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造型的分析介绍

魏晋南北朝（220～581）时期，尽管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但其间人们的精神生活却相对处于一个自由开放的状态。超凡脱俗、放浪形骸、隐居山野的竹林七贤，只醉心于世外桃源恬静淡泊田园生活的陶渊明式隐逸性情，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及人们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在战乱中疲于奔命的人们对佛教所描绘的来世充满了幻想，从此佛教信仰得以盛兴，艺术创造的热情也便寄托在了大规模的佛教庙宇及石窟的建造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频繁流动，民族的不断迁徙，此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受北方民族高坐具的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起居方式由席地坐向垂足坐转变，家具的主要特征是更多地发生了由低矮向高型的转型。虽然从史料来看，汉灵帝时才有关于胡床的确切记载，但实际上可能在张骞出使西域、王昭君出塞等历史事件前后，胡床就已传入中原，只不过起初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可能不大。而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家具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高型家具随之有了较大的成长，新出现的家具除了高型坐具，如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墩、长杌等以外，还包括高案、圆案及置于案上使用的橱等，竹编家具如笥、簏等的使用也较普遍。床榻增高至与椅凳相仿，并将床榻与屏风结合起来形成封闭式的三扇屏风床榻（罗汉床的原型）或四面屏风床，也有了带床顶和可拆卸的多面围屏床（架子床的原型）。另外，弧形三足凭几的出现，为后来靠背圈椅的问世奠定了前提条件。

高型坐具的腿形有直腿，也有弯腿。升高后的几案也多用直腿，并沿用汉代时的一侧多足落于一方木的制式。高度增加后的床榻则采用了佛教建筑中的须弥座结构作为床榻的支撑。因为其形状与宫廷中的巷弄之门相似，因此也称为壸门结构（如图1-4，图1-25所示），是自此以后至隋唐时期家具造型的一大特点。

此外，在木家具中使用了金属紧固件、连接件和插接件，提高了家具的整体牢固度，简化了家具结构。如1982年辽宁袁台子东晋墓出土的木箱，壁板间用“S”形铁件嵌入连接，四周包铁角并用铁钉钉牢，箱底与箱壁板用铁钉横穿钉牢，箱外两侧装有铁提环。同时出土的还有4件镏金铜帐角，每件帐角均有三短管作直角连接，可插入木杆构成方形帐架。(www.xing528.com)

漆家具仍是家具的主流，并出现了斑漆、绿沉漆、漆画和金银参镂带等新型装饰技法。斑漆现在也称斑纹变涂，是以几种颜色交混使用而产生的斑纹或以单色漆显示出深浅不同的斑纹。绿沉漆是一种色调深沉静穆的绿色。漆画是在红色漆面上用黑色线条描绘人物故事，然后再用色漆分别涂染人物的面部和服饰等部分，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漆画屏风即用此法。金银参镂带是带状的薄金银片，经过加工雕刻成纹样，再嵌在家具上，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南朝梁简文帝曾作一篇《书案铭》，其中称赞书案的做工：“刻香镂采，纤银卷足，漆花曜紫，画制舒绿……”由此可知该书案运用了雕刻、金银镶嵌、绿沉漆髹饰等多种方法结合的装饰工艺。

由于佛教盛行，漆家具的装饰纹样也与佛教密切相关，其中莲花（也称荷花、芙蓉、水芝、水花等）纹是最为盛行的装饰纹样。莲花在佛教思想中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随着佛教的兴起，莲花图案便大量应用在石刻、彩画以及陶瓷、金工、刺绣等装饰上。

也是因为佛教的影响，汉时的厚葬风尚此时已荡然无存，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实物出土较少，有关家具的详情也就主要借助于同时期形成的佛教石刻、壁画，以及文字记载、绘画等间接资料来加以判断。例如，在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和甘肃敦煌等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中，随处可看到佛座的形象，其形态在统一中又富有变化。形状上有方形、圆形、腰鼓形；垂直结构上有三重、五重、七重；整体构造上有实的，也有空透的；装饰上有壸门、开光、莲花图案，等等。可谓形式多样，多姿多彩。由此可推测世俗生活中的凳和墩，其造型和制式也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