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风格的成因的分析介绍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中国历史进入明代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又一次走向繁荣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一个侧面反映，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不断传承绵延的一个时代缩影。促使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文化和哲学思想根源

家具同建筑、服饰和艺术品等一样，是文化的载体和符号。古代中国虽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文化，血脉相承，源远流长，至明代已是初集大成的时候。明代初期，思想自由之风在政治的高压下穿行。中期以后，社会趋于稳定，自由进步思想渐盛，传统文化儒、法、道、释兼收并蓄，在理学的范畴内逐渐演化变异，乃至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互相包容、融合。这种文化特征，对明代的社会形态和人民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哲学思想领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新理学取代宋元程朱理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知行合一”的思想，以及王廷相的“实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宋应星的“鄙薄空谈，重视实践”等学术主张，集中地体现了明代崇尚实学的思想精髓。

在这种经世致用之务实思潮的引导下，至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生产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经过学者文人的及时总结或潜心研究，产生了众多的专业著述和技术典籍，如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徐光启编著的《农政全书》，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计成的《园治》，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园林艺术理论的著作。家具方面，除了时为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的午荣编修的《鲁班经》，戈汕著的《蝶几图》，黄成著的《髹饰录》等专业文献之外，还有很多涉及家具制作、陈设和使用等方面的著述，如文震亨的《长物志》，王圻、王思义父子撰写的《三才图会》，高濂的《遵生八笺》，曹明仲之《格古要论》，等等。这些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凝聚着明代科学和人文精神的文献和典籍，标示着那时社会生产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之宝藏。

2.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

明政权建立以后，针对由连年战火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农业衰颓的社会现实，推行屯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税赋等措施，使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壮大，重农的基本理念和方略得以确立和延续，这就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农业生产对社会稳定带来的保障，手工业也渐渐发达起来，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并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无论是商品的种类或数量，都大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明代经济的大繁荣时期。

在商品经济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形下，一些时政的实施对工匠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实行用银两代替徭役的政策，手工业者从工奴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出售手工业商品的自由，生产的积极性被有效地调动起来。家具作坊里的工匠与其他行业的一样，可将制作的家具产品拿到集市进行自由交易。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状态，给家具业带来了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促进手工作坊和规模生产的结合，家具制造呈现出空前的活力。(www.xing528.com)

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明中后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尤其在江南沿海一带，形成大量的市镇。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民阶层迅速形成。市镇的崛起和城市的繁华，带来的是建筑和园林的兴盛，与城市园林建筑和室内陈设相匹配的家具，也就有了大量的需求。这种迅速增加的市场需求，无论对家具的数量、种类和式样等，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明代强大的航海技术，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和贸易往来。明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最早将我国的家具产品输往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同时将热带的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带回中国，从此开了明代家具制作选用上好木材之先河，进而促进工艺和结构的不断完善，使家具的整体品位得到提升。虽后又实行海禁，但民间贸易不断。明后期开放海禁，进一步促进了外贸的发展，南洋优质木材的不断输入，使家具用料渐成传统，我们才得以见到历经数百年岁月浸润，时至今日仍完好无损的一件件传世之作。

3.文人的推波助澜作用

明式家具风格的最终形成，文人的参与是一个最直接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概括地说，明式家具风格是当时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与工匠的精湛技艺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家具文化发展史中，明代的文人最为活跃，文人阐述家具理论之繁，参与家具设计之多，都是任何一个朝代无法与之比拟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分工，但是古代的工艺制作，工匠们往往集制作与设计于一身，既是产品的制作者，也是产品的设计者。明代时这种情形虽无大的改观，但文人士大夫以使用者的身份热衷于工艺制作、参与制品设计的风气日渐兴盛。在士人文化空前活跃的时代背景下，文人与家具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未形成设计与制作的分工，但出现了一批历史上较早的业余“设计师”。除了主要记述于有关家具典籍中的一些设计，如《鲁班经》中的大量图例，文震亨《长物志》中的家具陈设，戈汕《蝶几图》中的组合家具，高濂设计的二宜床、欹床，曹明仲设计的琴桌，屠隆设计的郊游轻便家具叠桌、叠几、衣匣、提盒等，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中领略到明代文人对家具设计所做出的贡献，如唐寅在临摹本《韩熙载夜宴图》系列画中增绘的家具，以及绘画《琴棋书画人物屏》中的家具，仇英临摹《清明上河图》及绘画《汉宫春晓图》中的家具等，不仅仅是对已有家具的描绘，而是包含了自己的想象与创造。此外，在明代的家具上还出现了“攀文附雅”之风尚，且为明代所独有，即文人墨客在家具上镌诗钤印，从而提高了家具的艺术观赏性和收藏价值。其中的传世之作，包括大文人项元汴的天籁阁书案，文徵明书款的官帽椅，祝允明书款的官帽椅，董其昌题文的官帽椅，周天球书款的周公瑕坐具，等等。

明代早期，在朱元璋的专制政治和大兴文字狱的高压之下，在无数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非命的事实面前，众多的文化人为明哲保身，不得不选择远离政治旋涡的纯审美领域，或醉心于琴棋书画聊以度日，或习得一门“手艺”以苟且偷生，在一种隐逸的生活状态里孤芳自赏。因此，那时的审美风格出现两种趋向：一是伤感的内心趋于女性化，审美趣味变得更加柔和细腻；二是对元人粗俗、艳丽之风的厌恶而力求回归宋代淡雅、文质的风格。在木香飘逸的家具作坊里，可能有不少这种谨小慎微的隐匿之士，由于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失望而成为技艺超群、匠心独具的一代木工大师。一代大师的技艺在以师徒或家族方式的手眼相传中，被发扬光大，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政局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繁荣，在使宫廷生活走向骄奢淫逸的同时，也造就了文人阶层生活的闲适。尤其是嘉靖以后，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以乡绅、文官、儒商、文化人、艺术家等为消费主体的“文人家具”。与宫廷家具的繁复、华丽和尊贵有所不同，文人家具在审美趣味上是含蓄、内敛、简约而富于变化。文人家具的主人大多财力雄厚，修养良好，对居家环境等生活细节非常讲究，他们在吟诗、作画、抚琴、对弈、品茗、宴饮、筑园、赏花、看戏、参禅的闲赏之中，将艺术化的审美品位渗透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很多家庭长期雇佣一些能工巧匠专门为其服务，他们制作一件或一套家具，比如一把官帽椅，往往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做很多次，直到各部分的尺度、比例及造型符合自己的欣赏眼光为止，这样就使得家具的审美品位得以提高，制作工艺更加臻于完美。

文人家具与宫廷家具一道，占据了明代家具的主导地位，其影响扩大至民间，被民间家具所仿效，三者的并存构成了一幅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晚期家具生产与生活的全景图，“明式家具”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