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主要大国的文化外交介绍

信息革命、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文化外交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国际环境。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不仅开拓了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视野，而且有利于人们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揭示。本章主要探讨主要大国的文化外交。

一、美国的文化外交

“9·11”恐怖袭击的发生，使得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府调整战略重点，再次把文化外交作为征服别国的主要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一)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根源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文化是蕴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之一。故此，作为一种软权力，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和影响力。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显示出行为者身上的独特的文化底蕴。美国学者约翰·洛弗尔·在提到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说道：“人是在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1]由此可见，文化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国家领导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这也就表明，文化是国家在国际关系海洋中航行的“导航仪”，国际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另外，由于各国国家利益、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历史观念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公民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和估价也是不一样的。总之，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2]所以，文化与现实国际关系间的深刻相关性，使得我们相信文化外交作为外交体系的一部分，同样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

文化作为一种本源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环节和方面。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指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在利益纵横交错的国际环境中，美国特有的文化为其国家领导阶层提供独特的道德伦理标准和价值取向。文化对美国文化外交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述为“文化控制”。[3]正是此种运作机理的存在，虽然美国一直以来的外交风格因行为主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特征，但人们仍旧能辨认出肯尼迪、卡特、里根、布什均是典型的美国领导者，因为他们最终的价值趋向都是相同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多年来一直控制着美国的精英阶层甚至普罗大众呢？纵观美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是“天赋使命观”促使不同的领导者最终指向一个目标，成为美国文化外交的文化动因。

“天赋使命观”即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美国领导阶层奉若神灵的价值指向标。纵观美国的外交史，我们不难发现不论在建国初的孤立主义时期，还是在20世纪初的全球扩张主义时期，处处都存在“天赋使命观”的踪影。毫无置疑，作为美国人看待和了解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它是美国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自其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天赋使命观”起源于北美殖民地时期，自第一批清教徒踏入美洲大陆起，就认为美国是“上帝指定的希望之乡”，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尤其当美国人民仅用二百多年，就把北美从一个荒凉的殖民地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美国人从建国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世人传播自由和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世间新的耶路撒冷”。同时，“天赋使命观”也是美国“例外论”和美国“至上论”产生的根源。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国度，美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都是“独一无二”、“最优秀”的。“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具有一种宗教使命感，自认为美国是一个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典范。”甚至美国前总统里根也认为自己的国家属于特殊的例外。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开始了其全球扩张的策略。尤其二战后，美国人更坚信美国肩负起向全世界推广其优越的社会制度、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的使命。“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和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德操，我们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4]

由此可见，“天赋使命观”是产生美国文化外交的动因之一。就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的本质而言，“天赋使命观”式的理想主义是美国人民和统治者的精神信仰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它认为美国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国应该致力于鼓励全球范围内的真正“自由”、“民主”，反对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专制理论”；美国应该善于运用自身的文化和信息优势，而非利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社会中的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价值观，促使文化外交的产生。因为其更符合向世界推广它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国际规范的理想主义需要。

于是，在对外关系中，“天赋使命观”成为美国一直实施着的文化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美国对外决策者在制定文化外交政策时无不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耶路撒冷”。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从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到里根的“民主工程”等，美国领导者一直在追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把自由和民主传遍到世界各地。

此外，由于深受“天赋使命”观念的影响，美国的文化外交表现出强烈的扩张主义色彩。在某一程度上说，扩张主义是“理想主义”和“天赋使命观”的衍生物。在“天赋使命观”的掩盖下，“扩张”在美国人看来从来就不是一个贬义词。“扩张”是美国人乐善好施的体现，是美国人为拯救世人而做出的无私奉献。

可以说，在美国社会中，扩张的思想从来就未与进步和使命的概念相脱节。美国开展的文化外交所输出的文化价值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大众文化。虽然，美国对外文化输出的主要目的都是要世界按美国的模式行事，要实现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在文化外交政策的润色下，美国的文化扩张并不是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而是传播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帮助“落后”国家摆脱“专制”统治，步入美式的“民主自由”。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当对美国的模仿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5]

(二)美国文化外交的利益动因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任何主权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都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这表明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美国采用不同的文化外交政策，但文化外交作为美国主要外交战略，它始终受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支配并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谋求实现国家利益时，文化外交与传统的外交方式有所不同，它有自身独特的方法和优势。尤其在当代，在大国间军事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将成为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重要的渗透工具。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说过，“没有它促进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美国外交就不可能成功地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扩展各层次的深层接触，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显然，“如果一国能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追随；如果一国能建立与它的内部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如果一国能够支持一个国际制度，其他国家均愿意通过这个体制来协调他们的活动，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硬权力。”[6]这正道出了文化外交的魅力所在。美国的领导者正是通过文化外交战略，以本国的信息、科技文化优势为依托，希望实现对他国公民和政府的“归化”(converted)，最终达到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例如，美国在二战后，对德日所实施的民主改造。虽然表面上，美国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和输出政策，以改变德日的法西斯统治所遗留的思想。但实质上，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以捍卫所谓的民主制度为由，试图从思想上打败共产主义，为实现全球美国化增添两个“新的生力军”。布热津斯基在考察古罗马和英帝国何以统治如此宽广的版图时就指出，“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军事力量来维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这也就意味着，文化外交是外交政策中最具“经济性”的，它在实现国家利益上可以达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有效回报。

总之，当前美国政府期望能够通过文化外交的方式征服他国民众和决策者的心灵，期望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就会“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7]那么，一旦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成为世界楷模时，美国的统治阶层就无须为达到目的而动用军事手段或者政治、经济施压的方法，即可以大大降低来自外部世界的抵抗风险，也可以减少对外扩张的成本。正是由于文化外交的特殊魅力—通过自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来引导目标自愿做你期待的事情，所以美国政府一直十分注意通过文化外交的方式来谋取其国家利益。由此可见，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及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形成和实施。

(三)美国文化外交的法律基础

美国政府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其法律基础来自于两项重要法案。一是《1946年富布赖特法案》，以及其以后更全面的《1961年富布赖特——海斯法案》；二是1948年的《史密斯——蒙特法案》，正式名称《1948年为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

1、富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Act of 1946)

二战刚刚结束后，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提出对《1944年剩余物资法》进行修改，并提出一项议案，即把战时同盟国购买美国战争剩余物资的债款转化为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经费。该法案虽然意在通过人员、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增进美国人民和他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减少相互之间的敌视。1946年8月1日，法案经杜鲁门总统签署生效，由此具有世界影响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开始生效，它标志着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国际教育文化交流领域，是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上全面展开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为美国即将充当世界领袖建构文化和道德认同。

1961年，根据前期的实践和现实需要，肯尼迪又签署了《教育与文化相互交流计划》(又称《1961年富布赖特一海斯法案》)。该法案是一部更为完善的法案，自此其成为美国政府主导的文化与交流活动的基本文件。更为引人注意的是，该法案还规定了针对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交流方案。

至今，富布赖特计划快要迎来六十五周年庆，统计数据显示，参加富布赖特计划的人数每年大约是五千人，已经参加过富布赖特计划的美国人超过八万人，外国人超过十四万人。[8]

2、《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

鉴于富布赖特项目仅限于教育交流活动，仅限于运用剩余物资，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和众议员卡尔·蒙特就提出一项立法议案，旨在要求国会有权推行全球性的一揽子信息项目和为富布赖特项目中的教育交流项目提供经费补充。由于冷战已经开始，美苏在各个领域展开全面争夺，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文化宣传战，美国也不甘示弱。故此，《史密斯—蒙特法案》获得了多数议员的支持。此法案一方面与富布赖特法案相互补充，提升了美国政府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它清楚区分了教育文件交流与信息项目。正因如此，它促成了教育交流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al Exchange)和国际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的产生。

显然，《史密斯—蒙特法案》的突出宗旨是推动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美国。然而，该法案虽然授权新闻社等几个可以向国外传播有关美国政策的信息，却禁止这些由美国政府发布，提供给国外民众和政府的信息在国内传播。

以上法案的存在，为美国发展文化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之后的其他具体法规多是在《史密斯—蒙特法案》和《富布赖特法案》的基础上，为适应时代的发展所做的延伸和补充。总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规范文化外交的法律规则体系将不断得到扩充、完善。

(四)美国文化外交的相关机构和活动方式

自建国以来，推行美国文化外交的机构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到目前为至，美国国务院始终是其文化外交的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美国文化外交活动项目的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在美国的行政体系内外，以文化外交为责任，或者涉及文化外交内容的机构众多，包括：美国新闻署、和平队、对外关系协会以及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基金会组织等等。所有这些机构相互交织，形成了强大的互动网络体系，为美国文化外交的开展提供了有效的物质和智力支持。

1、美国文化外交的主要相关机构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成立文化部门的国家，所有参与文化外交政策的部分散见于若干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当中。因此，参与制定和实施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机构繁多，既包括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也包括大量的私人组织和科研机构。它们相互协调和合作，多层次、多渠道地为推广美国文化和传递美国政府的信息而服务。

(1)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

国务院是美国文化外交政策机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它对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核心作用。在美国国务院的组织机构中，文化事务从属于“公关外交和公共事务”部门，该部门下设三大主要机构：公共事务局、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国际信息项目局，由一位副国务卿统一管理。而其中教育和文化事务局是国务院内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门。它负责协调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事务，其主要职能是：“通过教育和培训项目、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向国外受众展示美国历史、社会、文化和艺术，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理解。”该部门通过运作多项大型文化和教育项目来达到这一目标。其中广为大家所熟悉的包括：富布赖特项目、英语教育项目、教育伙伴项目、国际访问学者等等。

(2)支持各种私人机构

在20世纪早期，即美国文化外交政策成型之前，美国向外推广价值观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直是由牧师和私人机构进行的。至今，这种非政府组织依然在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非政府机构向他国的民主人士或者教育、司法、行政等机构提供物质和智力的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开展文化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美国输出其民主思想的重要渠道。

基金会组织是美国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所采用的主要形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全国民众基金会等等。这些基金会在政府或非政府的专项资金的支持下，通过社会和社区建设、发展，教育、媒体、艺术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项目，推广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卡耐基基金会的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并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福特基金会的宗旨是：加强民主价值，减少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促进人类的法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

从上述基金会的宗旨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通过间接的手段向他国的教育、知识和舆论界等机构的活动及其政治选举活动提供支持以便达到向这些国家输出美国文化价值观、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同时，在这些基金会资助下的国际教育项目一直都是美国文化外交关注的重点所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还特别重视对思想库的支持，通过他们所开展的科研活动和项目，为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多方面的专业意见。例如：“9·11”后，外交关系协会在政府资金的资助下对美国的文化外交进行了全方位的检视，为美国如何有效地推销其对外政策，并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提出建议。同时，该协会更是在外交界拥有卓越声誉的《外交》杂志的创办者。正由于思想库拥有美国各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故此，它在美国外交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3)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毫无置疑，美国新闻署的出现扩大了美国对外交流活动的范围，加强了对外教育和文化活动的灵活性，是美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美国新闻署于1999年并入国务院，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

1953年8月，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整合政府原有的海外交流和宣传项目，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设立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电台归新闻署。1978年，在卡特任内，美国新闻署又经历了一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教育和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与新闻署合并，成立美国新闻交流署(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USICA)， 1982年，里根总统为了加强美国对外文化交交流的力度，恢复了美国新闻署这一旧称。1999年10月，新闻署并入国务院。

从以下美国新闻署公布的任务说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新闻署在对外交流上所起到的作用。

1、使用符合异国文化背景的可靠措辞解释并宣扬美国政策；

2、提供关于美国人民、价值观和制度的信息；

3、通过人员交换和思想交流建立持久的关系和相互理解：

4、就国外民众的态度，及其对于美国政策的含义向决策层提出建议。

由此可见，美国新闻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机构，而是为了完成文化外交任务而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正如其训条所言：向世界讲述美国(telling Americas story to the world)。

(4)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 OGC)

布什政府创立于2002年，隶属于总统行政办公室，其主要责任是：对抗宣传和虚假信息，协助政府向受众提供关于美国的正面新闻等等；其主旨是：为布什政府及其战争进行全球公共活动，消除美国在世界上傲慢自大的形象。

该办公室每天均向大使馆以及相关单位发送《全球信使》(GlobalMessenger)的邮件，提供政府关于重要国际问题的基本口径。尽管美国政府声称，办公室所提供的均为真实信息。但是，外界对此多抱怀疑态度，认为它不过是白宫的“喉舌”之一。

(5)和平队(Peace Corps)

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也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构成部分。它由美国建立的、具有半独立性的国际性志愿工作的机构。和平队以美国青年为主力，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对当地民众进行援助，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它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所在国培训技术人员；促进派驻国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促进美国人更好地了解派驻国人民。

和平队是美国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过程中为重塑美国国际形象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9·11”后，出于反恐战略的考虑，布什政府加大资金投入。目前，共有168000多美国人在和平队中服务。故此，和平队为增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广播管理委员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国际广播是美国文化外交的主要支柱。由于美国是当前信息革命的领头羊，所以有效地利用现代大众媒体是其外交政策的特色。

广播管理委员会是美国政府所设立的独立机构，负责管理所有美国政府，以及由政府资助的非军事用途的国际广播活动，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等。“它不同于直接而僵硬的政治宣传，而是采用间接和渐进的方式，去塑造社会意识。”美国政府正是利用现代文化外交和媒体复合力量去实现其国家利益。

(五)美国文化外交的主要活动形式

从广义上说，美国文化外交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国际信息项目、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两大类。其根据时期的不同，对象国的不同，会侧重采用不同的活动形式，但总的说来，国际传播活动、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对外援助项目和文化产品的输出构成了美国文化外交活动的主要支柱。

1、国际传播

美国的领导层一早就认识到，“媒介已经成为我们所在时代的新兴权力中心，它拥有庞大的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塑造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大众头脑中的世界图景”。故此，借助一切通信技术手段，声色并茂地向他国传递本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己经成为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文化外交的国际传播活动包括两种形式。一是采取组织传播的形式；二是采取大众传播的形式。前者是指在某特定群体内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后者在文化外交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不论在发达或是贫困国家，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存在于几乎一切社会的角落中。故此，作为一只“无形的手”，它在维系表面的“客观”、“公正”的同时，也为他国民众认同美国的对外政策披上一件很好的外衣，也成为文化外交最主要的日常内容。

2、教育与文化交流

教育与文化交流一直是文化外交活动的重点所在。通过教育领域的文化外交活动，美国一方面向外部世界显示其强大的科研实力，另一方面又让他国的知识精英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美国文化价值观，为美国向外输出民主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美国著名的国际文化交流专家伦纳德·R·沙斯曼总结道，“文化交流，然后政治变化，是经过很多年在这些国家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我们无法弄清楚文化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我们深信它是其中一个因素”。因此，多年来，美国政策决定者一直致力于利用多种教育交流的项目达到美国对外扩张文化价值观和自由市场制度的目的。就当前看来，美国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富布赖特项目。资助对象主要包括教师、作家、学者、文化精英和学术团体人员，通过合作研究、学术讨论等，促进“美国学”在世界的发展。

(2)国际访问学者。资助对象一般是他国政府未来的领导者，其根本目的是让访问学者亲历美国生活，体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了解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了解或认同美国的民主制度。

(3)国际青年访问项目。

(4)美国研究项目。为国外大型、研究机构从事美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持。

(5)图书项目。是美国历史较为久远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项目。

(6)艺术演出。

(7)英语教学。

此外，美国还有大量的民间交流项目以促进民间友好往来，它们和各种官方的交流活动结合在一起，为对外宣传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并不是着眼于短期的利益，它最重要的功效是潜移默化的效果，服务于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

3、对外援助

国际开发署和和平队是美国进行对外援助的主要机构。它们不仅向派驻国提供物质和资金等方面的援助，同时也承担着发挥美国外交“软实力”的使命。不可否认，美国的对外援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此，援助队传播的美国价值观、大众文化及社会发展模式更容易为受援国接受。可以说，对外援助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美国形象工程”。

4、文化产品的输出

经济的全球化不是孤立的，它在政治、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效应也非常显著。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拥有的绝对优势，为其文化产品向全球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美国政府更隐蔽地实施其文化外交战略提供又一便捷、有效的途径。对美国政府来说，通过培植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在全球播放美国的电影、连续剧和美国式的新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这些文化产品都是根据美国“感情”制作的，是按照美国看待世界的方法来影响和教育世人的世界观。此外，各式各样的日常消费品(例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无不渗透着美国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赚取钱财的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美国文化外交的手段，而且使得美国政府能在更隐蔽的方式下推广美国的价值体系。毫无置疑，通过文化产品的渠道，美国的文化外交的指向对象由知识精英逐渐转向社会大众，对受众国形成一股强大的包围力量，大大增强了文化外交对目标国的冲击力。

(六)美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发展

纵观美国的外交史，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外交根源可以追溯至二百多年前，是伴随着美国国力的不断强盛，以及逐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而发展起来的。开始阶段，美国展开的对外宣传活动主要针对法国和欧洲公众，希望获取他们对北美人们自由、民主事业的支持。到19世纪未，伴随扩张海外殖民地的需要，美国掀起了海外传教的热潮。但从总体上看来，由于美国国力的限制和“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早期的文化外交的力度和规模都非常有限。

