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集解》前言介绍，《西厢记》刊本，按其内容可分如下三类

《西厢记集解》前言

《西厢记》产生的年代，如按元锺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当在元代初年，从那时起到明代中叶之前，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可见朱权对王实甫的创作风格“如花间美人”的赞美，却很少见到其它评论。这期间，它的演出情况如何，亦不甚了了。这给《西厢记》的研究留下了一段难以填补的空白。直到明代嘉靖、万历之后，随着传奇创作高潮的出现，《西厢记》像久藏的璞玉，它的光泽才逐渐显露出来，成为戏曲家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同时，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西厢记》已是书商们牟利的主要书目之一。生长在万历年间的王骥德，他看到的不同版本《西厢记》“不下数十种”，可见其刊刻数量之多。经过历代战乱兵燹和封建统治者毁禁洗劫之后，今天尚可蒐罗到明代《西厢记》不同刊本名目六十余种，清代不同刊本近百种（当然其中大多数是金批西厢的不同刊本）这在我国小说戏曲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盛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厢记》在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如此众多的《西厢记》刊本，按其内容可分如下三类：一类是校勘本，如继志斋《重校北西厢记》、《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何璧校正北西厢记》等。这类刊本大都标榜力图体现原本的风貌，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体现各自编者观点的改订本；一类是题评本，或者叫作批评本，如容与堂《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王世贞、李卓吾合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以及金圣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这类刊本着眼于艺术分析与鉴赏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一类是笺注解证本，它们的主要内容是对《西厢记》语词的训詁和曲文的解释或阐发。事实上单纯的“笺注”本和“解证”本的数量是很少的。

“笺注”是《西厢记》曲文释义的早期形态，它只是对《西厢记》曲文中所涉及的典籍故实加以解释，帮助一般读者了解其内容，而很少结合剧本。这种笺注形式大约在元末明初已可能出现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笺注本，是明弘治十一年（戊午）金台岳家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下简称弘治本），在明刊本中这种单纯的笺注本留传下来的极少。而流传下来较多的，是那种“笺注”与“题评”兼容的刊本。它们除了笺注典籍、故实之外，增添了“题评”这一内容，这是适应读者艺术欣赏的要求，对单纯的笺注本的发展。如徐士范《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一下简称徐士范本）、收藏在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的熊龙峯《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以下简称陈眉公本）等，仅明刊本便不下二十余种。它们流传久远，十分普及。但从释义这一内容看，它们仅仅是笺注本的延续而缺少发展。这种不结合剧本内容、就典释典的笺注方式，逐渐不能满足人们对《西厢记》本体深入了解的要求。于是便产生了那种结合《西厢记》剧本，对典籍故实、方言俗语、曲词文义、声韵格律做全面训詁、释义、考证的解证本。

解证本是人们对《西厢记》深入研究的产物，它不可能出现太早。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是明嘉靖以后，随着剧坛日趋活跃产生的新事物。大约是刊刻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的碧筠斋本的“首署疏注”者和徐渭等人开其端倪，而由王骥德集其大成。王骥德谈他解证的宗旨时说：“凡注，从语意难解。若方言、若故实稍僻、若引用古诗词句，时一着笔。于浅近事，概不琐赘。非为俗子设也。”（见附录《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三十六则》）即解证的着眼点是语意“难解“处，它是不为“俗子”而设的高层次读物。这个宗旨被跟踵其后的著名戏曲家凌濛初、闵遇五、毛西河等人所遵循，使《西厢记》的释义，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范畴。从单纯的“笺注”到“笺注”与“题评”兼容，再到单一的解证本、批评本的出现，反映了明清两代人对《西厢记》本体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当然所谓的“单一”是相对而言的，所有的解证本中，难免时有评语的夹入，这是因为释义解证与理论批评是相通的，它们只有分工，而不能相互隔绝。

