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笔记：当想象照进现实,重新定义的时代

大师笔记：当想象照进现实

撰文/渠魁（本刊记者）

在西方，17、18世纪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时期，因为它是所谓“理性时代”“启蒙时代”及“批判时代”开启的年代，欧洲人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在科技、政治、艺术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的进步。当然，这也是一个需要重新梳理秩序的时期。那时候的中国是“哲学家的帝国”，于是欧洲的大师们开始把探寻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

时间就从这里开始。17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国家在东方不断扩大着各自的海外贸易；欧洲耶稣会传教士迎来在中国的又一轮传教高潮。毫无疑问，这是欧洲向外探寻的世纪，为了摸索自身的价值、探求政治的奥义，欧洲人开始定位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甚至中国文字。他们也要比附《圣经》，对比埃及象形文字，探讨它是不是人类的原初文字……

那个时候的中国被称为“神州”，是“哲学家的帝国”。那个时候的法文中还出现一个新词：Chinoiserie，意思是来自中国的商品，主要指各种工艺品。这个词后来在欧洲流行开来，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在17世纪，欧洲从皇室贵族到新兴资产阶级都关心和喜爱中国，以及来自中国的物品。

重新定义的时代

有这样一个传说：耶稣会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成为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忏悔师。一天，公爵夫人匆匆把李明叫来，以为夫人要忏悔的李明，忙问何故选在此时，夫人答道：“我不是想要忏悔，而是因为你曾在中国传教，所以想请你为我设计一套中国服饰。”

对于中国人的装束，欧洲上流社会一直非常好奇。在缺少图像的时代，某些游记中对中国服饰的描述又常带给人怪异的感觉。因此，这位公爵夫人找传教士来设计服装也就容易理解了。

商品，一直都是文明之间最持久、最丰富的媒介，尤其是在当时中西方之间交流受限于速度的时代，无论是丝绸、锦缎，还是瓷器、漆器、铜器等丰富的中国商品都曾经是欧洲贵族（社会）最值得炫耀的物品。

“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这是思想家伏尔泰在对中国风尚长期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个时期的欧洲为何需要如此多的中国商品呢？尤其在当时漆器、瓷器、丝绸等商品均为奢侈品。

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是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伟大学者，在韦伯提出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后，桑巴特显然拒绝认同。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针锋相对地认为，其时欧洲皇室、贵族，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观影响了整个资产阶级产业化的兴起。他更指出：“宫廷是一切社会活力的源泉。”

笛福在《十足的英国商人》中描述过当时的社会氛围：“这个时代的奢侈所占有的分量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虚荣、欢乐和奢侈’是我们的主宰，‘挥霍无度’占了上风。”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在他的统治时期建筑王室居所总支出是：198957759里弗尔14苏11德尼耶。其中凡尔赛宫又吸走了数目最大的一笔钱。桑巴特这样举例似乎令我们缺少直观的感受，再如当时的欧洲流行着“谁没有几个情妇”这样的现实，路易十四就曾为满足一个情妇的奇想，为她修建了造价高达200万法郎的尼拉克城堡，这种事情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许，对路易十四来讲，每一次新的爱情就是开始一次新的超越过去的纵情消费的信号。

巴黎社会模仿宫廷。在这样的风气下，来自中国的、作为奢侈品的瓷器、丝织品等受到热捧，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拥有来自中国的商品而在亲朋邻里之间出人头地，这也重新定义了新兴城市的消费市场。

这就是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大都市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消费主义兴起。这也正是欧洲对中国物品具有旺盛消费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传教士的镜像

在直言欧洲王室贵族“追求的只是财富”之后，伏尔泰又说：“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除了中国的商品，当时的欧洲还对中国的文化充满好奇。

学者许明龙曾将法国王公贵族对中国所表现出的狂热，分为“俗”和“雅”两种类型。对中国商品的购买、收藏，并模仿中国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俗”的部分；“雅”的部分则是指学者、思想界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理性的思考，并将中国作为参照系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耶稣会士。

法国首批来华的传教士李明，在中国不足五年的时间，其足迹从宁波到北京，从北京到山西绛州，再到西安，然后再去广州。在这样毫不停歇的旅途中，他虽然无法像其他传教士那样学会汉语，阅读中文书籍，从而不可能对中国文明有深入认识，但也不妨碍他说出自己的直观感受。李明完成了他的《中国近况新志》一书。此书并不以学术见长，它是以对中国各个方面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和通俗流畅的语言赢得西方读者的。而且李明的写作采用了书信体——当时流行的写作方式，很明显，这是他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特意的设计。在书中14封长信中，李明尽可能地向欧洲展示中国的气候、土地、河流、道路、运河、城市、房屋，还有中国人的思想特征等，言辞中充满了赞美。

