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促会主席王石与他的文化事业的介绍

文促会主席王石与他的文化事业

写在2017年中华文化促进会创立25周年

撰文/高占祥 供图/文促会

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高占祥，在中华文化促进会成立25周年之际，回顾了文化促进会25年来的工作，并表达了对现任文促会主席王石工作的肯定与赞赏。由此可见，文促会作为一个优秀的民间社会组织，一直在促进国家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

王石为恭聘名誉主席高占祥颁发聘书。

初创文促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阶层，社会组织即是其一。而我想说的中华文化促进会（原称“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文促会）主席王石同志，就是一名出色的社会工作者。从1992年起，他前后25年尽心竭力服务于文促会，不仅是我国新时期社会组织成长与发展的亲历者，而且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1992年，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叶选平、四川省委副书记肖秧等，与一批来自美国、泰国以及中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人士共同商议创立文化团体。这一动议立即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赞同。记得李瑞环同志当时讲，目前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投身祖国建设。但很多党员干部还没有学会如何与之沟通，只会谈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其实共同语言就是中华文化。应该说，文促会就是在李瑞环同志的倡导下成立的。

其时，我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以主管单位名义签批了文促会的创会申请。李瑞环同志亲自会见发起人，出席成立大会，并决定首任会长由叶选平担任。我和肖秧、陈世贤等人担任副会长，肖秧兼任秘书长。王石那时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又是知名剧作家。肖秧动员王石到文促会工作，并与时任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一起担任常务副秘书长。因叶选平、肖秧和我各自忙于政务，海外人士又不宜驻会，1992年会址由重庆迁到北京。从那时起至今，文促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王石操持。有人问他什么叫“常务”，他说：“常务就是看门儿的，守摊儿的。”他这一看、一守，25年过去了。

也许因为我长期在文化部、中国文联工作，家也在北京，所谓“近水楼台”，王石遇到事情，经常与我商议。2002年，文促会换届，经中组部、中宣部同意由我接任主席，我们的联系和交往就更多了。

王石的贡献

无论文化部，还是海内外社会各界，人们对文促会的突出印象是“做大事”。文促会做了一些影响广泛、具有品牌意义的项目，在许多人眼里似乎都不像是民间组织所为。而文促会的多件“大事”大都出自王石。

其一，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从1992年冬，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席卷了整个国内和海外的华人音乐界。首先，海内外音乐界联合组成艺术委员会，评出20世纪不同题材，包括其中有歌曲、合唱、独奏曲、协奏曲、民族管弦乐、管弦乐、歌剧音乐、舞剧等“经典作品”百余部。其次，邀集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华人音乐家，以纪念音乐会的方式，先后在国内外各大城市举行系列音乐会。李鹏、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还为活动写信祝贺。这一活动被誉为“百年经典，世纪之歌”、“华人世界前所未有的文化聚会”。新华社“动态清样”评论说，“中国传统音乐再度复兴，是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为标志的。”

这项音乐系列活动是王石策划的，它在客观上体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认同，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华人”“世界华人”“中华儿女”……这些词语越来越多地被人接受和使用，应该说与这项音乐活动有关。让王石没想到的是，这个活动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文化空间，即“世界华人”、“中华儿女”。这个空间几乎没被提到过，它不是国家概念，不是政党概念，而是中华民族的概念。

其二，《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二十四史”闻名天下，但通读过的人却少之又少。原因之一是，除前四史有残缺古注，其余各史均无注释。1994年中国社科院史学所赖长扬、孙晓二位找到王石，说如以注释方式体现于二十四史文本，将大益于读者，大益于中华文化之传承。因社科院没有解决经费，希望文促会担当。第一次交谈王石就应承了此事，还将书名定为《今注本二十四史》。其后很快得到张政烺、何兹全等史学前辈的支持，由300余位历史学家组成24个编写组，当年10月就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开笔典礼。时年96岁远居美国的刘廷芳老人特意飞来北京出席典礼，还将他珍藏的杨度墨宝赠予文促会。此举被媒体称为“文史界的三峡工程”。而开笔之时，王石仅仅从朋友黄丕通、刘国平那里先后争取到100多万经费，其后的困难可以想见。我记忆极深的一个场面是在文促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王石作工作报告，提到这一工程，讲到24位主编已有8位辞世，讲到“出师未捷”，王石已泣不成声，半晌说不出话。他后来说，当初不知天高地厚。认为三五年就可以完成，“现在的想法是有生之年一定要出书，起码要告慰那些出师未捷的人”。

近期文促会常务副主席段先念所领导的华侨城集团，以合作出版方式向《今注本二十四史》伸出援手。时隔23年，王石的坚守有了出头之日。他对华侨城的朋友说，习主席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仅是神话、民间传说、英模人物，二十四史更是重要的中华民族故事。而且它涵盖那么长的历史过程，应该从中发掘出不同于西方已有的历史规律。

