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笺注解证本的发展情况和古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西厢记》笺注解证本

《西厢记》产生的年代，如按元锺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当在元代初年。从那时起到明代中叶之前，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可见朱权对王实甫创作风格如“花间美人”的赞美，但很少见到其他评论。在这期间，它的演出情况是怎样的，也不甚了了。这给《西厢记》的研究，留下了一段难以填补的空白。直到明代嘉靖、万历之后，随着传奇创作高潮的出现，《西厢记》像一块久藏的璞玉，它的光泽才逐渐显露出来，成为戏曲家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同时，随着印刷业的阔步发展，以及由此而兴起的戏曲评点，《西厢记》已是书商牟利的主要书目之一。生长在万历年间的王骥德（？—1623），他当时看到的不同版本的《西厢记》，已不下数十种^[1]。经过历代的战乱兵燹和统治者毁禁的洗劫之后，今天尚可蒐罗到明代不同刊本《西厢记》的名目，不下六十余种；清代不同刊本《西厢记》近百种（当然其中大多数是金圣叹批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不同刊本）。这在我国戏曲小说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盛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厢记》在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清刊本《西厢记》流传下来的数量很大，其中也不乏较好的善本，但从总体上看清刊本杂而芜^[2]，《西厢记》刊刻的黄金时代，依然是明代。如此众多的《西厢记》刊本，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校勘本，如继志斋刊刻的《重校北西厢记》、《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何璧校正北西厢记》等。这类刊本大都声称力图体现“原本”的风貌，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体现各自编者观点的改订本。二是题评本，或者叫作批评本，如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王世贞、李卓吾合评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以及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这类刊本数量不少，但真本不多。三是笺注解证本，它们是对《西厢记》的语词的训诂、考证和曲文的释义。这是就其内容的基本状况来说的，事实上单纯的“笺注”、“解证”、“题评”、“批评”本的数量很少。由单纯的笺注本到笺注、题评混合本，再由笺注、题评混合本发展为单纯的解证本和批评本，反映了明清两代人对《西厢记》本体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

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西厢记》笺注解证本的发展情况和古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笺注，是《西厢记》释文的早期形态，它只是对《西厢记》曲文中所涉及的典籍故实加以解释，帮助一般读者了解其内容，释文很少结合剧本。典籍故实的释文大都放在每折之后。这种笺注形式大约在元末明初即可能出现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笺注本，是弘治十一年（戊午）金台岳家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以下简称私治本）。这种单纯的笺注本流传下来的极少。大约在明中叶以后，便产生了“题评音释”本。它是伴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和戏曲艺术的逐渐兴旺而产生的戏曲评点的早期形态，它除了笺注故实，标注一些不常见或难读的字读音之外，还在扉页的顶部增添了眉批“题评”这一内容。这是适应读者艺术欣赏要求对单纯笺注本的发展。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题评音释”本，是刊刻于万历八年（庚辰）徐世范《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以下简称徐世范本）。在明清两代《西厢记》刊本中，这种类型的刊本不下数十种，流行久远，十分普及。但从“笺注”这一内容来看，它仅仅是笺注本的延续而缺少发展，依然是就典释典，不结合剧本内容。笔者翻阅了一些国内所能见到的“题评音释”本，它们的“音释”与“笺注”，大都是因袭抄录，缺少新的内容。以徐士范本与陈继儒《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以下简称陈眉公本）的笺注为例，同弘治本的笺注作一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因袭承继关系。

弘治本虽然不一定是笺注本的祖本，但它较多地保留了这类刊本的原始风貌却是可以肯定的。它的笺注条目，大都是一些浅近常见的典故，诸如“杜鹃”、“雪窗”、“萤火”、“武陵源”、“芙蓉面”之类，它的释文繁缛冗长。又由于它是坊间刻本，释文的错误连篇累牍，有些竟无法句读。可见条目释文的撰写者是文墨不多的下层文人，阅读的对象自然是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民众。然而它却可以代表笺注本的早期形态，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后来题评本笺注部分的承继关系。