不仅李明，17世纪还有金尼阁编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国新图》《中国上古史》、基尔歇的《中国图说》等耶稣会士的作品。这些关于中国的著作有的有一定的学术水准,而有的譬如《鞑靼战纪》则被称为“正餐之前的开胃酒”。

我们所见，在17世纪希望用中国文明来增添上帝荣耀的耶稣会士，都把中国想象成乌托邦，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是在称赞中国有一位开明专制的君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把这样值得称道的政治结果当作是以儒家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为依据，无论皇帝还是文官，行事都以儒家理论为指导。当时的一个极端案例是，法国传教士白晋用绘制《康熙皇帝画像》来充分表露他对这位“宇宙间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君主”的赞美之情。而基尔歇没有到过中国，在叙述中国清初皇帝的时候，也不忘根据汤若望的报告画一幅顺治皇帝的画像。

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关于“中国”的讲述如同一个个镜像，它呈现出的基本是确定、正面和美好的中国，以用来映照当时的欧洲社会。在这跨越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在教廷内部也发生了“礼仪之争”这类专门针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漫长争论，这一没有中国人参与的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着实有限，不过在中西文化交流受到阻隔的情况下，它却推动了欧洲“中国风”向纵深方向发展。

● 右页图 中国风手绘油画布嵌板，展现了中国贵族妇女的生活。 供图/《中国风》

“红与黑”

18世纪的欧洲，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就有多种，而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伏尔泰改编而成的《中国孤儿》。

伏尔泰一直是儒家伦理的推崇者，在《哲学辞典》中，他曾经用诗这样描述孔夫子：“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在《中国孤儿》中，“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折服于汉族官员的高尚情操，幡然醒悟，放下屠刀。这是伏尔泰对孔子的道德形象化的阐释，也是他作为哲学家的愿景，让暴力折服于道德之下。

比伏尔泰稍早的莱布尼茨一生都在研究中国，《致德雷蒙先生》和《中国近事》的序言却是他不多的代表文字，另外他还有涉及中国的200封以上的信件。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莱布尼茨对中国在政治、历史、哲学、道德等各方面的赞美是在与欧洲比较中完成的。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敦促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和科技交流，他太不希望欧洲落在中国的后面。(www.xing528.com)

1697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考察西欧期间，莱布尼茨就一再试图与他会面，以便向他阐述开辟欧亚交通的必要性。1711年，莱布尼茨终于见到了彼得大帝，他就科学考察和开辟经过西伯利亚到中国的道路等问题与彼得大帝交换了意见。由于俄国缺乏诚意，莱布尼茨的愿望最终落空。

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茨大约犯了与柏拉图同样的错误，他的“哲学王”理想也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叙拉古。而作为科学家，莱布尼茨则一直鼓吹在中国建立科学院，并和传教士白晋进行实际策划，最终当然也只能作罢。

● 左页图 锡釉开光花鸟纹长颈陶瓶，此器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伊朗和土耳其一带找工匠模仿中国明代的青花瓷器生产出来的锡釉陶，再请欧洲的金银匠在颈肩上配两个有翼兽。摄影/金建辉 

18世纪的欧洲难以挣脱“礼仪之争”所带来的影响。学者张国刚和吴莉苇指出：“原先极力灌输中西宗教相似性的耶稣会士在时代变局中遭受巨大冲击，他们的失势直接影响欧洲人对他们所塑造之中国形象的重新评估。”这其中孟德斯鸠、狄德罗是代表性学者。

孟德斯鸠从24岁遇到旅居巴黎的中国人黄嘉略后，对中国产生兴趣，之后便开始了关于中国的书籍阅读。在波尔多孟德斯鸠拉布烈德故居里，依旧保留着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主张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显然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虽然维持了对中国较低的评价，但不是完全否定中国的学者，而狄德罗对中国则没有这么客气了，他对中国的批评基本上是以所有中国人为对象的。比如他认为中国人实际生活在双重暴政之下，一是家庭暴政，二是皇帝暴政。对于当时在欧洲受到广泛赞扬的中国人温顺、矜持和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奴性。

