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元素的介绍

解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元素

专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

撰文/刘非

“秦汉文明展”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精美的艺术、丰富的历史文化。而策划此次展览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也是博物馆最大的部门之一，拥有除亚洲以外最多的亚洲艺术收藏和最大的展厅面积。本刊特约作者在美国纽约专访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希望更好地解读大都会中的中国艺术。

何慕文的办公室比较大，书柜占据了两面墙，墙上挂着书画，桌上放着摆件，也是一处悠然自得的小天地。他动作缓慢而悠闲，似乎已经浸润了中国道家气息。我们在沙发区对面而坐，他是一个中国古画迷，每说到一件作品，他都一定要找到这件作品的图册，边看画边解说，如数家珍。

何慕文已在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工作了40多年，他与大都会主席顾问方闻用30年时间，把大都会博物馆一屋子瓷器和一些佛像壁画的亚洲艺术收藏，扩展成50间展室都不够放的令人瞩目的亚洲艺术收藏。在何慕文看来，鉴赏收藏者除了表达对杰出艺术品的欣赏，也似乎可以与之对话，这是中国书画的独特魅力。展厅里还有赵孟頫、倪瓒、吴镇、郭熙的作品，到底画作中那些如梦如烟的山、水、松、船在述说一个怎样的故事，又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为什么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如此强盛？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找到答案。

Q=世界遗产地理

A=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进博物馆工作是理想

可以整天与书画相伴”

Q：您如何与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结缘？

A：那是在耶鲁上学的时候，和朋友去堪萨斯玩，叔叔带我去参观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那里的中国书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看不懂但十分好奇。回到耶鲁，大二时我就选了中国艺术史学者班宗华的课，学习南宋中国画艺术。他的课让我入迷，后决定转专业学亚洲艺术，并以中国艺术为主。之所以会去博物馆工作，还与纳尔逊美术馆有关。那时的馆长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汉学家和书画收藏家。我从耶鲁毕业，给他写了一封信，申请看北宋早期画家许道宁的《秋江渔艇图》。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看美术馆哪怕是储存在库房的藏品。

还没等到回信，我就又一次经过堪萨斯，去了纳尔逊美术馆。那天是周一，美术馆休息。我绕到后门，与保安聊天，他把我直接带到馆长史克门的办公室。史克门给我一个“馆长的客人”的牌子，把所有展厅的灯打开，让我随便看。他又带我到了库房，抽着烟将《秋江渔艇图》在我面前缓缓打开，烟缓缓地飘在高处，许道宁笔下那些虚无缥缈的山水就在我的手中、我的眼前。

史克门在20世纪30年代收藏了这幅画，后捐献给博物馆。在古代中国欣赏手卷是一件私密的事，不是好友不会一起欣赏，欣赏时还要喝酒聊天。所以，那一天对我来说非常奇妙，于是进博物馆工作就成了我的理想，因为可以整天与书画相伴。

真正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工作也是巧合。我的老师班宗华是我敬佩的中国艺术学者，他的老师是国际著名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学者方闻教授。我给方教授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去欧洲转一圈，看看所有博物馆里的中国艺术收藏，然后去台湾学中文，最后在博物馆工作。方教授回信约我见面，原来这时候他正好被大都会博物馆聘请为顾问主席，要找个助理，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一周来一次纽约就行了。我不愿意，我说大都会博物馆没有许道宁，没有中国书画。这时候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一位跟随方闻收藏中国书画的收藏家，劝我应该珍惜机会，只要方闻来，一切都会不一样了。那是1971年。这以后，除了1974-1979年我去普林斯顿念博士，就再也没离开过大都会博物馆。

Q：方闻来了，确实不一样了。1970年，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馆藏只有一间屋子的存量和几尊佛像、壁画。方闻担任亚洲艺术顾问主席的30年，亚洲艺术馆藏已经超过50个展厅的存量。而这30年您都是参与者，这些成就是如何获得的？

A：方教授很有智慧，贡献很大。中国书画是他的兴趣和专长，但是他的责任是振兴整个亚洲艺术部。他认为一个好的博物馆，有三个要素，最重要的是人才，第二是藏品，第三才是展厅的建设和设计。他一来首先解决人才问题，1973年，他请来马丁·勒纳（Martin Lerner）负责印度和南亚艺术，1974年请来茱莉亚（Julia Meech）负责日本艺术。