其三，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及《甲申文化宣言》。2003年末，王石向我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能不能邀请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学者、文艺家、教育家、科学家，一起讨论中华文化的基本问题。比如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涵、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我认为这个提议立意很高，视域很广，又有时代性，表示同意。为此我们首先确定了论坛的五位发起人，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杨振宁。王石与王蒙商量，将论坛主题确定为“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该年9月3日出席这一会议的“论坛成员”包括66位来自国内和全球各地的知名人士。王石不仅领导着整个论坛的策划与组织工作，还执笔了那篇有名的《甲申文化宣言》，此外还根据季羡林先生授意（季老因病住院），为他写作了一封很有分量的贺函。记得贺函中提到，这次论坛是距“五四”运动85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向世界表明文化立场。党的十七大正式向全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据许嘉璐说，他认为这次高峰论坛及其《甲申文化宣言》中的不少内容、提法，都体现在十七大报告之中。

其四，颁授“年度中华文化人物”。这项与凤凰卫视联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典礼，从2009年开始，已历八届。大约每年一月第一周的周六、周日，全球华人都能从凤凰卫视节目中看到该“年度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很多人每年必看。他们说这也许是文化含量最高的一档节目。我尤其要说的是，今年新年之前，党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关于这项活动的情况报告，并认为非常重要，认为不但要让海外观众看到，也要加强对内地群众的宣传。这当然是对文促会工作的巨大鼓舞。我写到这项活动，自然因为这项活动从名称、项目构想，到合作、制作、实施、传播，都出自王石的创想和落实，包括历年每一位中华文化人物的“主席团评语”，也出自王石之手。(www.xing528.com)

其五，举办海峡两岸人文对话。王石心中始终怀抱一个不可忽视、不能轻视的文化议题，就是海峡两岸交流。2012年初，我接到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钱复先生通过耿志远同志带来的一封信，大意是他和他领导的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希望与文化促进会成为合作伙伴。其时正逢王石赴台交流，我就嘱他前往拜望钱复先生。不久王石返回，告诉我不仅拜望了钱先生和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而且双方商定每年在祖国大陆、台湾举行一次或两次“两岸人文对话”。我感到很高兴，问是谁的提议。王石说是他灵机一动，会见时临时想到这个题目，钱先生欣然接受。于是，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南通中学、杭州师范大学、佛光大学，以及长沙、桂林、香港，每次一题，邀请两岸学人们到场讲论，并与听者互动。

20世纪90年代王石还带领191位音乐家赴台交流，被称为那个时期规模最大的海峡两岸文化交流。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王石提议在南京，在当年冈村宁次向国民政府签署投降书的地方，举行海峡两岸抗日军人和英烈家属共同参加的纪念活动，并隆重举行“9·9海峡两岸同歌”音乐会。王石告诉我，近期他向国务院台办领导提出，想在每年年末举行一次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盘点，总结一年的文化交流，表扬做得好的项目，并让海峡两岸媒体一起报道，让海峡两岸专家一起评点。他说，越是在低谷的时候，越要让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跃起来。

其六，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曾高度评价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两个月后，在王石提议下，文促会联合国内茶研究、茶产业机构创立了万里茶道协作体。次年，习主席赴蒙古国访问期间，王石也带领团队同往乌兰巴托举行“万里茶道”展览活动，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切。之后，王石又以文促会名义，联合蒙古国人民友好组织、俄国国际合作组织合作成立了“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而今这个协作体已经成为中蒙俄“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的合作平台，每年举行“万里茶道”沿线市长峰会。今年这个峰会在平遥举行，俄方主席谢尔盖·卡拉什尼科夫在致辞后赠送给王石一瓶以俄罗斯军服包装的红酒，他说：“王石先生是率领我们共同前进的将军。”

文促会的发展

近年，习近平同志借《韩非子》提出“国之交在民相亲”后，文促会更将民间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视为重要使命。写到此，让我忆及2005年，也是由王石提议，文促会曾在北京举行“2005亚洲文化合作会议”。那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文促会与与会的将近20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NGO组织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创立“亚洲NGO文化联盟”。我记得李铁映、许嘉璐、孙家正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并一致赞成。会后，李长春同志就此批示，征求文化部、外交部意见。但“联盟”之议最终没能落实，据说是因为外交部门有同志担心，文促会做这件事是否会让美国误认为中国要联合亚洲国家与他们作对，会不会让亚洲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想在亚洲做老大。这件事让我至今不能释怀。假如总是怀着这样的顾虑，如何实现“民相亲”？