本书力图忠实、客观地概括明清两代主要戏曲家对《西厢记》语词文义的训诂、解证的研究成果，作为今日进一步研究《西厢记》的参考。

下面对选用的刊本略作说明：

本书根据明清两代戏曲家对《西厢记》本体研究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容纳了“笺注”与“解证”两方面内容。关于笺注本，明清两代附有典故笺注的《西厢记》刊本，不下数十种，但大多数笺注是因袭抄录，很少有新的见地。有关这一内容的刊本，本书选用了弘治本、徐士范本，陈眉公本作为“笺注”的参照本。弘治本虽然不一定是笺注本的祖本，但它的条目繁芜，文字冗长，较多地保留了这类刊本的原始风貌，代表着《西厢记》笺注本一定历史阶段的形态，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来的笺注本与它的继承发展关系。徐士范本为明清两代戏曲评点家所重视，王骥德称它是那时少见的善本之一；凌濛初的《西厢记五本解证》也常引述他的评语，这大约是因为它是载有“题评”内容的较早的刊本，至少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题评本，而且其评语多有真知灼见。如前所述，徐士范本是“题评”与“笺注”的兼蓄本，仅就其笺注这一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弘治本一类刊本的直接承继者。这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笺注条目基本一致，文字也大体相同，甚至连弘治本条目排列秩序颠倒的错误也一并继承了。比如弘治本把第二本第三折最后一支曲牌【离亭宴煞尾】中的故实“登坛拜将”以及这支曲牌后张生念白“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中的“刺股”、“悬梁”两个故实的释文，都放在第二本第四折的开端。徐士范本因袭了这个错误，同样把它们放在第二本第四折的笺注里。所不同的是徐本笺注中的若干释文，是经过订正了的，把弘治本中许多误刻的错别字改正了。如“贤圣打”释文中的“鲁场”；更正为“鲁阳”；“望夫石”释文中的“某夫从役，远赴困难”，改为“远赴国难”，等等，便不一一枚举了。还有少数释文是全部重写的。如第四本第一折【油葫芦】曲文中所用的成语“贤贤易色”（语出《论语》卷一《学而第一》），弘治本的释文是：“人能贤人之贤，易改也；好色之心最诚切，人能改好色之心以好贤，则好贤有诚也。”徐本改为：“言人不能以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言能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好贤有诚也。”这个释文就比弘治本高明多了。在徐本的眉批中虽有少量的语词训诂，“辰勾”、“反吟伏吟”等，则出自徐士范的创释，并为后人所继承。由此可知，徐本的眉批出自徐士范的手笔，而附录的笺注则来自诸如弘治本一类的刊本，只对其条目的文字略作增删修订而已。陈眉公本的性质与徐士范本相同，是“题评”与“笺注”兼蓄的刊本。陈继儒是明代颇负盛名的古文学家，但同代的戏曲家却很少提及陈本，因此陈本的题评是否出自陈继儒的手笔，是大可怀疑的。陈本的笺注形式与所列的典故条目，与徐士范本基本相同，连同前面所说的那个条目排列的错误，也一样照搬了。然而条目的数量却大大地削减了，文字也变得十分简练了。而稍后的笺注本，大都接近于陈本。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笺注的发展趋向。笔者认为这三种本子，基本上概括了明代人在笺注方面的成就。总起来说成就不高。

辑录诸家的解证是本书的重点。关于解证本，本书选择了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以下简称王本）、凌濛初《西厢记五本解证》（以下简称凌本）、闵遇五《六幻西厢记五剧笺疑》（以下简称闵本）、《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以下简称毛本）等四种。这里首先要谈一谈为甚么没有选用一种徐文长本《西厢记》。现存徐文长评点本《西厢记》有五种之多，它们是：《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后三种学术界大多数意见已认定它们为赝本，而对田水月本与画意本的真伪问题尚存有争议。在这里不可能用很多的笔墨论证它们的真伪问题，我只想提出明代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许对我们的认识有所裨益。对这一问题最有发言权的王骥德说：“往先生（徐渭）居，与予仅隔一垣，就语无虚日，时口及崔传，每举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随兴偶疏数语上方，故各本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见凡数本，惟徐公子而兼本较备而确，今而兼没不传。世动称先生注本，实多赝笔。”（《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明徐渭和唐伯虎题崔氏写真》的按语）王骥德此话与现存各种徐文长本存在诸多“矛盾”可相印合，可知他的话是很可信的。稍后的戏曲家凌濛初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近有改窜本二，一徐文长，二称方诸生。徐赝笔也，方诸生，王伯良别称，观其所引徐语，与徐本时时异同。王即徐乡人，益徵徐之为讹矣。”（《西厢记五本解证·凡例十则》）王骥德、凌濛初的意见，虽然不能说已将现存的徐文长本全部否定，但至少提醒我们对现存徐文长本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蒋星煜先生说：“我感到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所引用的‘徐师新释’，这部分实际上比现存徐文长本还可靠一些。”（《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六种徐文长本西厢记的真伪问题》）我以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由于上述原因，本书没有采用任何一种徐文长本。

