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居民失业记,洱海治污的介绍

洱海居民失业记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洱海治污，失去经济保障的不仅是在此投资的外地商人，更有与洱海休戚相关的当地居民，他们可能是附近村子里的村民，也可能是在这儿定居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因为这一场治污行动而彻底发生改变，也可能他们终将选择去外地务工，失业（也许是暂时的）成为他们当下的一种状态，而焦虑、不安无法遏制地在当地居民中蔓延开来。

杨鹏站在洱海边，眼前的美景并没有吸引他的目光。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三层建筑，那是他在大理市银桥镇磻溪村的宅基地，旧房被拆除之后，他居住在大哥家，旧址被一位来自湖南的老板租赁经营客栈。

外地来的老板，租赁村民的宅基地开客栈，在大理市洱海附近非常常见。杨鹏与湖南老板签订了20年的租约，租金每年11.9万元。合同中约定，第一年支付定金20万，房子翻建到二层半时，支付租金的50%，其余待客栈营业半年后支付。

合同签订后，杨鹏于2015年3月向银桥镇申请建房许可证，批下来后，湖南老板开始建造客栈。磻溪村临近洱海边的村民宅基地，绝大多数被外地老板租赁，受益村民生活发生的变化，杨鹏早就羡慕不已。如今眼看着自己未来的生活会好起来，杨鹏憧憬着以后的日子，谋划着未来的生活。

直至2017年4月，随着大理市以洱海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治理、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综合执法监管、全民保护洱海为主要内容的“七大行动”的启动，杨鹏遇到了难题。

“七大行动”中，流域“两违”整治行动的内容，是完成核心区划定工作，启动镇村规划修编，并全面暂停洱海流域农村建房审批，对所有停建的在建户进行逐户复核并监督整改。因此，杨鹏宅基地上的客栈建设随即被叫停。让杨鹏更想不到的，随着行动的推进，村里的客栈、餐饮业全部被关停，而包括他在内的数百名以旅游业为生的村民，失业了……

被暂停的生活

在杨鹏家的宅基地被湖南老板租赁之前，家里六口人靠打鱼、种庄稼、打零工为生。每年5月，大理市银桥镇洱海管理所会向渔民通知，交捕捞费120元。渔民会在管理所规定的捕捞日期6月28日之后下海捕鱼，打鱼季节直至8月，一条船，摇到洱海，捕捞大鱼小虾。

2017年5月，杨鹏没有等来交费的通知。这时去打鱼，就是“偷捕捞”行为，会被罚款、没收渔具，甚至拘留。这是杨鹏20多年打鱼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后来他听说，不许打鱼是保护洱海，是“七大行动”中的节水治水生态修复行动，其第四项措施列明：“实施封湖禁渔。根据洱海保护实际，科学论证，确定封湖时限，制订年度捕捞计划，科学捕捞，让湖泊休养生息。”

不许打鱼，还可以种地。杨鹏家里有2.5亩地，种蚕豆、稻谷，可收一年两季。从地里获得的收入，加上杨鹏平时出去打零工，刨去吃饭供学等，每年纯收入1.2万元左右，恰好合每月1000元。但他突然发现，地也不能种了。“七大行动”中的“面源污染减量”行动，第二条列明，将“进一步加大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等工作力度，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按照规定，大理十八溪50米之内（指仓山流下18条小溪，流经多座村庄，杨鹏所在的村子，正好紧邻其中的锦溪）不允许种地，政府按一年一亩地按2000元补贴给村民。杨鹏的农田，有1.3亩地在划定的范围之内。杨鹏这下犯难了，范围之外的土地还可种水稻，但一亩多地，加上补贴的2000多元，无法供养六口人，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孩子上学、老人生病的花费。

同样受此困扰的，还有大理市喜洲镇文阁村村民赵建。4月，他收到村委会发出通知，沿十八溪50米范围之内需进行土地流转。赵建家九口人，5.6亩地，其中5亩地处于大丽路（喜洲段），正好在此范围内。

赵建的父母、爷爷奶奶种地为生，5亩地进入土地流转，只剩余6分地耕种。但因50米范围之内的规定，这6分地被切割为七块土地，最大的一块地1.5分大小，完全无法耕种。赵建说：“这样一来，等于家里有四口人因此失业。”