对于如何增加藏品，方教授认为我们已经来不及一件件买了，要把重要收藏家的艺术品成批地收藏起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季迁，王季迁曾向克利夫兰美术馆逐张卖过藏画。方教授和王季迁很熟，知道他手中有赵孟頫、倪瓒、钱选等中国画家的重要作品，怕以后收藏不到，所以一下收藏了25幅。这样一次性收藏到一批重要的中国画，而且数量多，价格便宜。

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于1971年起任职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曾是大都会博物馆主席顾问方闻的助手，于2011年被任命为亚洲艺术部主任。他拥有耶鲁大学的艺术史本科学位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是全球知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书画有深入的研究，曾经在全球40多家学术机构，包括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关于中国古代书画的演讲并出版众多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著作。

● 右页图 大都会博物馆的内部陈设。随着藏品不断增加，该馆经历了多次扩建，整幢大楼凝聚着各个时期不同的建筑风格，占地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供图/东方IC

大都会博物馆了不起

其实是纽约收藏家了不起

Q：王季迁是一位旅居纽约的传奇收藏家。除了1973年的25幅画作，1997年大都会博物馆华裔董事唐骝千（Oscar Tang）又将另外12幅王季迁的收藏收入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应该是王季迁的收藏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方闻如何说服他一次性出售给大都会博物馆这么多收藏？

A：王季迁爱画，他不是很富有，但曾为收藏一幅元代画家王蒙的画，把自己住的房子送去抵押。他对中国古画的热爱和痴迷，来自他的深入研究。可以说，王季迁是艺术家，也是鉴赏家。看到有神来之笔的古画，他就十分钦佩，非常想收藏，尽量多地观赏、揣摩、学习。对于这点，方闻非常了解，他知道王季迁不是阔商，不可能捐赠，就说服大都会博物馆购买。大都会博物馆的另一位董事道格拉斯·迪伦（Douglas Dillon）热心收藏中国艺术品，当即表示愿意捐献一半费用，基本解决了费用问题。另外，钱并不是王季迁最看重的，他是相信方闻，相信大都会博物馆能够将他的藏品好好保管、细细研究、精心展出，让更多人因此受益。方闻对王季迁的感情也不一般，他提议把大都会博物馆的一间展厅命名为“王季迁家族”（C.C Wang Family）。这很让我感动，这是方闻中国式的一面，重感情，惜英雄。在西方，大都按章办事，博物馆回报捐赠人有几种方式：为其出版特辑，或者在藏品的说明中注明捐赠人，只有在捐赠人出资建造展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用捐赠人的名字为展厅命名。方闻了解王季迁对中国艺术的贡献，所以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部，须有一间展厅叫作“王季迁家族”。

Q：据了解，大都会博物馆内的中国式园林——明轩（Astor Court），是20世纪80年代初请中国园林大师陈从周及苏州园林技术人员，特意从中国运材料建造而成的。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https://www.xing528.com)

A：这个想法来自美国女作家布鲁克·阿斯特（Brooke Astor）。她幼年住在北京，夏天会去颐和园边的一个四合院里消夏。四合院中的明式家具、秀丽的花园让她印象深刻。所以当我们想做明轩，试图重现中国古代充满艺术性的生活，得到了她的帮助。在阿斯特夫人的帮助下，我们收藏了一批明代家具，又在博物馆的平面图上发现有一片空地，就像天井，旁边还有一圈房间，正好合适。当时的馆长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说这是给埃及部准备的新展厅，刚花重金布置好。阿斯特夫人便问，你觉得再改建需要多少费用呢？馆长只想打消我们的念头，就写了一个他认为不可能有人会愿意支付的高额费用。阿斯特夫人只看了一眼，便说可以。就这样，我们就开工了。

原本我们想买一个现成的园林搬过来，没找到合适的。还想过找当时有名的建筑师，贝聿铭或者菲利普·约翰逊，建个现代园林。机缘巧合，我们获悉中国苏州有个修复古园林的单位，他们有完整的技术人员团队，可以种植花草、修建假山、做传统木工等。咨询后，对方不仅愿意，还可以提供他们收藏的被丢弃的太湖石，作为材料。我们一听，当即决定就用这个方案，并请陈从周当顾问。