直到二战爆发后，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才走向成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受到历届政府的重视。毫无置疑，1942年秋，耶鲁大学的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为美国国务院所提供的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对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实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拉尔夫·特纳不仅提出了“文化外交”的新概念，更为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但在大战期间，美国推行文化外交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瓦解敌军的士气、鼓动人们赢取战争。艾森豪威尔将军也认为，“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在削弱敌人抵抗意志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结束，冷战接踵而来，为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与苏联的对抗，美国政府开展了新一轮的更全面、规模更庞大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美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布尔什维克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故此，文化外交成为冷战期间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更一度被美国政府自诩为非常有效的“军火库”。其中新闻署、富布赖特、美国之音、自由之声以及欧洲自由之声等可以说是美国文化外交史的成功典范。例如，1949-1989年接受富布赖特项目资助的人多达11万，美国之音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听众人数也高达2250万。正是这些信息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存在，促使了资本主义民主阵营的巩固和苏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从而大大拓展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今，很多学者仍认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不是因为军事强大或因为外交官的技艺高超，而是凭借美国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民主思想的力量，是以这种民主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感染和渗透的结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除了有意识地利用文化交流项目传播其价值观外，更利用对外援助和经济贸易等载体，进行思想传播。例如，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政府提出“以经济为诱饵来引诱东欧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从肯尼迪时期起，美国就提出要利用资本和技术，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新闻方面的经常性交流等等。美国人坚信，“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技术，又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挡在国界外”。故此，贸易往来成了美国政府进行“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另外，美国政府在实施文化外交战略时，不仅注重政治思想和制度的输出，也跟注重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输出。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例如，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图书、艺术品等等，和大众传播工具，大肆渲染美国式“自由”及个人生活方式的美好。

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关系出现了的深刻变化，文化外交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处于急剧调整时期并进入低潮期。但从总体上看，美国政府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放弃文化外交活动。同时，由于美国拥有国家商业和信息网络的优势，故此它能充分利用当代通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来“推销”自己，使得美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地推行文化外交战略。然而“9·11事件”的发生，再次改变了美国人对文化外交的认识。华盛顿在反思的同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信息与文化宣传活动，以扭转世界各地的“反美主义”情绪，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不过，不难发现，当前布什政府文化外交的焦点将对准中东和伊斯兰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美国的文化外交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从文化外交的表现形式、手段到其蕴含的内容无不显示出这一特点。以其手段为例，从富布赖特项目到国际青年交流倡议，从新闻、图书到好莱坞电视、电影，从国际广播到互联网，都体现了美国为实现“文化帝国”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其次，美国从来就缺乏一贯稳定的整体的文化战略。美国政府只有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才积极介入和资助其文化外交计划。例如，冷战后，华盛顿就认为其处于外来威胁较低时期，比较少关注和资助文化外交。而“9·11”事件后，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文化外交”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拯救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形象的“救星”。再次，美国的文化外交始终与其经济战略密不可分。美国的贸易代表甚至直截了当地说：“WTO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可以把美国的价值观带给仍在黑暗中摸索的世界。”

在此，贸易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工具，更是把美国的思想和理念渗透到世界各地的主要渠道。美国长久以来都把贸易、投资和民主、人权相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相要挟。这也决定了美国的推销方式是粗俗而急躁的，是一种单向的强制灌输。最后，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与其公共外交手段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公共外交是文化外交的有益补充。文化外交的本质是“推销真相”而且必须是“软推销”。这与公共外交的作用—利用大众媒体和民意调查等对美国的政策进行包装和宣传相一致。因此可见，美国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机器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

二、英国的文化外交

英国是较早进行文化外交的国家。英国的文化外交经历了均势外交下的文化外交，“三环外交”下的文化外交，再到布莱尔政府文化外交的新模式，英国的文化外交注重准官方组织出而实施，文化外交体制松散而灵活；注重开展公共外交主题系列活动；注重与其他部门合作，形成合力；注重创意外交，从而塑造英国新形象。英国文化协会是执行英国文化外交的核心机构。英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文化外交活动是一个合作双赢的过程。当前中国的文化外交应借鉴英国经验，文化外交的职权和管理需适当集中，对文化外交机构进行适当改革；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实施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国家汉语战略，从战略角度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使文化外交成为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英国文化外交的机构与管理体制

英国的文化外交机构从建立之初，就与国内文化管理部门分立，直属外交部管理，其政策制定和经费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外交部。英国的文化外交部门既相互联系，又分土自责，各具独立的运作机制。英国的文化外交机构主要有三个部门：

1、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oreign&Commonwealth Office)

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是英国文化外交的领导机构，负责统一协调英国文化协会、英国艺术来访署等文化外交机构的文化外交活动。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对外文化司负责制定英国政府对外文化政策和英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拨款工作。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公共外交及海外工作是为促进海外公众队英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和展示英国的形象。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对文化外交工作的拨款主要集中在信息和访问服务、奖学金计划、英国广播公司、英国文化协会等四个领域。[9]对外文化关系司通过开展广泛的文化和教育活动以促进英国的海外利益。该司的工作职责包括：“协调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与英国文化协会的关系，制定预算和监督英国文化协会对拨款的使用：管理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奖学金项目，处理广泛的双边的或多边的国际文化关系。”

2、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

英国文化协会成立于1934年，原称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for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1936年启用现名。经过七十五年的发展，英国文化协会已经成为英国与国外发展文化关系和对外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半官方机构，在全球一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为英国总体外交及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文化协会是一个政策性非常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国外交政策。该协会对外宣称其为一个慈善性组织，接受政府拨款但完全独立运行。[10]该协会的宗旨是扩大英国在海外的影响：增进对英国和英语的广泛了解，鼓励英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科学、技术和教育合作。

3、英国艺术来访署(Visiting Arts organization)

英国艺术来访署是独立运营的、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威尔士艺术委员会、北爱尔兰艺术委员会、手工艺术委员会、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和英国文化协会合资建立的机构。J，该署的宗VH为推动和促进外国艺术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介绍，使外国的艺术能够为发展文化关系，增进文化意识和促进互利的国际艺术联系做出贡献。该署的工作分为五部分：

一、咨询服务：设计外国艺术在英国发展的战略：向外国提供其在英国举办艺术节的可行性指导。二、顾问服务：向项目承办者提出有关引进国外艺术的事先策划。三、出版出版物：每年出版三期《来访艺术》期刊，介绍正在或将要上演和展出的外国艺术演出及向演出商、经纪人、新闻媒体等推荐外国艺术项目：出版国别实用手册，包括各国艺术组织的名称、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四、开展培训：组织外国驻英文化官员参观英国文化设施，介绍英国的艺术状况和管理经验。五、资助：为艺术来访署所侧重领域的具体研究课题提供资助。”[11]

山此可见，英国的文化外交以英国与联邦事务部统一领导，英国文化协会、英国艺术来访署为主体，体制松散而灵活。英国政府每年都进行大量的国家文化交流项目，但政府只起制定政策和监督项目实施的作用，项目的具体实施往往交给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广播公司、“志奋领”奖学金等准官方组织负责。英国大多数国家的还是地方的文化机构，都采取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运营方式，有相当数量的机构能够为政府创收。英国在文化管理上已经形成了纯熟的管理体系，能够联合国家各相关部门，形成大文化外交管理机制。

(二)英国的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尤其是二战以来，英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英国领导人不愿意眼睁睁地为大英帝国送葬，都在努力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文化外交发物，通过长时间的努力，英国建立了一系列文化外交机构，推出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及教育资助等文化外交项目。根据英国外交重点的变化，将英国文化外交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文化外交体系的初步建立

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长期实践中，“均势原理”是英国外交理念的核心，英国外交坚持“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英帝国利益”这一原则，长期奉行欧洲“均势政策”，强调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反对任何大国谋求欧洲大陆霸权。[12]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文化外交也是均势外交在对外文化政策方面的表现。此时的英国文化外交还处于初级阶段，政府决策者对其的重视程度不够，只把他当成对外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文化外交的手段和目标都比较简单，是系统的执行机构和完善的外交体系的形成期。

这一时期的英国为维护“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其文化外交的重点是前殖民地国家。1920年英国成立了一个“英国海外共同体外事办公委员会”，制定了系统的对外文化政策，内容包括保障海外英国人子女接受英式教育，组建“英语联盟”，加强英语图书的出口等。只可惜英国政府内部其他部门未将文化外交提到战略高度，对其效果持怀疑态度。这一计划最后被财政部以投入太高风险太大而予以否定。从1923年开始，英国草拟了一项关于非洲殖民地和埃及的教育政策，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创办学校，文化外交在英国缓慢起步。英国文化外交真正发展起来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1927年，英国政府将广播公司改组为公营公司，向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大量政府公共资金，英国广播公司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展到全球。英国广播公司于1932年设立对外广播节目，通过几年努力，其报告称“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广播使英国民族的生活和思想在国外得到广泛的了解”。[13]为了协调官方和非官方的对外文化活动，英国政府于1934年成立了“不列颠对外关系委员会”， 1940年，委员会名字更改为“英国委员会”，成为专门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非官方组织，负责统一协调英国各高等院校和相关基金会的对外文化项目，承担培训英语语言教师和提供留学服务的任务。到二战结束以前英国文化外交的主要组织——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文化协会的对外信息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已经步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英国文化外交形态基本确定了，即在英国外交部门的领导下，以准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由英国文化协会统一协调，英国广播公司等文化产业单位积极配合的文化外交体制。

2、三环外交下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以后，英国退居二流国家。为了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的外交总方针。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保守党兰达诺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了“三环”的概念，认为英国的大国地位依赖于在英联邦国家、美国等英语世界国家和联合起来的欧洲中处于链接地位。[14]二战结束以来，包括布莱尔工党政府的“枢纽外交”，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贯彻实行“三环外交”的思路。1933年，英国政府公布的《创造性的未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英国文化外交的重点是欧共体国家，目标是在交流与合作中增进世界对英国的广泛了解，扩大英国在海外的影响。同样，作为英国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所执行的也是三环外交下的“文化三环外交”，即以文化纽带维系英联邦，在加拿大、美国等英语世界强化文化影响，在联合的欧洲展示其历史文化特色。

在英联邦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是“老”英联邦国家，这些国家居住着大量的白人移民，他们对于母国英国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大英帝国情结”。英国文化协会在这些国家的活动对这些国家的居民保持对英国的好感和忠诚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文化外交的重点是英联邦国家。在英联邦国家，英国文化外交的主要内容是技术援助、“海外英语教学”和“援助联邦英语”等计划。主要实施机构是英国文化协会等诸多机构。在英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海外英语节目也是英国文化外交的内容。“像尼日利亚等国家没有因为政治独立而降低英语的社会和官方地位，英语在当地的官方语言、教育及图书出版中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英国对美国和加拿大文化外交更看重展示现代化英国，着力向美国展示英国充满活力的形象。“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英国将美国作为他的最亲密的伙伴。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三环外交中的重要一环。英国文化协会设立在美国。在美国，英国文化外交的重点是“开展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特别是在能源、环保和生物健康等高科技领域的交流”。特别是在美国人眼里，英国被看作是欧洲老人。英国对他们不过是“悠长的教堂钟声、长满青藤的古堡，英国只不过是一个老古董”[15]。因此，英国对美国的文化外交更看重展示现代化英国，注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大学发挥重要作用，引导各种基金会加入文化交流团队，着力向美国展示英国充满活力的形象。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国家，英国文化外交注重“建立在校际交流和文化产业的展览展示。英国文化协会专门设有支持艺术交流方而的款项，同时向社会各界争取捐款等其他资金保证。”英国在欧洲国家的文化外交，使其他欧洲国家更加了解英国的文化，扩大了英国教育、出版等文化产业在欧洲的影响力，推动了欧洲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强化欧洲认同、推动欧洲一体化也有积极的作用。这都有助于英国在欧洲保持一定的“政治存在”，保持政治优势。

3、布莱尔政府文化外交的新模式：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是在2003年山英国公共外交战略委员会第一次提出。[16]该委员会认为，“语言、教育、新闻传媒都是文化的组成因素，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他国国民对英国的印象和看法”。公共外交可以看做是实现文化外交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属于文化外交的范畴。英国这一时期的文化外交的目标是建立对英国的创造性和和技术革新的正确评价，提高国际上对英国提供学习机会的范围和质量的承认度，加强国际教育合作，促进对英国民主价值观和程序的认知，为强化善治和人权状况进行双边合作。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文化协会获得的资助多达3. 52亿英镑。[17]巨额的财政支出表明英国政府对这两个机构和公共外交十分重视。

三、法国的文化外交

法国是最早有意识地将文化手段付诸外交目的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重视、最善于开展和运用文化外交并形成了显著特点的一个国家。这里将对法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和政策具体做一个系统的阐释，以期通过这一个案来展示当代西方国家在外交实践中打“文化”牌、利用“文化”软实力优势扩大自身影响、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

(一)法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

1、历史遗产

法国对文化外交的大力运用是在一战以后，但是，法国有悠久的将文化服务于外交的传统。历史上，法国一贯重视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与法国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是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如“太阳工”路易十四就曾用重金奖励文人，使他们致力于“使国工崇高，使工国荣耀”的活动。而且历史证明，在树立法国的威望方面，“太阳工”的文化扶持比他发动的战争更加有效。法国还有意识地将文化和外交活动联系起来，将文化名人视作法国的名片而委以外交重任，如16世纪著名诗人杜贝莱曾被任命为驻罗马大使；18世纪，卢梭迁驻维也纳大使；19世纪，著名诗人夏多布里昂任驻伦敦和罗马大使，随后又出迁外交部长；同一世纪，著名诗人拉马丁也曾被委以相同职务。文人外交官成为18、19世纪法国外交的一大特色。

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非洲、近东和远东等地区开始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角逐。除尖船厉炮外，输出文化在上述地区的精英阶层中培养亲己势力也成为角逐的筹码。在这一背景下，法国的对外文化活动拉开了序幕：宗教团体首先登场，四处办学，教授法语。到1939年，己在全球建立千余所法语学校；民间机构紧随其后：1883年，法国诞生了一所非盈利的私人文化宣传机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其成立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在宗教和官方机构出于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传播法国语言文化。这些最初的对外文化行动虽非官方发起，但国家站在幕后，提供了鼎力支持，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通过文化渗透争夺势力范围。

20世纪以后，法国政府开始更为直接地插手对外文化事务：1909年，法国外交部建立了一个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用以协调日渐增多的对外文化活动。一战的爆发凸显了宣传的重要性——“宣传”可以起到争取中立国或盟国的精英阶层的目的，为此，法国把许多民间文化团体纳入了它的外交战略。1920年，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重新定义了其使命，即“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明确表述了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业文明、思想在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吸引着其他民族；我们设在国外的大学和学校是法国真正的宣传阵地，它们是我国政府的一件武器。”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不惜任何代价地启发和促进法国的知识渗透的原因，我们坚信知识渗透是我们的对外行动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一战前夕，法语著作司的预算占到法国外交部总预算的近20%。

上述这些有意无意的文化外交实践，为一战后法国现代文化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现代文化外交的发展

一战之后，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外交作为挽救法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之一，地位日益重要，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法国在世界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是欧洲乃至全球强国，地位显赫。其大国地位的获得，除了来自路易十四的工权和拿破仑的征战外，还归功于辉煌灿烂的文化：法国是古典主义的发源地、启蒙运动的中心，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引领着世界文学、哲学、艺术(包括音乐、绘幽、雕塑、建筑、电影等在内)和思想界的潮流；法国文化名人众多。以文学为例，仅20世纪，法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多达13人；巴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甚至成为文学、艺术和知识的代名词，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法语被视作贵族的语言和高雅的象征，受到欧洲各国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热烈追捧。简言之，法国的强大，是其雄厚的“硬实力”和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共同支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法国。战后，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崛起和法兰西殖民帝国的解体，法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衰落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一落千丈。虽然硬实力受到重挫，但法国依然保持着文化大国的地位。正如前总理保罗·雷诺所言，法国“已经不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了”，但是它在某些领域“例如道德、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仍处于前列。”

虽然风光不再，但是法国人对往日的辉煌却一直念念不忘，一心渴望恢复昔日帝国时代的荣光。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言，“法国一定要站在最前列”，“法国一定要伟大，否则就不称其为法国”，“怀念美好的旧时光”，在法国成为一种普遍情绪。在这种“大国情结”的驭使下，恢复并维护大国地位成为战后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的法国外交的首要诉求。鉴于硬实力比较优势不足，法国便倚重残存的文化软实力优势，将之作为扩大国际影响、复兴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正如法国官员所言，20世纪，“由于缺乏强大的军事、经济支撑和启蒙运动的光芒，要维护法国的‘世界地位’，只能通过向国外大量宣传和输出法国文化来实现”在这一背景之下，法国对在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文化外交实践进行了更加深入而全面的发挥，一战一结束，法国就将对外文化活动直接纳入了外事工作：1945年外交部成立了“对外文化关系总司”，并将之作为工作重点，其预算一度占到外交部总预算的一半以上，首批司长都是有影响力的名人，如路易·约克斯，雅克·德布邦—布塞(Jacques de Bourbon-Gusset)等，这表明，它肩负着挽救法国国际形象的重任。文化关系总司的存在，使法国成为全球几乎唯一一个在外交部内组织文化活动的国家，也使得法国的文化外交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直截了当。

