想到美国的乔丹，他是世界篮球的代言人，他的身后承载的是美国的篮球文化与精神——开拓、进取、不放弃。近几年，中国已经开始注重对非官方文化外交人员的培养，通过他们开辟中国文化外交的新途径。于是中国篮球有了姚明，中国电影有了章子怡，中国音乐有了朗朗……中国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文化品牌代言人来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得到世界的认同，在各个领域都能有所建树。

文化外交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继续强化对传统文化外交官的培养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加大对非官方文化外交人员的开发与利用上。官方与非官方文化外交人员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必定会拓宽中国文化外交的范围与领域，必将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5、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产业被公认为“朝阳产业”“支柱产业”，文化贸易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同时以文化为依托承载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实际上又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可视化的文化产品不仅形象生动、感观力强，还具有一般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声、形、色的立体感觉效果，达到个人思想冲击和碰撞的效果。因此，在全球文化产业重新洗牌之际，中国如何变文化资源大国为文化产业强国，抢占全球的文化市场，这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

首先，应该调整文化产业政策，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兴起较晚，文化产业仅仅是初具规模，但是整体实力不强因而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在现有管理体制中，非文化企业不能经营文化产业，也不能以参股、融资方式等进入文化企业，导致文化服务企业难以发展。因此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鼓励各种社会资产投入文化产业，鼓励组建各级各类文化产业组织或文化投资公司，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新格局。只有这样，我国的文化产业才能良好地运行。

其次，开发和利用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中国文化企业品牌。消费者对于企业产品的购买，表面上是对产品的认可，实际上是对其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的推崇，从更深意义上说是对其价值理念的认同。同理，国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建立文化企业品牌，在促进文化产业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外输出了国家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自身文化资源的发掘，立足于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能力，积极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品，打造中国文化品牌。

最后，正确处理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等关系。文化产业首先是产业，因而具有一般产业的共性，作为物质产品，它应该具有良好的使用功能、优秀的产品质量、优美的外观设计和优质的售后服务；然而它同时又具有精神价值，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于精神产品，它应具备健康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既要从经济的角度着手，又要从政治的角度着眼。从经济角度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增创经济效益；从政治角度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可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抵御“文化帝国主义”，以此来确保中国文化的安全。

6、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拓展民间文化外交途径

政府间的官方正式的文化外交活动是文化外交的主体部分，但是如果没有民间外交的积极配合与相互补充，那将是一个不完整的文化外交体系。现阶段，中国文化外交的主体相对单一，主要由中国政府部门和政府直接领导的新闻媒体机构来行使，文化外交的政治色彩过浓，容易引起国外民众的不信任和抵触心理，即使是民间交流，往往也具有明显的官方宣传色彩。美国的理查德·克罗德说过：“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不像宣传。”[21]这就告诫我们，文化外交的政治性目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要利用非政府的组织来淡化它的政治色彩，通过民间途径发挥文化外交作用。

纵观西方的民间外交机构，他们常常是在政府的资金、人力支持下兴起和开办，打着民间的旗号，以私人名义开展活动，事实上是政府的代言人，对外进行文化交往，从而打消国外民众的反感心理，发挥比官方组织更为有效的文化外交作用。因此，在中国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拓展民间外交途径是大有可为的。在物质保障方面，政府要积极支持和鼓励这种民间文化交流，要加大政策引导和投入引导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和人力投向民间文化交流。在经营管理方面，民间文化外交机构从其性质而言就是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他与营利性的企业与官方的政府部门存在着本质性差别，因而，在运作方面应在政府总体的管理框架内，发挥机构的能动作用，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形成循环、持续的组织发展态势。从具体的活动方式来考虑，通过民间文化外交活动我们可以拓宽中国文化外交的范围，通过争取更多的国际会展、经济论坛、学术交流和体育赛事在中国举办，通过邀请商人、学者或运动员等各类知名人士来华出席活动，以其所见所闻影响其本国的公众。

大力支持民间文化外交、拓宽中国文化外交的层次与渠道、巩固民间交流的稳定性作用、利用民间外交的高亲和力，中国的民间文化交流将会推动中国文化外交走向更高的层次。

7、提升海外华人、华侨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过不断的积累和沉淀，形成一定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道德、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在这个民族中扎根，世代相传，成为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标准。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体内的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等。

在海外，中国有着超过三千五百万的华人华侨群体，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群体。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思想，使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们通过同乡、同族、亲友等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了庞大的沟通、互助网络。一方面，华人华侨通过艰苦创业和勤奋努力，换来了的财富和外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和管理模式与经验，他们将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带回祖国，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做出了丰功伟绩，有力地促进了祖国文化的革新与开放；同时也把祖国的文化带出国门，传播更远，起到了文化使者的角色。身在外面的国度里，他们的勤奋、质朴、开拓创新的思维换来他们在外面的立足之地与成功，广大华人华侨长期生活在当地，对所在国的社会环境和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同时他们的成功也是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由他们介绍情况，牵线搭桥，往往事半功倍，海外华人华侨在促进了解，发展经贸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海外华人华侨对一国文化外交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他们以自己的实现展示着国家的风采，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彰显着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通过他们来搭建起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这种桥梁作用的发挥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加以引导和支持。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华侨华人积极融入居住地主流文化之中，倡导“多重认同”——既接受居住国文化，也保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居住地的政治和公共事务，以“积极介入”的态度提升华侨华人的文化自信心，展示中华文化的积极形象与魅力，保持华侨华人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总之，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演变，中国要想提升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实现国家的“大国崛起”战略，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越发的突出。我们必须从自身的文化资源出发，发掘和利用本国的特色文化传统、制定符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文化外交战略，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文化外交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多样化的当今世界为本民族的文化谋得一席之地，才能对外准确、广泛地展示本国文化，扩大影响，从而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全球文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1]苏国勋　张旅平　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2]金吾伦：《信息高速公路与文化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9页

[3]黄旭东：《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河南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第141页。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6]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演讲受到一与会美国政治家、学者和人学生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2002第1版。

[7]胡锦涛：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4)， 2007年10月24日，新华网。

[8]同上。

[9]同上。

[10]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1]金元浦、章建刚：《面对“文化贸易逆差”中国该当何为？》，载《半月谈》(内部版)2005年第8期。

[12]孙家正语，见《服务大局空前活跃：文化部长孙家正谈今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载200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7版。

[13]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14]同上。

[15]同上，第37页。

[16][印]基尚·拉纳：《双边外交》，罗松涛、邱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7]孙家正：《中国文化年鉴2002—2003》，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18]孙家正：《2005年中国文化外交—文化部长孙家正谈2005年对外文化交流》，《人民日报》。

[19]江泽民：《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9年，第1版。

[20]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21][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