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

一、国际文化秩序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国际文化秩序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有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只有首先对这一概念做出明晰的界定，并对其演变过程加以分析，才能够为现实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南。因此，本节首先对国际文化秩序的含义、制约因素、性质等相关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对国际文化秩序的历史形态及当代特征加以梳理。

(一)国际文化秩序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关于国际文化秩序的相关问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虽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文化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扩张、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文化全球化等相关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文化问题加以分析和论述。但是，到目前为止，极少有学者从整体角度来研究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问题，对于国际文化秩序的概念本身更是存在诸多的疑问。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甚至有的学者根本就否认国际文化秩序概念的存在。那么，是否存在国际文化秩序这一概念？怎样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界定？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成为本文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也是研究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必须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而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界定，首先必须从秩序、国际秩序的概念入手。

秩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形，与无序、混乱相对。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一般以规则的制约为基础，以相应的机制为保障。秩序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国际社会亦不例外。国际社会中的秩序，亦即国际秩序，是指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基于某种共同利益和目标，依据一定的原则、规范、规则和保障机制而形成的相对稳定、有序的国际关系状态，[1]是管理所有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及其互动关系的制度化安排。因此，国际秩序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得到国际社会遵循的一套规则体系和保障机制；二是指一种相对稳定有序的国际关系状态或模式。二者相互连接、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外在形式和必然结果。如定义所示，国际秩序是以管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规则及保障机制等制度化安排为依据的，这些制度化安排以国际法原则、国际关系准则、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等形式表现出来，构成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

目前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是，认为国际秩序是涵盖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个笼统的概念，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包括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两大方面。前者涉及国际政治、安全、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后者涉及国际生产、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可见，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明确反对国际文化秩序的存在，只是没有把国际文化秩序单独拿出来加以讨论，而是把其归于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认为，既然秩序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那么作为人类社会重要领域之一的文化方面当然也就存在着秩序。而国际秩序是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秩序，在政治领域体现为国际政治秩序，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国际经济秩序，那么，在文化领域也必然体现为国际文化秩序，只是以前这一问题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因为以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个人为载体的民族文化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时代里，文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热点问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等问题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等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际文化秩序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们论述的都是国际文化秩序的问题，即以他们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构建现存世界的文化秩序。可见，国际文化秩序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从概念上对这一问题加以明确的界定而已。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国际文化秩序是指国际社会主要文化行为体基于某种共同利益和目标，依据一定的原则、规范、规则和保障机制而形成的相对稳定、有序的国际文化关系状态。可见，在国际文化秩序的建构中，国家利益仍然是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也是本文对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起点。

(二)国际文化秩序的制约因素

国际文化秩序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依据和最高原则，是决定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因素。“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2]国际文化秩序作为国家意志和政策的产物，它的建立、维护和变革必然要受到国家利益的驱动。

国家利益对国际文化秩序的影响作用是通过国家利益的根本属性来实现的。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体，由于阶级的、民族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各国具有各不相同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文化秩序以及如何建立国际文化秩序抱有不同的期望和要求，由此产生的矛盾与斗争成为影响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维护和变革的根本动因。例如，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于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抗争即是其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各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冲突的，在国际社会里，国家既需要自助，也需要互助，每一个国家均应享有获取正当的国家利益的权利，同时也应尊重他国同样地享有获取正当的国家利益的权利。否则，国际政治将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冲突与混乱状态，谁的国家利益都难以实现。因此，它们也需要对彼此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另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加强也对国家间加强协调和合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国家利益的这种普遍性，使得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成为可能。

总之，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文化秩序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国家利益的普遍性则决定了它们在国际文化秩序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国际文化秩序就是在各国围绕国家利益进行斗争与协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其次，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的规范化、制度化状态，国际格局则是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状态。权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手段，是一国向他国和国际体系施加影响的力量源泉。国际文化秩序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必然要受到反映国家间权力对比关系的国际格局的制约。原因有三：

其一，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有什么样的国际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只要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迟早也会改变，因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秩序的主导者已经易位，旧的行为准则及其保障机制将逐步被新的所取代。可见，在秩序与格局的互动关系中，格局是第一位的，具有先导性和决定性作用。正如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星野昭吉所说：“国际秩序的塑造、维持、转型是与权力结构密切相联的。国际秩序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结构的某种形式。正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分配，才能确保社会价值分配决策的规则化。国际秩序高度有序存在，意味着稳定的、制度化的权力分配结构状态。”[3]作为国际秩序一部分的国际文化秩序，当然也会如此。

其二，国际格局决定国际文化秩序的受益主体。国际秩序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拥有较强实力、在国际格局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和强国往往扮演着主导性甚至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它们必然会依仗自己的权势、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来安排国际文化秩序，从而使之深深地打上本国意志的烙印。“‘由于对国内社会造成的不同结果，国际秩序并非中立，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从目前的国际秩序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关系对等的国家之间与关系不对等的国家之间，秩序的意义及视角具有根本的不和谐的品质。”[4]迄今为止的国际文化秩序主要体现的是少数西方大国的利益，就是因为它们作为一个与亚非拉广大落后国家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一直在国际格局中居于支配性的地位。当前和今后的国际文化秩序能否较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最终取决于这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增强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其三，国际政治格局决定国际文化秩序的性质。通常用公正、合理与否来区分一个国际秩序的性质，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秩序的根本性问题，即“谁的秩序”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国际力量较量的结局所决定的。如果世界的权力结构是多元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力量都能够共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那么国际文化秩序就会建立在各方利益妥协和协调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得社会价值分配实现至少是大致的公平与均衡。反之，如果世界仅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主导，公平与均衡的价值分配就无从谈起，人类孜孜以求的国际正义只能永远停留在幻想层面。因此，变革旧的国际文化秩序，使之趋于公正、合理，关键在于打破国际文化关系领域由少数强权垄断的局面，推动国际文化关系朝着力量结构多元化方向转变。