冷战结束以后，面对新的时代背景，法国对文化外交进行了更为巧妙的运用。苏东解体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级格局演变为一超多强，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主，美国文化风行世界，对法国的文化优势构成了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法国国内也出现了困难：自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遇到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1世纪后，情况依然不见好转，经济增长率长期徘徊于1%-2%，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停滞不前、综合国力进一步下降，在衰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法国的“大国梦”实现起来更加困难。在此背景下，法国对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进行了战术调整，将之放在了“建立多极世界”的旗号之下，通过推动单极世界秩序向多极化演变来谋求对国际事务的更大发言权。为实现“多极世界”的战略构想，在硬实力愈加不足的情况下，法国继续寄希望于文化软实力。然而这一优势正受到美国文化的强大挑战，为此法国非常“艺术”地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原则，指出这是通向多极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文化多样性”旗帜下，法国既可以保护本国文化免遭美国文化的挤压，又可以打着推动建立多极世界的旗号进一步利用本国的文化优势，开动文化宣传机器，加强国际影响。可见，“文化多样性”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命题，也可见法国将文化运用于外交的智慧。

近几年，法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外交政策展开了新的讨论，基于法国国力继续衰落、沦落为中等强国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面临着正被中国等新兴国家超越的现实，提出以“影响力外交”取代“老式外交”的思路。尼古拉·唐泽(Nicolas Tenzer)提出，对外政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国与国之间缔结政治协议，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为特点。这种外交方式以谈判能力为基础，谈判能力则取决于一国所拥有的、能够施加压力的军事和经济手段；一是施加长期影响和存在于世界市场的能力。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老式外交’，和“影响力外交”的区别。热拉尔·沙利昂(Geranl Chaliartd)指出，“影响力外交”是一种间接的策略，当今时代，工业化民主国家采取直接行动的余地日渐缩小，这进一步凸显了“影响力外交’战略的重要。概言之，“影响力外交”具有间接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特点，即通过间接的手段寻求长期的影响。文化凭借其“细水长流”、“点滴渗透”可至“石穿”的特点，成为“影响力外交”最合适的工具之选。其实，早在1999年，阿尔芒·马特拉(Atrnand Mattefart)就己经明确提出，“大国寻求影响的手段越来越少，因为帝国主义和军事占领日益罕见并且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而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兴起，北方对南方的技术统治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因此文化就成为一国对外活动中少数可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拥有文化影响力也就是拥有政治影响力。文化是在国际舞台上彰显实力的硕果仅存的因素之一。议员阿德里安·古泰龙在相关报告中也提出：“拥有文化活力的法国不必强调国家机器，只需用‘软实力’和‘影响力外交’的逻辑即可彰显其影响……”上述种种论述表明，进入新世纪，法国在综合国力继续衰落，政治、经济手段受到掣肘、无法立竿见影地带来影响力收益的前提下，更加依赖文化软实力优势来寻求施加影响。外交部明确声称：“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文化大国”。前外长体伯特·韦德里纳指出“法国世界地位的核心体现是文化”，在谋求影响力方面，“请别忘了我们的软实力，它是巴黎的魅力，是法国的时尚、奢侈品、烹调、葡萄酒、优美风光和法国文化的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打算整合外交部和文化部的相关资源、联合成立“法国文化署”的原因。按照前外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齐的解释，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是为了提高法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可读性”和“可见度”，提高法国对外文化活动的效率。由此可见，法国正更加清醒、更加自觉地开发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以更加全面的文化输出谋求国际影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可见，“文化”是法国大国形象的重要代表，在法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中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法国外交官阿尔贝·萨隆所言：“自一战以来，法国的所有政治家——无论党派——及文化政策的领导者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文化政策是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乃至一根支柱。”参议员古泰龙的归纳也一语中的：“法国的文化外交旨在通过弘扬法国语言和文化来强调法国在世界的角色，实现通过建立非正式的‘朋友’俱乐部的方式来影响世界的目的。”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使文化服务于外交，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最终是政治的。法国资深外交官让一大卫·莱维特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文化外交是法国的一张工牌”。

(二)法国文化外交的特点

1、以推广法语为基石

法语曾经是头号国际语言和外交语言，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两次世界大战后，法语伴随着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而衰落，虽继续保持着国际通用语言的身份，但使用者和使用范围都逐步减少。反之，英语随着美国的崛起日益取代法语，先成为外交语言，后又乘着全球化的快车窜升为为国际“普通话”。语言的衰败折射着国力的减退，因此，法国人认为，振兴法国需从复兴法语做起。法语在法兰西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共和国的认同符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是最好的孰合剂”，所以法国人认为，讲法语者必然容易认同法国的文化和思想观念、认同法国，从而有助于提高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法国从一开始就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视作文化外交的首选工具：1y世纪末的对外文化行动是从在海外开办法语学校开始的；一战后成立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一上台就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哪怕牺牲其他文化活动的开展。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国始终将推广法语视为谋求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不断声称确保“推广法语”在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优先地位；如前任总统希拉克就多次强调，法语的国际地位直接关系到法国能否重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推广法语的重要性还反映在预算上：海外法语教学在法国对文化行动中的花费一直名列前茅。从20世纪90年代法国经济持续低迷以来，对外文化活动的经费不断减少，但无论总预算如何削减，对外视听建设(是推广法语的一种方式)和对外法语教学却始终不降反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外文化活动经费一律受到大幅度削减。

2、不断拓展“文化”的内涵

在文化外交实践中，法国未将“文化”局限于“文学、艺术”等狭义的文化中，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拓展“文化”的内涵。文化部前高级官员雅克·里戈说：“外交不能忽略文化，这涉及捍卫和弘扬法国的语言、民族的声誉，捍卫和提高法国的影响力，为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保驾护航、促进人员和观点的交流……我们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从书籍和电影贸易直到我国科技成果的传播。”“对外文化政策应该不断发展变化，即忠实地反映文化本身的变化和外交的发展。我们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躺在祖先的光荣里停滞不前的形象，要展示我们的发展创新”。莱维特也指出：“无论是纽约还是东京，对法国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印象派画家、德彪西和拉威尔的音乐、加缪或萨特的文学和哲学、帕斯卡尔的科学上……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年轻艺术家也有十分出色的创造力……我们也有高精尖的技术，如高速列车、空客飞机和阿丽亚娜火箭”。法国认为，在世人眼里，德国、日本、美国等是“科技发达、工业先进、生机勃勃”的象征，而法国则停留在“文学和艺术的祖国”的传统形象上，这不利于扩大法国的影响，要改变这种僵死的看法，展现“现代的法国”比“古老的法国’更加迫切。为此，外交部几经改革，把由其他部门负责的“技术’，和“科学’，合作整合入文化关系总司，将文化关系总司升级为文化和科技关系总司，后又将合作部的发展司合并进来，成立了国际合作和发展总司，全面负责对外文化、教育及科技交流。改革使文化传播与科技合作融为一体，为法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端合作、确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落败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为对外文化活动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现代化工具。相应的，对外文化宣传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在文学、艺术等人文社科成果的基础上添加了自然科学成就，使法国的文化品牌不再局限于祖上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把“文化”从狭义的“小”文化拓展至包含科技在内的“大”文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即通过科技援助与合作保持法国在前殖民地国家的存在和影响。20世纪50、60年代法国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后，法国在上述地区以法语教学为主的对外文化活动遭遇挫折，新独立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摆脱法国控制的倾向，致使这些地区的法语学校大多遭遇关门的命运。而对新形势，法国转变了思路，变“法语学校”为“技术援助与合作”，希望藉此把新独立国家继续笼络在法国周围，正如文化和技术事务总司的报告所建议的，“如果设计一个部门，把技术援助和文化行动的计划和执行统一起来，我们几乎遍布全球的文化存在必会为这种新型的国际合作行动与和平渗透提供难以估量的可能。”于是我们看到，法国“降下了二色旗，却拉开了(技术)合作协定的密网”。

3、从文化单边主义转向文化双边主义

在文化外交实践中，法国一开始奉行中一边主义，只输出本国的语言文化、甚至把本国文化强加于人。民族解放运动后，法国失去了大部分势力范围，其声音不再像以往那样畅行无阻，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人开始正视其他文化的存在，承认各文化之间存在互相依赖关系和补充作用；意识到，要想别人听你的，自己得先作一个好听众，“己所欲之，先施于人”。本着该原则，骄傲的高卢雄鸡放下架子，在本国推介其他国家的文化、如创办了外国文化季洋活动，使“对话”、“合作”成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关键词。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风行突出了团结其他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对话与合作在法国文化外交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正如莱维特指出的：“要促进文化对话……只有在法国教授伙伴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被人接受；只有通过长期的交流，接纳全球各地的(文化)创作，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被别人接纳。”次合作的重要性还反映在文化机构名称的改变上，如文化和科技关系总司内的文化传播处在更名为“认同与文化交流司”后，又相继更名为“文化与语言合作司”和“文化与法语合作司”。在具体行动上，法国的驻外文化机构开始与当地联合开展活动，而不似以往那样自顾自推销本国文化。但是整体而言，与输出本国文化相比，法国对其他文化的推介依然不够。为此，在2001年，法国参议员伊夫·道日在调查了海外法国文化中心的情况后，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法国应当改变给别人上课的“说教者”形象，对外文化机构应当更多地融入当地，和当地文化机构联合行动，使之从展示法国文化的橱窗变为文化交流的平台；在弘扬法国文化的同时也弘扬当地文化。

4、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本国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受美国文化的冲击，文化强国的道路并不好走，加之对外文化活动经费日渐不足，法国开始寻求集体的力量，有意识地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展活动。以推广法语为例：法国一直花大力气四处“兜售”法语，遗憾的是法语不仅依然难与英语相抗衡，还给人感觉是出于“一己之私”。法国于是转而推动语言和文化多样化，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下、将“法语作为欧洲的语言”加以推广，如此便将本国的文化利益提升到了欧洲层而，使法国一国的“事业”升格为整个欧洲的“事业”，从而具有普遍意义和号召力。法国文化官员也指出，现如今，只打法国牌难以奏效，必要的时候要打打欧洲牌。

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是法国施加文化影响、进而施加政治影响的主要平台。它的前身是结构松散的法语国家文化技术合作局，宗旨是凝聚和壮大法语世界的力量、弘扬法语文化、维护法语的世界地位。现今它己发展为一个结构严密的国际组织，成员众多，除几个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发达国家外，大多数是法国的前殖民地国家，还有和法语没什么关系的国家，如苏东解体后的中东欧各国。它一直是法国寻求文化影响的主要舞台和支持法国捍卫“文化多样性”的主阵地。客观地看，虽然打着捍卫“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但其内成员国之间实力差距悬殊，因此受到捍卫的只是法国的语言和文化，小国、弱国的本土语言和文化很难享受同等待遇，因此它的最大获益者是法国——是法国以维护共同的法语文化的名义、以技术援助为“诱饵”，换取了其成员国对法语、法国文化和法国立场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希拉克总统在1997年法语国家组织河内首脑会议上的讲话道破了这一点：“从现在起，法语国家组织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应该以一种声音说话，以一个而貌出现。”众多非法语国家的加入更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有西方英语媒体称它正在变为法国在“文化多样性”的外衣下“恢复昔日帝国时代的荣光”的工具。

5、奉行精英路线

法国文化外交的第五个特点是精英色彩浓厚。对外文化行动大致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走“上层路线”，即以精英阶层为主要受众；一种是走“下层路线”，即针对普通民众。法国很希望两者兼顾，既培养更多知法、亲法的精英，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支持的声音，又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法国、向往法国、进而亲近法国。怎奈财力物力有限，特别是经济每况愈下，对外文化活动经费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法国选择了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即以精英受众为主、兼顾一般受众，以影响当下或未来的决策者和话语权掌有人为重点。21世纪，外交部明确提出，法国的战略重点之一是“更积极地培养世界精英”；针对政府的做法，法国学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学者指出，影响精英固然重要，但是法国的政策过于阳春白雪，致使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对法国知之甚少，这显然无益于扩大法国的影响力。他们建议学习美国，美国文化产业的发达和大众文化的全球风行使得普通人对美国的熟悉和向往程度远远超过法国。

(三)法国文化外交的政策工具

1、语言与文化宣传网络

法国建有庞大的对外文化宣传网络，该网络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法语教学网络，一是文化宣传网络。法语教学网络主要由法语联盟组成。法语联盟自1883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法国文化外交的基石，也是“推广法语”的主要执行机构，是法国海外法语教学的主力军。其总部设在巴黎，在外交部的大力资助下，目前在一百四十个左右的国家建有一千余所分校，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庞大的法语教育网。法语联盟一直致力于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多的分校。文化宣传网络山法国文化中心和文化学院构成，这两种机构除去名称的不同外，几乎没有差别，在行政上均隶属外交部，但是拥有则政自主权。截至2007年，法国在全球一百个左右的国家建有二百二十所文化中心和学院，其中近一半在欧洲，其次是非洲，亚洲和美洲最少。这个庞大的文化宣传网络被视作法国软实力的核心体现，自一战以来，一直肩负着二大使命：组织法语教学，提供有关法国的资讯，举办画展、影展等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简言之，它们是法国的“橱窗”，使命是展示“法国”形象。

2、对外视听网络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法语，即使世人对法国有直接、形象的认识，对外视听宣传成为法国文化外交一项十分重要的工具。自20纪80年代以来，法国逐渐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五大洲的对外视听网络，主要由二大主角组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电视5台和法国国际频道。继BBC和美国之音之后，和德国之声(DeutscheWelle)并列为全球第二大国际广播电台，它用多种语言播出节目，宗旨是影响讲法语和亲法的精英阶层，同时让更多普通人了解法国。电视5台是继MTV和CNN之后世界第二大国际电视网络，只用法语播出节目，但是几乎覆盖全球，战略重点是增强法语节目在非法语国家的影响；它的初衷是为非洲的公共电视台提供免费法语节目，以加强法国在非洲的文化存在和影响，目前的使命是为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台提供法语节目。二大主角在使命和栏目设置上互有重复，为此法国政府计划将二者进行整合，建立一个堪与BBC和CNN相媲美的法语国际新闻频道，与英语视听传媒一争高下。“无形”的视听网络对上文山文化中心和学院构成的“有形”的文化网络构成了有效补充，因此获得了“大网络”的美誉，文化网络则被相应的称为“小网络”。

3、翻译、出版资助

传播法国思想是弘扬法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译介法语著作则是实现该目标的一项重要工具。为此，法国外交部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出版资助计划。计划涉及七十多个国家，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名称，大多以目标国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命名，如在俄罗斯称为“普希金计划”，西班牙为“塞力—提斯计划”，印度为“泰戈尔计划”。在中国，则以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的名字命名，即“傅雷计划”。该计划一度以资助译者为主，后来鉴于出版社的“阵地”作用而改为重点资助出版社，同时重视挖掘、培养年轻翻译人才，定期选拔优秀的青年译者赴法培训。

4、文化季洋活动

20世纪80年代，在“对话”成为法国文化外交关键词的背景下，法国创建了在本国举办外国文化季洋的活动，并于1985年成功地举办了印度文化年。冷战结束后，随着文化对话与合作重要性的提升，法国加强了对外国文化的推介，从1990年代中期起将文化季洋活动制度化以来，每年举办至少一次，同时增加了互办文化季洋的活动频度。

外国文化季洋活动是法国倡导文化对话、平衡美国文化霸权、促进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在法国举办过或者将要举办文化季洋的国家，不是传统上亲法的法语国家地区、冷战后独立的中东欧国家，就是民族性、文化性异常突出的非英语国家。简言之，都是法国在同英语文化的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法国很重视这些活动，认为它们“有助于纠正或者缓和时下的风气，平衡某些自视为世界中心的国家的霸权主义。

5、高等教育推广

人才资源的争夺己成为世界文化博弈和软国力竞争的重点。如美国以丰厚的奖学金从全球吸引了大批人才，使留美学生占到全球留学生总数的28%，他们要么留在美国效力，要么回国成为精英。相形之下，法国逊色得多：留法学生仅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9%。在巨大的差距而前，法国政府决定大力开发利用本国发达的高等教育资源，鼓励外国人赴法留学。如莱维特指出的，“培养一部分世界精英，从他们中学毕业直到大学毕业，是事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问题”。法国外交部于1996年专门设立了法国国际教育署，用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国的高等教育。国际教育署的目标是在短期内将外国学生的比例提升至占全法学生总数的25-30%。法国政府还通过合作办学与联合培养等方式与国外开展高等教育合作，这项工作在法国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高等教育合作“关系到法国的未来”。

另外，有“高官的摇篮”之美誉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公共管理学院等高等院校每年都从世界各国选拔青年行政、司法骨干进行培训，目的是希望这些未来的政府官员能为他们各自国家带去更多知法、亲法的声音，“扩大法国的政治影响”。

