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可:一场关于东方的臆想,最早的“中国风”画作

洛可可:一场关于东方的臆想

撰文/袁艺文（本刊记者）

灿烂的东方文化使欧洲的艺术家产生了美好而单纯的向往，被称为艳情艺术的洛可可风格也应运而生。对当时玩世不恭、繁复至极的欧洲社会来说，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元素恰好能满足他们的臆想……

● 布歇作品《中国花园》。供图/DragonImage

● 18世纪法国宫廷挂毯上的中国风情。 供图/DragonImage

在18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轻松逸乐、装饰风格浓郁的洛可可（Rococo）艺术在欧洲十分盛行。这种风格在17、18世纪之交萌生于法国，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逐渐让位于新古典主义。巅峰时期的洛可可风格融合了优雅、妩媚、智趣和谐谑，让人赏心悦目。

洛可可这个概念起初意在嘲弄。据说这个词是由雅克·路易·达维特的一个学生在18世纪90年代洛可可艺术已经日薄西山之时才杜撰而成。洛可可（Rococo）是Rocaille和Barocco的组合，前者指的是喷泉中石头装饰的花哨风格，后者则是意大利语“Baroque”（巴洛克）一词的词根。这表明洛可可风格是对巴洛克艺术的“败坏”，让巴洛克显得琐碎繁冗或滑稽可笑。不过，这个概念中的轻蔑、嘲讽很快就被淡化消解了。

正如龚古尔兄弟所说：“戏剧、书籍、绘画、雕塑、建筑，无不迎合矫饰和卖弄风情的时尚，呈现优雅迷人的堕落。”对“漂亮”的终极追求，让法国的这一时代显得有些轻浮，充满了浮夸的诱惑。

洛可可艺术是巴洛克艺术的演进，也是一次反动。洛可可式的轻松活泼更多地被应用于营造异国情调的艺术创作中。刚刚挣脱了古典主义严肃沉重的时代，欢快地投身于个人欲念的宣泄，这一时期的法国对东方的奇特设计和变幻莫测的美学十分推崇。一位评论家说：“各种风格皆可，只要不是乏味的风格。”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风恰好符合这个要求，对当时那个玩世不恭、繁复至极的社会来说，中国风颇具诱惑力。人们被中国瓷器鲜明的色彩吸引，身穿丝绸刺绣长袍的华丽中国人形象，也让他们感到非常新奇、有趣。在18世纪法国人的想象中，中国皇帝的后宫比实际情况更加骄奢淫逸，完全不亚于土耳其皇宫。

于是在绘画领域，诸如安东尼·华托和弗朗索瓦·布歇这样的一流宫廷画师，便转向中国寻求创作灵感。华托放弃了即兴喜剧里眼神忧伤的小丑，开始描画虚构的东方宗教的祭司长；布歇把波斯妖姬丰满粉嫩的肉体，赋予到他画中身穿盔甲的中国皇妃身上；大作家伏尔泰对孔子的《论语》推崇备至，中式墙纸装饰了他的整个书房，伏尔泰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古典悲剧创作。

最早的“中国风”画作

最早打上洛可可式的“中国风”的绘画作品似乎出自华托（1684-1721）。他创作了两幅装饰画：《中国皇帝》和《中国神灵》，后来被制作成版画。这类装饰画并不强调艺术性,但非常讲究与环境的协调。在英国作家休·昂纳写作的《中国风》一书中，给这两幅画打上了“古怪”的标签。

1719年，华托为一位国王绘制了一系列“中国和鞑靼人物图”，放在这位国王位于米埃特堡的陈列室中。虽然城堡在18世纪中期被毁，但这批画作仍能在版画中见到。在一架拨弦古钢琴的边缘，华托还描绘了一群正在嬉戏打闹的中国舞姬。这幅纤巧的画作出现之后，激发了雕刻家们的想象力，一群从未去过中国的雕刻家借用华托的风格为这座城堡的浮雕着上火红、金黄和深紫色。

米埃特堡的一幅浮雕《对ki mao sao女神的膜拜》中，描绘了一个女子一手拿着阳伞，一手拿着羽毛做的拂尘，盘腿坐在洛可可式的螺旋形的树根上。在她的两侧，两位中国官吏恭敬地向她跪拜。画中神像的名字并非杜撰，华托的画很可能基于中国画类似的文字题跋。城堡中雕像身上覆盖的绸缎也带有精美的绘画，其灵感同样来自华托的画作。

于埃为尚蒂伊城堡内房间设计的“小猴子”系列装饰画。供图/《中国风》

当时已经有不少中国画流传到法国，仅1697年，一位传教士就向路易十四敬献了49幅中国画。即便知道华托所参考的中国画原作，也能看出他在创作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动，并不完全照搬。这让中国元素有了法式的诙谐机智和洛可可的优雅。

华托的中国风系列绘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的绘画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洛可可中式装饰奠定了基调。想象中庄严的佛像、谄媚的朝臣、虔诚的信徒……这些中国风的基本元素都附在建筑身上。(www.xing528.com)

于埃的中国猴子

装饰画家克里斯托弗·于埃（1700-1759）在尚蒂伊城堡的“大猴子室”继续发展了华托中国风系列的奇幻风格。房间壁画上，主人公是中国贵族，伺候他们的是一群活泼可爱的猴子，在墙上和天花板上蹿下跳。在此之前，西方画作中的猴子形象往往来源于中世纪的手稿。而在这个阶段出现的猴子，却更加时髦：穿上了飘逸的长袍，神情与中国官吏颇为相似。有学者猜测，中式瓷器上偶尔出现的猴子形象是新的借鉴来源。