1979年，我、方闻、阿斯特夫人还有当时的馆长，都曾去苏州，看他们为我们建造的1︰1的园林样板。那是一个仿造苏州狮子林后院设计而成的样板，我们只稍微调整了一下，就确定了。于是，将所有材料用集装箱运到纽约，随后苏州的技术人员也来了，建起了今天的明轩。

Q：我发现无论史克门对纳尔逊博物馆的影响也好，方闻对大都会博物馆的设计也罢，还是阿斯特夫人、道格拉斯·迪伦等重要捐赠者，似乎这些人，对于大都会博物馆的形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A：你说的太对了，大都会博物馆，或者说大部分美国的博物馆，重心是人。首先是专业人才，也就是各个部门的策划人。大都会博物馆的艺术和思想由策展人决定，他们都根据自己的专业研究，制定展览或者收藏方案，其他行政部门的职责就是努力让方案实现，除非难度实在超出能力范围，否则大都会博物馆都会尽全力把策展人的方案变成现实。这些方案都是专业人士毕生对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它们也体现了大都会博物馆的价值所在。

另外，捐赠人也非常重要。纽约市每年拨给大都会博物馆的钱，只占全部花费的10%左右，其他的就靠博物馆自行解决。其中一部分就来自个人捐款，而藏品捐赠就更加重要了，比如收藏家顾洛阜（John Crawford），1981年捐赠给我们200多幅珍贵的中国书画。

顾洛阜是纽约人，就住在大都会博物馆对面，与方闻也很熟。方闻知道他有一批重要的收藏，也不说什么，当时做完明轩，方闻就决定在花园边修建一圈展厅。1981年完工时，我们的展厅数量已是全美国所有博物馆亚洲部最多的。方闻请来了顾洛阜，顾洛阜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温度、湿度、灯光都严格控制的新展厅。参观完，他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足够大的博物馆，放得下我所有的书画收藏了。同年，顾洛阜就把他收藏的200多幅珍贵的中国书画，全部捐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

顾洛阜的藏品可以说件件是珍品。全世界只有几个博物馆藏有郭熙的作品，大都会博物馆就有一幅郭熙的《树色平远图》，正是来自顾洛阜的捐赠。但这幅藏品也引起了不小争议，争议就在于藏品上有一枚张大千的赏画印章。张大千是一位了不起的收藏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他的绘画技艺足可以以假乱真。谁都知道张大千有一批重要的书画，谁都想收藏。大英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都买了张大千的藏品，却发现都是他自己画的。一时间，张大千的藏品没人敢买了，就连他的印章，也成了人见人怕的标记。只有顾洛阜不在乎，他为了自己欣赏，买了大量张大千的收藏，后来经鉴定几乎都是真品。

你不得不感慨，方闻是如此智慧。也不得不感慨，这些热爱艺术的人，为了艺术能作出多大贡献。除了顾洛阜，还有安思远、唐骝千等纽约收藏家，都做了很多贡献。大都会博物馆了不起，其实是纽约的收藏家了不起。

● 图1 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供图/刘非

● 图2 郭熙的《树色平远图》。供图/刘非

● 图3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佛教雕像。供图/东方IC

艺术是一种语言，折射过去，映照当前

Q：中国文人画总是强调传承，却不强调创新，几百年都没什么变化，但是现今的艺术，认为创新是根本，您怎么看？

A：这个问题用一个实例来讲最好：把郭熙的《树色平远图》和300多年之后的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放在一起看。它们都有渔船、山，画面布局也类似。郭熙画了两个人物，赵孟頫画了两棵松树，松树用来形容君子，两棵松树就是指代郭熙画中的两位好友。赵孟頫是一位崇古、复古的画家，从他的画中明显看得出他懂得郭熙。但赵孟頫会有变化——用来表现氛围的墨晕被完全去掉，取而代之的只有线条。书法用线条表现气韵，这一点被赵孟頫用在绘画里，怎么能说他没有创新呢？

艺术不是凭空长成的，它的生长离不开历史。中国画家说的复古，不是对传统的模仿，而是呼应，用一种创新的方式去重现传统。当你在引用过去的诗歌、图像或样式，其实是在创新，因为你是在懂得的基础上去重新运用。