最后，时代主题及特征。时代是人们用来概括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概念，时代主题就是指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为此而从事的主体活动。时代特征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与以往不同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独特现象和趋势。时代主题对于国际文化秩序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的制约作用，因为时代是国际政治所处的大环境。时代主题对于国际文化秩序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定着国际文化秩序的涵义和发展方向；二是决定着国际文化秩序的实现方式和途径。

总之，正是因为受到国家利益、国际格局以及时代主题和特征的多重影响和制约，国际文化秩序才会在不同背景下、不同时代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使国际文化秩序的变迁得以成为可能。

(三)国际文化秩序的性质辨析

国际文化秩序的焦点问题是“谁的秩序”的问题。国际社会围绕这一焦点所产生的矛盾与斗争的实质是：由谁制定规则、制定何种规则以及规则应为谁服务、由谁受益。这个根本性问题触及的是国际正义这一核心原则，并由此决定着国际文化秩序的性质是公正、合理的，还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正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准则之一。正义包括平等正义和均衡正义两方面的内容。平等正义是指无差别地对待在能力、需要或其他方面有差别的人或集团，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其理由在于，他们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平等，但在另一些方面是被认为相等的，应有与之相关的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概应享有国家主权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权利，国家不论贫富，一概应承担偿还本国所欠国际债务的义务，这些都是平等正义的例子。均衡正义是指有差别地对待在能力、需要或其他方面有差别的人或集团，赋予他们为实现社会价值公正分配所需有的不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最重要的是社会价值公正分配这一目的，而社会价值的公正分配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充分尊重和实现所有人的内在目的性价值。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体现了均衡正义，体现了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具有深刻道德含义的思想。[5]

国家间的平等正义，意味着各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享有独立、领土完整和内外政策自主权利，也都平等地承担不破坏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义务。国家间的均衡正义，即为了国际社会中安全、自由、财富、尊严、发展机会等基本价值的公正分配而赋予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不相等的权力与义务。这在政治上意味着要侧重维护弱国主权，增长其参与决定世界事务的权利，并且为此相应地限制强国特别是一流强国的权力；在经济上意味着要在贸易条件、资源开发、投资分配、劳力流动、技术转让等方面给予穷国充分的优惠权利，并且规定富国须承担援助穷国的义务；在文化上意味着要保护和弘扬欠发达国家的传统文化精华，支持其文化和教育发展，限制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支配性影响和传媒优势。[6]

由此可见，判断国际文化秩序的性质应以国际正义原则为准绳，以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的共同生存与发展和世界整体的和平与繁荣为依据。判断某种国际文化秩序是否符合国际正义，就是要看国际规则是由谁制定和支配以及由谁受益。如果国际规则是由某个超级大国或少数强国主导并为它们牟利，由此建立起来的国际文化秩序只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强权治下的秩序”。这种秩序把占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弱国、穷国排斥在规则制定者和受惠者行列之外，破坏了强国、富国与弱国、穷国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原则以及在社会价值分配上的均衡原则，导致强弱差别和贫富差距扩大化和永恒化，因而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反之，如果国际规则是由各类国家共同参与制定和维护并为它们共同受益的，那么，由此建立起来的国际文化秩序必将是一种体现正义原则的公正、合理的秩序。在此秩序下，不仅它们之间能够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实现大致平等，在社会价值分配方面达到大致均衡，而且它们之间因历史造成的贫富差距也有望得到缩小，而不是扩大，进而为人类共同体走向公正和平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的前景。

(四)国际文化秩序的历史演变

到目前为止，虽然学术界并没有明确提出国际文化秩序的问题，但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却是一个历史事实。从远古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再从现代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始终没有间断过。所以，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早已客观地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实际上也就是国际文化秩序的具体体现。从时间上看，国际文化秩序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发展；从地域上看，国际文化秩序经历了由地区性向全球性不断扩展的过程。抛开远古时代零星的、地区性的文化交往不谈，本文拟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霸权秩序、帝国主义时代两极对峙格局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一强多元文化共存格局三方面来概括国际文化秩序的历史演变过程。

1、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霸权秩序

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凭借资本优势和坚船利炮，向亚非拉地区侵略扩张，向全球推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至今的旧的国际文化秩序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孕育而生的。

在殖民主义时代，伴随着西方强国的侵略扩张行为，西方强国每征服一处地方，也把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带到被征服的地方。由于在这一时期，所有的交往都与交通模式密切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人、书、符号或信息的流动可以独立于运送它们的人、马、船和马车等交通运输工具。所以，单独形式的文化交流还不普遍，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通过西方的军事、经济强国的侵略扩张行为来传播其文化及其产品。在许多领土和殖民地范围内，大英帝国在实行统治以及维系中央与周边地区、都市和各省之间的复杂联系时，有着强大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维度。这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维度有许多种形式，但最重要的两种形式就是帝国教育政策的执行以及帝国通信基础设施的建立，这两种形式提供了文化和交往全球化的最明显例证。例如英国对印度的侵略，也带去了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政治理念、以及文化产品，对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于如今还能在印度处处可见当年的痕迹。而其他实力弱小的被侵略国家由于其本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其文化不可能发挥其影响作用。这种客观的历史现实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秩序完全表现为西方强国的文化霸权秩序。