于埃随心所欲地将中国官吏和猴子混在一起，结果常常很难分清某一个形象是形似猴子的官吏还是类人的猴子。在房间装饰的大型镶板上，每一幅镶板描绘着一个独立故事。其中一幅的主人公是个猎人，身边的猴子装扮成守林人，整幅画面都和狩猎场景有关。另一幅镶板描绘了一个中国药商站在药房里，他的助手也是两只猴子，周围则放满了药房器具。其他镶板的猴子，有的弹着齐特拉琴，有的拉开弓箭射向蜻蜓，有的慵懒地躺在吊床上……尚蒂伊城堡的这个布满“中式猴群”的房间成为法国洛可可风格最迷人的范例。

在卢瓦尔河谷所有城堡中最宏伟的蓬巴杜夫人香堡，于埃受邀来此画了不少中国风的装饰画。“中国沙龙”运用大量蔓叶花饰，描绘了中国人悠闲的田园生活，遥远东方的小鸟在洛可可式烦琐的卷须花饰里飞来飞去。于埃在香堡的这些绘画，其实是受到了另一位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的影响。

从布歇到皮耶芒

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出生于巴黎，曾任法国美术院院长、皇家首席画师。布歇是一位将洛可可风格发挥到极致的画家，他以创作《蓬巴杜夫人》肖像画而闻名，也是蓬巴杜夫人的御用设计师。

在1742年巴黎的一次展览上，布歇的四幅具有浓厚中国情调的作品《中国皇帝上朝》《中国市集》《中国花园》《中国捕鱼风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作品一经展出就被抢购一空。后来以这四幅作品为蓝本编织的挂毯也极受欢迎。

布歇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元素的把握完全是间接来自瓷器和其他工艺品上的花纹、中国丝绸上的图案和传教士们带回的各类传闻资料。在描绘中国时，布歇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想象。

《中国皇帝上朝》一画中，并不像真正的皇帝上朝，反而更像是一次欧洲贵族慵懒奢靡的聚会，人们的穿着打扮也与真实的中国有出入；《中国市集》中，挤满商人、跑江湖卖药的小贩和神态优雅的观众。布歇的画作中还经常有皇家的早餐、人工湖边的垂钓老者、孩子和妇人，变现了淳朴生活的乐趣；宫廷中的贵妇逗弄着鹦鹉，孩子们在花园里的棕榈树下嬉笑打闹……

对布歇而言，东方情调似乎不是神秘、庄重的，而是轻快、淫逸的。无论在油画还是素描里，气氛都毫不紧张，处处弥漫着温柔爱抚的浪漫气息。官吏们风流倜傥，仕女们风情万种，哲学家们也穿着在当时法国人看来十分时髦的长袍，姿态甚至有些做作。

这种“做作”恰恰可能是东西方人仪态的不同所造成的感受。布歇不满足于像其他画家那样把东方丝绸和装饰披在西方人物的身体上，比如在田园画中让他们优美地一丝不挂的那种方式。布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画中的中国人物面容、神态、身体都更接近真实的东方人。在竹林里谈情说爱的恋人，运河边高视阔步的官吏，优雅的年轻母亲身边跟着扎着小辫儿、活蹦乱跳的孩子……都更接近真实的中国居民。在《中国风》一书的作者休·昂纳看来，这些人物形象是华托笔下人物的后代，但没有那么奇特和高傲了。因为当他们从华托林中的神秘庙宇走出来以后，布歇就赋予了他们活力、坚实和优美的肉感。

作为蓬巴杜夫人最宠爱的被保护人，布歇在她死后成为路易十五最重要的宫廷画家，对当时法国艺术有着决定性的重大影响。无数的巴黎饭店和乡间别墅中用中国风门头饰板和镶板装饰，模仿着布歇的画风。他的画作影响到一批雕塑家而后传遍欧洲，也影响了当时的油画和水彩画，法、德、英三国制造的陶瓷、青铜和细瓷小雕像等等。

受布歇影响最深、作品最为精湛的就是让·巴普蒂斯特·皮耶芒（1728-1808）。在皮耶芒的画作中，细长的网状结构凉亭，好像是东方蜘蛛编制而成，亭中人物小巧可爱，翩翩起舞、翻筋斗、荡秋千，或者坐在湖边垂钓。鲜花和草丛生机勃勃，图中人物与植物的比例有些失常，地衣和苔藓的微小花朵都被放大了一千倍。

皮耶芒的画在伦敦和巴黎出版，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巴黎和德国的工匠把他的画绘制在细木镶板上，他的画被用来装饰桌椅沙发，经过修改后印在装饰布和壁纸上。甚至在珐琅鼻烟壶、陶瓷花瓶上，也经常有他的绘画图案。时至今日，也偶尔能看到那些小巧的中国人形象出现在烟灰缸或者什么别的小摆件上。

尽管这批艺术家汲取了大量中国元素，结合自己趣味形式创作出的中国风作品只是想象中的中国，但华托、于埃、布歇和皮耶芒在法国洛可可中国风历史上留下了众多的杰作，也为后来的平庸艺术家和工匠提供了某种创作模式。房间、花园凉亭的设计，各种家具（包括书桌、壁炉、香炉、夜壶……）的设计，使用起中式风格装饰变得更加信手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