林肯在盖茨堡的演说中有这样一句：“先人立国已逾八十有七载。立国以自由，众生平等乃立国之本也。”其中引用了《独立宣言》中的“众生平等”，但《独立宣言》制定时，奴隶还普遍存在，女性也没有选举权，所以当初的“众生平等”指的就是白人男性。但“众生平等”在林肯口中说出，意义就变了，因为林肯强调众生平等包括所有人。艺术也是一样的，艺术是一种语言，折射过去，反映当前。再看回这幅《双松平远图》，赵孟頫的朋友杨载在上面写了一个跋，描述暴风雨袭来的情形。可是画里看不到暴风雨，他为什么描写暴风雨呢？因为彼时政治时局正处于元朝蒙古人控制下，正值狂风暴雨。赵孟頫懂郭熙，你也得懂郭熙，才能看得出来赵孟頫是如何在画中与前人呼应。所以中国文人画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有创造力地运用历史。

Q：您觉得现代的人还能欣赏中国古画吗？您也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A：最早接触中国当代艺术，是通过纽约收藏家。我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是因为发现它们看起来像西方人的创作，很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但同时，我又看到有些地方与中国传统艺术相似。比如王冬龄的抽象画，看上去很像中国书法，我就把它放在黄庭坚的书法旁。西方人不见得能够体味书法的运笔和劲道，让他们先看有共通点的抽象画，那么再看书法的时候，他们就掌握了一种欣赏的方法——可以像欣赏抽象画中的笔触和情绪一样，去欣赏中国书法，这样就入门了，然后人们才会进一步去了解中国书法的历史和文化。我其实是想利用当代艺术，引导大家入门，然后逐步提高，能够去欣赏中国传统书画。

展现世界不同文化是最重要的工作

Q：大都会博物馆在文物修复、保存方面有什么措施？中国古画可以永久保存吗？

A：第一，我们有一个修复部门，两位“高手”都来自故宫博物院，很有经验；第二，要严格控制光照。对于是否可以永久保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宁愿相当保守，让作品展览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然后让它休息几年，不一定每年都拿出来展览。我认为在严格控制光照条件的基础上，永久保存也有可能。

Q：您对中国的文物保护怎么看？近几十年考古发掘非常兴盛，您对它的情况了解吗?

A：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从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就能看出来。当然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一些遗憾，比如北京拆掉了城墙和很多四合院。虽然博物馆很重要，但是包括传统建筑在内的文化环境也同样重要。这些文化环境一旦被破坏，就永远失去了。在考古发掘方面，中国已经在世界前列，不但规模比他国大，而且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也领先很多。中国在秦始皇陵周边进行考古发掘已很久了，但秦始皇的坟墓却始终无法触及，因为要等待足够先进的技术。若是在西方国家，我可能会首先考虑打开这个最重要的皇陵，因为会对于考古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中国专家很愿意等到技术条件成熟，这种态度是我很尊敬的。

Q：1965年，大都会博物馆从一位纽约收藏家处收藏了一件云冈石窟的佛像。而如今再去中国云冈石窟，导览词会强调许多佛像被盗走，流失海外。您如何看待西方博物馆受到的指责？

A：每年都有很多中国游客来参观大都会博物馆，我希望他们来到中国艺术部，看到这些了不起的中国艺术品。同时，我在展厅里也听到有些游客边看边说，这些是抢来的、偷来的。其实他们不了解情况，博物馆有严格规定，我们坚决不购买没有出处的藏品，也不购买1970年之后才流出中国的文物。至于说1970年之前，特别是战争年代，事情就很复杂。云冈石窟被盗，有可能是当地人在战乱中为了生存，觉得有外国人愿意花钱买，就破坏了。当年的事情非常复杂，收藏家不见得了解艺术品的来源，收藏后放在家里几十年，后来又捐赠给博物馆。另外，对于来源不明的藏品，我们不购买，不代表其他人也不购买，需要所有人都不去购买才有可能起到作用，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我希望来参观的中国观众，能了解这些文物并不是最近的馆藏，也应该了解历史上的复杂情况。我觉得展现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是大都会博物馆最重要的工作。而能让人学习了解、欣赏、尊敬别的国家的文化，是大都会博物馆存在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