徐士范本颇受明清两代《西厢记》评点家的重视。王骥德称它是那时少数的善本之一^[3]。这大约是因为它是附有“题评”这一内容的较早的刊本，而且其“题评”常有十分精彩的见解。比如第五出“白马解围”【寄生草】的眉批：“西厢词多用‘儿’字，于情近，于事谐故是当家。”这无疑是赞扬《西厢记》的语言表现“情”与“事”的完美性；肯定它的语言的通俗性和剧诗的口语化。这在当时来说自然是相当精辟的见解。凌濛初的《西厢记五本解证》引证徐士范的眉批竟有十余处之多，可见他对徐士范本的重视^[4]。如前所述，徐士范本并非是单纯的“题评”本，而是“题评”与“笺注”的兼蓄本。仅就它所附录的笺注这一内容，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弘治本一类笺注本的承继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它们笺注的条目基本相同，释文也大体一致，甚至连同弘治本笺注条目排列次序的错误也一并承继了。比如弘治本把第二本第三折最后一支曲牌【离亭宴煞尾】中的一个故实“登坛拜将”，以及这支曲牌后的张生的念白：“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中的“刺股”、“悬梁”两个典故的释文，都放在第二本第四折笺注的开端。徐士范本因袭了这个错误，同样把它们放在第八出（即第二本第四折）笺注的开端。所不同的是徐本笺注的若干释文是经过订正了的，把弘治本中的许多误刻的错误字改正了。如“贤圣打”释文中的“鲁场”，更正为“鲁阳”；“望夫石”释文中的“其夫从役，远赴困难”，改为“其夫从役，远赴国难”，等等。而只有少数释文是重写的。如第四本第一折【油葫芦】曲文中引用《论语》“贤贤易色”^[5]，弘治本的释文是：“人能贤人之贤，易改也；好色之心最诚切，人能改好色之心以为贤，则好贤有诚”。徐本改为：“人不能以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言能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好善有诚也。”两相比较，这个释文就比弘治本高明多了。

徐本的眉批，不尽是艺术鉴赏分析的题评，其中杂有相当数量对典故、方言俗语的诠注或训诂，如“颠不刺”、“周方”、“渌老”、“演撒”、“没揣的”、“四星”、“辰勾”、“反吟伏吟”，等等，不下数十条，这些条目都可能是出自徐士范的创释。眉批中还有若干条典故释文与每折后附录的笺注重复，如“嚇蛮书”、“蓝桥水”、“祆庙火”等等。眉批的释文与附录笺注的释文常常出现歧义。比如第五出《白马解围》【赚煞】曲中的“嚇蛮书”，眉批：“‘嚇蛮书’，旧解谬。此自工部‘笔阵独扫千人军’来，可谓化腐为新矣。”明显地表白了对其附录笺注旧解的异议。第七出《母代停婚》【得胜令】曲中的“蓝桥水”与“祆庙火”，眉批：“蓝桥水，白公事。祆庙火，陈氏子事。”笺注：“蓝桥水”为尾生事，“祆庙火”与眉批解相同。诸如此类的异议与重复处甚多。由此可以看出，眉批是出自徐士范的手笔，附录的笺注则是因袭旧注而略作修订。对前后出现的歧义与重复现象，可以认为这本来是古人茶余饭后的戏笔，不可作认真的要求。况且书商只以营利为目的，更难作严肃的要求了，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士范的眉批，尚非是单纯的艺术鉴赏与分析，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语词的训诂与释义，特别是其中对方言俗语的训诂，这是在留传下来的《西厢记》刊本中最早见到的。徐士范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它的题评有不少精当的见解，也在于它对许多方言俗语的训诂与创释。

陈眉公本的性质与徐士范本大体相同，是题评与笺注的兼蓄本。陈继儒是明代颇负盛名的古文学家，但同代的戏曲家却很少提及陈本，因此陈本的题评是否出自陈继儒的手笔是大可怀疑的。但是陈本却代表了题评、笺注本的新的发展趋向。陈本的笺注形式与所列的典故条目与徐士范本基本相同，连同上述徐本承继弘治本的错误，也延续下来。所不同的是陈本眉批的题评，已是比较单一的艺术鉴赏与分析。笺注删掉了一些浅近、重复的典故条目，增添了若干方言俗语的训诂释义，如“周方”、“没揣的”、“获缽”、“酩子里”，等等。这些新添的条目，大都见于徐本的眉批，可见它做了题评与笺注的分类规范工作。而它的笺注的释文也变得十分简练了。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趋向。而稍后的一些题评笺注本，大都更接近于陈本。