2、帝国主义时代的两极对峙格局

随着西方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国际政治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方面整个世界被分为少数拥有巨额财富和雄厚军事实力的强大国家和人数众多、处于附属地位、没有平等权利的被压迫民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冲击着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并且预示着变革旧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历史必然性。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以及战后初期民族民主化运动的洗礼，世界政治版图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三类民族国家共处的格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要求变革旧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呼声应运而生，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行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文化秩序体现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以美国首的西方阵营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为此，两大阵营互不相让，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扩张其文化影响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外交政策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文化渗透”的“和平演变”政策，而苏联则通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团结其盟友国家。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冷战的结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是西方意识形态所取得的最终胜利。

3、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一强多元共存格局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加速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但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第三世界的凝聚力有所减弱。致使西方大国长期以来所主导的旧秩序的一些本质特征依然顽固地保留了下来，体现在国际文化秩序上，即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仍然客观地存在于国际政治现实之中。使当前国际文化格局表现为一强多元共存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西方文化的强势主导、强弱势文化的不平衡对峙、多元文化的边缘性共存。

首先，西方文化的强势主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凭借其手中掌握的高新技术手段，向全世界扩张代表西方的价值观念、管理方式、生活模式，意图以此来改变整个世界，向世界其他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政策，使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处于强势主导的地位。

美国的“文化霸权”在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一直以来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7]文化渗透已经成为美国征服他国的主要手段。如：由于美国经济、科技上的优势，目前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国际新闻90%靠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提供，美联社、路透社提供的新闻又占其中的80%，关于美国的新闻占60%-70%。”[8]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电影的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9]因特网更是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推行美国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商业理念、社会文化的有效工具。在国际互联网上，英语是主导性语言，不仅电脑操作和网络操作的命令是英语，而且绝大部分信息也是用英语发布的。正如有关人士所言：“只要你一进入国际互联网，你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英语，你进入的讨论组大多数是美国人发起的，讨论的题目是他们想出来的，你看的广告几乎全是美国产品的广告。一句话，进入互联网，就是进入了美国文化的万花筒。”[10]美国的文化扩张主要由政府所为，旨在影响他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冷战后，美国强调以美国的政治民主为模式，促进国外的民主化发展，试图把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不管是老布什还是克林顿，上台后都把在国外促进民主、“保护”人权融入到美国的外交实践中。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帮助他国具有“民主意识”的领导人巩固政权，同时促进其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或者直接插手别国内政事务，扶植亲美政权，从而把该国的“民主化”进程引导到美国安排好的方向；或者通过高新技术、难以阻挡的电波，大肆宣传美国的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占领别国的文化阵地，摧垮他们“顽固不化”的心理，让“自由的种子”在其本土开花结果。克林顿明确指出：“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也要求政府与政府之间加强联系，所以我将毫不后悔地在亚洲和全世界推行这些权利和价值。”[11]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副主席曾经自豪地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12]美国文化的扩张会对他国统治阶层在政策选择中产生影响，而受巨额利润驱动所进行的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则使几乎全球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存在。用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话来说：“这些东西对每个人的灵魂、人们的思想的渗透是难以想象的。”[13]

总之，美国“文化霸权”的存在正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的先发优势之后，文化才能够借助于这些因素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得以实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并由此产生了对美国的依赖性，才成为美国“文化霸权”的对象，使自己的文化价值面临挑战的境地。冷战后以来，美国的实力迅速提高并逐步确立起自己在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的霸权地位，然后凭借这些优势并通过军事的干预、政治的打压、经济的控制与技术的垄断等方式，肆无忌惮地把自己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强加或传播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他们认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世界各国，只有美国同时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和维持这一声望的力量。”[14]总之，美国所推行的文化外交政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强烈的冲击和挑战。

其次，强弱势文化的不平衡的对峙。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冲击首先是从在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来实现的。西方国家通过广告、影视以及其他大众媒体不断刺激人们的感官需求，以宽敞明亮的房子、豪华的车子、高档的化妆品、不断升级换代的各类供享受用的家用电器为诱饵，媒体在不断引导、刺激和创造人们的需求，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消费文化，依赖了这种消费文化，从而使人的社会生活从主体(自身)转向客体(商品)，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为核心的文化。美国传播学者格商指出，在塑造当代主流文化方面，媒体尤其是电视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它触及到人类体验的所有方面，包括音乐、服装、视频、运动、政治和宗教。通过这些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它是“一种帝国主义特有的带有等级的东西，是一些核心文化所表现出的愈益膨胀的霸权主义，是美国的价值观、消费品和生活方式。”[15]因此，西方的媒体已经成为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娱乐与信息的主要输出地。据统计，全球五十家大型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传媒产业市场。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有90%以上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公司垄断；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中有60%-80%来自美国，而在美国的电视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影片产量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但在全世界的总放映时间却超过50%。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100本书中，有85本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音像制品中，有74小时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16]通过这些方式，西方文化在观念、产品、资源和资本四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形成全方位的强烈冲击，强弱势文化之间表现出强烈的不平衡。