土地流转之前，赵建家种地种菜，菜一年可种四季，虽然辛苦一点，一亩地也可收入两万元左右，5.6亩地，收入10万元左右。现在一亩补贴2000元，仅能解决吃饭问题。

龙下登村63岁的李兴达，家里六口人，共有两亩土地，很快也要面对土地流转的情况。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村里也开始实施土地流转，如果按每亩地补贴标准2000元计算，每个月合不到200元。需要交纳水费、电费（水电合计每个月100多元），加上卫生费、合作医疗费、有线电视费五项基本费用。他说：“再加上还要吃饭，很多失业的村民很难维持生计。”

“治理洱海是好事，但农民的根本是土地，离开了土地，农民靠什么活？” 李兴达说。

打鱼不让，种田不行，什么也不准动。杨鹏本来还指望着房子出租的收入，但从2016年8月，大理市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新建房屋暂时停工处理的政策。8月中旬，村里的建房协管员通知杨鹏，房子暂时停工，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什么时候告诉你。

2017年4月，流域“两违”整治行动开启，对农村建房实行“乡镇初审、市级复核、乡镇审批”，严控环洱海农村建房增量、体量和风貌，并严格用途管制。消息传到磻溪村，杨鹏问村里的建房协管员，是不是还得接着停工？协管员点了点头。什么时候复工？协管员摇了摇头。

杨鹏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他被停建的房子，离洱海界桩15米之内。看到协管员摇头，他知道或许永远也复不了工了。

杨鹏在2016年7月以12.68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三菱越野车。购车款全部是向湖南老板的借款，因为老板租赁他的房子，所以也痛快借给了他。有了车，在游客多的时候，他还可以去拉拉客人，补贴家用。4月10日之后，所有的客栈、餐厅关停，基本没有游客前来洱海，杨鹏也就没有客人可拉了，彻底失业。

村里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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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磻溪村村民，42岁的杨葵发，在洱海治污行动开始之后，明显感受到了变化。

村里的客栈关停之前，菜市场上有四个卖猪肉的，一天一个人杀两头。早上9点去买，到摊位前就没肉了。4月10日之后，一个人杀一头猪，日上三竿，都11点了，肉还在案子上摆着，没有人买，卖不了。杨葵发说：“每个客栈可以吸收当地居民四个人就业，这个人失业，不只是一个人失业，还有他的家庭。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上图  停业中的洱海，傍晚来临，再不见灯红酒绿。供图/CFP

下图  村民赵建。摄影/孟繁勇

大理市随处可见的标语。摄影/孟繁勇

杨葵发认为，保护洱海，早在20年前就做了，那时候“三退三还”的政策，机动船取消了，网箱养鱼不让做，但洱海仍然被污染了。为什么不能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现在，可以把环保的门槛定得再高一点，达不到标准，不允许办相关许可证，也不准开业。他说：“现在全村800多户，4000多人，有近3000人失业。如果这些失业的人外出打工，去到陌生的地方，家里有小孩子，有老人，谁来照顾？”

失去支柱产业的磻溪村经济倒退，更让杨葵发担忧的是，磻溪村村民多为白族，祖辈世代在此居住，数百年来一直如此。在白族的风俗习惯中，有一项白族民众丧葬礼，按此风俗，一个人自感生命无多之时，去世前需要回到家里，摆在正厅（即堂屋）。如果是在村子外面去世时，遗体是不能进村子里的，并且拜祭的灵堂，只能设在村口。所以，白族人去世之前，无论在什么地方，人是一定要回村里的，并且去世时，要放在正厅里，并进行三天停灵。

而村里有些家庭，本来打算拆旧建新，但现在的情况是，杨葵发说：“旧房子拆了，又不许建新房，那老人去世时放在哪里？”事实上，磻溪村此前曾发生过去世老人无法进入正厅停灵之事。

杨葵发曾通过各种途径，将村里人对政策的意见向相关部门报告。但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也没有给杨葵发一个正式的回复。而对于磻溪村村民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因失业而无法维持生计的十几个村民，在一个夜晚，去不远处的蓝莓种植园偷窃，当场便被抓获，每个人被行政拘留15天。

