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风尚：欧洲宫廷的中国风

17、18世纪，中国的瓷器、丝绸、家具、艺术品大量传入西方，在欧洲宫廷掀起一阵狂热的中国风。这股风潮在18世纪中期达到顶峰，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东方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甚至催生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直到19世纪，这股风潮才渐渐衰退。华托、布歇、皮耶芒等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大师及大小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中式建筑和艺术品，为后人呈现了中国风席卷欧洲的那段历史。

进入21世纪，新的中国风尚再度兴起。不难发现，欧洲社会乃至全球刮起中国风的时候，也是中国国力在世界上强盛的年代。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之时，也是其崛起之日。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正史中总有确凿的几行是这样的：“19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用坚船炮利叩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

文明迭代像瓷瓶坠地，毫不留情地砸出一声锐响。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决中，昔日的天朝上国——中国，全面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好似自漫长迷梦中醒转，四顾萧然。紧接着是100多年西学东渐的近代化过程。

历史的反转仿佛总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就在17到18世纪，中国还一度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盛、文化最繁荣的国家。

时值封建制度鼎盛期的康乾盛世，曾让西方人神往不已，同处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大陆视中国（包括物质、文化和制度建构）为理想国。在欧洲的上流社会，更是掀起了一阵狂热的、长达300年之久的“中国风”。

权力的装饰

和许多兴盛于封建时代的社会风尚一样，中国风从权力漩涡的中心生成，具有自上而下的影响力。

1700年伊始，辞旧迎新，巴黎上流社会照例要迎来一场盛大的宫廷舞会。据说，在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迎新晚会上，法国君王路易十四会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出场。

1月7日，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舞会大厅里，贵族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位爱出风头的皇帝这次又搞什么新花样？

没想到在乐队的伴奏下，一顶中国的八抬大轿出场了，路易十四身着中国服装亮相，一时间全场哗然。

路易十四喜欢中国风，对巴黎人来说不是什么大新闻。早在1670年，这位风流君主为了博得情妇的欢心，斥重金在凡尔赛宫里建造了特列安农瓷屋（中国青花瓷宫）。这座迷人的瓷宫为三座单层亭子式的建筑，宫内的檐口楣柱、墙角四边屋顶贴着瓷砖，到处可见白底蓝花的青花瓷器与绸帐、金流苏。路易十四痴迷于中国家具，他让家具大师安德尔·夏尔莱·布尔在宫殿的每个角落都装点了中国式样的家具和花瓶。宫中亦有取自中国的布景，花木纵横的小径串联着岩洞、假山、拱桥和曲溪，活脱脱是中国南方园林的样子。

不要小看路易十四，在18世纪君王们穷奢极欲的艺术爱好背后，并非简单的铺张和炫富。

罗马教廷认为，艺术具有征服人心的威力。因此，奢华的巴洛克风格风靡了几个世纪。作为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法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欧洲君主专制的代表，路易十四不仅在政治中高度强化王权，还大兴土木，建造“美得不似在人间”的凡尔赛宫，将“君权神授”的思想外化，凡尔赛宫就是他巨大权力的象征。而宫内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奇珍异宝，代表着王权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他和中国的康熙皇帝有着长达几十年的神交。1686年，他派遣了几名皇家科学家出使中国，向大清王朝学习科学和天文知识。

在写给清朝康熙皇帝的信中，他称对方为“至高无上的王子、最亲爱的朋友”，落款是“您最亲爱之好友”。可见，路易十四作为当时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封建君主，借此向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君主康熙大帝表达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敬意。

康熙在位期间，路易十四先后两次派遣使团前往中国。使者们带回了无数珍贵的典籍，其中4000多部典籍珍藏在法国皇家博物馆中，成为欧洲汉学家的知识宝库。据说，康熙在与路易十四的交往中也收益颇多。他嗜饮法国红酒，好读欧洲哲学，酷爱西方科技。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兼采中西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可以说，这是在和平背景下中法文明的一次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在王权的加持下，中国风艺术最初以富丽堂皇的方式出现，既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成为“与强大中国同在”的一种移情。于是，就有了凡尔赛大厅里路易十四穿着中国服装出场的一幕。