6、科技援助与合作

科技援助与合作的主要对象是法语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这些前法国殖民地是法国的“后院”，为防止“后院”起火或被别人抢占，法国采用了文化发展援助的手段，即所谓的“科技援助与合作”。援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出钱出人，帮助目标国援建基础设施，改善其教育、科研、文化、医疗环境；一是通过选拔至法国或在当地培训两种途径为目标国培养行政管理或专业人才。无论哪种途径，均使用法语授课，在援助的同时传播了法语，可谓一举两得。合作的主要方式是签署协议，共同开展相关文化科技项目。

2007年，法国对外文化活动预算逾十亿欧元，二战迄今，法国的现代文化外交实践，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法国利用“文化”软实力优势扩大自身影响、复兴大国地位、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始终十分清晰。正如里戈指出的，“在我们充满冲突的历史上，对文化的看法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即文化是我们民族认同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即负有对外宣传我国的使命”。借用莱维特的总结：“文化外交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构成，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特点，因为很少有国家开展货真价实的文化外交并为文化外交提供手段。”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里-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由于文化外交的资历和从法语学校、文化中心、科研机构、考古机构到法语联盟的对外文化网络的质量与密度而位列第一，“我国还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外交部和总司框架内组织连贯的(对外文化)政策工具-海外法语教学、文化传播、科技合作、发展援助以及对外视听-的国家。”六十余年里，法国不断根据自身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补充、修正文化外交的内容，创立、丰富文化外交的工具，即投入大量人员、资金-刊外文化活动经费一度高达古外交部总预算的50-60%，一般情况下也占到30-40%，使之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结合法国悠久的文化外交传统，可以看出，其实早在19世纪末，法国就流露出了凭借“文化牌”来挽救拿破仑时代后国力江河日下的窘境的决心。简言之，在通过软实力的优势来复兴大国地位、谋求世界影响的问题上，法国人一直思路清晰，矢志不渝。其运用文化软实力的“艺术”，在很多方面，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四、俄罗斯的文化外交

俄国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进程到了1917年便与西方社会分道扬镳。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苏联没有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在物质生活层面，苏联明显落后于西欧；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思想层面，则被西方斥为专制和极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转型进程。自1991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18]经过将近二十年的转轨过程，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自由选举和思想多元化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然而，揭开表层的自由民主，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内核依然表现出对传统的偏向和回归。

(一)俄罗斯转型期初期的文化状况

俄罗斯选择了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与经济上的纯粹市场经济、外交上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叶利钦总统希望从此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却异常波折和艰难。[19]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并且伴随着激烈的斗争。由于俄罗斯的转型是以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巨大的变化势必引发错综复杂的矛盾，势必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激起巨大的震荡。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转型时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造成十分明显的社会和族群分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各种政治势力，提出各不相同的治国纲领和政策主张，围绕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以及国家内外政策展开激烈的斗争。因此，俄罗斯转型时期政治文化也表现出一个复杂状态。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长久的记忆和态度，再加上对当前状态的反应的结合”。转型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表现为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适应性改造”，即人们并不抛弃旧有文化，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引入新的文化因素来构建自己新的行为模式。叶利钦时代虽然有西方行为模式的全盘引入，但俄罗斯多数民众并不愿意完全抛弃已有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无意识或有意识地用传统文化的根基去赋予新因素以新的理解和意义。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政治格局、经济制度、社会体制的激烈动荡引发了人们思想意识、文化心理上深刻的矛盾、困惑、冲突和危机，俄罗斯民众的思想和心态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转型时期政治上的失范和无序状态对俄罗斯文化向传统的进一步偏转和回归起到了推动作用。

1、对权威主义的渴望

新俄罗斯立国之初，将激进的西方化改革视为振兴国家的根本出路，叶利钦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全盘照搬到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试图一夜之间实现俄罗斯的转轨。然而这种近乎于革命的闪电式改革之路却是一条失败之路。多民族的俄罗斯失去了凝聚力，民族分离主义盛行；经济改革中产生的寡头瓜分了国家财产，把持着经济的重要部门；根源于经济的政治也受到了寡头的控制；府院之争愈演愈烈；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经济、政治状况的失望，政治参与度极度低下。国家的宏观控制力削弱，隐藏在俄罗斯传统国家主义政治文化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潜流便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倾向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无序状态的出现。犯罪和腐败现象泛滥成灾、权威的失落、法律虚无、市场无序。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决定了它不能全盘照搬西欧的自由民主模式，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失败正是因为它没有认识到俄罗斯的特性，完全忽视了这种个性，违背了俄罗斯国民意愿，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混乱，加重了俄罗斯转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下进行的改革，一时间将存在已久的集权体制彻底击碎，却又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能凝聚国民的体制，使俄罗斯人在“充分的”自由下失去了原先的安全感；私有化的在短时期内加剧了社会贫富悬殊，人民感到不公平，社会不满和骚动也由此而生。自由民主模式在俄罗斯人的预想中的失败，使他们苛求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实现稳定。俄罗斯历史上长期的家长式专制的政府行为模式对当今俄罗斯人产生很大影响。在法理权威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俄罗斯人认为秩序和稳定比权利、自由和法制更为重要，把接受一种“强权领袖”看成是避免无政府和混乱状态的必然要求。这与沙皇时代“呼唤明君”的思想极为相似。俄罗斯人还认识到，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给人们带来安全和保护个人权利，必须有足够强大有效的政府。

2、对往日帝国的怀念

如上所述，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是由俄罗斯特有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决定的。“俄罗斯中心”思想在俄罗斯历史上一直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指导思想。“俄罗斯中心”思想体现了一种疆界扩大了的俄罗斯国家观：它优于其它民族，其实质正是源于“俄罗斯救世主”的观点。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怀念着过去的辉煌，强烈的强国自豪感、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俄罗斯人不可能接受不断下降的国际地位；虽然仰慕西方社会的发达，但却不愿受西方大国的对自身改革的介入，也不屑于西方社会对其的指责。俄罗斯人坚信俄罗斯生来注定是要当强国和大国的，处于二流国家地位是俄罗斯人的耻辱，俄罗斯必须承担使命、光荣、荣誉。在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对俄罗斯的未来作了定位：“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普京的“政治宣言”充分体现了他复兴和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强烈愿望和理念。在第六次向联邦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最强大的欧洲民族。”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普京强调要用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一致目标来凝聚俄罗斯民族，这是俄罗斯复兴强大的一个先决条件。保护俄罗斯侨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保护俄罗斯国家形象不受污辱。苏联解体后，滞留在中东欧国家的俄罗斯侨民就有2500多万，昔日苏联境内的强大民族在解体后的东欧各国国内成为不占优势的少数民族。在一些东欧国家内还有歧视当地的俄语居民，剥夺他们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基本权利的现象发生。境外俄罗斯人失去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而且很难在居住国家的重要和体面的部门就职，政治上受到歧视，语言文化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经济生活陷入困境。因此维护俄罗斯在外侨民的权利就是维护俄罗斯国家的尊严。

3、呼唤法制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广大民众人心涣散、情绪悲观，勉强支撑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生活、引领大众免受崩溃和混乱的庞大国家机器也同样是处境艰难。几百万在国家机关工作、拥有良好职业技能并对社会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人被漠视，虽然他们恪尽职守，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备受屈辱；而那些不择手段的投机商、冒险家、犯罪集团不仅在恣意享受，而且还继续毁坏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不公产生的结果不仅是民众的普遍沮丧情绪，从长远看将带来的是纪律的涣散，国家体系的逐步瓦解。长期以来俄罗斯都处于法律不健全状态，社会的无序、寡头的横行，正是因为缺少健全的法制体系。俄罗斯民众在呼唤强势领袖出现的同时，同样意识到健全的法制体系是维护公民权利、国家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如何建立私有、个人和集体财产不可侵犯的坚实保障，如何恢复国内外投资者对俄罗斯的信任，如何妥善处理国内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如何规范政府职能等等这些，都直接取决于俄罗斯社会法制的健全。(www.xing528.com)

(二)重塑社会核心价值观

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人有很强的失落感。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民对大国地位的向往和期待再次成为影响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因素。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说：“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三十二个俄罗斯民族习惯于作为一个整体，以集体主义思维来判断事物。因此普京认为，新俄罗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权稳定，就必须有一个能为全社会所认同、突出集体主义并包含有俄罗斯民族伟大使命的思想价值体系。普京指出，俄罗斯的改革艰难而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不和睦，社会不团结”，俄罗斯人需要在目标、价值观、发展水平等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同。普京掌管下的俄罗斯，正努力地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政策上兼容并蓄，采取的措施灵活多样，力求走出一条符合俄罗斯实际的发展道路。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社会复杂动荡的社会形势及政治思想渐趋平静，这与普京的执政理念以及强国思想是紧密相连的。俄罗斯需要被统一认同的价值观，但是对于如何确立这一价值观普京明确表示不会采取强制灌输的形式，他反对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的一致都应该通过自愿的方式达成，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然而，思想是不可能靠行政手段强制灌输的。因此，普京提出树立能为广大社会阶层普遍接受的俄罗斯新价值观。他认为大多数人希望稳定，希望和平、安全和法制，希望利用多种所有制、经营自由和市场关系所提供的机会，是实现思想统一的社会基础。普京提出的“俄罗斯新思想”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国家专制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去芜存精，嫁接上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财产权和人权观念，以及市场经济和经营自由等价值观，形成一个特殊的思想混合体。[20]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将权威主义的执政理念固化下来，以求实现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可以说，确立具有影响力的主流价值观是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1、俄罗斯特色的主权民主

私有化进程已经使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俄罗斯民众的心中，俄罗斯未来的道路必将是向民主化方向发展。虽然自由主义的改革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但是“俄罗斯的健康力量完全接受而且发展了被自由主义创造出来的正面积极的因素：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必须保护个人诚实劳动所得的权利，公平竞争的良好作用以及对滥用垄断地位和腐败的毫不容忍。”[21]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民主、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原则在全球扎根，俄罗斯要融入全球社会就必须接受和适应这些的普世的价值观。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约翰·穆勒与卡耐基基金会国际和平研究所欧亚研究部主任阿斯隆对俄罗斯的转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俄罗斯“已经基本完成了向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根本性的变化已经结束，社会将在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氛围中继续发展，变得更为文明、仁爱、负责与高效。”[22]俄罗斯人已经“学会了珍视民主、法制国家、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坚持要走议会民主之路，认为这是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在2003年接见征文比赛获奖的大学生时他强调：不能容忍权力集中于一批人手里，作为总统不能超越宪法的范围，因为人民彻底选择了民主。[23]普京执政后，致力于打造俄国特色的民主，改善俄罗斯的形象。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道：“不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使个人主动精神与全民族的任务并行不悖。”[24]普京在2004年国情咨文中说：“我认为，在俄罗斯建立属于自由人民的自由社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25]可见建立自由民主国家是俄罗斯上至领导阶层下至民众所盼望的政治发展目标。在普京总统的授意下，2006年1月22日俄罗斯联邦社会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章程，标志着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正式成立。联邦社会院的成立，可以顺畅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对话渠道，有利于从社会公众的利益出发制定与落实国家政策，是一个能充分表达民意的机构，构筑了社会同国家对话的平台，促成公民和国家机关互动，以便在决策时统一思想，增强国家的凝聚力。[26]通过这些途径俄罗斯逐步建立起颇具传统文化特色的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机制。但经过惨痛的转型时期的教训，俄罗斯的民主建设必将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过程。普京认为：民主应适应本国的特定条件，而且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生问题谋求利益；民主制度与原则必须适合俄罗斯，适合俄罗斯的发展现状和阶段，适合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27]2005年4月5日，普京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论述了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普京的重要智囊、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将普京对民主的理解解读为“主权民主”(сувереннаядемократия)。[28]“主权民主”的含义为：民主传统已经在俄罗斯确立起来；俄罗斯需要的是确保民主制度的发展潜力；民主与主权同样重要；民主的价值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样重要；民主应该适应俄罗斯的特点条件；民主主要原则的表现形式不应强求一致；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主问题谋求利益；言论自由受适当控制是可行的。2007年“主权民主”的概念在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作为该党的指导思想。统一俄罗斯党认为主权民主思想“是人民根据自己的传统和法律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是有效参与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的可能性；这是国家外部和内部安全的同义词；这是我们历史竞争力的条件，也是公开地表达和捍卫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的权利；这是无条件地承认民主的普遍价值，在实现这些价值时必须考虑到民族模式的多样性。”[29]俄舆论认为，主权民主体现了普京总统的政治哲学，这就是消除政治混乱，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以及民主化要有序进行，在普京时代民主没有倒退，而是为更好地实现民主创造了条件。[30]

2、爱国主义加强社会团结

从历史上讲，“爱国主义”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这一词在16世纪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时，很快取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它意味着一个人对本国政治传统的价值观与原则的承诺。爱国主义既包含对祖国的热爱与奉献，也包含由此而导致的对祖国进一步改善的期待，并可能因此而导致对祖国的一些政策、行为的批评。[31]普京认为，当今俄罗斯社会应当重新弘扬“爱国主义的传统”，为自己的祖国、历史和成就而自豪，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这种情感不应当受到指责，它也不是因循守旧。爱国主义精神是人民英勇顽强和力量的源泉。丧失爱国主义精神，就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尊严，丧失人民伟大创举的能力。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普京首先肯定了苏联时期的历史。虽然普京认为苏联没有给人民带来富裕和安定，但是他肯定了苏联时期的历史功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所付出的牺牲。从普京庆祝卫国战争60周年，大力宣传那段光荣的历史的效果，可以看到俄罗斯人心中的大国意识正在上升。2005年4月，普京宣称：“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客观的反映历史，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对提升俄罗斯的民族自信心很有好处。以此为基础，俄罗斯国歌恢复了苏联国歌的旋律，许多苏联时期的雕像和纪念碑在封存多年后也重新被展现出来。2007年5月4日，俄议会上院投票一致通过保留俄罗斯军旗(胜利旗帜)上的镰刀斧头图案；普京在胜利日的讲话中表示卫国战争给俄罗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但这场惨烈的战争所激发出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也是前所未有的。[32]苏联时期，俄罗斯民众所拥有的强国自豪感、民族骄傲感和历史使命感，沉积在俄罗斯人思想的深处，影响着俄罗斯人的思维和言行，并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种沉积使俄罗斯在国力日渐衰落时对“强国、大国地位、世界第一”的声誉和军事实力地位越来越怀念。普京在尽一切力量复兴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强大的军队、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外交主动权。普京让传统的红色的旗子重新飘扬在军队的刺刀上时，让大家在神圣的歌声中重温“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和广大”时，他也把苏联的爱国主义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以强大军队和大国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实力爱国主义。而在动荡了十几年之久的俄罗斯，这种爱国主义的宣扬是鼓舞人心的，是给人民带来希望的。

3、东正教促进社会稳定

东正教神学所提倡的对上帝的虔诚、博爱、宽容、随和、热爱和平——这些构成基督教美学的重要因素对于俄罗斯国民心灵的净化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基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正教遵守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的普遍规律：承认“上帝”作为一种超验的力量而存在，上帝具有善的本质，信仰三位一体的学说；承认人的道德是由上帝规定的，《圣经》和教父训诫中所包含的道德准则具有万能性和绝对性；承认原罪说，要求人们进行忏悔和赎罪；提倡公正、博爱、宽恕和仁慈。同时，东正教伦理观还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强调群体意识。俄国东正教伦理中的群体意识观念是古罗斯村社文化与拜占庭东正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东正教中关于“教徒们共同理解真理和共同探索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自由统一，是以对基督和神规的共同之爱为基础的统一”的“共同性”概念，是俄罗斯东正教哲学的核心因素，是俄罗斯民族群体意识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这种群体意识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了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东正教信仰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公元988年东正教被定为国教以来，它就与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历史上东正教不仅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有效工具，而且在国家生死关头总能起到积极作用。冷战结束后，为了保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东正教会坚决反对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反对北约东扩，并强烈谴责车臣极端分子的分裂活动和恐怖行径，支持政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东正教还填补了苏联解体后在思想领域的“信仰真空”，再次发挥了整合民族精神、团结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政局的作用。执政当局同样也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于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东正教成为其借以增强爱国感召力和民族团结信念的载体，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普京强调东正教在俄历史及现实生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认为它应当成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目前，俄罗斯教会的活动广泛，神职人员积极主动，各种活动丰富多彩，社会效果显著。首先，教会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努力提高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政府对教会的支持也使东正教的声望进一步提高，普京在举行重大国事活动时，均邀请东正教大牧首出席；当局对东正教的传播和宣传活动也积极提供渠道。其次，东正教会积极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吸引广大民众走进教堂，把东正教的精神和道德灌输到人民的心灵之中，使宗教成为人民的主要精神生活。俄罗斯全国东正教堂的大规模修复，各种重大宗教活动举办等，使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教会号召所有神职人员和教徒遵守教规，忠于信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恢复人类善良慈爱的本性，热爱和平，忘我和友爱，积极为国家作贡献。再次，东正教会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关心社会福利事业，扩大教会影响。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给予人们物质上的帮助和心灵上的慰藉。最后，东正教会大力发展宗教教育事业，大力宣传宗教思想，占领思想舆论空间。普京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政治价值观确立与巩固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人民精神上的团结以及道德准则的一致——同政治、经济的稳定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因素。……只有当社会拥有一套共同的道德纲领体系，当国家保留了对母语的尊重，对独特文化价值的尊重，对祖先的尊重，和对国家每一页历史的尊重，才能够设立并最终实现伟大的目标。”俄罗斯要利用所有相关的最现代的方法，能产生新事物的最新事物的最新颖的渠道来处理面临的问题，同时还应该依靠俄罗斯人民在几千年历史中凝练出来的道德精神财富。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国家正确的发展方向，俄罗斯才能走向成功。[33]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现成的宗教道德哲学成为政府恢复社会道德的首选，而东正教在稳定社会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核心文化价值影响下的转轨过程特点