总之，明清两代的题评笺注本，是一种以文化层次较低的下层读者为对象的通俗读物。仅就笺注这一内容来说，它们的成就是不高的。

如前所述，笺注本对典故诠注不结合剧本的内容，这种就典释典的笺注方式，逐渐已不能满足人们对《西厢记》本体深入了解的要求，于是便产生了那种结合剧本的内容，对故实、方言俗语、曲词词义、声韵格律做全面训诂考证、释义的解证本。它们代表明清两代戏曲家对《西厢记》本体研究的最高水平。

解证本是人们对《西厢记》研究深化的产物，它不可能产生过早。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大约刊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碧筠斋本开其端倪。碧筠斋本现已不存，根据徐渭的记述，其注释的特点是：“于典故不大注释，所注者正在方言、调侃语、伶坊中语、拆白道字，与俚雅相杂讪笑、冷语入奥而难解者。”^[6]中经徐渭，而由王骥德集其大成。王骥德说他的注释：“其微词隐义，类以以意逆；而一二方言不敢漫为揣摩，必杂证诸剧，以当左契。大抵取碧筠斋古注十之一，取徐师新释亦十之二。”^[7]，明确解证的宗旨是：“凡注，从语意难解。若方言，若故实稍僻，若引用古诗词，时着一笔。余浅近事，概不琐赘，非为俗子设也。”^[8]即解证的着眼点是剧本的“语意难解”处，它是“非为俗子设”的高层次读物。这个宗旨被跟锺其后的凌濛初、闵遇五、毛西河所遵循。凌濛初在《西厢记五本解证·凡例十则》中重申解证的宗旨：“评语及解证，无非以疏疑滞、正讹谬为主，而间及文字之入神者。至如‘兜率宫’、‘武陵源’、‘九里山’、‘天台’、‘蓝桥’之类，虽俱有原始，恐非博雅所须，故不备。近又有注‘孤孀’二字云：‘孤谓子，孀谓母’。此三尺童子所不屑训诂也。诸如此类，急汰之。”经过明清两代戏曲家的研讨，对《西厢记》文词的释义，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范畴。

徐渭对《西厢记》研究的贡献，根据现存的材料很难作出确切的评价。这是因为：一、徐渭的学生王骥德已对当时所谓的徐文长本持否定态度。他说：“往先生居，与予仅隔一垣，就语无虚日。时口及崔传，每举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随兴偶疏数语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见凡数本，惟徐公子尔兼本较备而确，今尔兼没不传。世动称先生注本，实多赝笔”。（着重点为笔者所加）^[9]笔者认为这段话非常重要：一、他证实徐渭确实评点过《西厢记》，但也仅仅是在不同刻本上“随兴偶疏数语”而已，所谓徐文长本，大都是假货色。二、正是因为“随兴偶疏数语”，“各本不同”，便存在着“彼此矛盾不相印合”之处,。这从现存的徐文长本《西厢记》中可以找到充分的印证。三、唯一“较备而确”的徐尔兼藏本，在当时即已“不传”。这对于我们认识现存的各种徐文长本是极有帮助的。稍后的凌濛初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自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近改窜本有二，一称徐文长，一称方诸生。徐赝笔也。方诸生，王伯良别称，观其所引徐语，与徐本时有异同。王即徐乡人，益征徐之为讹矣。”^[10]凌凌濛初肯定了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解证中所引述的徐文长语是可信的，否定了其它所谓的徐文长本。笔者认为凌濛初的意见同样值得重视。

可以认为解证本只有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凌濛初的《西厢记五本解证》、闵遇五的《六幻西厢五剧笺疑》、《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是货真价实的。它们数量不多，却代表了明清两代关于《西厢记》的文词训诂、考证、释义的最高水平。

王骥德是一位中国戏曲理论史上不可多得的理论巨擘，他对戏曲理论问题论述的广泛性，超过了古代任何一位戏曲理论家。可以这样说，他从多方面总结了元明以来的戏曲创作问题，而使戏曲理论初具系统或规模。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的解证和若干附录，实际上是对明中叶以来人们研究《西厢记》的总结，回答了研讨《西厢记》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疑义。特别是他的解证，显示了他的渊博知识和深厚功力。尽管他对《西厢记》的删改显得十分鲁莽，他的解证还存在不少牵强附会尚欠妥切之处，由此遭到了凌濛初、毛西河等人的严厉批评，然而他对《西厢记》研究的巨大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把《西厢记》研究引向深入，并扩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无疑是王骥德开拓的。