紧接着，受“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影响，两个与法国分庭抗礼的欧洲强国英格兰与奥地利，也卷入这场中国风和王权的攀比中。

在18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笔下，白金汉宫、温莎城堡里到处是精美绝伦的中国壁纸和屏风，英国女王也爱穿中国服饰。

相比法国，奥地利王室对中国风的偏好有过之无不及。强大的特蕾莎女王不仅修建了一座占地2.6万平方米，与凡尔赛宫相差无几的美泉宫，还一掷千金，用许多价值连城的中国艺术品来布置它。

这座宫殿有30多间大厅和主室，其中5间是中式风格，包括蓝色厅、瓷器厅、漆器厅等，最著名的蓝色大厅里装饰着向中国订购的高级墙纸。特蕾莎女王博学多识，对中国风的推崇不仅在表面——墙纸上绘有一幅幅中国景观：蚕丝、稻作、瓷艺等。在瓷器厅，四壁是中国青花瓷的装饰风格，一对对中国瓷器堪称世界一绝。据专家统计，这里是除了中国本土外，成对中国瓷器最多的地方。

在法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王室都开辟了专门的宫室来摆放瓷器，中国风格的装饰品和服装更成为王权和财富的象征。

生活与启蒙

当中国元素成为品位和地位的标志，欧洲的上流社会纷纷效仿王室。中国瓷器被视为珍玩，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对中国菜、皮影、金鱼的喜好，也成为中国风尚的题中之义。

作为最早的时尚风向标，巴黎和伦敦的贵妇有旺盛的消费力。每一季的中国制造都是她们为美好生活准备的目标：丝绸面的高跟鞋、饰有中国元素的衣裙、象牙和瓷片装饰的扇子、清香的茶叶……中国元素从宫阙流传向市井，进入日常生活。

那些来自中国的丝绸、檀木、瓷器和茶叶，虽然有着无可辩驳的精细技艺、实用性和优雅，但在中国不过是普通经济产品，为何会成为西方社会的奢侈品？这背后有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原因。

早在11世纪，中国风尚在欧洲就初显端倪。其后几个世纪里，一些著名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如马可·波罗，曾经于13世纪旅行中国十几年，他的随笔《马可·波罗游记》描绘了中国元代的盛世。16世纪中叶，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他的《利玛窦日记》进一步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宗教。

13到18世纪的欧洲，还没能彻底摆脱始自中世纪的蒙昧、疾病和战乱，工业生产和中世纪差别不大，新的生产方式还在酝酿中。所以，到了17世纪，当欧洲各个阶层都被中国风尚所渗透，上至官员贵族，下至商贾民众，他们真正看重的，或许是这些消费品背后那个想象中的思想自由、政府明智、民生安逸，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

彼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先进国家，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2012年的《文史博览》中记载，有人特地搜集了当时欧洲上层社会的故事——在对中国风尚的狂热追捧下，有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趣闻轶事。

首先是茶叶。据说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曾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妇女们用它来治偏头痛。而瓷器的身世在欧洲更是显得扑朔迷离，人们认为它可以试毒，可以吃，还可以唤醒灵魂。其次，所有和中国相关的人物都受到热烈追捧。《马可·波罗游记》自出版后，几个世纪以来依然是欧洲的热门读物。1698年，巴黎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中国公主的女人，尽管她长着高卢人的标准面孔，说的是法语，却受到了上流社会高规格的接待。后来，人们发现，她只是一名来自法国乡下的女骗子。

就连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们也都是中国风尚的追捧者。在17到18世纪，思想巨人伏尔泰已经能够熟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他甚至说过，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当整个西方社会仍处于封建割据和教会战争的中世纪，启蒙思想家发现，处于这一时期的东方中国，正在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和科举制，相比欧洲的神权至上和贵族世袭，这样的政体和人才制度更为开明和公正。于是，一个知识阶层心目中的“理想国”就此出现。

千万别低估日常生活的力量，这种渗透可能比王权更持久。一边是欧洲人对中国风尚的趋之若鹜——拥有来自东方的器物，就相当于过上了“先进的”生活。另一边是因距离遥远成本高昂，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普通人不可能拥有。在14世纪的上流社会里，主人待客的高规格，也不过是用粗陶碗盛汤，而且是两位客人共用一碗。“1607年，法国的王子用一只瓷碗喝肉汤，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

