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开拓探求务尽：浅谈傅晓航先生学术思想和戏曲理论研究成果

勇于开拓探求务尽——浅谈傅晓航先生学术思想和戏曲理论研究成果

我的导师傅晓航先生，1951年初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普通科，后被留校工作。同年3月，组织派他向刚刚从香港回来参加祖国文化建设的著名戏曲史专家周贻白先生学习，并作周先生的随身助教，随先生听课，而后逐步担负起辅导学生的工作。1956年以后独立开课，至“文化大革命”前，为戏剧文学系和表演、导演、舞美各系，讲授中国戏曲史、戏曲名著选读等专业课和共修课。在这期间除编写教材外，也写了一些文章，如《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也谈“戏弄”与“戏象”——与任二北先生商榷》（以上两篇文章与祝肇年合写，发表于1956年间《戏曲研究》、《戏剧论丛》）、短剧《洋货迷》（为首都大学生戏剧汇演戏剧学院演出队编写，后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间）、古南戏调查报告——《南音质疑》（发表于《福建省戏曲研究资料集》第二辑）、散文《漫谈南音》（发表于《光明日报》1963年6月3日第4版）等。

据我所知，傅晓航先生应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位戏曲理论工作者。

“文革”以后的1979年底，傅先生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确定研究主攻方向为戏曲理论批评史。从1980年初至1983年夏季，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文学分支副主编，负责戏曲理论批评条目的撰稿、组稿和编审工作。1986年担任戏曲文学研究室主任，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后又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京剧卷》编委会副主任、《京剧教育》分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戏曲经典与戏曲精品》中的《南戏卷》、《杂剧卷》主编。《昆曲艺术大典》、《昆曲音乐典》主编。

改革开放后至今，先生的主要著述有《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厢记集解》（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戏曲理论史述要》（199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近代戏曲论著总目》（1995）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以及学术论文数十篇。时断时续写作多年的攻艰课题《理论巨擘金圣叹——金圣叹评传》已经完成初稿，目前正在修改增订，2002年年底可脱稿。上述作品中，《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曾获1985年香港国际图书博览会“图书销售奖”，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成果奖，《西厢记集解》获1992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三等奖（非推荐与自报）及1999年文化部颁发的“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戏曲理论史述要》已被韩国岭南大学编辑的《中国文学研究室丛书（之五）》译为韩文。

在傅先生主编的周贻白先生“百周年诞辰记念文集”《场上案头一大家》中，在他的文章《回顾与自省》里说道：“先生的教导我至今牢记在心：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的，任何事情没有不劳而获得到，学术研究首先要学会做‘粗活’，抄一遍胜过读十遍；要收集、查阅第一手材料；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我不是先生的好学生，然而这些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傅先生秉承先师的这些教导，再加上他的强烈地开拓精神，使先生在戏曲研究领域中的戏曲理论史、《西厢记》、王国维、金圣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术学界的领先地位。

首先，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傅先生为自己确定的科研主攻方向是“戏曲理论批评史”，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勇气的。因为在当时，戏曲理论批评史在学术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为此在编写《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期间，先生便有意识地选择了有关戏曲理论方面条目的组稿审阅工作，以便熟悉把握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状态。就在此时，先生有重点地研究了一些戏曲理论史中的重要问题，如对开辟戏曲史研究纪元的重要理论家王国维，研究了大量史料后，撰写了《戏曲史科学的奠基人——王国维》（1980年《文艺研究》第3期）、《资产阶级美学的启蒙者——王国维》（1982年长春社科院《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这两篇论文使得先生成为当时王国维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先者。又如，1902年有一位名为“三爱”的作者，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论戏曲》的文章，由于把戏曲提高到“戏园子是人民的大学校”、“戏子是人民的大教师”的地位，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瞩目。但是“三爱”究竟是谁，始终是一个谜，因而影响了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认定与使用。先生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把这一历史之谜解开了，原来“三爱”就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据此他撰写了《陈独秀的戏曲理论》一文（《戏曲研究》第8期）。此间先生还撰写了《凌蒙初的戏曲批评》（1983年《上海戏剧》第3期）、《戏曲文学理论批评一瞥》（1983年《戏曲艺术》第1期）、《戏曲表演体系探索》（发表在1981年《文艺研究》第二期）、《柳亚子与〈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1984年《江苏戏剧》第8期）等文章。