凌濛初《西厢记五本解证》（以下简称凌濛初本或凌刻本）^[11]是一部得到普遍重视的刊本。他自称“此刻悉遵周宪王之本”^[12]。学术界也较为一致地认定他的刻本最接近原本的风貌。他所说的“一字不易置增损”^[13]，也是可信的。比如第四本第二折【紫花儿序】中的“老夫人心教多，性情”，他怀疑“心教”的“教”字，夹批写道：“‘教’疑为‘较’王（骥德）本作‘数’”，而未作更易。又如同折【甜水令】的首句“良夜迢迢”，他在眉批中写道：“‘迢迢’，王易以‘迢遥’，似是。”同样未作更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大都采取“未经见，不敢从”^[14]的严肃态度。凌濛初的解证还没有完全摆脱眉批夹批形式的局限，批语常常堆满扉页眉额，字里行间也常常夹有密密麻麻的小字。对那些眉批夹批实在无法容纳的内容，才不得不采用附录的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见解的阐发。他是一位不失大家风范的理论家，凡是他提出的见解大都中肯而有说服力；凡是他赞同的见解注明出处，忠实转录；他的批评也是严厉的，体现了一个理论家的求实作风。

闵遇五的《六幻西厢五剧笺疑》^[15]严格说来不能算作真正的解证本,正如它的书名标示的是“笺疑”性的;他的注解,既有对故实的笺释,也有对曲文某一问题的释疑。虽然他常常提出一些相当通达、有创造性的见解，比如对方言俗语的解释，他感到徐渭、王骥德、凌濛初等人过于执着。他认为：“‘空荆棘列’、‘死没腾’、‘措支剌’、‘软兀剌’，皆方言也，总是谑得木笃、气得软瘫之貌，不必下解，甚至有体认者，以江南之耳目作燕赵之训诂，徒为识者笑。”^[16]但大多数释疑是重复王骥德、凌濛初的见解。另外，他的注解常有校勘性质。但遗憾的是它没有注明各本的名称，仅作“一本作”某某，“一本作”某某，其意义和价值便降低了。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以下简称毛本），是一部解证总其成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王骥德、凌濛初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后来居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解证更重视曲文的整体性。他批评了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某些“篡改”或“妄解”，同时他又接受了金圣叹的影响，往往把几支曲子连接在一起做为“一节”加以阐释。他批评王骥德删砍道白的鲁莽，而十分强调“曲白互补”的一体性，在其评语中常见某曲“顶上白来”。同时他还十分强调“原本”的不可更易性。所有这些构成了毛本的鲜明特征。

王骥德逝世的时候（1623年），恰好是毛奇龄的生年。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可以说是《西厢记》研究的黄金时代，其中包括校勘、理论批评、曲文释义等方面。其中以曲文释义的成绩更为突出。它已由原来的单词或典故的笺注，发展为对《西厢记》曲文文义的整体研究，其中包括方言俗语的解证，一般文词的辨释，以及声韵格律的考订等。王骥德、凌濛初、闵遇五、毛奇龄等人，生不同时，对没有现代的思想交流工具，然而他们通过评点笺注的形式，舌枪唇剑，对许多问题的争辩是十分激烈的。比如关于故实的深入地研讨，以第一本第三折［绵搭絮］曲中的“今夜凄凉有四星”的“四星”的解释为例，弘治本已见对“四星”的笺注：

“今夜凄凉有四星”，出本传。一说天南地北，参辰卯酉，“四星”似与此不合。北斗星，今以文势观之，“斗柄云横”掩其三星，只有四星。盖以天之尚有不周，况于人乎。姑记所闻，以俟知者。

徐士范本笺注与弘治本相同，但其眉批则谓：(www.xing528.com)

古人以二分半为一星，“凄凉有四星”，言十分也。旧解“斗柄云横”掩其三星，故云“四星”。如元人乐府：“愁烦迭万埃，凄凉有四星，”上无“斗柄云横”，当作何解。

王骥德的解证是：

“今夜凄凉有四星”,“四星”调侃下梢也.。制称之法，末梢有四星，故云。元乔梦符《两世姻缘》剧：“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没了四星。”足为证明。又马东篱《青山泪》剧：“直到梦撒撩丁，也才子四星归天。”石君宝《曲江池》剧：“倒宅计坑的他四星”。《玉镜台》剧：“折莫发作我半生，我也忍得四星。”《云窗秋梦》剧：“瘦得那俊宠儿没了四星”。皆可证。旧解作‘十分’，谬甚。张生益言今晚虽说凄凉，然隔墙酬和，似后来尚有美意，是有下梢矣。