在这种供需不对等的情况下，如何满足欧洲市场对中国文化的需求？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努力取法中国的匠师，想学习瓷器和丝绸的制作方法。在华托、布歇、皮耶芒、钱伯斯、瑞普顿等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带动下，欧洲的手工艺者通过模仿中国器物中的中国元素，设计并创造出众多中西结合的建筑、艺术品和工艺品。

至此，模仿中国却又出自欧洲制造的中国风尚才真正横空出世。它们至今还留在欧洲大陆的博物馆中，记录了真实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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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遭遇一个真实的中国时，“神州”的幻象开始慢慢地消散。供图/《中国风》

● 法国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内陈列了400余件于1860年从圆明园掠夺的历史文物。摄影/Raphael Gaillard-DragonImage

想象的异邦

尽管欧洲社会如此向往中国，制造出了大量中国风产品，后世的文化研究者和游客们却不得不说，这里面有太多美丽的误会。

让我们来到维也纳气势恢宏的美泉宫。一部分细心的游客会发现，在以“中国”为名的厅室里，除了有中国明清的瓷器，也有日本的漆器和壁纸，还有印度的佛像。在200年前的奥地利人看来，舶来的日本货和中国货没什么差别，而东方风格基本可以等于中国风格。

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甚至对于讲究的日本文明来说，这真是一笔糊涂账。

由于万里之遥，帕米尔和青藏高原等天险的阻隔，加上阿拉伯商人的贸易垄断，在13世纪之前，欧洲与中国只有贸易意义上的往来。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缺乏整体性和历史性的了解。人们只能通过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以及极少数传教士、商人和使节的口述和文书，在这些零碎而肤浅的片段中，拼贴出想象中的中国文化。

而那些在欧洲本土、由欧洲人制造的“中国风”产品，更充满了基数庞大的误会和笑话。

英国的乔治四世曾在布莱顿留下一座中国离宫。他对艺术有着独到的鉴赏力。这座白色的中国离宫也极尽梦幻和奢华之能事。然而，当中国游客进入之后，却会感到一头雾水。

没错，这里到处都是中国元素，“……走廊上挂着中国宫灯，木质仿竹的中国式家具上放着瓷器，一尊尊逼真的中国人物雕像向你微笑……天顶画是蓝色背景下巨大的椰子树树冠，从中挂下一条银制的巨龙，龙爪抓住一盏大型枝形吊灯，造型是六条顶着莲花的龙……”但是，所有中国元素的排列组合都是陌生的，就连那些对联和横批上的方块字，也让中国人完全看不懂。无疑，此处就是社会学者所说的“想象的异邦”。

英国当代艺术史学家休·昂纳也用亲身经历验证了“想象的异邦”。他记得，自己儿时就勾勒过一幅关于中国的画面：“……这是一个颠三倒四的国家，既有烂漫的鲜花，也有妖魔鬼怪和脆弱的建筑；在那里，大多数的欧洲价值观都被颠倒过来了……”

后来，这位熟读艺术史的学者终于发现，这些认识和现实大有出入，可那个刻板印象依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些看似滑稽可笑、与真实中国误差极大的想象，在17、18世纪的欧洲属于普遍现象，真实反映了对中国的崇拜与误读。

对这种“中国风”的由来，萨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每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在这场中国风尚中，“自我”便是欧洲，而“他者”便是中国。

自我和他者是相互影响的。为了便于中国文化引入欧洲且被接受，中国风尚经过了一番本土化。欧洲人并不在意这种经过想象加工的“中国风”，究竟是关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还是印度文化，神秘的东方是他们所不了解的，眼前看不到之物恰好能够安放想象。一切器物上离谱的装饰图式，都是欧洲匠人为了满足创作与市场的需求，把各种中国元素和西方审美结合，创造的一个欧洲人可以看到和触摸的现实。