最后，多元文化的边缘性共存。其他弱势国家的民族文化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觉醒”，采取不同方式保护本国的民族文化，振兴民族文化，以此抵制西方强国的文化扩张政策。其中以伊斯兰的复兴运动对美国文化扩张政策的抗争为代表。当然，伊斯兰复兴运动过于激进，存在许多消极因素。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伊斯兰复兴思潮与运动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它奋起保护自己的本土文化，强调弘扬民族文化，以避免被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淹没的命运，这是积极的一面。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印度文化、法国文化、日本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斯拉夫文化等各个民族文化的代表国家也都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美国强势文化的大肆扩张。在文化秩序上表现出一种在美国霸权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局面。

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战略构想

冷战终结后，国际社会面临着第三次创建全球性国际秩序的新机遇。[17]虽然目前各个国家还没有明确提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但实际上各国都在实践中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推行体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文化政策，以期使21世纪的国际文化秩序按照自己设定的轨迹发展。美国的文化扩张政策始终是其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来构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秩序。在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问题早在1995年就被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李忠杰先生提出来了，他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在当代世界，仅仅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18]中国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构建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的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思想以及胡锦涛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其中都内含着新世纪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有关问题。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应体现出哪些特征？本文在此提出以下三点构想。

(一)文化主体的多元互动

从参与主体上看，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中的文化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文化主体之间互动交流。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得知，文化是以一定的载体进行传承的，具体表现为国家的、民族的、组织的、或个人的。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文化主体也将不断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世界文化由多元构成，这是历史形成而又延续至今的客观现实。“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世界文化不仅发轫于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地区，而且也产生于中、南非洲和美洲，世界各民族都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19]

人类文明六千多年的历史，是不同种类、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生息和繁衍的历史。而多元文化就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20]任何文化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当今世界上有近一百九十个民族国家，大体孕育着八种文化体系：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保持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每一种文化都是在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产生，并为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各文化既相互区分、冲突，又相互沟通、融合，同时保持自身的特点，由此推动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英国学者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里，把人类文明史分为二十六种文明，历经发展演变，剩下的五种比较重要的文明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和中东等地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文明、中国和东亚的儒教文明。[21]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当代的主要文明有七、八种，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22]近年来学术界很多学者又提出文化区的概念，即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会出现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区和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中东与北非文化区。可见，世界文化应该具有多样性，由于它们都经历了上千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因而都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那种企图以单一文化或文化的单一性取代文化的多元化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三千余年来，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传统、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以犹太教先知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二战以来，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不断加强。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等。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即使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也绝不意味着全球文化的单一化，决非某种文化一支独秀，百花凋零。事实上，世界上有二百`来个国家，有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因此，国际社会应该是多极的，世界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在发扬自己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去学习、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而是盲目地“一切照搬”外来文化，其结果只能是本民族文化的衰落、灭亡，以致整个民族的衰亡。人类进步基金会研究报告《共同创造地球的未来》中提出了七项未来行为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多样性原则，它指出：“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也是人类能够应付各种复杂情况，迎接各种挑战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因此必须全力保存这种多样性。”[23]因此，不管哪种文化主体，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应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努力发展自身的文化，使之成为多元文化格局中有影响的一元，为建构新世纪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而做出贡献。

此外，国际文化新秩序主体多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即是各种非民族、非国家的文化形式日益发展，以组织甚至个人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也将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新世纪国际文化新秩序中文化多元化表现的另一个方面。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随着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广为人知并得到发展。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不断增添着新的活力。

总之，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文化也将继续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理应普遍倡导文化多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保留、传承和发展达成共识。正像费孝通先生在预测21世纪的局面时所说：“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而我们现在的文化正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总之，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将不断发展，各种文化主体多元并茂，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走向幸福繁荣。

(二)多元文化的平等互补

各民族文化及其宗教、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中西文化及其他各种文化各有所长，应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相互吸取优长而共同发展，提倡相容互补而不应该彼此排斥。同时，应把现代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脱离。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第二个表征。

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性，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正如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4]正因为如此，各种不同文化应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和对话。法国总统希拉克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表《全球化世界的文化挑战》的讲话，呼吁不同文化之间坚持地位平等和文化多元的必要性。应强调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对话。而这种相互尊重、理解和对话，首先就应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整个人类历史，包括文学史、艺术史、建筑史都证明，所有文化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各种文化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世界各种文化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并不是所有文明都以相同的节奏去发展，但是它们都继续存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人类光明、进步和伦理需求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应该强调文化的多样平等性，坚信每个民族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使整个人类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显然，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虽然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它们之间并无优劣之别，各个不同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判断一个文化是否优秀的标准，主要是看它能否与自然界长期共存。由于某些国家只看到文化的差异性一面，而没有看到其平等性的一面。各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为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升级为流血冲突，各种文化之间应该像各个人之间一样，有一种划分各自空间，调节相互冲突的普遍规则，实际上就是要求建立一种文化之间的“法治”秩序，如果说在一种文化内部可以建立一种普遍的“法治”秩序的话，那么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这种秩序也应该是可行的。而这一秩序建立的基础就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文化原则。正如伊朗总统哈塔米所言：“在真正的对话中，一方不能将其想法强加于他方。在真正的对话中，一方必须尊重他方的独立存在，尊重他方的知识和文化的特性。只有持这样的态度，对话才能成为和平、安全和公正的序幕。”[25]如果看不到“每一滴水都能折射出七色的阳光，每一个生命都有自身的尊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存在的依据”，[26]那么，即使坐在了对话桌旁，对话也难以成为平等交流、双向沟通的过程。只有坚持各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并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不断的融合互补，各吸所长，各补所短，才能够促进整个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在进入21世纪后，文化交流不论在理论上、模式上，还是手段上，都将会有不断的创新和突破，虽然国际上仍然有人坚持文化霸权主义、极右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但多元文化发展必将继续存在并会更进一步发展，多元文化交流的模式也必将从以强势文化为主演变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以平等的方式展开对话；在手段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技手段的更新为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物质保障。随着互动式网络的普及，世界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将表现得更方便快捷，辐射面更广，影响面更大。