凌濛初的解证则认为：

旧解为“十分”，未知何据。然揣其义，不过言其甚也。徐（渭）解乃曰：古人钉称末梢用四星，“四星”，谓下梢也。《两世姻缘》杂剧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没了四星”。是言有上梢没了下梢也。今夜虽然凄凉，然隔墙酬和，是有下梢矣。其说如此。玩本折尾声语气，此说近似。然词中有：“却遮了北斗勺儿柄，这般凄凉有四星”；乐府：“愁烦迭万埃，凄凉有四星”：《玉镜台》剧：“折莫你发作我半生，我也忍得四星”：又当作何解，恐又非下梢之说可通耳。要之十分之意为是。成曰：天南地北，参辰卯酉四星，盖此星朝暮不得相见，词家往往用为阻隔之义意或少近耳。

毛奇龄的解证基本上同意徐渭、王骥德的见解：

“四星”，隐语下梢。徐天池云：制称之法，末梢有四星，故云。《两世姻缘》剧：“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没了四星。”可证。言今夜虽凄凉，但得一酬和，便有下梢了。假若他不偢俫人,不酬和待怎生他耶。况入去时又眉眼间嘿相会耶,此照证也。

其他如“辰勾”、“三楚”、“满头花”、“拖地锦”等等故实，以及大量的方言俗语，如“鹘伶渌老”、“颠不剌”等，经过争辩而由浅入深，使释义更加贴切，这样的例子难以一一备举。

也有由于底本的不同或各自的改动，而对一般词语的解释引起的争论。比如第一本第二折【上小楼】这支曲牌，张生向法本交纳了一两谢银之后的一段唱词，按凌濛初本原词是这样的：

（末唱）小生特来见访，大师何须谦让。（洁云）老僧决不敢受。（末唱）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够斋粮，且备茶汤。【觑聪云】这一两银未为厚礼。（唱）你若有主张，对艳妆，将言词说上，我将你众和尚永生难忘。

王骥德认为，“有主张”应为“把小张”。他说：“‘把小张，对艳妆，着言词说上’，是央及和尚之词，故曰‘小张’，俗本改作‘有主张’，谬。”凌濛初反对这样改动和解释，他说：“‘有主张’以下，以意中事私心作謔也。徐（文长）改作‘把小张’无是理，元人谑语自雅，决无如此酸气。王（骥德）反谓‘有主张’为謬，可谓阿所好矣。”毛奇龄则同意徐、王的改动和解释，却也容纳了凌濛初看法，他认为：“‘把小张’，勿作‘有主张’，此是假调笑为顾题处，然亦私语如此。”这两种见解似乎各有千秋了。其他如“闹装”与“傲装”、“牵头”与“饶头”、“蜡枪头”与“鑞枪头”，因不同底本或不同改动引起的争论，同样是大量的，这里也难以一一备述。

此外还有因为对音韵格律的不同理解，由此所做的改而引起的争论，同样是大量的。比如第二本第一折惠明唱［滚绣球］，其中有：“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口淡，五千人也不索火煿煎爁”的“爁”字,王骥德说:“‘火煿煎燂’之‘燂’，元作‘爁’，音览，不叶。”凌濛初认为“‘燂’，罗槛切，平声阳韵。王以为不叶，而改为‘燂’，岂未考韵耶。”指出王在声韵问题上的粗忽，改动的失当。也有只顾叶律、不顾字义的重复而顾此失彼的。如第一本第二折【醉春风】：“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迤逗得肠荒，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王骥德改“心忙”为“心痒”。凌濛初说：“‘心忙’王改‘心痒’，此句自宜仄声住，然恐与‘心痒，痒’复。”指出王的改动是合律的，却忘了用字的重复，同样是不可取的。也有由于对格律的不同认识而引起的争论，如第四本第三折【上小楼】：“我念知，这几日，相思滋味，却元来比别离情更增十倍。“凌濛初在批语中写道：“‘我念知，这几日，相思滋味，’三字二句四字一句，【么篇】同（即‘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王伯良以上三字（即‘我念知’）作衬字，则本调实字缺。”