观念的变化往往带动政治制度的本质变化。俄罗斯转轨的顺利发展不仅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的转变上，而且是建立在观念改变的基础上。俄罗斯“主权民主”思想正是在结合转轨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顺应时代的潮流而提出的，它对于俄罗斯转轨的意义不可估量，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强化国家作用

“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叶利钦时期由于国家机关的软弱无力导致改革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出现贯彻不力和改革间断现象。普京指出，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普京有步骤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联邦制，强化垂直权力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控制；推动政党制度发展，培育“政权党”；打击寡头，结束寡头政治；控制新闻媒体，影响社会舆论导向；改革行政体制与加强反腐斗争。[34]

2、强化政府职能

普京在强化政府职能同时努力进行行政改革，精简机构。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有效的政府是转型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普京始终坚持缩小行政权限、减少审批项目和裁减冗员，努力提高管理效率，严厉打击官僚腐败。

3、加强战略性资源的控制

普京上任之初就对掌握国家经济关键领域的寡头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将这些领域的控制权收归国家的控制之下。2004年，俄罗斯对549家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限制私有化；从2005年开始，在银行、飞机、船舶、铁路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甚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国家虽然已向经济提供了动力，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参与还太少，国家应当承担组织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国家是规则公认的制定者，所有经济因素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规则。

4、建立全国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

全国性政党是防范地区分裂、促进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可以保证亲普京选民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可以进行改革和使方针政策具有继承性。“统一俄罗斯”党坚决支持普京的执政理念与政治举措。由于它在杜马中占据了绝对多数席位，使总统在国家杜马中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保证普京的各项政策在国家杜马能够顺利通过并在政治实践中得到贯彻。“统一俄罗斯”党为普京整合政治力量，稳操政治主动权创造了条件。民众对该党的支持与认可，也表明普京推行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振兴俄罗斯的治国政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俄罗斯转轨时期表现出的权威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国家权力的调解下发展市场关系和自由主义经济。它的目标不是追求自身的永垂不朽，而是统筹社会发展，最终为社会民主的、和平的和渐进的改革创造条件。可见，俄罗斯的政体是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体制，在其政治转轨进程中综合运用了民主与权威的方式。俄罗斯的转型并不是要，也不可能迅速的跳跃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也不是要回归到原苏联的模式。为了适合俄罗斯民众希望强国富民、复兴俄罗斯、恢复公正和重新坚持大国价值观。普京成功地将民主与主权结合到一起，保留了国内主要民主架构，但给其增添了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内容，为主权民主的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主权民主”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民主程序和准则服从于加强大国主义和国家体制的标准。“主权民主”强调了它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那种有悖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虚伪的“民主”。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某些限制是在国家面临失去重要的主权权力时出于国家最高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主权民主”的政治体制使人民有机会意识到自己是政治主体并相应地采取行动。俄罗斯以建立符合俄罗斯民族特性和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实现强国目标，俄罗斯不反对民主自由，但俄罗斯的事情要由俄罗斯自己决定。俄罗斯只有通过长期的、艰苦的、非对抗的努力，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才能重振雄风。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国家发展还将继续保持在实行适度有限的控制的同时，大力实现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这包括民主、市场经济等。这种发展走向，就是国家在政治、法律、经济领域合法地扩大管理与监督职能。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国家政权机关的效能、强化垂直执行部门、调节法律规定、保障依法办事。阻止社会的犯罪化趋势，保证比较公平的秩序，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一视同仁的保护。这种发展走向有利于俄罗斯同国际社会扩大联系、有利于融入国际组织、有利于促进国内民主。

(四)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特质

被传统的国际关系所忽略的文化因素已经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互动已经对国际关系的变化产生作用。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力量，是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对内，它不仅通过文化认同在精神上整合民众的力量；对外，它还可以通过文化传播感召和吸引他国民众、国际社会，对提升一国实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化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最广义层面是物质文化；更内层的是制度文化，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最深层次的是思想、信仰和道德等，其核心是文化价值观。

1、文化的理论界定

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无所不包的多元范畴，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西方较早对文化概念进行界定的是17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法学家萨穆埃尔·普芬道夫。他主要从精神层面来界定文化，并指出文化作为人类群体产物的社会性特征。[35]对文化进行系统的界定是在19世纪以后，英国宗教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意义而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之后美国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如奥格本、亨根斯等人对泰勒的定义进行了修正，补充进了“实物”的文化现象，即物质文化内容。1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关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他把文化视为文明的一部分，将文化与文明结合在一起探讨。他指出：“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在汤因比看来，文化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并且居于文明的核心。

我国学者张骥等在《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中将文化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认为广义的文化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结好精神财富的积累。文化包括了：1、精神层面(心理层面)，包括精神信仰、哲学体系、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性格、伦理观念等因素；2、行为层面，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家庭模式、行为礼仪等因素；3、制度层面，包括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法律典章等因素；4、物质层面，指人类劳动与自然物质相结合的产物。而狭义的文化则是包含一切意识形态的内在的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从概念界定上来看，精神文化可以说构成了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文化的内核，最稳定的部分即是文化的精神层面。[36]

2、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从文化与国际政治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可以把文化分为几以下个层次的内容：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是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政治集团对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理论主张的总和。侧重于从宏观上、理论上影响、支配国家行为主体的政策和行为。意识形态，主要指关于某一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根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是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因为一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反映了一国统治阶级对本国国家利益的系统认识，对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判断和评价起着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各类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和政治活动的认识、态度和情感的总和，是一种民意的象征，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其功能在于，它一方面可以为本国所要采取的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持，同时又为怎样采取行动提供基本尺度。与此同时，它还包括着公众对政治行为的独特理解。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实力的强弱盛衰。而且一个国家社会各阶层政治价值取向和倾向性如何，还会涉及到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并直接、间接地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民心理，它是国家各阶层、集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不自觉、不系统、不定型的精神反映。作为国家文化心态的深层积淀，国民心理对国家政治活动的行为方式具有隐性的，但却是持久性的影响力。宗教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化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它可以导致异教间的冲突和战争，也可以推动同源宗教间的合作和联合。冷战后，世界格局变换，隐藏在两极格局下的各种矛盾爆发出来，使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因素多样化，而文化间的冲突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文化具有交流、吸纳、扩散和融合等功能，具有通过世界化构成全球化的动力和内容的特性。再者，根源于文化民族性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矛盾乃至对立和冲突又构成解构和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3、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内核

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精英文化，它有着深厚的土壤，滋生在社会群体之中。从垂直角度看，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源头，虽然传统文化是产生于已逝去的年代和已经不存在的政治基础之上，失去了既往的生命力，但是现代文化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研究俄罗斯文化发展的过程和趋势时，必然要研究俄罗斯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传统文化内核作为一种潜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的文化归属感，对其内政和外交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俄罗斯学者И.И.格列勃娃在《俄罗斯政治文化：过去映像与现实性》中是这样看待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她认为政治文化有“变”与“不变”之处，反映了它的可塑性和稳定性，也反映它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由于历史积淀，每一种政治文化都具有保持其系统架构稳定的结构，这就是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它一方面缺乏历史继承性，使历史被间断性所割裂；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独特的“记忆操作”方式形成“俄罗斯的继承性”，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矛盾性、极端性、杂交性、专制性、循环性、不成熟性和反历史性等特征。与欧洲国家对待过去的态度截然相反，俄罗斯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否定性的。就像俄作家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放弃了历史的包袱，更加自由，这是一个绝大的优点。”“我们没有历史负担，因为我们的历史空洞贫乏，非常有限。像莫斯科沙皇制度或者彼得堡皇权等东西，我们是不可能热爱的……要在它们中寻找另一个未来的萌芽，但需要尽力摆脱它们，就像摆脱襁褓。”从俄罗斯历史来看，俄罗斯专注于欧洲的新事务、新技术、新制度，不断地以西化来“重建”社会、“重建”自己的过去，但它的态度却是功利性的。它虽然经历了基督化，却没有宗教改革；进入了启蒙时代，却没有被启蒙。在精神结构上它始终与欧洲保持了较大的距离。它的核心症结是没有历史性地看待时间，没有珍惜自己的历史遗产。俄罗斯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连接是极不牢固的、极其脆弱的；过去和将来一样，完全不属于现在。新的社会形式不仅仅是在象征上否定过去，而且还要彻底消灭它的肌体。因此每一次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着国家和民族的悲剧。由于俄罗斯社会心理结构中缺乏对历史的继承性，造成的结果是，在社会文化方面每一个新的“现在”都不会觉得自己是过去的延续，“现在”似乎被逐出了自然的时间之流，从而成为某种奇怪的“过渡”状态。而这种状态也成为俄罗斯历史常数，其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俄罗斯社会群体的自我实现类型是一种“往复型”。这种架构由连续的三个阶段组成：平静(停滞)期——社会变化被掩盖的时期；突然爆发期——极端革命时期；反冲期——稳定期。分别呈现的是现代化色彩、虚无主义色彩、传统或“杂交”色彩。在每个向前冲刺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反冲和修养阶段。过去被摧残后又要以现在和未来的名义进行重建。[37]新的政治文化在对旧的文化进行改装，重塑过程中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否定与重建，割裂与继承，俄罗斯政治文化在摆脱过去与重拾传统之间痛苦地挣扎，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但俄罗斯文化的内核却保存下来，指引着俄罗斯的发展。

4、俄罗斯地缘文化的特点

俄国在自然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政治地理上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多元性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结合部特征。俄罗斯文化传统是许多世纪形成的，俄罗斯人许多世纪以来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对于该传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居住状况对早期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罗斯人—俄罗斯人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包括对其政治制度和政治取向的影响。在空间概念上，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幅员广阔，这一特点对俄罗斯人的性格和行为以及它的自我组织的特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阔的平原促成了俄罗斯的劳动、日常生活、道德和信念的统一，从而为建立统一国家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样的需求导致达到满意的同样方式，平原似乎是广阔的，最初的居民似乎是多样的，但或早或迟就变成了国家的一部分，由此来理解俄罗斯国家组成的广阔性。”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积极的疆土开拓政策对于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的俄罗斯人的生存是必要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对于防范来自外部，主要是东方的外敌入侵是必要的。

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地位和政治文化因素在形成俄罗斯文化的特征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俄罗斯拥有辽阔的地域和大量的空闲土地，这就促使俄罗斯农业无需采用精耕细作而采用粗放的耕种方式，也导致农民经常地进行移民活动。而不利的气候条件、收获的不确定性又使农民的经济效益十分低下。这一切都使俄国农民在土地使用和日常生活方面长期存在集体主义的农村村舍传统，使土地所有关系模糊不清，延缓了私有制的发展。同时辽阔的地域也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机关监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村社这个体制下，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个人对村社的绝对服从使农民的自我意识极不发达，并产生了对“来自上面”的准许的需求，农民不能把自己理解为自身行为的主体，而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得到集体的认可。在俄国农民的意识中，顺从权力是显著的特点。在时间概念上，俄罗斯民族渊源久远，它由欧洲最古老的民族集团斯拉夫人演化而来，并且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异族统治和融合，同时也在数个世纪里殖民和同化其他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多民族杂居共处，多种族习俗相互影响，长期处于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多重影响之下。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指出：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即是开拓土地和殖民的历史，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民族向整个东欧平原散布开来：从波罗的海到白海到黑海、高加索山脉、里海和乌拉尔河，甚至深入高加索、里海和乌拉尔以南、以东的地方。俄罗斯部族在政治上几乎全部联合在一个政权之下：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个接一个地归并入大俄罗斯，组成了全俄罗斯帝国。”俄国在15世纪80年代以前，还只是东欧的一个弱小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大大地落后于邻国。俄国除了遭到鞑靼人的奴役外，还经常受到邻近国家和民族(日耳曼人、瑞典人)的入侵或骚扰。莫斯科大公领导俄罗斯人摆脱了鞑靼人的统治，并征服了罗斯各公国，到15世纪末俄国基本统一。在反抗异族压迫的过程中和伴随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俄罗斯民族开始形成。到19世纪末，俄国的版图最终确立。经过长达350年的血腥兼并和殖民扩张，俄国由偏居东北罗斯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它的版图由280万平方公里扩展为228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帝国。[38]俄罗斯地缘上的广阔性，多文化与多民族的杂糅的状况使俄罗斯传统上崇尚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机器，以保卫广阔的领土和制衡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混乱。“专制政权直接来源于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是民族悲剧性存在的一种自然结果。因此专制主义是有机的民族需要，没有它俄罗斯不能存在。”[39]在人民对国家的这种依附中，对民族的忠诚体现在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上。俄罗斯人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5、“西方化”与“东方化”之间的“钟摆现象”

纵观公元10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俄国历史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到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来自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后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在西方与东方之间犹豫徘徊，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斯佩兰斯基的西方式改革，但他同样支持酷吏阿拉克切耶夫的典型东方式军屯制；亚历山大二世执政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予其人身自由权利，但又试图以“东方式”的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迈开步伐，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顽固坚持超级集权统治。西方化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有着特殊的影响和作用。为什么在俄国历史上会出现数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的现象呢？首先，从地理因素方面看，俄国虽然为内陆国家，但却身处欧洲中部，处于东西方文化结合部上，这为西欧先进文明的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上弗拉基米尔大公、彼得一世以及后继者一直再为“出海口而战”，最终使俄国成为濒海的国家，使俄国有了眺望西方的窗口，这些因素都有利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传播。其次，从西方文化的借鉴和传播者方面分析，俄国的统治阶级和革命者在内心深处都存有对西方文化的原始认同感。俄国的统治阶级中有很多人从小就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在心理上大都依属西方文化，当俄国出现危机或他们个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自然地到西方文化中去寻找出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进基督教在精神上统一俄国；彼得一世学习西方，推行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接受启蒙思想，倡导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标榜民主，自称“自由主义者”，都是巧妙地把西方思想和文化变成适应俄国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但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的传播。

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很多人又都曾长期旅居欧洲，亲身体验了西方文明和民主的气氛。他们怀着对专制制度的无比憎恨，对自由生活的极度渴望，把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作为启迪民智和反对专制制度及农奴制度的有力武器。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俄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三，从俄罗斯文化形成的特点和结构方面看，俄罗斯文化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俄罗斯文化本身是在融合多种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体、结构多元并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西方文化又曾经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之一，因此后者自然对前者拥有内在的亲和力。西方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及融合过程。第四，西方先进文化对俄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制动器好催化剂。因为传统文化在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时便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潜力，人们的思想要想从已成定式的旧体制中挣脱出来，既需要来自主体内部的自省自识，更需要来自外界的冲击和震荡，西方文化在俄罗斯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中正是起到这一作用。“钟摆现象”，实际上是现代化与传统、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

6、东正教对俄罗斯精神的影响

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这样指出俄罗斯民族与东正教的密切关系：“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就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脱离了东正教时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就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甚至开始迫害东正教会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东正教形成的痕迹。”政教合一，王权高于教权。基督教一入俄国，几乎立即被置于王权控制之下，它在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君权神授”是强调王权来自上帝，任何人不得强行夺取，但是同时也强调君主要对上帝和臣民负责，但是罗斯教会是在王公贵族的倡议下成立的，通过什一税和馈赠维持日常生活，这种依赖使得教会一味维护王权，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到了彼得大帝时期，取消了教会领地制度，并将牧首公署改建为正教院，从而使得教会隶属于国家行政部门。东正教为日渐统一的俄罗斯提供了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沙皇和东正教在现世的最高层面上合二为一。沙皇成了上帝的代理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即使是宗教改革，也不同于大多数西欧国家自下而上的方式，而是更具有保守性。同时，只是注重教会机构管理改革，将其纳入王权控制的轨道。东正教王权高于教权的主张与“沙皇是公社之父”相一致。由于俄罗斯国家在建立过程中保留了氏族社会很多的影响，原始公社成员对首领的崇拜和对公社的依赖也传承下来。这种心理和感情在俄罗斯建立起封建国家后，逐渐转移到沙皇身上。即使对国家政策不满，他们也坚定地认为国家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第三罗马和救世意识。俄罗斯民族意识中极为重要的理念是“莫斯科——第三罗马”。普斯科夫修道院的修士在给伊凡三世的信中写到：“整个基督教会在你这里合而为一，前两个罗马已经陨落，第三罗马屹然不动，第四罗马永无可能……你是普天下基督教徒的惟一君主。”这样一来，俄罗斯便有了神圣的使命——成为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作为第二罗马——拜占庭的继承者，俄罗斯是基督教正统之所在。历代沙皇在扩张领土的时候总不忘利用这一点，使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人的思维之中。俄罗斯人成为上帝的选民，是真正上帝意志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俄应该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和世界性国家(第三罗马)，担负着统一和拯救基督教世界的使命。“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40]无论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期，大国意识深深扎根俄罗斯人民心中。“应当记住，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种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和保持强大的军队，供其他民族的召唤，为他们提供帮助。”