总之，在构建未来的国际文化秩序上，没有特定的上帝选民，没有赋予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天定命运”。人生而平等，这是镌刻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旗帜上光彩夺目的神圣宣言，这是由西方首创的人类“共同财产”。作为首创者的衣钵传人，西方和美国理应更加珍视它，而不是亵渎它。构建未来的世界文化秩序，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主体一律平等。将本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贡献出来，融入未来的世界文化之中，乃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神圣职责和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任何人不能抹煞。

(三)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寻求人类共同的生存之道是当今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全球化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中，多元化的文化主体之间必将是相互依赖而又和而不同、互相竞争而又共存共荣的。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第三个主要特征。

关于文化共存，西方学者发表了众多的论述。世界文化报告科学委员会主席阿里斯佩指出：“文化多元共存意味着各文化群体在公共领域中表示多样的权利，这包括承认所有群体某种程度的政治自治。”[27]美洲开发银行行长前特别顾问路易斯·埃默顿认为：“文化多元共存意味着给予文化群体在公共领域中的多元化权利，反过来意味着他们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28]可见，西方学者对多元文化共存主要是从权利主体或文化独立意义上理解的。在他们的界定中，多元文化共存主要意味着不同文化的平等存在。本文认为，文化的共存共荣除了承认不同文化的独立意义外，还意味着不同文化的相互依赖与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共存是二者的统一，同时，多元文化共存的关键是和平共处。

首先，要坚持文化的独立性原则与相互依存。多元文化共存与繁荣的现实基础，就在于文化的存在与独立的地位。不同文化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尊严。如果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采取悲观的认识，对本国或本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必然导向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和依附，而依附于别人文化观念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也是难以和他者文化共存的。反之，只有在对自身文化有着坚定的信仰和认同，并努力维护自身文化尊严的国家和民族，当受到来自他者文化侵犯时，敢于对他者文化进行抵制和斗争时，才能获得他者文化的尊重。

要坚持不同文化各自的独立性和特色，重要的是在文化场域中争取有自己的声音和保留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之间的舞台已经越出了一个国家的国界。在国际文化的大舞台上，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并不单纯地就是一个文雅而平静的领地，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如果一个文化不能有效地表白自己、推销自己，自己的文化声音也就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久下去，自己的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就会被边缘化，甚至失去和他者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权利。反之，如果在文化的舞台上不断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和声音影响着他人，自身的文化也就会受到他者的重视和尊重。

坚持文化独立性的关键是熟悉和了解本国的国情、民情。只有了解本国或本民族的情况，才懂得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原则去处理本国的问题，才能通过恰当的语言和思想动员来组织民众，实现本国或本民族的发展。同时也只有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才能对外来文化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借鉴标准。前苏联在80年代实行的“修克疗法”，就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引进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最终结果导致苏联政权的灭亡，这一教训我们要谨记。

在当代世界中，一个民族坚持自身文化上的独立性和尊严，除了要坚持他的民族信仰和观念外，还必须要扩大自己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即要努力塑造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才能够得到同盟者和他者文化的认同。从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轨迹看，单独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缺少一个文化圈的支持，其独立性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反之使自身置于一定的文化圈中，就会增强其自身的独立性。如基督教文化中的美国，伊斯兰教文化中的伊拉克或中东地区，儒家文化中的东南亚等，当一种文化圈中的某种文化受到威胁时，所威胁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文明区域内的文化。这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对他者文化进行威胁时，将会受到整个文化圈中数个国家或民族的抵制和反抗。如美国对伊斯兰文化的政策，导致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抗。

坚持文化独立性原则并不等于将自己孤立起来。一些激进的左翼或右翼人物把不同文化看成“陌生者”，提出与陌生者相处的方式就是“互不往来”。[29]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实际上，文化的独立性是一个相比较的概念，独立性与依附性相对，但并不否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相反，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和依存中，才能真正实现独立性。

其次，多元文化共存的关键是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在面对不同文化时，要从和平共处的原则出发，而不是倚仗武力实现与他者文化的共存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都存在过以武力打击别的民族国家以推行一种文化的思想。11-13世纪的罗马教皇为推行基督教教义对伊斯兰进行的十字军东征、20世纪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由对东亚诸多国家的侵略，乃至20世纪末以来老布什和小布什以“自由民主”名义而进行的战争，都是通过武力来推进本国文化的行为，都想通过摧毁被征服国家的“异端”文化为手段而来建立自己的“优秀文化”。然而，这种政策只能带来被征服国家或民族的强烈的反抗，加强了这些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上的认同和对这些国家文化霸权主义的抵制。美国目前的文化外交政策已经激起中东国家的普遍反对，在阿拉伯国家，慑于美国武力，民众表面上处处忍让，但民众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却越积越深，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正处于日益积累起来的反美情绪中。

不同文化交流和共存的首要前提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和平共处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平共处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对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希望状态，认为尽管存在分歧和差异，但外交而非战争才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人类对和平的希望不仅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调整，而且也适合于不同文化关系的处理，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最基本的表现之一。