他们的争论是激烈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刻的，然而他们却服从于“真理”表现了良好的学风。比如第二本第一折惠明唱【二煞】：“远的破开步，将铁棒颩；近的顺着手，把戒刀钐。有小的提起来，将脚尖；有大的扳下来，把髑髅勘。”对这一段唱词王骥德的解证是，“‘撒髅’，本作撒楼，方言谓调侃头也。犹《说文》之谐声，见《墨娥小錄》。诸本作‘髑髅’，非。‘髑髅’，人死之头耳。‘勘’，校也，于文亦甚用力之意。《辍耕录》，元院本有《大勘刀》，言以刀相勘比也。言小的则提起来，以己之脚撞之；大的则攀下来，以己之头而勘之，非他人之头也。俗作‘砍’,谬甚。”这样解释显然是有毛病的，凌濛初抓住不放。他批评说：“‘髑髅’，今人詈人之头，犹云。王谓是死人之头以为非，而改作‘撒髅’，谓方言头也，亦多事矣。‘勘’即‘砍’元人每用之。王谓扳下来以己之头而勘之，不知己之头如何勘。”这种诘问令人发噱。再如第二本第二折，写红娘“请宴”来至张生门前唱【脱布衫】：

幽静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冷，冷。隔窗儿咳嗽了一声。（红敲门科）（末云）是谁来也。（红云）是我。（唱）他启朱唇急来答应。

徐文长本将“朱唇”改为“朱扉”，这样改的理由是“朱唇”句与“隔窗”句不搭配。凌濛初批评他这样改动的迂执，他说：“夫‘启朱唇’，不过言其启口耳。‘朱唇’自是词家语，岂必见面后知其唇之朱，隔窗遂不可，仿佛以为有黑白耶。其议论拘而可笑。”这种奚落的口气增加了争论的活泼气氛。

但是这种争论都是为了寻求更准确的释义，从这里看到了明末清初良好的学风。王骥德对他的老师徐渭是很尊重的，徐渭对《西厢记》的删改以及语词释义，不少被他继承下来。但是王骥德也并非一味的盲从。比如第二本第一折【天下乐】曲中的“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氛”，对“气氛”二字，徐解为“名分之分”，而王解为：“折了气氛，犹言折了声势也。”凌濛初批评徐解“酸甚”^[17]，而肯定王解接近原意。王骥德也有“初从徐说”而后改变了的，比如第二本第二折【粉蝶儿】中有“列仙灵，陈水陆”，他“初从徐说，言贼兵既退，可放心列仙之像，而陈水陆道场”。后来他认为应该解作：“盖红言今日可舒展其心，列仙灵之画，备水陆之珍，以酬谢张生而致其钦敬，即后折‘殷勤呵于礼，钦敬呵当合’，之谓。”^[18]凌濛初同样肯定了王解，认为：“王伯良谓列仙灵之画，陈水陆之珍较是”。再如第二本第一折【赚煞】曲中的“横枝”，王骥德解证：“‘横枝’，非正枝也。《传灯录》道信大师曰：‘庐山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分六道，汝等会否。’弘忍曰：‘莫是和尚化后，横出一枝佛法否。’诸僧伴既各自逃生，众家眷又无人偢问，张生非亲非故，乃曰我能退兵，是所谓横枝着紧也。”凌濛初忠实地转录了这段解语。

总之，他们的争论是坦诚的，是实事求是的。争论涉及《西厢记》的文词、声韵、格律乃至体例诸方面的问题。深入地了解这些争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厢记》的本体，将会十分有益。同时，他们的争论也必然涉及《西厢记》的原始风貌，诸版本的变异，以及误刻、窜改有关版本的各方面问题。特别是王骥德、凌濛初的解证经常提及时至今日尚未发现的碧筠斋、朱石津、金白屿等珍贵的版本，使我们对它们的若干特征窥见一斑，这给我们鉴别《西厢记》的版本问题，全面地认识《西厢记》的版本流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可以预计,《西厢记》也有可能像《红楼梦》那样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对《西厢记》版本、文词、声韵、格律、体例的研究，将会是《西厢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载于《戏曲研究》第35辑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