7、融入西方的传统情结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直到近代才发展为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公元10世纪末基督教引入俄罗斯，首开俄国引进西方文化之先河，促进了俄国的统一，加速了俄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再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的改革以军事改革为中心展开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以疾风暴雨式的“野蛮”使俄罗斯民族与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丢掉了陈腐的、落后的传统，趋向于文明和先进的文化。“彼得大帝时代以及其全部的实质表达了新俄罗斯对待古代俄罗斯的态度。无论是彼得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的几代人都明显地感到，彼得的政治成就将旧罗斯塑造成一个欧洲国家。”[41]从彼得大帝开始，参与欧洲政治，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成为俄罗斯不懈的追求。

俄罗斯地处欧洲的边缘，从社会发展的速度上来看，是慢于西欧国家的。但由于俄罗斯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土的欧洲部分，一种无形的竞争压力和对西方文化原始的认同感始终迫使它不断地对先进的文化进行选择。在东方与西方的比较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西欧显然在技术、文化上要远远超前于东方，这是俄罗斯选择西化改革的原因之一。然而，俄罗斯的落后状况，没有为向这种先进文明的转变准备必要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仍然处于愚昧状态下的俄罗斯民众不理解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欲等待一种自然而然的过渡是不可能的。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民族特性，使改革以一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进行着。俄罗斯的学者在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协调时，强调的是俄罗斯的欧洲性。И.基列耶夫斯基在《论欧洲文明的特征及其与俄罗斯文明的关系——给科马罗夫斯基伯爵的信》中写道：“欧洲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间的差别只在程度上，而不在特征上，更不在文明的精神或基本原则上。”他还转引了19世纪西方派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差距观点：“他们当时说……在思想发展方面，欧洲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当我们这里还没有科学时，各种科学在欧洲已经繁荣，当科学在我们这里刚刚处于萌芽时，在欧洲已经成熟。因此，欧洲人是老师，我们是学生”。[42]俄罗斯学者认为，在接受基督教后，社会进化的共同因素——宗教、地理环境和共同的人类学祖先是俄罗斯人和欧洲其他民族所共有的。在当代，俄国的民族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的差异不是表现在质上，而是表现在量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与西方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是相似的。“就俄国而言，欧洲化和现代化既意味着积极消化欧洲模式，更为彻底地实行实质上始于欧洲的文化模式，又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意识地尝试把欧洲文化的制度和结构移植到俄国。整个帝国时期，俄国精英阶层都在试图使国家按照欧洲模式进行现代化发展，因此，俄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按照欧洲的范式进行的。”[43]由此，俄罗斯向西欧学习的改革过程，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的西方化，不如说是俄罗斯国家的现代化。由于俄罗斯历史上的落后和民族特性，它走向现代化的手段和结果都与西欧不同，正是因为这种差距，这种现代化的不完全性、改革残存的落后性，俄罗斯没有得到西方社会的完全认同。但是俄罗斯人更倾向于自己文化的欧洲定位，他们向往欧洲的文明、富裕的生活，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这种深厚的欧洲情结，使融入欧洲社会成为俄罗斯人世代的梦想。

(五)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俄罗斯社会转型

俄国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进程到了1917年便与西方社会分道扬镳。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经过70多年的发展，苏联没有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在物质生活层面，苏联明显落后于西欧；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思想层面，则被西方斥为专制和极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转型进程。自1991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经过将近20年的转轨过程，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自由选举和思想多元化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然而，揭开表层的自由民主，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内核依然表现出对传统的偏向和回归。

1、俄罗斯转型期初期的文化状况

俄罗斯选择了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与经济上的纯粹市场经济、外交上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叶利钦总统希望从此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却异常波折和艰难。[44]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并且伴随着激烈的斗争。由于俄罗斯的转型是以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巨大的变化势必引发错综复杂的矛盾，势必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激起巨大的震荡。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转型时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造成十分明显的社会和族群分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各种政治势力，提出各不相同的治国纲领和政策主张，围绕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以及国家内外政策展开激烈的斗争。因此，俄罗斯转型时期政治文化也表现出一个复杂状态。

(六)响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文化因素

数千年来，各民族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这些复杂多样的文化不仅是各国对外行为滋生的土壤与重要根源，也是国际政治发生、发展的广泛前提和现实基础。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在观察世界和做出外交决策时都要通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进行，即通过本国文化对外部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这意味着在理解外部信息的时候会有误读和误解。不同的文化铸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气质、认知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基本的心理定势，特别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引导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这些特质在领导者的决策过程中常常起着支配作用，引导国民的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其处理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往方式。其次，文化为外交行为提供力量和信心。文化优势所带来的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力的获得离不开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建立某种程度上能够影响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再次，文化战略本身就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文化力量来实现国家利益是引起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的重要问题。

1、俄欧文化碰撞

(1)欧洲的“普世”价值观

西班牙外交家马达利亚加认为，自由是欧洲价值观的核心：“欧洲珍惜自由，珍惜自由的品质，它懂得看上去无用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个人通过自由决定而塑造自己的生活，或者如柏拉图所说，选择自己的灵魂。”法国哲学家鲁吉埃强调西方价值观的某些特征是“面对挑战的威胁从不避退，接受挑战，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兼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在论述欧洲国际社会秩序时，经常强调欧洲国家间文化的同一性。他认为，欧洲所有国家都应该是“欧洲国家”(the state of Europe)。他对“欧洲国家”文化渊源概念的表述为罗马法、基督教道德、日耳曼的风俗习惯以及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将文化视为比欧洲国际关系秩序赖以建立的一般国际关系准则更深层次的基础。[45]西欧的政治文化传统认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价值观念都是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个人或组织通过法律来建立彼此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因此，欧洲社会形成了以权利、自由和民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调个人责任、竞争精神和主动性，认为政府与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对立的，政府最有可能利用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进行侵害。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现了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秩序的价值观。主权观念的确立来自于当时正在逐渐形成的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它体现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对教权至上、信仰至上观念的挑战。格劳秀斯基于自然法和自然理性的国际法思想，反对国家的绝对战争权，主张国家拥有基于自然法权利的有限的国际干涉权，还包含了人权观念。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言人，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弥尔顿等)和18世纪法国的成熟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也都提出了人的自然权利和基本人权思想。欧洲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强调理性，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在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并存的当今国际社会中，欧洲人认为，主权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早已由“君主的主权”过渡到“人民的主权”、“共同主权”。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国家主权，而且取决于一国政府对国内基本人权的保护，坚持从个人人权保护角度解释主权。卡耐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对欧洲的价值观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欧洲人的确相信他们生活在历史的终结，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能够大致达到和平的世界应该逐渐地按照法律、规范和国际间的协定来行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对强权政治和典型的实力主义政策不屑一顾。”弗朗西斯·福山则这样评价：“欧洲人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是暴力的时代，原因是因为国家主权过于无节制地肆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人就已经为自己搭建了新房，他们称其为欧盟。他们试图通过多边的规则、制度、规范，用欧盟来限制国家主权，以免主权失去控制，在此泛滥。”欧洲人比较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评价别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欧洲政治学家认为，俄罗斯与欧洲的差异就在于“对公民社会和民主价值的理解不同。如果俄罗斯真的想融入大欧洲，它就该按后者的规律办事。”现在是俄罗斯拼命想带着自己的章程进入欧洲机构，可是那里已经有自己的章程了。不愿改变规则的欧洲人当然会十分恼火。

(2)欧洲的傲慢与恐惧

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西化”成为历史长河的主流，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但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迫切心情相对比，欧洲人对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带有一种深深的歧视。傲慢的欧洲人，认为俄罗斯文明与欧洲文明有明显的差异。由于“在20世纪之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欧洲的影响大得多”，因而欧洲人在俄罗斯人面前有了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就连俄罗斯的“西化”改革在欧洲人眼中也是一个丑陋的“怪胎”。在西方人看来，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其后的继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乃至苏联领导人都是遵循彼得的模式，用各种方法使俄国在现代化的同时加强了独裁权力。与欧洲的“文明”社会相比俄罗斯固然是落后的。欧洲希望俄罗斯以“小兄弟”的身份进入欧洲大家庭，这意味着俄罗斯要抛弃“大国的荣耀”，按照西方的样板改造自己的国家。戈尔巴乔夫以及其后的叶利钦为了融入欧洲大家庭曾如此做过，但换来的不是西方的信任，而是国家的混乱和衰败、民族尊严的损害。一个让曾经是世界一极的苏联分崩离析，一个让刚刚独立的俄联邦险些经历再分裂之痛。花费如此代价，换来的依然是欧洲人的歧视和嘲笑，“遏俄”的战略依然在实施，俄罗斯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欧洲人的“恐俄”心理是他们面对一个衰败的俄罗斯依然不敢包容的又一原因。在欧洲人眼里，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恐惧导致了欧洲人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误读，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先入之见。在欧洲人看来，这个处在欧洲边缘的国家始终是落后于欧洲中心国家的，对欧洲事务就不该有话语权。但正是这样一个边缘国家，在彼得大帝的带领下从困顿中崛起了，自从俄罗斯从北欧强国瑞典的手中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给欧洲巨大的震惊，俄罗斯就成为欧洲列强的心病。担心传统地位受威胁的欧洲列强将这种心理归咎于俄罗斯的民族性，夸大了俄罗斯的专制独裁统治，夸大了俄罗斯发动的战争，将“扩张”“野蛮”深深地植入欧洲人对俄罗斯的印象中。欧洲人对俄罗斯的歧视与恐惧决定了他们遏制俄罗斯的必然政策。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联合其他欧洲强国，竭力限制俄罗斯势力的膨胀。1871年法国革命后，亚历山大二世取得了1877—1878年对土耳其的胜利，但是《圣斯特法诺条约》所取得的战果再次遭到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应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遭到欧洲国家的军事干涉。二战前，纳粹德国在欧洲势力的膨胀不仅没有引起英法等国的警惕，反而使英法将“祸水东引”，欲坐收渔翁之利。二战后，欧洲对这个近邻的恐惧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铁幕演说”不仅使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而且使苏俄的“魔鬼”形象更是在欧洲人心中留下了不可消弥的印记。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并没有放弃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无论如何粉饰，北约和欧盟的东扩重要目标就是防范俄罗斯的崛起。与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复兴相比，西方更关心的是拔除俄罗斯的“利齿”，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库和强大的常规力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之患。由傲慢和恐惧心理所带来的欧洲对俄罗斯的不信任，使得俄欧关系始终不能进入一种牢固、稳定的关系状态。虽然俄欧经济的联系由于欧洲能源对俄罗斯的依赖以及俄罗斯对于欧洲投资的需求而变得紧密，但一旦遇上经济摩擦，这种关系的稳定性是值得怀疑的，也是脆弱的。

(3)欧洲对新俄罗斯自由、民主制度的怀疑

尽管俄罗斯摈弃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念，但它还未建立起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俄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前景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从普京在任八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来看，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俄罗斯民众的心中，最基本的民主形式已经确立。然而，所有这些进步并未获得西方的认同，相反使它们更加怀疑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含金量。正因如此，西欧对于俄国内政治，尤其在普京上台执政以来，出现的权威主义现象和趋势十分关注，并对俄国内政治出现的集权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一些事情的进展日益让人担忧，对缺乏自制力的“强总统”制、影响微弱的国家杜马、正在失去独立性的司法制度、国家对媒体的日益控制和俄在车臣的行动等表示不满。认为转型是否民主，并不是这一政治变革进程是否使用了“民主化”的标签，而是在于这一进程是否在实质上体现并运用了民主化的原则。因此西方学界认为，在形式上已经得到建立的俄国民主制度，“在机制上并没有得到巩固，更没有真正在人们心目中生根”，因而，“俄国民主制度的质量是令人大可怀疑的”。俄罗斯的民意也被西方冠以“崇尚专制”的帽子。在俄罗斯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及“俄罗斯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时，71%的人选择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59%的人选择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只有13%的人选择了“民主体制”。欧洲人将此解读为俄罗斯民族的奴性和崇尚专制的传统。而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由于政权党“统一俄罗斯”的大获全胜，更激起了西方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质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称选举结果是“完全被扭曲的”；欧安组织议会会议主席则认为这次选举反映了“俄罗斯民主的衰退”；欧洲理事会选举监督代表团团长则以“自由，但当然不公平”来形容此次选举。为西欧认同的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在选举中的惨遭败绩，以及参加选举投票选民的比例下降问题，都被视为俄罗斯“民主政治”倒退的迹象。[46]有学者认为，在俄罗斯出现的是一种“选举民主制”(electoral democracy)，而不是“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尽管前者已具有了“有竞争的公民选举”这一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但却没有具备同“自由民主制”相关的一系列基本机制，其中包括：可用于调节社会不同利益的强有力的多元机制，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及群众参与的利益集团，能够对过渡的行政权力予以制约的议会，有效的政党体系，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等等。要使得俄罗斯的选举民主制过渡到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则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七)俄欧文化具有包容的共性

古罗斯从一开始就与众多民族比邻而居。利哈乔夫认为，罗斯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国家，罗斯的周围也是多民族的。俄罗斯文化就是在众多的民族的相互影响、互相融合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不仅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众多的民族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意义非凡，俄罗斯周边众多民族对其文化的形成也影响深远。历史学家、哲学家M.Я.格夫捷尔把俄罗斯称为“世界之中的世界”，这意味着多样性中的统一，包括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从本源上讲，有着上千年发展历程的俄罗斯文化，严格地说不是纯粹单一民族的文化，因为从俄罗斯民族刚刚形成的时候起，就受到来自南方和东南方的突厥文化与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芬兰乌拉尔文化的强大影响，这是古罗斯文化民族起源的原始层。莫斯科公国的首都形成的地方是东斯拉夫和芬兰-乌戈尔文化的结合处，莫斯科这个词本身就是芬兰-乌戈尔语。民族文化的综合首先是东斯拉夫和蒙古鞑靼文化成分的综合，其次是基督教多神教文化成分的综合。这种民族文化大综合完成了整个文化的原始成分外在的、很多方面是表层的一体化。而这个民族文化大综合的深层次中是一种共生，是斯拉夫文化时而与芬兰-乌戈尔的文化混合，时而与突厥人的文化相混合，到后来，已经作为共生的民族文化再与蒙古鞑靼人文化的混合。[47]地缘位置造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多民族性，也使得俄罗斯文化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从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来看，它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甚至是追求优于自身、更加先进的文化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欧洲文化同样具有包容性。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他的《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挑战中，有一种危险涉及世界和平，它表现为西方主要是美国企图强迫其他民族和文化接受西方文明。这样做的合法性令人怀疑。……由于欧洲人和北美人接受了一种极其排他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却傲慢狂妄地以为可以强迫几十亿人(他们数千年来信奉自己的宗教，其历史渊源比西方更悠久)接受西方关于宪法、民主和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有些人甚至有目的地根据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取舍，利用全球化来协助自己的敌对行动，以经济制裁相要挟，或把有的国家宣布为“无赖国家”，这种行为其实是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表现。在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树立对其他文明和宗教的有关学说持尊重和宽容态度的普遍意愿；应当传播人类拥有许多共同的基本伦理信念的认识，以及个人能从他人那里学到些什么的认识。[48]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曾专门提出了全球化外交的三项原则，认为今后无论处理哪个地区的问题和危机，都应当坚持原则，一视同仁，当然也要承认问题的特殊性。第一条原则是合法性。新的世界共同体需要的不是强权的合法，而是集体行动的合法，有明确的原则、有效可行的决策程序及适当的司法工具。第二条原则是共享。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要为建设世界的未来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这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保持总体一致性的同时，应该捍卫文化的多元性；尊重别人，超越各民族、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障碍，增加亲和力和交流的机会；抛弃偏见，消除隔膜，不要根据狂热分子的表象评判某一种宗教，而应向各种文化敞开对话之门。这关系到所有人的未来，因为人人都需要良知、尊严和自由。最后一条原则是团结和公正。要彻底消除贫穷、疾病、破坏环境和地区危机等天灾人祸，保持和平与安全；要持之以恒地建立秩序，设计长远的规划，坚忍不拔地进行努力。[49]可见，俄罗斯与欧洲在文化上并不是不可包容，从文化角度看，俄欧合作是可能的。