不同文化各有特点，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由于环境的不同，人类群体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上的多样性。从大的文化圈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有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就国家层次来讲，国与国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属于一个文化圈，也在文化方面各有特色。如德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法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同于日本文化、新加坡文化。从民族或族群的意义上考察，同处于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或族群文化也千差万别。如加拿大的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上各有特点。在当今由不同文化构成的世界中，不同的文化应该以友相待、和平相处、以“和”为贵。即使发生分歧和矛盾，彼此之间也不应该靠暴力而应该靠沟通来解决。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文化冲突，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只会加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解决文化冲突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即通过加强自身文化建设、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改善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等方式，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

保持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不仅需要国与国之间彼此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而且也需要一个国家的政府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好自身内部主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引发大的冲突和战争。如前南斯拉夫联盟各个地区的内战；俄罗斯与车臣的战争；中东各国的库尔德人问题；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独立运动等，这些内战、冲突和运动不仅导致了国家内部战事连连，而且也使这些国家与这些少数民族群体有联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总之，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是新时代所提出的新要求，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与异文化的交流对话中才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只有以和平的方式相互交流沟通，才能实现世界文化的大发展。这也是21世纪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本质要求。

综上所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秩序应该是文化主体多元互动、平等互补、共存共荣的全新秩序，虽然这一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表现出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也具有现实可行性，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相信这一美好的愿望就会变为现实。(www.xing528.com)

三、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途径

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不仅要有美好的愿望和构想，更要有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手段。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才能够建构起国际文化的新秩序？本文认为，要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涉及国际经济及国际政治关系的合理重建，包括一系列复杂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调整和制度安排上的准备以及文化本身的一些相关应对。在前文已经对国际文化秩序的本质、制约因素及历史与现状的分析论述基础上，本文认为，要想真正建构起全球化时代全新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就必须采取以下四种途径和手段。

(一)促进多极格局，创造优良环境

如前文所述，国际政治格局对国际文化秩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是国际文化秩序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国际文化秩序的性质、主导力量和受益主体。因此，改革国际文化秩序，必须从转变国际政治格局入手。就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国际政治现实而言，就是要积极推动国际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以使国际力量对比尽可能地趋于平衡，使那些长期遭受大国强权政治压制的行为主体有机会参与国际事务决定，提高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从而为21世纪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建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把国际政治的多极格局作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基础性作用所决定的。若不对权力加以制约，就会出现权力的无限膨胀，导致掌握较多权力的国家最终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其结果只能是以独霸为特征的单极世界格局的出现。多极格局的实质是权力多元、相互制衡，它的最大优点在于有助于保持国际战略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制约，阻止任何大国攫取世界霸权。多极格局的这一作用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多极化是当代世界格局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早在冷战后期就已经露出端倪，只不过在两极对抗的大背景下这一趋势被掩盖了起来。冷战结束后，多极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并已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走向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当前多极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全球层面上，“一超”和“多强”并存。美国虽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处于世界权力的巅峰，但无力成为世界的主宰；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几大力量的实力与地位不断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在地区层面上，多极化趋势更为明显。亚太地区以美、中、日、俄、东盟为中心的多极制衡格局已经基本成型；欧洲则已经形成美、欧、俄三足鼎立之势，尤其是欧盟地位的凸显已经使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支配能力大打折扣。

再次，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力虽然较之西方世界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总体上看，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整体实力不断增长。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在世界排名2004年已经升至第七、第八和第十四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时指出：全球化刺激了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它们可以利用新技术和世界市场，所以它们在世界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会增加，与过去几十年东亚国家的情况极其相似。如果美国和其他富国以约2.5%的速度增长，三十年后超过一半的世界总产品将属于今天仍然贫困的国家。美国仍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但其领先程度将低于现有水平。[30]世界经济力量向非西方国家转移以及个别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国的趋向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又一大动力。

最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力量日益从国家实体向国家集团或非国家实体扩散。非国家实体主要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这些跨国实体正日益积聚越来越大的力量，成为多极化发展中的有力制衡因素。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将由大国支撑其主体结构，而一些发展中大国和非国家实体将占有重要地位。这样的多极格局会比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仅由少数列强控制的多极格局合理得多，也稳定得多。[31]

当前的多极化还只是一个正在演进中的趋势，离最终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加之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可能。这就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只有在多极化的外部环境里，才能彻底改变旧的国际文化秩序，建构新的国际文化秩序。因为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政治，如果不对掌握权力资源优势的大国强国进行制约，这些大国势必会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扩张其文化影响，维持其原有的文化霸权政策。因此，必须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全力提高综合国力，以求尽早实现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

总之，要积极推动面向21世纪的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以便建立符合文化多样性要求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整个世界的多极化发展，既是文化多样性赖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时又是文化多样性的实际表征。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然而，世界并不太平，文化霸权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肆无忌惮地推行其强权政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企图在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控制中确立起自己的霸权地位，从而塑造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单极世界。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不仅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多元共存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也面临着最严重的威胁。应该看到，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虽然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只要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制霸权主义政治，多极化的世界在不远的将来就一定会成为现实。我们知道，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只有多极化的结构才是最稳定的，而只有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下，文化的多样性才有存在的空间并逐步发展起来，为建构21世纪新的国际文化秩序奠定基础。因此，为了有效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建构起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在国际关系上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就成为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二)坚持求同存异，倡导文化对话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处于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日益提升甚至以一种放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不同的文化高度相关与互动，造成国际关系较之以前既绚丽多姿又日趋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文化对话是根本途径之一。

