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前言
从1840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以戏曲史的断代来说,可以泛称中国近代戏曲史。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虽然没有出现像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洪昇、孔尚任那样杰出的戏曲家,然而它却以地方戏曲繁花似锦的风貌进入了戏曲的群众时代。作为这一时期戏曲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十分复杂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过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中间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国人民经受了种种苦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顽强的反抗精神。”(同上)形成并成熟于封建社会的戏曲艺术,如何表现新时代人民的思想愿望和审美需求,便成为这一时期戏曲发展问题的焦点。近代史中不少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都以各自的政治立场、文艺观点和创作实践、舞台实践回答了这一问题。这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提出的“推陈出新”这一戏曲改革方针的深刻的历史依据。同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戏曲家以及部分著名的日本学者,都以极大的热情、花费极大的精力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对传统戏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戏曲史、戏曲文学、戏曲声韵学、戏曲目录学以及舞台艺术理论方面,开拓并建立了许多相对独立的探究领域,把戏曲研究提高到科学的范畴,并引入了大学的课堂。在我们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中,接触问题的丰富性、广泛性,远远超出了我们所预料的。特别是戏曲与时代的关系,在这段历史中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与我们今日戏曲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十分近似,有些径直是历史的重复。我们相信,对这一历史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将会直接有益于今天的戏曲改革。这更增强了我们对编写中国近代戏曲史重要性的认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也是科研工作必须遵循的次第;要编写近代戏曲史,必须事先做好资料的准备工作,这便是我们编辑这部资料集的初衷。原来的设想,是编纂一部《中国近代戏曲论著集成》,作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的续书。但是由于工程浩繁,限于人力和物力,不得不缩减为《总目》,以备编写近代戏曲史检索之用,也就聊胜于无了。
面对浩瀚的资料海洋,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力是实实在在的两个半人。我身兼其它科研项目,无法全力以赴,繁重的编辑工作主要依靠如下几位同志:一位是中国戏曲学院离休干部、副教授张秀莲同志,另一位是该校共同课青年教员曾昱晗同志,她们都是以业余的身份参加的。唯一专职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我院戏曲研究所的詹怡萍同志。在我们编写的过程中,曾得到戏曲研究所前任、现任领导苏国荣、余从、黄秀珍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以及有关图书馆的协作和帮助。这是这部书能够完成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经费与人力的限制和一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一一备述的。值得欣慰的是,依靠同志们的团结,依靠同志们对戏曲事业的忠诚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不计报酬,不畏酷暑寒天,乃至忍受饥渴,奔波于各个图书馆。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张秀莲同志曽身患重症,手术后需要将养休息,却一直坚持工作,尤其是在紧张的编辑后期,她承担了主要编辑任务,她那不畏辛劳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一丝不苟严肃的治学作风,都使我十分钦佩和感动。还应该提到的是在本书编写的中后期,秀莲同志的女儿、我院研究生部的吴非同志,看到了我们人手紧张,自愿地参加了这个队伍,她同样以业余的时间参加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为此书做了贡献。此外,还有院资料馆的李凯南同志、戏研所资料室的刘效民同志,在资料使用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在出版的关键时刻,又得到了院科研办翟树成、林秀娣同志的大力支持,促成此书早日付梓。在这里向他们一并致以谢意。
此书搜集的范围,社科或娱乐性的报刊杂志,我们翻阅了近千种,有材料可录的360余种。但肯定还有漏收的部分,一方面是限于客观条件,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我们都跑遍了,外省市有关近代戏曲方面藏书较多的图书馆,如上海市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等,我们都查过了。然而限于经费的困难,还有个别重要图书馆,如广东省图书馆未能去查。此外查到的图书馆还有部分有关的图书或刊物硬是提不出来,也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些是我们主观努力无法克服的,希望读者谅解。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主观条件学识视野的限制造成疏漏,则有待于读者和同行们的批评指正,以便日后一并增补订正。(www.xing528.com)
1991年12月30日于红庙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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