(八)抛弃偏见、建立互信

就俄罗斯改革进程所面临的条件而言，用一种现实的眼光来看它，其实已经做到了条件所允许的一切，对于俄罗斯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应轻易否定。一党独裁已经为民主选举所取代；各政党都为争取议会席位而努力；俄罗斯的媒体也远比80年代中期矫饰呆板的宣传机器显得专业和独立；国家的领导者由民选产生；公民可以不虞恐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自由选举和思想多元化已经在俄罗斯扎根。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也展现出自由民主的一些基本方面：大多数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团体能够公开表达它们的观点并增进其利益；相应地，多数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大多数个人能够自由表达其信仰，并具有集会、游行和请愿的自由。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京执政后，致力于打造俄国特色的民主，改善俄罗斯的形象。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道：“不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使个人主动精神与全民族的任务并行不悖。”“历经磨难而建立起来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观念曾经受欧洲文明洗礼，并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曾经是我们这个社会明确的价值追求。”“俄罗斯人民才是联邦权利唯一源泉和载体。人民通过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各种制度，有权利也有能力保障国家发展的道德和政治基础在今后多年不动摇。”[50]与此同时，普京对俄罗斯的社会体制发展的评价中强调“我们正处于起点”。“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由自由公民组成的自由社会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但也是最艰难的。‘主要’是因为不自由、不自立的人无力关心自己、家人乃至祖国；‘艰难’是因为自由经常被人轻视，许多人不会利用自由。创造力、进取精神、分寸感和求胜心不能用行政命令得来，无法引进，也无法借用。”“如何在不失去已取得的成就的情况下维护自身的价值观，并保持俄罗斯民主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应该自行决定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51]俄罗斯即便是在虚弱的状态下，也仍不失为一个大国。它所继承的核力量和国际地位，以及它所拥有的发展潜力，忽视它的能力无疑是轻率的。西方学者中也开始认识到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安德鲁·库卿斯就此论道：“近些年来，人们普遍不屑地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功能不全的过时大国、一个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仔细回顾一下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观点目光短浅、过于轻率。”欧洲积极地介入俄罗斯政治经济的转轨过程，但这个转型所产生的结果却与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这种惨淡的结果也使得欧洲在俄罗斯的形象大受损害。而“弱俄”的政策又进一步恶化了俄罗斯人对欧洲的印象——居心叵测地趁机削弱俄罗斯，从而使俄罗斯永远地处于这种衰微的境地。西欧试图用自我认定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来改造俄罗斯，得来的却是俄罗斯与欧洲的互信环境恶化。欧盟的扩大，从传统的自由主义主张来解释，它反映出市场竞争的自然要求，一体化的过程只有顺应了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的本能需求才能不断前进。因此，联盟对外扩张的边界应该是延续的。而这种边缘的不断推进、扩大，使其对外关系又进一步面临着与周边主要战略力量和国际组织、机制之间的调和与互动。因此，以西欧为主导的欧盟东扩必须以尊重他人的文化为前提。在其前进的道路上，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是欧盟面需首要解决的问题。欧盟忽视俄罗斯的利益，无视俄罗斯的一再退让，一再突破俄罗斯的承受能力，使俄罗斯人深感民族尊严受辱。当西欧强势的价值观与处于弱势的俄罗斯的价值观冲突时，俄罗斯产生了本能的反抗，从误读、曲解到冲突，俄欧的融合缺少了互信基础。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在俄罗斯人心灵中造成的对西方世界满怀狐疑甚至敌意的心理鸿沟不可能很快就被填平，而随着西方化所产生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种狐疑和敌意也就越来越普遍。理解是信任的前提。在国际关系中理解是行为主体间价值观的一种交流。各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并不相同，它们可能比较接近，也可能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是，寻求理解，可以使主体对他者的价值体系做出小心、仔细和抱有善意的判断，可以找到主体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切入点。哈贝马斯在把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引申到国际交往领域时指出：“我仍坚持应当用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我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观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摒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得到普遍遵守。”不能以某一种文化价值判断来处理与其他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任何文化都应该在自身发展中不断反思，学习和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内容，才能获得其他文化的认同与和睦相处。文化的差异本质上是一种认识和观念上的差异，“每一种文化构成了解释世界和处理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只有以尽可能多的角度来观察它，才能了解它和它相处的愿望……只能通过对所有文化间的差异积极主动地尊重才能达到。”摒弃原有的偏见，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是欧俄关系未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五、日本的文化外交

(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概况

从文化上讲，日本原本是一个后进国，也就是所谓的“周边文明国”。但后来，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艺、技术”和以“和魂洋才”为指针，日本通过“为我所用”摄取西方文化而实现了近现代化和国际化，从而得以进入世界范围的文化关系领域——虽然在时间上要远远晚于欧美国家。日本现已成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文化强国。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像日本这样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独创性地借助外来文化来强大自己。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是“军事立国”；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经济立国”，科技与贸易立国；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国家发展战略逐渐向“文化立国”方向转化，最终在世纪末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构想。21世纪将是日本依靠本国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优势开始新一轮发展的世纪。

1、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的演变

日本通过摸索和思考成功地实现与外部文化——西方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打下了良好而扎实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实现了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经济也转入平稳发展之后，便开始注重加强内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至20世纪末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

(1)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以重回国际大家庭和化解经济纷争为主要目的

战后初期，日本外交战略的中心围绕着结束占领体制和“回归民主社会的大家庭”展开，重点是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为达到以上目标，当时的日本政府按照美国占领当局的指导思想在国内各个领域进行了民主主义改革，建设所谓的“和平的和文化的国家”。日本首相片山哲在第一次国会演说的结语中提到“为了突破危机，接受联合国的好意援助，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推进民主的和平国家、文化国家的建设，相信能够实现生活的安定和民族文化的振兴。”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对外战略呈现出一边倒局面，逐渐向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向发展，因此格外重视加深与亚洲“自由国家”的相互理解。与此同时，恢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成为日本外交的重点，而国际文化关系就成为日本政府促进与“自由主义阵营”相互团结的“勃合剂”和增进外国对日理解的“催化剂”。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腾飞，特别是日本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之后，日本经济和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进军。日本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然而由于特有的文化背景及其行为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发生的经济摩擦。日本被许多国家批判为只重利益的“经济动物”，这无疑影响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家形象。这一局面的出现，使日本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外交的作用，也将文化外交的目标逐渐向重视“促进经济关系方面相互理解”的方向转变。同时经济的成功所带来的全民族文化上的骄傲感也使日本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对本国文化独特性的宣传，来达到化解日本与外国的经济摩擦与矛盾、增进相互沟通的目的。但是，在当时美苏对垒的两极格局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的注意力还是主要集中在经济的发展以及应付冷战格局的影响上，也很难说有主动、宏观、明确的文化外交战略。

(2)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一从“文化大国”到“文化立国”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政治上，美苏关系开始缓和，东西方交流增加。经济上，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进入“滞胀”阶段。国际社会在相互依存性加强的同时各种形式的摩擦也不断发生。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文化外交的作用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摩擦方面，而应发挥其更重要的功能。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越顶外交”也让日本政府不得不反思过去在外交上“唯美是瞻”的做法，重新重视外交战略的多元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后，日本政府意识到，要确立国家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要成为世界级大国，最迫切的是要提高本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对世界施加强有力的政治影响力。而要发挥这样的政治作用，光靠本国的经济力量，而在文化上没有吸引世界的魅力，是办不到的。“即使它于其他领域在世界各国中举足轻重或名列前茅，其大国的内涵也是显然因文化的贫乏而打了大折扣的，仅仅是一个具有躯壳的大国而已。”为此，日本政府首次提出“文化大国”的国家发展理念，主张对外要树立日本也是一个文化国家的形象，力图把由吸收并改造世界文化所创造出来的新型的、具有世界魅力的日本文化推介到全世界。也惟有此，才能确保日本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强国之一的同时，也成为文化强国俱乐部的成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也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把“文化外交”列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四大重点之一，这也是日本政府对文化外交战略重要性的重新审视，文化外交成为日本政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多元化的一种战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大平内阁深刻意识到“文化时代的到来”。大平首相在国会演说时表示“在以欧美为榜样的百年近代化历史上，在追求经济富裕的战后年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脱轨’，在物质文明被认为达到极限的今天，时代从经济中心在向文化中心转移。”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日本“一亿中流化”和“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日本政府审时度势的提出“日本的时代已经开始”，即日本“从模仿和追随西方的文明开始开化时代”迈向“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并提出建设“文化大国’，建立亚洲和世界文化基地的战略目标，以此作为“第三次远航”的强大动力。当时大平内阁就宣布把日本的“文化战略”提升到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中曾根首相提出“文化大国”的概念，他把“璀璨的文化之国”和“国际国家”结合起来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表示日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世界积极地做贡献”。在《建设具有文化力的国际国家日本》一文中中曾根提出了“建立文化发达国家”的战略构想，他说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经济国际化，而不在文化、政治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就不可能成为政治的国际国家”，“过去，我们对吸引和消化外来文化，即对文化的‘接受’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对外传播所做出的努力很不充分”，“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竹下内阁成立后，则把国际文化交流定位为日本外交三大支柱之一，日本在欲圆文化大国之梦的道路上扬帆启航。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世界文化日益交融与碰撞，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注重文化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世界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文化这种“软实力”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在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的破灭无情地粉碎了日本的“经济神话”，并在日本民族心理内部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也迫使日本政治家摸索治国安邦的新疗法。年，日本外务省制定出针对美、中、加、英、德、法等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同时还计划把东盟各国，特别是与日本有历史宿怨的国家列为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国家。年，日本召开“关于国际文化交流的恳谈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日本国际文化战略的重大思路，并向当时的羽田政府提交了一份《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大思想，报告称“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日本在文化、学术方面做出贡献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了，日本应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来做出国际性的贡献。”为此，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表示要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往，在文化上做出国际贡献并传播文化。这是日本继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贸易立国”和80年代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口号之后又一重大战略举措。而“文化立国”国家战略的出台，是日本政府为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新的战略调整，也反映出了文化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价值。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东南亚五国时，在新加坡发表了被称为“桥本主义”的政策演说，特别强调要“建立丰富多彩的文化合作和交流关系，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培养亚太地区共同体意识”。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夏威夷演说时提出“要为亚洲构筑立足于人的尊严的和平与繁荣的世纪而努力，强调重视亚洲再生和人类安全的同时进行知识对话”。

3、21世纪以来——树立国家品牌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

荷兰政策学家彼得·凡·汉姆年月在《外交事务》中撰文认为，品牌是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认知或看法，而“品牌国家”则是外部世界对某一特定国家的看法，国家的品牌化就是如何在国外销售国家的形象。在当今的全球化信息社会，强势的品牌国家在吸引外资、吸引人才和产生政治影响力方面是非常有利的。品牌国家的经营过程，既可以强化外交，也可以帮助国内发展，并使其成功地融入国际社会。日本政府也把文化外交作为其树立国家品牌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有效工具和途径。日本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不断加强日本在文化外交上的力度和举措。在日本文化厅发表的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报告书《今后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流基金会发表的国际交流研究会报告书《新时代的外交及国际交流基金的新角色》中，都把国际文化交流作为日本在新世纪开展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日本外务省设立“文化交流部”，进一步强化文化外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设立首相个人咨询机构“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这一机构的目的是通过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培育国际上的亲日感情。恳谈会向小泉纯一郎提交了《创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日本》报告书》，报告书指出日本文化外交应当遵循三个理念：

第一，日本外交应该以普及日语、流行文化和现代艺术等为开端，在世界上积极培养“爱好日本动漫的一代”，使他们自觉形成对日本文化的兴趣；

第二，日本要积极接纳承担跨文化交流的人才，通过“创造性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从而使日本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化创造的据点”；

第三，要向世界传达日本“尊重和平和共生的精神”这一普遍的价值观，努力成为“架构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桥梁”。

恳谈会还提议把存在历史认识问题的东亚和需要加强文明间对话的中东伊斯兰地区，作为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通过文化交流和对话以及文化上的国际合作，促进这些地区对日本的理解，加深相互间的信任感，并以在未来形成“东亚共同体”为目标培养共同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秋叶原数码好莱坞大学发表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讲演，提出了以动漫等日本流行文化为主开展外交活动的战略。麻生认为，外交已经成为品牌形象的竞争。仅仅依靠外交官的努力是不行的。如果不广泛地借助从事日本文化事业的人们的力量，是不会成功的。日本动漫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中极具影响力，可以“打造日本品牌，推销日本梦想”，挑起把现代日本文化推向世界的重任，这是外务省的官员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因此应该把动漫用到日本外交上来。演讲中，麻生还提出了推广现代日本文化的一些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由政府支持，制作出一天八小时，一周七天用英语传播日本信息的电视频道，让全世界了解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从而达到支持日本文化外交的目的；

第二，官民合作，特别是要发挥外务省和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强化日本语教育；

第三，设立一个面向世界各国年轻漫画家的权威的漫画诺贝尔奖——“国际漫画奖”，挖掘和培养有前途的漫画人才；

第四，任命日本年轻的优秀动漫画家为“动漫文化大使”；

第五，推行“文化交流实习生”计划，让当地的学生在日本大使馆或总领事馆从事一段时间的文化交流工作，培养“知日派”。外务省特设咨询机构“海外交流审议会”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报告书，建议通过动漫、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影视剧、时装和饮食文化等易被接受同时具有强大渗透力和一定的思想性并可以传播日本形象的流行文化向全世界宣传日本。报告书中还提出了任命“动漫文化大使”以及设立“国际漫画奖”的具体措施。日本外务省将相关奖项和活动的费用列入了当年财政预算草案，并拨巨款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的播放版权，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例如，将动画片《足球小将》提供给伊拉克的电视台播放，希望通过此作品让伊拉克人民了解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坚强求进步的国际化精神。2007年6月“海外交流审议会”再次就“对外传播日本文化”向麻生太郎外相提交了建议书，提议为与全球性的“汉语热”相竞争，对抗中国不断新建的孔子学院，未来两三年内应在政府主导下在全球范围内增设日语教育点。这些日语学校不仅要教授日语，还应该介绍动漫、电影、茶道、插花等日本文化，“让他国国民对日本文化感到亲切”。建议书还提议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宣传动漫引进麻生太郎的作品等日本流行文化，并要求开设播报日本新闻的国际广播电视频道。2008年2月14日，“海外交流审议会”向高村正彦外相提交了《关于提高日本对外传播力度的措施与体制》的咨询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强化电视对外播放扩大日语教育有效开展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日本现代文化的传播，加强对文化交流有功人士的表彰着重加强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等等。报告还列举了具体的宣传措施争取从2008年度开始将NHK的国际对外广播扩充为英国广播公司的规模增加日语教育基地在对外交往中积极有效推广动漫等现代日本文化支持智囊机构、大学的日本研究，等等。2008年3月19日，“哆啦梦”中文译名“机器猫”、“小叮当”被任命为日本“动漫文化大使”，承担向全世界宣传日本动漫文化和提升日本对外形象的重任。

(二)日本文化外交的组织运营机构、资金预算演变

在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需要，日本的文化外交机构、资金和法律保障等各方面也在不断被调整和加强。

1、日本主要的文化外交机构

日本从事文化外交的行政机构是文部科学省、文化厅隶属于文部省、具体负责日本文化行政的副部级行政机构和外务省下属的文化交流部。就文化外交事务的具体实施中，早在1934年日本就成立了文化关系协会，负责向国外传播日本文化。20世纪60年代，设置了专门的文化和教育联播网的官方广播电视——日本广播协会，另外还有私人资助的发达的广播电视网络等。日本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除了文化厅、文部省、外务省等行政机关外，还有国际交流基金会、国际写作事业团等特殊法人组织以及全国有关的文化团体等，他们相互协作，共同配合，展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际文化交流。一般来说，外务省根据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合作协议或协定，通过所在国的使馆与领事馆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并制作、发送海外宣传广告宣传资料，邀请和派遣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互访，开展无偿的文化援助活动等。国际交流基金会承担着对外交流的重要任务，向海外派遣人员并安排国外的专家学者访日，从事调查研究、对海外的日语教学和日本问题研究给予积极的支持，通过举办展览会、舞台艺术、音乐会等多种文化活动介绍日本文化，也将外国优秀的文化及时的介绍到国内等。作为日本政府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实施者，文化厅对外文化交流的重点是在文化艺术上，文化厅的对外文化交流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路构想和策略实施体系。除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外，日本全国各相关基层组织、民间团体、企业等也都从不同的侧面与层面积极地协助政府和权威部门做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2、资金预算——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文部省文化厅为例

文化厅是日本推行文化外交的重要部门，据日本文化厅的调查，日本每年的文化预算在发达国家中并不算高，均低于法、英、德，但从1968年文化厅成立以后，文化预算开始每年递增，1968年文化预算只有50亿日元，到1980年达到了400亿日元，此后的10年因进入财政紧缩时代而处于原地徘徊状态。之后，随着对文化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强，又出现了快速增长，1994年文化厅预算在文部省的总预算中达到了1%，接着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文化厅预算为1017亿多日元。

3、国际交流基金会

外务省把推进文化外交作为明确的手段和目标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外务省用于推动文化外交的资金预算不断加大。以2007年为例，明确列出用于开展文化外交的资金预算为209. 4亿日元，其中人员交流49. 4亿日元，交流年预算1. 6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130. 5亿日元，无偿推动对外文化事业20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枢纽作用的专门机构。其首要宗旨是“生产、收集、交换和分送资料，以向海外介绍日本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其中包括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电影、幻灯、照片、录音机和磁带等其他视听资料。”例如，1973年，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了部电影向外发行和派遣海外的21名日语专家，1991年资助的电影达到了129部，而获得资助的日语专家也达到了204名。2008年，基金会资助日本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在海外进行了共计58次公演。根据《国际交流基金法》，基金会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政府出资(首笔基金约为50亿日元)、政府出资收益、政府开发援助、预算、以及民间捐赠。自1972年成立以来，日本政府对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三)日本开展文化外交的主要途径