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结稿，经过近四年对传统戏曲理论的摸索，已经理清了戏曲理论批评史的发展轮廓，按当时先生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的成果，集中精力写一部《古代戏曲理论批评史》是有条件的。但是先生一时没有作通史的筹划，而感到自己对许多戏曲理论问题和若干重点戏曲理论家的掌握还若明若暗，缺少作重点研究。而且看到戏曲理论批评史中，被先生认定为“标志古典戏曲理论的终结，现实主义理论的开端”的最杰出的理论家金圣叹，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一时难以拿下；其次，对戏曲理论史的大文化背景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对近代戏曲理论批评史也需做广泛的摸底工作。这就是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工作结束后，先生为自己确定的工作内容，即有重点地研究戏曲理论批评史中的问题和重要理论家。

金圣叹是一位全方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批评领域涉及小说、戏曲、诗歌、散文等各个方面。先生作为戏曲理论批评研究的学者，首先着手研究的自然是金圣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俗称《金批西厢》）了。有人误认为傅先生是专门研究《西厢记》版本的，实际上傅先生全面掌握明清两代的《西厢记》版本，是他研究金批西厢延伸的结果，延伸得太长了，以至于延伸到另外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明、清两代《西厢记》的版本海洋！

为了能将一部比较完善的金批西厢放在身边以备研究，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比较好的版本，先生决定校点一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他查阅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并远涉千里（有些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天津、山西、上海、甘肃、沈阳等省市的图书馆，查阅了有关金批西厢的版本共四十余种。由于顺治年间的原本已不知去向，只好以刊刻于乾隆年间的宝淳堂精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为底本，参校刊刻于康熙年间的四美堂本、世德堂本、永怀堂巾箱本等六种善本，完成了该书的校点，于1985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将浏览过的四、五十种金批西厢各种版本，经过梳理研究，写了那篇《金批西厢诸刊本记略》（发表于《戏曲研究》第20辑），揭示了清代《金批西厢》版本流传情况，以及形成的多种类别。研究明代《西厢记》众多刊本，也是出于研究《金批西厢》的需要。

研究《金批西厢》，存在这样一个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上不少人否定《金批西厢》，认为金圣叹随意涂改《西厢记》“原本”，“罪莫大焉”。但是这个“原本”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大约是随便拿来一本《西厢记》对照一下，便大骂起来。显而易见，要科学地评判金圣叹删改《西厢记》的功过得失，必须弄清楚它真正的“原本”是什么。在金圣叹生活的明代末年，《西厢记》的不同刊本，我们今天尚且知道的就不下五六十种，然而金圣叹并没有说明他所用于删改《西厢记》的底本是什么。傅先生常常把这件事比作“儿童藏包游戏”，一个人藏的，十个人难以找到，也许一辈子都找不到。这是一项艰苦的查寻考证工作。先生在北京、上海、四川、甘肃等地的图书馆，查阅了近四十余种不同的明刊本《西厢记》，进行分类勘比缩小范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批西厢的底本应是《张深之秘本西厢记》。于是撰写了《金批西厢删改的得失》一文。此论文分两部分，一、金批西厢的底本（即所谓的“原本”）是《张深之秘本西厢记》；二、金圣叹删改的得失。论文曾提交北京第一届国际戏曲研讨会。由于文章过长，后分别发表于；《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标题为《金批西厢的删改得失》；《文献》1989年第3期，标题为《金批西厢的底本问题》。

研究金批西厢底本问题的意外收获是，1988年夏季，甘肃出版社要出版一部《西厢记》汇释本，作为对国庆四十周年的献礼，向先生约稿。先生对《西厢记》的明刊本已了然于心，便答应了。至1988年年底，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那部获得两次部级大奖的《西厢记集解》。该书的“内容简介”是这样写的：

