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园林规划的介绍,园林事业两代人

程世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留学于美国农林专业最有名的康奈尔（CONNELL）大学。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园林部门担任重要职务。20世纪50年代调入北京任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设计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等职。曾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程世抚先生参与了全国众多地方的规划工作，针对天津、合肥、沈阳等不同城市，因地制宜提出建议。根据天津市的特点，指出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严格管理，是当务之急。对极显混乱的交通运输，规定卡车不得入城，货运可夜间操作，应有便利行人穿行的通道，人车宜分流，城市绿化、旅游、文物都必须在城市规划中落到实处。对合肥市规划提出建设过程应周密考虑并充分利用本市已有绿地，如护城河、拆墙后的环路，绿化大蜀山和水库及公路两边种植树带等；把杏花村蔬菜基地也组织在全市绿地以内，体现结合生产的新途径，此可称之为“城市里的农村”，还可兼搞农作物、养猪养鸡，给城市中小学提供实习务农场所，起到动物园、植物园的辅助作用。沈阳是旧的大工业城市，重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城市用地紧张，人口密集，建设经费不足，住房奇缺，要进一步重视总体规划的基础资料，沈阳全市规划要包括工农生产建设项目，如安排防洪水坝、船闸等排灌工程。规划时需全面考虑生态变化、水源防护与全市水系的联系及沿岸绿化等，要综合利用一切自然资源。规划的重点应放在旧城改造上，调整工业，充分挖掘潜力，以近期规划为主，更具现实意义。学习西方经验，注重专业协作，废除大而全，兴建中小型企业，这样具有投资省、收效快的优点。对东湖风景区、桂林风景区等地的规划，主张风景城市的规划要从实际出发，体现中国特色和地方风貌。特别对上海城市的发展与未来提出要有自己的发展路子，控制上海畸形发展的治本方法，并指出上海有着促进“四化”全面发展的责任，对华东乃至全国应尽到技术上“传、帮、带”的责任。程先生主持规划设计了浙江奉化溪口公园、上海龙华风景区和市区园林大道计划以及昆山公园、人民公园、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园林绿化工程。近半个世纪以来，程世抚走过了一条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和科技专家的道路。他工作勤奋努力，兢兢业业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已逝世，但在城市园林建设实践中，提出应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树立大绿化系统的观点，直至今日仍然具有极重要的指导价值。

抗战胜利后，程世抚应上海市工务局赵祖康局长的邀请担任园场管理处处长兼正技师。194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的程绪珂随父亲进了园场管理处，在中山公园第四苗圃当助理技师，在向工人学花卉栽培实践的同时勤奋自学有关园林绿化知识。程世抚先生曾兼任圣约翰大学农学院教授，程绪珂是他的助教。在老一辈园林专家的指引下，程绪珂虚心向技术干部和工人师傅请教，与大家和谐相处，由此时至今，她与园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确定了“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把园林绿化列为城市建设任务之一。1950年9月7日陈毅市长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过去多年被帝国主义分子盘踞的跑马厅改建为公园，并题写了“人民公园”园名。

1954年11月在人民公园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菊花展览会，参观群众络绎不绝，不到一个月，收入达旧币4亿元（相当于现在4万元）。当市领导前来参观时，园管处建议用这些经费从上海四周城市购买被称为“绿色古董”的盆景。当时在潘汉年副市长支持下获市财政局批准。这就是龙华苗圃盆景园的由来。

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园林界将举办“百花齐放”花展，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知道后，对夏雨和程绪珂说：“要称得上百花齐放，一定要有牡丹花，没有牡丹花称不上百花。武则天曾命令牡丹花开，牡丹不从。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工人，有技术人员的智慧，难道牡丹花还能不开吗？”由此成立了有留美、留日老工程师、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及花卉栽培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们参加的科研攻关组。大家跋山涉水，走访取经，寻找苗源。在土窖、冰窖内夜以继日一次次的研究试验，牡丹终于在国庆节开花了。原来在晚间开放的昙花也在白昼为人们绽吐出了笑脸。一位委内瑞拉的园艺家参观花展后留言：“中国工人听毛主席的话，而花听工人的话，把夜皇后变成了日皇后”。

程绪珂任职期间，十分重视资源植物研究、新品种的培育和新技术的运用。典型的成果有万国宝培育了众多康乃馨杂交新品种，科研所包慈华首次在上海组培兰花成功。20世纪70年代曾立课题“上海实用木本油料引种研究”。在原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所长张连全的带领下，成立了由北新泾苗圃、共青苗圃、长风公园、金山石化厂的协作组。经课题组筛选后，在植物园内引种种植了大量的油橄榄，以及文冠果、新疆核桃、梾木、毛梾、翅果油树等。