随着冷战的结束，1991年，日本外务省指定出针对美、中、加、英、德、法等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同时还计划把东盟各国，特别是与日本有历史宿怨的国家，列为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国家。1994年，在《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大思想，报告称“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日本应在文化、学术交流方面做出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了，日本应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来做出国际性的贡献。”为此，日本政府制订了旨在适应21世纪的新文化立国战略的《特殊21计划》，把“推动国际艺术交流事业作为所要开展的四项事业之一”，并决意采取文化、艺术等多元化发展方式向“文化大国”挥鞭进军。2001年，日本国会专门通过了“振兴文化大国”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从司法上保障了向“文化大国”的推进。日本政府的文化外交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

1、对外文化交流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振兴其存在最重要基础之一的文化、艺术和体育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政府对对外文化交流十分重视，把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作为“文化立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向世界介绍本国的文化，积极促进日本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理解，并力图在这一过程中将日本文化推广到全世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和世界各国开展的文化活动来达到以本国文化影响和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目的。重视在与各国开展艺术、体育等文化交流活动中介绍日本文化，除了介绍和宣传对方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以外，日本还着力介绍和传播本国文化。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可以向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资金等属于硬件的东西，也可以提供软件方面的东西，例如日本的企业家精神就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在“要向外国输出日本精神”的对外文化战略指导下，日本在舞台艺术的国际交流方面提出了“舞台艺术高级化—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利用国际艺术节或国外的节日等机会出国公演，传播日本的舞台艺术文化。同时，日本政府以及社会团体还在世界各地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节、文化月活动，向世界推广介绍日本文化。文部省等有关部门对于这类活动给予多方面支持的同时还从经济上给予补贴，以便使这类活动能够持续开展。对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举办的国际体育活动运动会、专项比赛、美术展等，日本政府也积极给予支持赞助。在日本政府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的支持下，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等在世界各地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介绍日本文化的活动。

2、加强人员往来

加强与国际文化方面的人员交往，是日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根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2005年，仅文部省系统向海外派遣的教师和研究者人数即达137251人，接受外籍教师和研究人员达34939人，均为历史最高水平。日本政府特别重视青少年的友好交往，日本各级各类政府涉外机构和社会团体都参与到人员、特别是青少年的往来活动中来。比方说，外务省主办“青年日本研修”、总务厅主办“世界青年之船”、国际合作事业团工主办“为了世纪的友情计划”等。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日本本国青少年和国外的青年参加，参加活动的人员数目每年都在几百至几千人左右，规模不等。日本政府还特别重视让本国的中小学生到国外去进行修学旅行，从而扩大他们的视野，在促进与他国交流的同时向外国传播日本的文化，修行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

3、促进“放射型”的国际学术交流

日本政府把学术交流也看作是分担国际责任、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作贡献的形式，甚至认为它体现着国际贡献的程度。文部省在其一年一度的《教育白皮书》中指出“随着我国国际责任的增强和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我国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做出国际性的贡献。因此，学术的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大为提高。”，正是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日本政府指导国际学术交流的政策有了新的发展。1994年7月，日本政府关于学术问题的智囊机构—学术审议会议，提出了促进日本国际学术交流的三点建议加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内学术研究基础加强和充实接纳外籍研究人员的体制促进“放射型”的国际学术交流。如果说日本在以往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更多地扮演着谦虚好学的吸收型学习者的角色，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实力的大增和追求大国战略步伐的加快，其国际学术交流的指导方针也从“吸取”转向“放射”，传播出一个大国在高级学问领域不再是学生、而是老师的信息，这也有利的配合了日本谋求大国地位、树立大国形象这一对外战略目标。为此，日本政府大力赞助设立跨国联合研究和共同开发的学术、科研项目，尤其是广泛援助在海外的日本研究项目，为海外的日本学学者提供一切赴日学习、研究的机会，向海外的日本学研究机构派遣师资。另外，日本政府还通过“日本学术振兴会”建立了网络海外学术信息、传播日本学术信息的“海外研究联络中心”。

4、外向型的教育——以留学生和日本语教育为例

从1953年与法国签订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开始，日本早期的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援助。从1954年开始，日本文部省用国费招收外国留学生，接受的多是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学子。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还推行了“科隆坡计划”，面向对象国招收研究生和派遣专家以促进对象国教育的发展，并借此改变日本的国家形象。总体而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国际化程度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争做世界大国，实现国际化的目标，日本政府也随之对教育政策的国际交流方面和相关的对外教育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在国内教育上，日本在建立文化国家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摆脱文化上的欧化，积极挖掘并重新评估民族自身传统文化，培养国民“珍视文化与传统的心态”，并以此树立国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化的文化教育，在增进国际理解中培养未来的日本国民的国际协调精神和国际生存素质，“培养在国际社会中受信赖的日本人国际公民”。为此，199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编写出版了《我国的文教政策》，明确了面向世界的国际型文化教育新方针。在该方针指引下，文部省主持修改了中小学《学习指导纲要》，对中小学各门功课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做了详尽的说明。从此，这种教育体制改革把日本的国内教育导向有利于国际接触、交流和增进相互理解轨道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国内教育以向世界介绍、传播和推广日本文化的基本目标。而在对外教育政策方面，日本采取的最为直接有效的两种手段是大量吸收留学生和在世界范围大力推广日本语。

第一，留学生教育。留学生工作一直是日本政府对外文化政策中重要的一环。日本政府不仅把留学生看作是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的使者，实现日本文化走向世界较为便捷的中介，而且深知留学生归国后，作为各国的精英，其态度不仅会影响到其国家的广大民众，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政府的对日政策。因此，可以说，留学生政策是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日本《教育白皮书》就明确提到“留学生交流……对促进国际理解、国际合作精神，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合作为其培养人才是具有及其重要意义的。”接受外国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文化，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同情，并把日本文化包括大和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传播到全世界，这为培养国际公众对日友好态度、并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战结束后初期，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国内发展的需要，日本留学生交流的重点是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并学习先进的欧美文化。随着经济地位的增强，日本政府虽然也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但是接纳程度与其他西方国家姓比，程度相当低。1979年日本共向国外派遣了13000名留学人员，而该年接受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却仅为5933人，并且其中8成以上来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到1982年，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为8116人，而同期美国为326299人，法国为110763人，英国为50684人。日本在留学生数量和比例上与西方国家的巨大悬殊，也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痛感在留学生接受方面的落后，下定决心要追赶西方先进国家。1983年4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时，提出要大幅扩招外国留学生。同年6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日本文部大臣私人咨询机构——“面向21世纪的留学生政策恳谈会”，8月该机构向文部大臣和总理大臣提交了书面报告，在报告中恳谈会提议日本以欧美发达国家接受的留学生程度为目标，综合性和结构性地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规模，使留日学生的人数到21世纪初达到10万人。这就是著名的“十万留学生计划”。该计划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文部科学省以该计划为蓝本，一直致力于计划目标的实现。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料显示，在日本政府提出并实施“10万留学生计划之后”，日本接受留学生的数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留学生教育，一方面留学生教育不仅仅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留学生教育对于加强日本综合安全保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日本政府把文化交流看作是加强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环。因为留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对日本的方方面面都有切实的感受，学成归国以后往往又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日本的态度不仅会影响到其本国的民众，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本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因此，如果留学生政策处理得当，并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好这笔无形的财富，形成对日本国家和民族的一个友好的氛围。这无疑有益于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同时，大量接受外国留学生，其本身就是文化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留学生在日本主要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等为目的，加上长期生活在日本，耳濡目染，最容易接受日本文化。他们学成归国以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日本文化包括民族精神、思维、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广义的文化带回本国，因此能起到传播日本文化的作用。因此，日本政府把留学生看作是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的使者，是实现日本文化走向世界较为有效和便捷的桥梁与中介，是日本圆文化大国之梦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世界范围大力推广日本语

在文化教育上，推广日语是日本实现对外文化战略目标的核心环节之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伸展到哪里，就会将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带到哪里。因此日本政府把加强日语教育看作是向全世界传播日本文化、让世界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手段。日语的国际推广事业由外务省下属的国际交流基金会、文部省和邮政省三方共同承担。为了向全世界推广日本语教育，日本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第一，加强日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各大学设立日语教育专业，并开始实行日语教育能力水平测试，以确保师资水平；

第二，支持国外日语教育。为推动国外日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日本政府从1990年开始派遣日本国内公立初、高级中学的教师到国外的中等教育机构支援日语教学，该计划被称为是“REX计划”。除此之外，日本政府每年还派遣资深日语教育专家到国外或邀请外国的日语教师到日本，进行与日语教学相关的一些培训；

第三，在日本国内外实施“日语能力测试”。为检测外国人的日语学习水平，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共同主办在日本国内、外实施的“日语能力测试”。该测试于年开始面向母语为非日语的人群，考试优胜者，可以获得相关的资格证书并能得到日本政府的适当奖励，以此激发外国人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兴趣。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教学机构、教师还是学生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这种增长势头仍在持续。这对实现日本政府促进日本与世界的交流、理解，传播本国文化的目标无疑是一个好的征兆。

5、对外文化贸易

在日本，对外文化关系常常被用来当作扩大对外贸易的润滑剂，反过来，对外贸易又往往为输出文化搭建舞台，架桥铺路，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经贸搭台，文化唱戏”。日本政府不仅把文化当成观念之物，也视为一种可以器物化的“朝阳产业”、“优等产业”，同时也深刻意识到文化产业的政治战略意义。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外向型的文化投资战略和相应的文化产业政策，它总是把文化输出同商品输出捆绑在一起，并不失时机的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制造出“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由此，日本文化随着日本产品，特别是文化产品，飞速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蔓延、渗透，如日式宗教旧式禅宗、卡通、电影、茶道、柔道、空手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很会动脑筋，在如今这个多媒体时代，以电脑动画、卡通片为主的新媒体艺术，已经成为激活日本世纪艺术文化的原动力。日本的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软件在亚洲地区很受欢迎，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花仙子、阿拉蕾、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名侦探柯南、皮卡丘等卡通形象家喻户晓。日本政府善于利用本土文化特色来输出文化，而且别具匠心，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向美国首都华盛顿赠送了3800株樱花树，随后不间断地派出日本园艺师赴美作技艺指导。樱花繁育万千，每逢春天，樱花烂漫，就在美国首都构成一道浓烈无比的日本景观。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主持下，日本还在华盛顿举行一年一度的樱花节，趁机在美国掀起销售日本产品如影视、漫画、音乐和的高潮。日本政府还善于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变相的输出文化。如外务省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基金”供对方购买日本的电视节目，日本的每年向外国电视台无偿提供盒录影带。这种通过外贸渠道展开的文化外交形式一方面给日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使日本获得了“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大国”的美誉。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日本漫画、动画片和游戏软件在国际产业市场的规模达到了34万亿日元，占据世界文化产业30%的市场。目前，有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电视收看日本动漫，世界各国播放的动漫作品中有以上来自日本，在欧洲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159亿美元，这一数据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4倍。遍布日本和全球的日本动漫迷们每年在电影和视盘上的消费超过了50亿美元，此外，与日本动漫相关的商品消费是180亿美元。另一方面，通过文化贸易，日本在文化输出的同时也把一个“文化日本”的国际形象传递给了全世界。

6、对世界文化事业的援助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文化交流与援助活动，以增强其国际影响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以前援助的重点在环境、移民等问题上，从世纪年代开始，教育、学术和文化等领域逐渐成为日本政府援助的重点。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上增加了对外教育援助的预算份额。在文部科学省的预算中，相关事业的预算额度也不断增加，日本还特别注重发挥其作为经济大国的优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积极参加诸如文物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进行援助等双边与多边的国际文化活动。1989年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设立了用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信托基金”。这笔基金尤其在保护亚太地区世界遗产等文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对柬埔寨吴哥古迹的保护，对中国西安唐朝大明宫含元殿的修缮，对吐鲁番交河古城的保护，以及对南亚国家佛教遗址的保护等。同时，日本还对文物保护提供人员和技术援助，如日本的和纸保存技术被试用于中国敦煌的文物修复工作等。日本政府还鼓励民间志愿者参与中国的治沙事业，在各大沙漠义务植树种草。1993年，日本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资源保存日本信托基金”，该信托基金主要是以亚洲地区为中心，以舞蹈、音乐等传统艺术，陶艺、漆艺、染织等传统工场的优秀的无形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复兴为目的。日本还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事业给予援助，内容从赠送文教器材，到提供资金和人才。除此以外，日本还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文化交流与援助活动。据统计，随着日本基金捐赠的增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所资助的项目也越来越多，除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无偿援助以外，对发达国家的一些文化艺术团体，也进行了捐助。总体来说，日本的无偿文化合作稳中有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日本政府对国际文化事业的积极合作的政策及其，对日本发展同各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树立其和平大国、文化大国的形象，无疑意义深远。

[1]转引自潘小松《美国对华关系的文化因素》，载于《国际论坛》， 2001年2月，第三卷，第1期，第27页。

[2]参照朱马杰《美国文化特征及其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 http：//www. xslx.com/htm/gjzl/zlps/2003-10-27-15159. htm.

[3]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中提出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文化控制。他指出：“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象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这一概念的提出未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对外交行为作用的一种新思路.

[4]Edward Burns， The American Ideas of Miss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arse and Destin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6-7.

[5][美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6]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载于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1995年12月第1版，第356页。

[7]布庆荣《冷战后美国的“价值观输出”，载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5年第3期，第15页。

[8]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与教育交流处：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历史回顾资料.http：//usembassyChina. orb. cn/acee 八 ndexfhtm1， 2005-03-10。

[9]范中汇著：《英国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98页。

[10]茅晓篙：《英国文化委员会》，载《国际资料信息》， 2005年第8期，第33页。

[11]范中汇著：《英国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02页。

[12]盛红牛著：《英国政治发展与刘一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13]温飚：《英国广播公司的改革之路》，载《视听界》2004年第5期，第32页。

[14]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5]David Dimmleby & David Reynolds，“An Ocean Apart. The Relationship Century”，New York：1988， pp. 318-321.

[16]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BoardTerms of Referenceas agreed in 2002see www. fco.gov. uk.

[17]See：BBC Annual REVIEW 2004/05， financial Statements， p. 37， available at www.bbc. co. uk/worldservice；BritishCouncil，“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nual R eport and accounts 2005-05， December 2005， p. 65， available atwww. bitishcouncil. org；Public Diplomacy Review， 15 December 2005， p. 17， para. 51. 4.

[18]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9]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6页。

[20]许志新：《普京的政治思维与实践》，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5期，第3页。

[21][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45-346页。

[22]22 Robert St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 Business Parkdrive， 1998， N. Y.转引自《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冯绍雷，相兰欣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

[23]俄新社莫斯科2003年6月5日电，转引自《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冯绍雷，相兰欣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4]《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25]刘再起：《从追求“强国”地位到更加关注“民生”——解读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2000—2006)》，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页。

[26]徐海燕：《俄罗斯联邦社会院的成立与发展》，载《国际资料信息》2007年第1期，第20—22页。

[27]邢广程主编：《2005年：应对挑战(俄罗斯东欧中亚黄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103页。

[28]http：//www. svoboda. org/programs/tp/2005/tp. 071105. asp

[29]李兴耕：《以“主权民主”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统一俄罗斯”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综述》，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2期，第17—19页。

[30]张树华：《俄罗斯与西方的“民主”之争》，载《求是》2006年第24期，第56—58页。

[31]Robert Pinsky，“Eros Against Esperanto”inJ. Cohen and M. C. Nussbaum eds，For Love of Country：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Boston， Mass：Beacon Press， 1996).p. 97.转引自《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何佩群主编，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32]http：//zqb. cyol. com/content/2007-05/11/content_1756226. htm

[33]http：//www. krenlin. ru/appears/2007/04/26/11556_type63372type82634_125401. shtml.

[34]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5]张骥等著：《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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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5页。

[39]张昊琦：《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第9页。

[40]姜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41]利哈乔夫著，吴晓都等译：《解读俄罗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42]И.基列耶夫斯基：《论欧洲文明的特征及其与俄罗斯文明的关系——给科马罗夫斯基伯爵的信》，张百春译，《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第69——73页，(“他们”指西方派代表)。

[43]Б.Н.米罗诺夫：《现代化模式中的俄国和西方》，张广翔译，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11月，第6期。

[44]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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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Russiaand Eurasia Program， Russia and Eurasian Report， January 2004， Issue1， www.csis. org.

[47]朱达秋，周力著：《俄罗斯文化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页。

[48][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0页。

[49][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全球化的挑战》，载《法国标签》月刊，2003年5月15日。

[50]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 2005年5月20日。

[51]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 2004年6月1日，http：//www.russia. org.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