王骥德实在是一位中国戏曲理论史上不可多得的理论巨擘。他的《曲律》内容广博，从多方面总结了元明以来的戏曲创作问题。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的解证和若干附录，实际上是对明中叶以来《西厢记》研究的总结，回答了人们提出的各种疑义。特别是他的解证，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和深厚功力。尽管他对《西厢记》的删改显得十分鲁莽，他的解证还存在不少牵强附会尚欠妥切之处，由此遭到了凌濛初、毛西河等人的严厉批评，然而他对《西厢记》研究的巨大贡献，是后人所公认的。把《西厢记》研究引向深入，并将“解证”扩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条道路无疑是王骥德开辟的。

凌濛初的解证还没有完全摆脱眉批、夹批形式的局限，批语堆满眉额。对那些眉批、夹批实在无法容纳的内容，才不得不采用附录的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见解充分阐发。他是一位不失大家风范的严肃的理论家，凡是他所提出的解证，大都中肯而有说服力；他从不夺人之美，凡是他赞同的见解，大都注明出处、姓氏，忠实转录；对那些望文生义随意曲解曲文的注解，他的批评是严厉的，甚至是尖苛的，体现了一个理论家的严肃、求实作风。(www.xing528.com)

闵遇五的《六幻西厢记五剧笺疑》，严格说来还不能算作真正的解证本，正如书名标示的是笺疑。他的注解，既有对故实的笺释，也有对曲文某一局部问题的释疑。虽然他提出了不少很通达的见解，但不少释文是重述王骥德、凌濛初的意见。另外，他的注带有校勘性质。但是由于他没有注明各本的名称，僅注“一本作”某某，“一本作”某某，这就降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是一部“解证”总其成的大作。毛本解证的特点，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王骥德、凌濛初等人的笺注、解证的成果，值得注视的是他的解证更重视曲文的整体性。他批评了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某些“窜改”，同时他也接受了金圣叹的影响，他往往把几支曲子连接在一起作为“一节”，加以阐述。他批评王骥德删砍大段道白的莽撞，而强调“曲白互补”、曲白的一体性，常见他说某曲文“顶上白来”。同时他还强调“原本”的不可更易性。

本书选择了弘治本、徐士范、陈眉公、王骥德、凌濛初、闵遇五、毛西河等七种有代表性的重要刊本，把它们的笺注、解证集中起来，这将给《西厢记》的研究家们带来很大的便利。孤立地看某一种解本，都只能是一个片面；把它们集中起来，便可以同时看到明清诸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事实上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他们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争论十分激烈。正确、深入地认识《西厢记》的本体，是深入研究《西厢记》的基础。我想在这方面它会给研究者们以更多的启迪。

笔者认为上述七种笺注解证本，基本上概括了明清两代在《西厢记》的训诂释义、体例、格律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它们广泛地涉及了已散佚的古善本，如碧筠斋本、朱石津本、金在衡本、顾玄纬本等，使我们窥见了这些善本的某些风貌，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存《西厢记》各种版本之间存在着的某些差异的历史原因。对于我们鉴别版本系统，鉴别目前尚压在不少图书馆里的一些仅有《西厢记》名目，而不附任何款识的抄本，将会有所稗益。

本书的底本，选用了凌濛初《西厢记五本解证》本。这不仅是由于凌濛初宣称他的本子是“不更一字”的“周宪王本”，从它的体例看，是现存《西厢记》诸刊本中最接近于原本风貌的本子，这是海内外学者所公认的。现存有两种凌濛初解证本，一种是红室刊刻的通行本，一种是较为罕见的闵遇五刊刻的朱墨套版本。对这两种刊本，笔者进行了互校，使其更为完善了

本书仅限于笺注和解证，因而徐士范本、陈眉公本的题评一概不录。关於笺注本，弘治本、徐本、陈本笺注的条目，相同者甚多，尽可能按时代的先后采用前者，但又要照顾释文的优劣，事实上更多地採用了徐士范本的释文，对四种解证本，则尽可能完整无缺的摘录其原文。各刊本的笺注或解证，错别字很多，有些释文竟无法句读。对那明显可辨的错别字给予改正，为了减少篇幅，未作附录。有些没有把握的则原文照录，不敢妄自删改。用毛西河的话说：“以错字亦饩羊也”，以俟识者。断读采用近代汉语句逗，未加惊叹、疑问号，谅读者自能理解。由于才识所限，难免有错误，敬乞同行和读者指正。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除夕于红庙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