不过，看来王石也不甘心，今年8月就将在哈尔滨举行“东北亚文化NGO 5+3会议”。王石说一时成立国际组织难度较大，那就改成会议。会议总要让人开，每年开一次会，也就是一个“类组织”。他心里想的是，东北亚许多国家间的关系不那么理想，但是国家关系是一方面，人民友好、文化友好是另一方面，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价值。不能让沟通的窗口全堵死，全堵死就要出问题，各国NGO组织有责任以民间与文化的方式沟通。在一次会议上，王石说：“地缘既无法选择，也不能变更。无论你怎么看，无论关系如何，他就在你边上，紧挨着你，是你天长地久、世世代代永远的邻居。中国人强调睦邻友好，就是此意。近邻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搞好。”为了更好发挥民间组织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经文化部、外交部批准，文促会正在申办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

我曾多次与王石交换意见，即民间组织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及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究竟有哪些优势，以及政府不具备的优势。王石曾谈道：第一，从国际潮流看，在人文交流方面，民间组织已成为重要主体。交流主体彼此一致，利于平等对话，利于营造轻松自然的文化氛围。国务院新闻办曾拟将一个局对外称为“文促会国际交流中心”，即是出于此想法。第二，在对外交流中，对方（包括官方、民间）因你非政府、非官方，而是民间组织，会更加相信你所代表的是“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是“交流”而不是“宣传”，这样对我国更有利。第三，国际交流的内容、规模、样式有些不适合官方出面，如手工艺、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层民众来往等。而在某些特殊的政治关系之下，民间组织还有官方所没有的身份与姿态，比如两岸交流。

两年前，根据中央的建议，我不再担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在考虑继任人选时，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想到王石。

2014年，王石在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文促会主席。从叶选平、我到王石，仅从主席人选的变化，也能看出文促会发展到今天，已实现国务院关于政社分离的要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间组织。在那次会议上，王石主张把文促会的结构调整为以团体会员为主体，他还向刘延东同志表示要为国家培育100个优质的文化团体。时过两年，文促会已经发展到包括区域组织、专业（行业）机构、企业会员三大类团体在内的会员单位300余个，每个会员单位都是一个文化平台。王石说，一个组织面对万千会员容易不知所措，但建立若干平台，让热心文化的在各自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就比较容易协调，体现构思与管理。

而今，很多人说文促会“规模最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促会连驻会机构都处于衣食不保状态。最严重的时期曾连续8个月，每人600元月工资都只能拖欠。更常遇到的，是活动在即而经费无着。2005年，南京纪念活动数百人将从台湾启程，数百位音乐家及相关人士将从各地赶来，场地已经预订，舞美已经制作……但原已谈定的赞助忽然变化，距活动开始不到一周时间，王石已处于完全失眠状态。他很少叫苦，这次郑重其事地写信给许嘉璐和我，说：“中华文化促进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后幸亏中国移动伸出援手。

在我担任文联党组书记的那些年，由于事务填满了几乎所有工作时间，王石每次约我谈事，我几乎都无法安排时间，常说：“你晚上12点以后来家吧。”他也就真的常常三更半夜来敲我的院门。这种约会多了，老伴因此问我：“王石做什么秘密工作，非要半夜跟你接头？”还有一次，他遇到了大困难，实在没办法，找我找到医院。那次我刚被抢救过来，家里人说，王石来了。我想，他知我住院，居然找到重症病房见我，说明真是遇到难处了，否则不会如此。我告诉护士叫他进来，他走进病房，见我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了句“部长你怎么了”，说着就哭了。我至今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默契，珍惜我们共同服务的文促会。

王石曾开玩笑说：“社会团体这个差事，好汉子不想干，赖汉子还真是干不了。”以择业而言，公务员的优势是公权力，是逐级提升的国家待遇；而企业的优势则在财富。是何理由让王石选择了一无权、二无钱的民间组织？相处20余年，我从没有问过王石。但我想，这也许正是他的快乐，他的向往。

社会组织，也称民间组织，既区别于政府，也区别于企业。这一区别，中国俗称“朝野”与“官民”。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庙堂”、“江湖”也是此意。改革开放后，现代意义上的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说我国已发展到几十万个。此类组织，国外称非政府组织（NGO）。有同志对“非政府”这三个字敏感，疑心是否与政府对立。其实“非政府”，即“不是政府”、“区别于政府”的意思。我一向认为，一个国家不仅要有一个健全的政（党）府体系，一个健全的企业体系，还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要三足鼎立。基于这一认识，我真希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人，能更多地关注文促会，关注社会组织的成长。

无论王石，还是文促会，其贡献有目共睹。我最后想说两点：一是王石同志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如何运作、如何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他是社团组织领域的优秀代表；二是我认为上述探索的贡献还在于——王石和文促会以自己的情怀与行动说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官与民，在和谐发展的语境下，其目标和愿景是高度一致的，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王石向吴伯雄介绍两岸“创意中华”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