偷窃行为不仅出现在磻溪村，洱海范围内的一些乡镇，出现了客栈被偷盗的事件，甚至有的客栈，一夜之间，客房内的电视机等贵重物品都被偷盗一空。本刊记者看到一份2017年6月6日由挖色镇派出所贴出的温馨提示，上面写着因“近期环海（指环洱海地区）一线盗窃发案率上升”，提醒各户采取措施，防止偷盗事件的发生。

我们怎么生活？

没活儿干的杨鹏认为，治理洱海污染是好事，“但‘一刀切’后，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连明天的饭怎么吃，吃什么，都不知道。岁数大了，打工也没有地方”。

而在失业的村民群体中，压力最大的，则是如赵建一样通过贷款投资经营客栈的村民。赵建今年27岁，大学毕业之后，于2016年10月创办海恋精品客栈。客栈停业之后，赵建背负的还贷压力，使他喘不过气来。

为解决收入问题，赵建向大理市的美团网投了简历，并得到录用的通知。就在他准备上班用工资还贷时，相关部门告诉他会不定期来复查。他说：“我不能上班，客栈需要有人留守，以应对相关部门的复查。”

赵建无法脱身，还贷怎么办？他的爱人早先学医，自家客栈开业后，便在客栈工作。停业之后，为减轻压力，赵建的爱人最终去了大理古城人民医院的药房工作。赵建的父亲本来可以在村里打打零工，包点散工程来做，而现在，村里所有在建工程停工，装修也停工，没有工作可干。

所有施工暂停，波及面之广，超出村民们的想象，尤其是“两违”整治行动，管控最厉害的时候，全面暂停洱海流域农村建房审批，想盖任何房屋，无论什么用途，都实行“乡镇初审、市级复核、乡镇审批”。杨鹏家里的一个猪圈都快塌了，他想把猪圈拆了重新盖，村里坚决不允许。

其实，赵建与杨鹏们最大的担忧，近来也已经由失业、停工，被一个更大的传闻所围绕：拆迁。

在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禁止新建除环保设施、公共基础设施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实行只拆不建，禁止拆旧建新。赵建所创办的客栈，即在核心区内。洱海15米之内的所有建筑物都要拆迁。而拆迁安置是1平方米2000元，上限是450平方米，90万元补偿。他说：“我已经付了房租120万元，这个土地不是我的，我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如果拆迁，这个损失我无法承受。”

赵建认为，作为大学毕业生创业，本来想要为家乡的旅游业做些贡献，但现在满怀激情投入，不是失败在市场上，也不是失败在自己不努力，而是失败在被“有形的手”遏制住了。他说：“我刚步入社会，没有太多应对这种政策变化而导致经营困境的能力。”

而杨鹏的焦虑更多是如果拆迁，那么他和湖南老板签订的租赁合同便无法实行，一笔超出他承受范围的赔偿款随时可以击倒他。原本湖南老板新建的三层约450平方米的楼，在2016年6月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停工令一下，至今复工无期。这正是杨鹏最担心的，由于他的宅基地恰好处于1966米界桩15米范围之内，会不会拆迁，成为压在他心上的巨石。

拆迁的传闻越来越烈，5月28日，村委会的协管员突然来到杨鹏家，拿出皮尺，丈量了1966界桩15米之内的住房，并拍摄了此范围内住房的视频，记录下住房的位置等信息。杨鹏再也按捺不住，就问协管员：“我们会不会拆迁？”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

杨鹏说：“建设排污，保护洱海，我们村民是支持的，但现在让我们措手不及是没鱼打，没地种，如果再拆迁，我们住在哪里？”杨鹏的父亲杨富吉，对于可能到来的拆迁，说起来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四代人，我的父母就是在正厅里去世的。但以前的生活，我们回不去了。”

目前，虽然没有文件通知要拆迁，但杨鹏的心仍然悬着：“如果拆迁的通知像4月10日的政策一样突然出现，那日子就没办法过了。我们去哪里，我们怎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