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杂剧中的“弄孔子”，唐宋时期是杂剧发展的巅峰期

唐宋杂剧中的“弄孔子”

中国戏曲有一条很长的根脉，这条根脉可以追溯到先秦的以讽谏为特征的“优孟衣冠”和优旃、优施的“优语”；到后来发展成为虽有讽谏，却以调笑、戏谑为主体的唐代的参军戏、宋金时代的杂剧、院本；这种表演形式一直延续到明代^[38]。它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唐宋时期是杂剧发展的巅峰期，众多的文人笔记、杂记记述了这一时期“俳优”的活动。王国维的《优语录》、任二北的《唐戏弄》对这些史籍做了广泛地钩沉辑录。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杂剧流布十分广泛，乃至传入周边的各民族邻邦^[39]，是宫廷、权贵们席宴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在他们的诙谐、嬉笑中，以非凡机敏的语言才能，赤诚的爱国热忱，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猛烈地抨击时政。例如反映权臣误国的“三十六髻（谐‘计’）”（讥讽宣和七年金兵灭辽后，兴兵南侵，童贯不抵抗，由太原逃往汴梁——今开封的事件）^[40]、“二圣鐶（谐‘还’）”（反映靖康二年被称为“靖康耻”的宋徽、钦二帝被掳事件）^[41]、“天灵盖”（以“天灵盖”作武器抵抗金兵）^[42]；揭露抨击权臣弄权的“大韩小韩”^[43]、“韩信取三秦”^[44]、“骑驴上殿”^[45]、“丁丁董董”^[46]、“四明人”^[47]、“刮地皮”^[48]、“向里飞（李妃）”^[49]；以及讽刺文坛不正之风的“衣服败裂”^[50]，抨击币制改革的“减半”^[51]，等等，不一而足，许多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在杂剧中得到了反映。以俳优那种卑微的社会地位，敢于忤逆皇亲国戚权贵乃至圣贤，这种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勇敢“犯上”精神，实在是值得称赞的。他们也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乃至丢了性命。而在这些杂剧中最惹我们注目的，是俳优们对至圣先师不敬的“弄孔子”。

唐宋以来，“弄孔子”能成为一项专项演出节目是有其原因的：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学，宋代之前，在思想领域还没有占统治地位，所谓“独尊儒术”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玄学的风靡、唐代佛学的兴盛，各领风骚数百年。孔子形象还没有成为“万世师表”，疑孔的思想时有出现。如东汉大思想家王充（27—97）在他的《论衡》中有《问孔篇》，就对孔子著述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疑问，他说：“夫贤圣下笔造文，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认为：“论者皆云：‘孔子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妄言也。”而后提出了种种疑义。这种疑义有的就被后来的俳优使用了。除了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俳优的“自由”思想和“犯上”精神，与孔子规范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思想，格格不入。这是产生众多“弄孔子”杂剧更为直接的原因。

首先看一看孔子杀“俳优侏儒”这件事。孔子一生实际致仕的时间不长，大约在他五十二岁至五十六岁之间，在鲁国干了近五年的光景，而且是官运亨通，在很短的时间里，由“中都宰”做到“司寇”（大法官），“摄行相事”，大权在握。在这期间他杀过两个人，一个是他过去干教育时的老同行、政敌，在他眼里具有“五恶”的典型“小人”少正卯；一个是在“夹谷之会”上所杀的“俳优侏儒”。后者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孔子世家”、《春秋穀粱传》、《左传》均记载，详略有不同。只有《左传》没说孔子在这次会盟中杀俳优：“定公十年，齐鲁会盟，孔子相。齐国欲以莱夷人劫鲁君，而孔子退敌，言语间令齐景公返还汶阳之田。”前四者均有“优人”被杀一事：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子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

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地而谢过。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得最为详尽：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锄（前作犁鉏——原文不一致）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坊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节，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首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春秋穀粱传》所记，齐国带来的俳优是有姓氏的——优施，而且有孔子杀人的理由：

定公十年，王三月，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史记》作夹谷）。公至自颊谷，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这四项材料内容基本相同，从细节上却有较大差异，很难看出《史记》所载齐、鲁、孔三个“世家”出自一人手笔。比如被杀者一为“莱人”，一为“齐淫乐”，一为“倡优侏儒”；《榖梁传》说是“优施”。只有综合数家之说，对夹谷之会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根据上述诸说，夹谷之会是齐国设计的一个类似“鸿门宴”的阴谋，“欲袭鲁君”。齐国恃强凌弱，曾经侵占了鲁国很多领土。鲁定公对此次盟会怀有戒心，不但带了孔子，还带了侍卫。只有由孔子的弟子子夏口述，由穀梁赤将它记录下来，成书于汉代的《春秋穀梁传》，有可能最贴近史实，道出被杀人是“优施”，并说明了杀他的理由：“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笑君者罪当死”。原本是一种礼貌行为，却给孔子发难杀鸡给猴看的机会，震撼了齐国君臣。而孔子又做得有礼有节，“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景公惭”，不但赔了不是，还归还了过去侵占的鲁国的国土，“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可知不论杀的是“莱人”、“齐淫乐”、“倡优侏儒”还是“优施”，都是政治行为。而杀人的根据却是孔子所制定的封建伦理秩序，“笑君者罪当死”！这是孔子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而优施这条小命就这样了结了。