从赞美到贬斥，“红与黑”的巨大差异，却是当时“中国风”在思想、社会上的一体两面，本质上说“中国”不过是他们指摘欧洲时弊的一个想象的存在，尤其法国重农学派的兴起，更是一次“中国风”在欧洲盛行的实践。

重农学派的插曲

18世纪初，宗教背景下的讨论逐渐让位于有关社会发展的讨论，对中国的解读也不再由宗教人士所担纲，而改由社会改革者承担，并以此影响本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点成为关注的核心，有关论述基本都围绕此展开，如英国的党派之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正反论调等。而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法国重农学说思想家魁奈所想象的他者。

当有人批评魁奈的学生杜邦·德·奈穆尔的经济思想时，他反驳：“看来你没读孔子的书！”很难想象当时重农学说人士的这种自信。汉学家安田朴后来就不无讽刺地说：“魁奈和他的朋友们在耶稣会士的记述中发现了中国神话。”

1768年的春天，在重农学说的影响下，法国王太子甚至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礼而亲自扶犁，此后魁奈的密友杜尔阁成为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实行改革，努力实践重农主义的思想。应该说，这是重农学说在法国乃至欧洲践行的高潮。

中世纪之后的欧洲进入了商业社会，这种拿中国自然经济时代的土地制度针对当时政策的想象，分明是一种颠倒时代经济的错误，它快速走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不过，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风”；但是没有社会改革者对欧洲未来的希冀，以及欧洲本位主义的形成和作为“欧洲人”意识的上升，“中国风”也不会在欧洲绽放得如此瑰丽。

毕竟，相比于17世纪，18世纪的思想更为多变，曾经鼓吹开明专制的法国学者，在面对与英国争夺殖民地而接连失势的法国时，也开始不满于法国政体；而法国似乎也开始对越来越多异国风情开始感兴趣，土耳其、波斯、埃及、日本都曾是其所追逐的古老国家；与此同时，曾经风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重农思想很快湮没在对新的理想政治愿望的寻求下。一切都像是一支插曲一般，瞬间划过。

基本上，18世纪的欧洲下半页，欧洲逐渐确立了进步观念，等待法国的将是影响世界的大革命。

结束，也是一个开始

法国的“中国风”虽然形成比较晚，却为整个欧洲带来最广泛的影响，后来法国也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德国与法国相反，呈现另一种风貌，它的汉学研究起步最早，不过“中国风”在这个国家却从未形成一种全民性的风潮；英国则又是一个独特情况，英国的舆论对“中国风”整体评价并不高，18世纪英国甚至都没有向中国派遣一个传教士，不过英国人对中国的园林艺术却情有独钟；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闵明我、郎世宁都是17、18世纪中西交流的重要人物，然而“中国风”却并未在意大利引起什么反响；而更吊诡的是早期传教士葡萄牙籍最多，“中国风”却从未在这个国家掀起任何涟漪；又如荷兰，早期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包括茶叶在内的众多中国商品最早就是从荷兰运往法国的，可这个国家也从未形成中国风尚，反倒是一些中国元素影响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然而，三个世纪的“中国风”，最终还是以近乎“断崖式”的方式，消失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当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而获得空前成功的掌声未歇，当洛可可风格刚刚在欧洲大陆走向巅峰，甚至都还未及沉淀，当法国人还兴奋地把真正从东方运来的烦琐精致的瓷器与欧洲仿制品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转眼之间，对中国的赞美、歌颂就开始被另一种否定性的话语所代替，甚至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我们依稀还能听见的对孔夫子的赞美之声也被大革命的呼声吞噬。

有学者指出：“中西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越发明显，直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

我们所熟知的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来到中国后，他们的骄傲已经非常容易地让他们得出中国是一个被启蒙时代理想化了的国家，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竭力摧毁这个神话。

我们终于明白，“中国风”不过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浮华记录，它以结束撕开的是“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思想的显现。当想象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如今成为珍贵古董的家具和工艺品。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欧洲真正迈步走向乃至走进中国还时日遥远呢？

（参考文献：《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启蒙时代欧洲中国观》《奢侈与资本主义》）

耶稣会士绘制的孔子像具有西方人的形貌特点。供图/《中国风》

上图 英国皇家植物园里的中国佛塔 。供图/《中国风》

下图 德累斯顿的中国茶室内景。供图/Gaopin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