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建设性关系，乃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的可靠保障。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意识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使人们自觉意识到在当代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其中任何一种文化能够生存下去的绝对前提。文化对话最初是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来的，“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关于“文化对话”的呼声更加强烈。1998年9月，伊朗总统哈塔米在第53届联大正式倡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获得普遍赞同。第53、54、55三届联大连续通过了类似决议。2000年9月，在纽约举行了有许多国家元首、外长、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参加的不同文明对话圆桌会议。并通过《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其中指出：“应该积极地提倡各种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 2002年召开的第九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要对话不要对抗，已成为国际文化交往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文化对话者，无论是出自伊斯兰世界、东西欧国家，还是出自东亚或其他地区，一般都对文化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主张对异质文化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希望通过对话交流，达到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的目的。文化对话的发展不仅可以对“文明冲突论”产生影响，而且可以对整个国际文化关系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就当前来说，文化对话的新发展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新发展而兴起的。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影响构成了文化对话的基本背景和基本主题，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凸显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但是，国际合作的基本要求是相互理解，而没有“对话”就不能获得相互理解。

文化对话是理解的基础，也是合作的前提。国际关系是一个多种理念、多种力量、多种实践、多种精神相互作用的领域，把“要对话不要对抗”的精神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文化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毫无疑问，离开了文化对话，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哈塔米认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包括“接受对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拒绝武力”，人类文明的提升，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面，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如果人类社会在新世纪、新千年开始之际，“全力以赴使对话制度化，以对话和理解代替敌视和对抗，将为后代留下一笔无价的遗产”。[32]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只有通过国家间持续的对话，交流观点，才有可能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战争与冲突是从人们的内心开始的。如果我们想促进和平，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我们就必须与人们的灵魂对话，通过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我们有望实现国与国之间新型的关系”。[33]倡导不同文明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全球经济和文化进步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共同繁荣。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正在形成一种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秩序，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创造一种基于对话、容忍和协同的参与性的国际文化秩序。

(三)坚持互学互补，反对文化霸权

在当代不同文化存在的星球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轻视联系在一起。各个不同文化由于习惯于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来看待别人的文化，这种态度一旦遇到别的文化时，往往自认为自己的文化最优越。中国古代统治者就认为自己居于中央，对于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般视为异端，或称为未开化的野蛮人，或称为同禽兽的蛮夷，必须征服之、同化之、灭绝之而后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白种人对土著人也是拒有这种态度。20世纪的德国也把自己的文化看成是最优良的，而将其它文化的民族看成是“劣等的”。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别人的文化不如自己的优越，今天充当霸权主义急先锋的美国，同样也把非西方的文化看成是“异端”、“邪恶”、“垃圾”，主张把他们的自由民主文化输入到世界各地。这种坐井观天的心态不是导致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就是导致文化的封闭自守。在多元文化共存共处的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依然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不同文化是不利于处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是难以与异文化共存共荣的。世界是由不同文化组成的，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不同文化之间就要互补互学，就要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首先，不同文化之间要坚持互识。不同文化之间互学首先就要“互识”。也就是要对不同文化有一个认识、理解和欣赏。以不同文化的共同主题而言，都涉及到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对自我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在这一共同主题下，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各有差异。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用一种整体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万物并育不相害”，提出人与人之间互尽义务，“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倡导人的内心世界的全面发展，“仁、义、礼、智、信，喜、怒、哀、乐”，兼而有之，实现人的心理和人格上的全面发展。而西方文化比较注重二元分立，由此他们发展出了权利、法治、民主、契约等价值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一般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不同文化在相互学习中，就要把体现在不同文化背后的这种机制解读出来。因此，互学的前提首先就是互读。在读中不仅读出他的价值所在，意义道理，而且也要读出它的矛盾和欠缺，通过这种解读达到认识、理解和欣赏。比如说，中西文化各有千秋，讲究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这是对的，在今天它被西方社会学发展成为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全球环境保护告急的条件下，中国先圣们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成为了环境保护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强调和谐过头往往带来社会成员国的自我表现意识受到压抑，甚至被扼杀。总之，不仅中西文化各有特点，而且其他文化诸如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都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要读出其中的文化蕴涵，在封闭的文化中是难以实现的，只能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比和交流中才能实现。

互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互补”，所谓的“互补”是指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互补原理产生于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运动的辩证认识，玻尔把它作为一条哲学原理从物理学领域外推到自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互补”的真正含义是指在不同条件下观察事物得到的绘景具有组织还原性和广义的空间对称性，它们的结合具有更高的观控性。[34]采用互补原理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

不同文化生长于一定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构成了一定文化生长发育的源泉，也构成了不同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任何一种文化本身都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而任何一种文化在自身发展和走向世界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往往是前所未闻的，仅靠自己文化提供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仅要关注自身文化发展，而且也要关注从世界文化中吸取智慧。从世界不同文化的发展中吸收自己前所未有的东西而丰富和发展自己，这样才能迎接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同时也才能从不同文化中学习在解决人类生存、人与人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智慧，丰富人们的认识，提高人们解决各种困难的能力。在与不同文化的互补中，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增加自身的信息量，改变自己的结构，以适应新的情况，“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国家向中国学去了科举制，促进了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国向俄国革命学习，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的力量；日本向西方学习，使自己从被动挨打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成为东方强国。