历史学家还在史料中发现了另一些细节，关于传教士们的书信和笔记如何塑造了一个“想象的异邦”。

当时，为了便于传教的目的及争取西方基督教的支持，部分传教士夸大并美化了中国。为了削弱中国和基督教义间的冲突，这些书信在出版时又被删改和粉饰。代表作有耶稣会士乔万尼·波特若的《全球关系》：中国被夸大为自古以来“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丰富”的国家。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是这笔糊涂账的推动者。出于抨击封建神权和思想启蒙的需要，他们在编辑出版介绍中国的图书时，会有意删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部分内容，再赋予适合启蒙思想家政治理想的解读。可以说，书中的中国，是启蒙思想家创造的理想国，与真实的中国有很大差异。

林林总总的塑造和描述，帮助欧洲建立了对中国社会扭曲的认识，且深入人心。看似不伦不类的中国风，也在此找到了思想的源头。

19世纪中后期，欧洲人进入中国，打破了这种想象，中国风尚在欧洲开始衰落。

19世纪的意大利彩绘丝质中国风嵌板。供图/《中国风》

利益的驱动

作家李敬泽说过，凝视是一种权力。凝视代表着观察和学习，凝视也是模仿和创造的前提。

从17世纪到19世纪，长达3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欧洲凝视中国、学习中国。中国风尚就是欧洲凝视和学习的产物。

近代化过程中的欧洲大陆一日千里，工业革命深化，近代科技进步，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近代化成果显著。始自16世纪，兴盛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大大促进了中国风尚的盛行。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它放眼世界市场，鼓励国际贸易，追求贵金属和贸易顺差。对于彼时的欧洲人来说，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不仅是地理和发现，而是全球贸易市场和潜在的巨额财富。

许多欧洲王国都在商业贸易中获利并且崛起，比如法国著名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四就是一位倡导重商主义的君主，他鼓励发展工商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法国的玻璃制镜业在他的治下称雄欧洲大陆。

同理，为着现实的理由：在商业资本对利润的本能追逐下，而非单纯对中国文化的仰慕，欧洲的商船如过江之鲫，前往传说中“物资极大丰富的”中国。

起先，中国对欧洲工业化的产品——廉价的丝织品和首饰并不感兴趣，而是更喜欢欧洲的金银。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欧洲的商人只能从中国购得丝绸和瓷器，利用它的珍稀性，向欧洲的权贵阶层高价兜售。以至于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占据优势。欧洲人追求的贸易顺差无法实现，这种状况到了18世纪末期才改善。

而且，即便在本国市场，因为成本太高，普通人也消费不起中国制造。在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欧洲匠人的努力模仿下，“欧洲制造之中国风尚”应运而生。法国最早在欧洲发展起制瓷工业，而荷兰的代尔夫特锡釉青花陶更是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据此，海外圈地、技术革命和商业贸易，帮助欧洲迅速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

而此时的封建中国又如何呢？一方面是制度成熟的康乾盛世，另一方面是对世界市场的闭关锁国。

早在16世纪中叶，因为欧洲对瓷器的大量需求，荷兰商人向中国福建的陶瓷商人发来了大量的定制单，这些订单服务于王室，带有家族的纹饰和徽章。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高级定制，瓷器定制业一度带动了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到了明代中后期实施海禁政策，才走向式微。

清代中国同样重农抑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一带兴起，还未能成为气候，就被闭关锁国的政策扼灭在摇篮中。著名的徽商、晋商失去了向世界市场施展拳脚的可能，来自西方工业的精密制造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得到重视和学习，而是成为权贵把玩的奇技淫巧。

欧洲的重商主义后来被古典经济学取代，对商业贸易的重视却成为传统，在欧洲保留下来。

基于人类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是战火和灾难都难以中断的。在劲吹欧洲300年的中国风尚背后，这或许才是历史的真相。

又过了100年中国凝视和学习西方的过程。经历了民族独立、民族自决和解放，以及古老文明的自我修复和发展，今日的中西方终于开始了一段相对平等的相互凝视。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盛，中西方交流增多。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风”（以服装为代表）在世界流行舞台上经久不衰，重新成为风尚。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西方人至今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完整认识，这些中国风的产物依然存在着各种误解和事故。中国风背后流露出的文化隔阂，仍需要很长时间去消除。但这是一个可以完成和实现的目标。

（感谢奥地利美泉宫的讲解员陈鲲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