关于孔子厌恶女乐，《史记》《齐太公世家》没有记载；《鲁周公世家》记载也十分简略：“季桓子受女乐，孔子去。”《孔子世家》记载较详细。孔子到鲁国，很快由中都宰擢升为大司寇，“摄行相事”，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国家治理得停停当当：“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又加上夹谷之会外交上的胜利：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十分重视“礼乐”，认为那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重要课目之一，但那“乐”是规范肃穆的“雅乐”；而他对“蛊惑人心”、“恶紫夺朱”、“好乱淫志”属于“郑声”的“女乐”俳优，是十分厌恶的。齐国上卿犁鉏深知孔子这一心理，便想了一个外修和好、内藏祸心，离间鲁国君臣的政治阴谋：“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这个阴谋果然取得了成功：“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看到这种女乐，认为“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又由于礼遇不周，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离开了鲁国。夹谷之会是鲁国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礼尚往来，这次以女乐离间孔子与鲁国君臣的关系得逞，是齐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是夹谷之会两年后发生的事情。

这两大事件，除掉它的政治内容，单论孔子对俳优、女乐的态度，是极不友好的。

针尖对麦芒，俳优对这位至圣先师孔子也十分不敬重。大约因为俳优经常捉弄孔子，在唐代“弄孔子”已经成为专项演出节目。《旧唐书·文宗（李昂，大和元年827年—九年835年）纪》下卷：“大和六年（832年）二月己丑（？应为壬子）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黩！’亟命驱出。”李昂这位帝王可谓既宽厚又严肃，“亟命驱出”就了事了。

俳优一再“弄孔子”，遭到帝王、“儒家”和孔子后人的反对。孔子后裔的反对，可见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及其子孔宗翰的有关记载：

孔道辅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悔慢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契丹君臣默然。^[52]

元祐（宋哲宗赵煦年号1087—1094）中，上元，驾幸迎祥池，宴群臣。教坊伶人以先圣为戏。刑部侍郎孔宗翰（即道辅之子）奏：唐文宗时，尝有为此戏，诏斥去之。今圣君宴犒群臣，岂宜尚容有此！诏付检官置于理。或曰：“此细事，何足言。”孔曰：“非尔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乐道，而贱伎乃尔亵慢，纵而不治，岂不累圣德乎？”闻者羞惭叹服。^[53]

从前一项材料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弄孔子”已流布到“契丹”了。

俳优们的“弄孔子”，大都拿孔子的经典著作《论语》开玩笑。最早看到这种记述的史籍，便是那《李可及三教论衡》^[54]：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咸通（860—874）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这位皇帝可谓开明之至，不但没责罚李可及，反而“宠锡甚厚”。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李可及为什么把他的这段“优语”叫《论衡》，这大约是他要继承汉代王充的“疑孔”精神。

在孔子的弟子中最懒散、最不听话的就是宰予了。在《论语》中有关宰予的有两处，一处是人们所熟悉的宰予敢和孔子抬杠，反对孔子“三年之丧”的故事，见《论语》第十七篇《阳货》第二十一章：(www.xing528.com)

宰我（即宰予）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或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另一处是孔子批评宰予懒散白日睡觉，上纲上线，并且说他在宰予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他观察人的言行的看法，由“听其言而信其行”，改为“听其言而观其行”。见《论语》第五篇《公冶长》十章：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充为“宰予昼寝”受到孔子那样严重的斥责抱不平，他在《论衡·问孔篇》^[55]中说：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予可诛（语句与《论语》有异）。”是恶宰予之昼寝。问曰，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粪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门，序在四科（孔门四科：文、行、忠、信）之列；使性善，孔子恶之，恶之太甚，过也。……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何如？

王充责问孔夫子：“昼寝之恶，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王充还指出“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那么为什么却在宰予白天睡觉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孔子“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何如？”这大概就是李可及把他那段“优语”冠以《论衡》的缘由了。

与这段王充为宰予抱不平相关联的另一则“弄孔子”，则更为辛辣，姑且叫它“钻弥坚耳”。它的内容，是用孔子两个门人的对话，一个是孔子最不喜欢的学生宰予，一个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用来曲解《论语》，嘲弄颜回^[56]：

蜀伶尤能涉猎古经，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当史丞相弥远用事，选人改官，多出其门。制阃大宴，有优为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子弟子，相与言吾侪皆选人。遂各言其姓，曰：吾为常从事，吾为于从政，吾为吾将仕，吾为路文学。别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可谓侥幸。”其一曰：“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为四科之首，汝何为独改？”曰：“吾钻故，汝何不钻？”曰：“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共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而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论集》265页）