事业发展首先要抓好规划，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规划编制。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日益发展，有计划地对绿地系统进行结构调整，成为环境工程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城市中心人多地少，绿地更少，需要城乡统筹。程绪珂指出要贯彻生态系统理论，进行城乡一体化的规划编制，把城市绿化纳入更大范围的自然生物圈体系，实现“城市与自然共存”的战略目标。她还指出上海绿地建设规划编制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旧观念，从传统的绿地系统改为城乡一体化的系统，实现城市用地、农业、林业、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及一切自然因素之间的合理布局；要建设绿色廊道（路、河、湖、江、海防护林），联系各类绿色土地形成生态绿地网络系统；将人工自然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融合，以最大限度改善城市生态系统，改善环境质量。她认为凡是自然资源都有生态效益，因此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她指出自然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目前全球生态环境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衰退，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的重任，它所创造的生态效益是自然资本的储备，规划的实施也正是实现自然资本储备的重要方式。(www.xing528.com)

程绪珂先生指出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财富积累的贡献者。农业是基础产业，是唯一通过光合作用生产食品和天然纤维的产业。具有不可替代性，现在“三农”已进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上海必须向区域化城市发展，以农村这块腹地作为支持系统。今后要用农作物和经济树种为材料，创造有特色的、既好看又实惠的绿地。如奉贤的蔬菜公园，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番茄和南瓜长成攀援植物，公园开放至今引来很多城市游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转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园林绿化上，为此必须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求真务实，调动职工积极性，艰苦奋斗，迎接绿化的春天。人才是事业建设的保障，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建园林。程绪珂先生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致力平反冤假错案，结束了人整人的漫长历史。尽可能把下放的干部都请回来，建设各类人才队伍，增强团结、凝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人尽其才，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同时，还创办了园林学校、园林技工学校和园林职工学校，加紧培养接班人。

程老局长说：正视失误，十分必要。她任职在位的这些年来，也曾走过弯路，也有失误。大跃进时，也曾好大喜功，有浮夸现象，上报上海每年植树四万株时把灌木绿篱黄杨都作乔木统计在内。有些宾馆建设初期，原定乔木种植规格为8厘米，但经一再加码后成了种植40厘米的大树。由于从山区直接挖下又未经过平地驯化，种下后不久竟“全军覆没”。大树种植要谨慎，大树种植更需要技术。因此，她认为再也不能挖别人的山头，滥用野生植物资源。破坏生态、浪费严重的教训必须牢记。

程绪珂先生在她1985年离休前的任职期内为了减少城市灰尘和污染，确立了“黄土不见天”的上海市园林管理局科研课题。她深深地意识到要实现园林生态化，首先必须恢复被严重破坏的“乔、灌、草”植物群落，当务之急是用绿色植物覆盖裸露的黄土，以切实有效地解决二次扬尘的问题。这一倡议对旧有园林的理念是一种改革。为此，赵锡惟等一批技术人员开始研究地被植物在保护生态中的作用。他们对上海的地被植物进行认真、细致地摸底调查。在她和同事的奔走呼吁下，“黄土不见天”的理念和做法逐渐深入人心。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黄土不见天”仍然是上海城市绿化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

程绪珂先生多次亲自率领团队指挥和完成重大工程项目。为了上海植物园的建设，她与技术干部一起走访，向北京、广州、庐山、昆明等地植物园学习。北京植物园的俞德竣教授指出：“园林部门搞植物园与科研部门搞植物园，有共性也有特性：共性就是都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性就是园林部门的植物园要符合园林需要，加强植物引种和多样化工作，不断丰富园林绿化的植物材料。搞植物园不但要好看，也要考虑为国家资源储备服务，要有创新意识。”受俞教授的启示，上海植物园的设计采用了“克朗夸斯脱”分类系统布局，在全国的植物园设计和建设中是一种创新。

经历八年建设的大观园，运用了丰富的植物品种，特别是选用大量江南地域性的植物，营造了中国传统风格的风景游览区。在大观园建设过程中，程绪珂局长带领柳绿华等众多技术人员在既无自来水，又无厕所的恶劣环境中，与广大建设工人同吃同住，克服种种困难，使设计不脱离实际，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终于很好完成了建设任务。高级技师黄荣涛跑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寻觅了不少地域性植物。如今大观园绿树成荫，建筑与绿化融合，深得国内外人士喜爱。

上海园林经历了风风雨雨，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