书中集中了弘治岳家本、徐世范、陈眉公、王骥德、凌蒙初、闵遇五、毛西河等七种珍贵的具有代表性的《西厢记》刊本和解证。它们基本上概括了明、清两代在《西厢记》的训诂、释义以及体例、格律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明清两代著名戏曲家对《西厢记》的不同见解和激烈争论。同时由于它们广泛地涉及了已散失的《西厢记》古善本，如碧筠斋本、朱石津本、金在衡本、顾玄纬本等，使我们窥见了这些古善本的某些风貌，这对于我们了解现存《西厢记》各种版本之间的渊源与差异，将会有所裨益。本书具有工具书性质，是研究《西厢记》文词、体例不可缺少的书籍。

它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先生不愿意说已经超越了前人，只是说前人没有他这样得天独厚的处境、时间和条件，能够在短时间看到那么多的《西厢记》珍本、善本。与此同时，先生根据掌握的《西厢记》的版本，还写了那篇《西厢记的笺注解证本》（发表于《戏曲研究》第35期）。论述了明刊本《西厢记》的分类和总体发展情况。

在此期间，先生还撰写了《金批西厢的美学思想》、《金圣叹的极微论》、《‘无’字的思想底蕴》、《金圣叹论写作技法》等有关金批西厢的论文，以及有关戏曲理论史的论文十余篇。分别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报，山西师范大学戏曲研究所学报等刊物。此时已经有条件汇集成一部戏曲理论史了。

1987夏季年，戏曲研究所上任不久、现已过世的前任所长苏国荣先生提议，组织编写一套“戏曲史论丛书”，作为“9·5”院重点项目提出，1988年正式立项。傅先生被邀请参加了这一项目，自报的选题为《戏曲理论批评史》。但在80年代末期，上海已有几位学者在戏曲理论史这块处女地上捷足先登了，迫使先生必须别开蹊径；而且这套“史论丛书”分册的字数限定在20万字左右，在结构上必须压缩，于是先生为自己的书命名为《戏曲理论史述要》。全书分“古代篇”一十二章，“近代篇”四章，是由一十六篇大部分已发表的专题论文组成的，而联缀在一起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此书同样体现了作者的开拓与独创精神。此书于1994年4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80年代以后，外来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先生不为这些时髦的思潮所动，他坚定地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科学的学术研究指导思想。他感到他当时所了解的戏曲史、戏曲理论批评史仍然是一些飘浮在表面上的现象，而要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和本质，必须探索它们产生的大文化背景——社会思潮、正统文学对戏曲和戏曲理论的影响。作者在该书中的具有导言性质的首章《理学的嬗变学与元明清戏曲》的提要中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理学（新儒学）的形成及其嬗变，与戏曲艺术的形成、发展恰好同步，这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理学作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是戏曲艺术最重要的文化背景。戏曲艺术作为晚期封建社会先进的艺术形式，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利用，是他们宣扬封建道德的重要工具。但是戏曲艺术的创造者和参与者是知识分子、市民和农民群众，他们的思想愿望和审美兴趣决定了戏曲艺术的基本风貌。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变更，理学和文化思潮的嬗变，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使戏曲艺术的发展态势，出现了起伏跌宕的历史波澜。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的关系，前者是属于第二性的。但是理论以其逻辑思维的特征，引向对问题的深入探索，使它获得了高于实践的品格。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戏曲理论与创作实践相比较，理论较之实践对文化思潮的演变，反映更敏锐，更鲜明。由此，戏曲理论批评史获得了自身的特色。(www.xing528.com)

文章中还对宋元以来的从平民中选取人才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论述。科考是以《朱子注疏》为主要科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以及遍及全国县乡官学、私学的教育网络，都以《朱子注疏》为必读的教科书，而使新儒学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同时该书的第三章《前后七子与明代戏曲》，论述了正统文学与戏曲的关系。所有的戏曲理论现象都透过这个两个文化层面，而使戏曲理论史的论述获得了应有的深度。

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文学、表演、音乐的舞台创作经验都值得总结。《述要》中大多数篇章是论述文学创作经验的，同时设《古代表演理论》和《曲谱简说》两章。傅先生的理论表述往往是精练而深刻的，比如第十二章“曲谱简说”里，开头一段对“曲谱”内涵揭示的精彩论述：