总之，不同文化的互学不是把自己变成对方，也不是把对方变成自己。学习不是“追星族”式的学习，不是把自己对象化的学习，而是自主的学习。是在具有主体意识下的学习，即以我为主、为我所学。这样才能从别人的文化和智慧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提高自己，才能学有所成。回顾中国现代历史，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为摆脱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为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追赶世界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和探索。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曾向西方人学技术、学制度、学文化。俄国十月革命后又向他们学习救国救民真理。但实践证明这些并没有使民族解放斗争取得胜利。经过历史的挫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我为主的学习，独立自主地开拓中国的民族解放道路，最终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典型的自主式学习的案例。

不同文化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也使双方有了更多的交流话题，为进一步的沟通奠定了基础。欧洲杰出理论家恩贝托·埃柯1993年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总之，不同文化之间对对方学习和了解的越多，也就越能证明对别人文化的尊重，并使自己置身于别人的文化中，这样才能实现同他者文化的合作和沟通。反之，不同文化之间缺乏相互学习，对对方的特色不知、不问、不闻，在不同文化相遇时，也就使自己处在他人文化之外，这就容易导致对方把异已文化当成“陌生者”来加以对待。陌生人相处不免相互提防、猜疑。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不断扩大，但不同文化由于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学习少而形成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不同文化在对话交流中也要避免文化“误读”现象的发生，要对异文化进行正确的理解。因此，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矛盾冲突的方略就是对对方文化的学习和了解，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双方才能实现和谐共存，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建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现实要求。

(四)坚持和而不同，促进多元共存

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走向和平，还是因文化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文化冲突，将影响21世纪人类的命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贸易、信息传递的发展，使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文化潮流：某些西方国家学者从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另一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了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如何使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如何建构起21世纪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本文认为，和而不同原则会为我们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不同文化能够和平共处，从而达到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关键还在于“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一语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与晏婴有一段对话，齐侯问晏婴：“唯据与我和夫”，[35]晏婴对日：“据亦同也，焉得为和？”，[36]意思即是梁丘据不过是求“同”的，哪里谈得上“和”呢？齐侯便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引出晏婴的一篇议论。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条件。像晏婴那样的人，你说对，他也说对，你说不对，他也说不对，有什么用呢？以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7]周代史官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喂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38]总之，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和而不同”思想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原则。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12月的访美之旅中，反复强调了“和而不同”的意义。他指出：“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就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39]不仅如此，它也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共存、促进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中，“不同”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即“和”并不是取消了“不同”，而是要承认不同。也就是今天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人物泰勒提出的“承认的政治”。这种承认的政治并不是以自由主义的权利承认为依据，而是以文化背景为依据，即泰勒提出的“本真性”。这种“本真性”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和心理。它不仅构成了个人内心的呼唤，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天性。不过泰勒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是在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寻求一种调和，主张各民族传统文化都具有价值，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以其作为自由主义原则的一个补充。与我们所讲的“和而不同”思想并不完全一致。

“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精神就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坚持和而不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促进本土化发展。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手段，有目的地增加本土文化的介绍，营造一个有利于民族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的适宜氛围。另外，还应注重从儿童开始抓起，进行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以便于在民族成员中牢固地树立健全的文化意识和民族观念，以避免本土文化的断裂。坚持和而不同原则，无疑是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文化多元发展的可能的途径之一。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并不是水中月、镜中花，只要我们顺应国际文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采取合适的途径和方式，积极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正确处理各个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倡导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坚持平等互补的原则，坚决反对某些文化强势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在坚持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各个民族文化，保持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进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局面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就一定能从梦想变为现实。

[1]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2]Hans J.Morgenthau， Dilemmas of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68

[3][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4]同上，第415页。

[5]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6]同上，第100页。

[7][美]詹姆斯·彼得拉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侨报》1993年2月20日。

[8]黎信：《浅说文化帝国主义》，《新闻爱好者》， 2000年第2期。

[9]李希光、刘康：《妖魔化与媒体轰炸》，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10]易舟：《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上海：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11]转引自王晓德：《关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 2000年第1期。

[12]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13]转引自王晓德：《关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 2000年第1期。

[14]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91， p.12

[15][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转引自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8页。

[16]周伟：《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7]新加坡著名学者兼外交家许通美认为，人类已经经历过两次建立世界秩序的尝试。第一次是一战后创建国际联盟的实践，结果却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是二战后联合国的实践，但由于冷战的缘故，联合国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冷战的结束为第三次创建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机遇。[新加坡]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18]缪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19]裔昭印：《世界文化史》，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

[2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2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23]《共同创造地球的未来》，《国外理论动态》1994年，第19期，第148页。

[24][英]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转引自《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25]President Khatami’s Speech at Florence University， March10.1999.www.dialoguecentre org.

[26]张西平：《回到平等对话的原点上——对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检讨》，《光明日报》， 2001年9月18日。

[2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28]同上，第298页。

[29][英]英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30][美]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载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31]丁诗传主编：《新世纪初期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32]President Khatami’s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1 Sept.1998www.dialoguecentre org.

[33]加利接受记者专访时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1年9月14日。

[34]欧阳志远：《“上帝”的陶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35]“据”指的是齐侯的侍臣，姓梁，名丘据。

[36]汤一介：《和而不同》，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37]出自《论语·子路》。

[38]出自《国语·郑语》。

[39]转引自宋玉江等：《新兴大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