要进一步解析这段“优语”，一要查看“于予与改”的“改”字的原意是什么，可见上面择录的《论语第五篇·公冶长》第十章的引文；“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用白话说：我原来观察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通过宰予的行为改变了我的看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另一要点是“钻之弥坚”，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第九》第十一章：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为什么喜欢颜回了。可以说这些话是吹捧的经典了。把它翻译成白话便是：越是景仰老师的学问，越是感到它的高远；越是努力钻研它，越感到它的深奥；看上去好像在眼前，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人，用典籍文献丰富我，用礼仪约束我，我想停止前进都不可能。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才能，似乎那道理已接近我了，我想靠近它，却又找不到途径了。

回过头再来看杂剧中宰予与颜回那段对话：

……别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可谓侥幸。”其一曰：“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为四科之首，汝何为独改？”曰：“吾钻故，汝何不钻？”曰：“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共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而巧发微……

把这段对话翻译成白话：

宰予：我是宰予。夫子说了，由于宰予的懒惰（白日睡觉），使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不能说宰予的懒惰不是一件好事。

颜回：我是颜回。夫子说了，颜回没有能力改变夫子观察人方法。我是“文、行、忠、信”的“四科”之首，却为什么你能独自做到呢？

宰予：那是因为我钻研夫子的学问的缘故。你为什么不钻研呢？

颜回：不是不钻研，是越钻研越感到它的深奥。

宰予：得嘞，你改变不了夫子的看法很自然的，因为你的钻研已经远离了夫子的学说了。

宰予就这样把自己的懒散说成好事，奚落了颜回对孔子的阿谀奉承。

俳优污蔑毁辱圣贤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谤亵圣贤叱执送狱”，“杖而逐出境”，“侮圣言，直可诛绝”^[57]，大有人在。

从春秋时期的优孟衣冠，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初期讽刺贪官参军周延节目的出现^[58]，到了唐代已发展成为固定的演出形式了，参军、苍鹘成为中国戏曲历史最早的脚色。到了宋代，在参军戏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场两段”的杂剧的固定演出形式。《东京梦华录》谓：“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梦粱录》亦云：“次作正杂剧，通名两段。”脚色也由唐时的参军、苍鹘，发展为五人。《梦粱录》（卷二十）云：“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吩咐，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辍耕录》（卷二十五）所述略同。其中的副净、副末二色即唐参军戏中的参军、苍鹘。《梦梁录》所谓“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吩咐，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此四语能道尽宋代脚色之职分也。主张、吩咐皆编排命令之事，故其身不复演剧。发乔者，盖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而打诨，则益发挥之，以成一笑柄也。试细玩第二章所载滑稽剧，无在不可见发乔、打诨二者之关系。……然谓副净、副末二色，为古剧中最重要之脚色，无不可也。”^[59]

金院本与宋杂剧是一个实体两种称谓。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说：“末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孤，又谓之五花爨弄。”无论是“宋杂剧”还是“金院本”，演出内容依然是“务在滑稽”；它的脚色行当是对相对固定的“五花爨弄”，即引戏、副净、副末、装孤、装旦。这种戏剧形式是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形成的戏曲艺术的雏形。“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这句话，常常被人们误解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母体上剥离出来的。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戏剧的“主旨”，还是脚色行当，两者相距甚远。金院本戏剧的主旨是“务在滑稽”；元杂剧以“正剧”为主，角色中虽有“冲末”、“二末”、“小末”；“茶旦”、“外旦”、“小旦”之类，与院本中的“末泥”、“装旦”有关，但它的主要脚色的正旦、正末，没有“类型人物”行当的内涵，而是“主唱”者。从总体上说，元杂剧的脚色与“五花爨弄”的关系并不密切。

南戏是宋杂剧的嫡脉，由参军、苍鹘演化的副末、副净直接进入南戏，而使南戏的调侃、谐谑成分大增。南戏中的生、旦已成为是戏曲行当的主体，初步形成了完整的脚色行当体制。它标志着戏曲艺术已进入成熟期。在后世的戏剧中副净、副末演化为丑，成为生、旦、净、丑四大母行当之一。“丑”流淌着唐宋杂剧参军、苍鹘、副净、副末的欢乐、正直、机敏的血液。辛辣讥讽从县太爷、师爷到衙役满窝色鬼的京剧丑角戏《打面缸》，岂不是活脱的宋金杂剧的遗留？清末京剧演员刘赶三对时政的讥讽与悲惨的命运^[60]，岂不是唐宋俳优品格和命运的再现？想来历史十分遥远，有时却又如此贴近。丑角在场上大都属于配角，然而在后台担任丑行当的演员却永远是老大，备受其他行当演员的敬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丑行当德品的尊重。

原载于《戏曲艺术》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