当代戏曲音乐家把传统戏曲音乐的基本形态归纳为曲牌联套体和板腔体两大类别，这是从纯音乐的角度对传统音乐的把握，是比较科学的。然而它还不能成为对传统戏曲音乐理论体系的概括，因为所谓的曲牌联套体或板腔体，只是对其外在形式的阐述。而传统的戏曲音乐理论有他独特的美学追求，有它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理论构建中心。这个在传统诗歌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戏曲音乐理论体系，是以“动听”——重视语言的音乐性，和“明义”——重视思想内容的表达，最终达到“动情”的审美目的。而在形式上则以曲体的规范化为其主要表现手段。由此构成了以音韵为核心的“制曲”、“度曲”、“曲谱”既是互相依存又可以独立存在的三种范畴。而曲谱则是对曲调、语言声韵、度曲的凝定。它是剧作者“填词之粉本”（李渔语）；“厘正句读，分别正衬，附点板式，示作家以准绳”（王季烈语），是度曲者的依据。

作者进而着重论述了贯穿曲谱发展历程中的重形式的格律派与重内容的文词派的争论，以及曲谱自身由文人填词之“准绳”逐渐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曲谱。论述的范围几乎涉及了从朱权的《太和正音》到吴梅的《南北词简谱》的全部曲谱。

我曾看过上海戏剧学院著名戏剧史家陈多先生给傅先生的笔书，热情洋溢地赞扬《戏曲理论史述要》的成就，原函很长，我想只引开头一段总评语，以见学术界的反响：

感谢您赐寄《戏曲理论史述要》，接到后立即较认真地拜读了一遍；并于读后即和写时兄（夏写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专攻戏曲理论史）、长海（叶长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有多种有关戏曲理论史的著述）等谈及初步拜读后的感想说：到底是“老将出马，一个抵俩”，尽管戏曲理论史论著已经有几种，尽管只是本“述要”之作，但确确实实是一部有见解、有新意、有成就的著作，它在一些方面把戏曲理论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都有那些新的建树，陈多先生谈得很具体，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引录了。

戏曲理论史的古代部分已经有了眉目，先生又将目光伸向近代。在写了《晚清的戏曲改良运动及其理论》、《国剧运动及其理论建设》等文章之后，他又开始一项开创性的大工程，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近代戏曲理论史的写作准备材料——收集自1840年至1949年一百多年内涉及戏曲史论研究的资料。他团结了两位（其中一位是外单位的）刚从大学毕业的女青年和一位离休患有重症的老同志，在没有列入国家项目、可想而知的困难条件下，展开了工作。先生同大家一道，在北京、天津、沈阳、兰州、上海等地的地方、科研院所的图书馆中，查阅了近千种图书、杂志，历时三年，完成了那部百余万言的《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199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戏曲史、戏曲理论史研究填补了空白。

傅先生虽毕生从事古典戏曲史论的研究工作，却也关注现实的戏曲创作和演出，有时也写些评论文章；对剧坛的重大动向也有明确的态度，而不是只囿于本专业的研究，“躲进小楼成一统”。1992年以来，傅先生为当前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所触动，还作了一些看来与戏曲无关的事情，主编了《新时期杰出人物成功之路》丛书，并亲自组稿、撰稿、编辑。已出版的有《中关村巨变》、《京都商厦大潮》、《准确人生》等报告文学集。《中关村巨变》收录了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四通等十余家中关村的高科技龙头企业，记述了柳传志、王选、张本正、段永基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的艰难创业历程；《京都商厦大潮》收录了百货大楼、西单商场、天桥商场等原有国营商业企业，和新型的燕莎商城、贵友大厦、蓝岛大厦等十余家京都商界龙头企业；记述了“国营”老商业企业转制的痛苦经历，和新兴商业企业的蓬勃发展势头。这些报告文学集均为前瞻之作，有相当高的史料和认识价值。

傅晓航先生现在精神矍铄，身体健朗，文思敏捷，笔耕不辍，他还想为戏曲理论史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刘小梅　　

2002年3月　　

原载于《戏曲研究》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