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的戏曲批评及其作品介绍

凌濛初的戏曲批评

明嘉靖、万历以来，出现了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创作高潮，一时作家辈出，戏曲理论批评也随着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戏曲理论批评家。他们以札记、序跋等多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创作主张，探索戏曲艺术表现生活的规律。凌濛初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戏曲理论批评家之一。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署即空观主人，浙江吴程（今吴兴）人。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十二岁入泮宫，十八岁补廪膳生，后中副车。天启三年（1623年）入都就选，崇祯七年（1634年）授上海县丞，在任期中曾署理县令和海防。崇祯十五年（1642年）擢徐州判。他的政绩颇负盛名。但在明末大动乱时期，他和大多数封建士大夫一样，对农民起义是反对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被李自成属下农民起义军围困于房村，拒绝农民起义军的劝降，不久呕血而死。

凌濛初一生著述甚富。在戏剧方面，他作有杂剧九种，但大部分散佚，今仅存《识英雄红拂莽择配》、《虬髯客正本扶馀国》、《宋公明闹元宵》等三种；所作传奇《乔合衫襟记》仅存部分曲词，收于他编选的《南音三籁》中。《南音三籁》共分四卷，前两卷为戏曲，选录宋元南戏、明传奇优秀作品的部分曲词；后两卷为散曲，选录明代各家散曲，其中大部分是明代传奇作家的散曲作品。卷首收有他的理论著作《谭曲杂札》。他还校刻了《西厢记》、《琵琶记》。凌濛初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人们所熟知的短篇小说集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是他编著的。

凌濛初的戏曲理论立论于“本色”、“自然”，反对雕饰词章堆砌典故。在《谭曲杂札》中，他推崇元人杂剧：“曲始胡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又说：“元曲源流古乐府之体，故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即有用者，亦其本色事。”他认为“修饰词章、填塞学问”同戏曲创作“了无干涉”。《南音三籁》是一部规范南曲声韵格律兼及品评曲词次第的著述。他的品评标准和《谭曲杂札》是一致的。他在该书自叙中说：“凡词曲，字有平仄，句有长短，调有合离，拍有缓急，其所谓宜与不宜者，正以自然不自然之异。”凌濛初以“古质自然、行当本色”、“俊逸有思、时露质地”、“粉饰藻绩、沿袭靡词”为尺度，将入选作品分为天、地、人三籁。这些话概括了他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家的角度看凌濛初，他给我们留下的理论遗产并不是很丰富的，但是作为批评家，以其论点的鲜明、犀利和深刻性，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凌濛初在《谭曲杂扎》中对明嘉靖、万历以来传奇创作中存在的重大争议和各种创作倾向，作了相当广泛的分析和评议。首先他针对由何元朗和王世贞对“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记”的不同评价而引起的一场持久的争论，并结合当时传奇创作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了他的见解。他尖锐地抨击了王世贞等人崇尚骈俪、脱离舞台的创作主张和这类戏曲作品。他认为《拜月亭记》和《荆钗记》，虽然已经后人的涂饰和删改，但是那些尚未经涂改的地方，“犹足以见其长”。他说王世贞批评《拜月亭记》“无词家大学问”，恰好说明它没有落“吴中一种恶套”。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骈俪派的创作倾向和明中叶以来文艺思潮的密切联系。他说：“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明赫然。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靡。”王世贞正是赫赫有名的后七子的领袖。他指出：“弇州公以维桑之谊，盛为鼓吹，其实于此道不深，以为词如是观止矣，而不知其非当行也。以故吴音一派、兢为剿袭，靡词如‘绣阁罗帏’、‘铜壶银箭’、‘黄莺紫夔’、‘浪蝶狂蜂’之类，启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者使僻事、绘隐语，词须累诠，意如商谜，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馀，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矣。”这一席话是何等的淋漓尽致，已将骈俪派的弊端揭示得入木三分。

其次，对汤沈之争，凌濛初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汤显祖“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似处，而尾声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乘大雅。”尽管存在这样的缺点，但他仍然认为汤显祖的剧作“犹胜依样画葫芦而类书填满者也。”他还分析了汤显祖这种“才足以逞而律实未谙”的客观原因，是汤显祖作剧所用的声腔为“弋阳士曲”，其特点是“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因此他写作剧本“臧不必合调，而终不悟矣”。由于汤显祖作品的艺术成就，当时有不少人试图按昆山腔改写他的剧本，比如吕玉绳、臧懋偱都曾做过这种尝试。凌濛初很不满意那些改编者，批评他们“未免斲小巨木，规圆方竹之意，宜乎不足以服其心也”。可见他对汤显祖虽然有批评却是十分敬重的。但是凌濛初对沈璟的批评，却是作为一种不良的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他说：“沈伯英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语、棚拽牵凑，自谓得其宗，号称词隐。而越中一二少年，学慕吴趋，遂以伯英开山，私相服膺，纷纭竞作。”于是在明代剧坛上成为一种拥有相当势力的创作倾向。凌濛初指出这种创作倾向所标榜的本色，是“以鄙俚可笑为不施脂粉，以生梗直率为出自天然”，他认为这种假本色犹在堆砌典故之下。这种坦率的批评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了。万历以来不少戏曲家评论了汤沈创作的得失，持论的公允，分析的精辟，凌濛初的批评应当说是首屈一指的。(www.xing528.com)

此外，在《南音三籁》、《谭曲杂札》中，他还对《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红梨记》、《红拂记》、《明珠记》、《南西厢》、《蕉帕记》等进行了评论，大都言简意赅、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对他尚不知作者，实际是徐复祚写的《红梨花》，倍加赞扬，他说：“《红梨花》一记，其称琴川本者，大是当家手，佳思佳句，直逼元人处，非近来数家所能，才具虽小狭于汤，然排置停匀调妥，汤亦不及，惜逸其名耳！”而对当时颇有名声的张凤翼及其《红拂记》颇多贬词：“张伯起小有俊才，而无长科。其不用意修词处，不甚为词掩，颇有一二真语、土语，气亦疏通，毋奈为习俗流弊所染，一嵌故实，便堆砌拼凑，亦是效伯龙使然耳。”这种批评也是相当精辟的。

在《谭曲杂扎》中，他还对剧本的写作技巧问题提出了他的见解，如论“尾声”，应“词意俱若不尽”为上乘；论“搭架”，提出“不可扭捏巧造”；“宾白”，不宜“排工对切”，也都很精切。

凌濛初的戏曲作品，《识英雄红拂莽择配》《虬髯客正本扶拿国》皆写虬髯客、红拂、李靖事，与张凤翼传奇《红拂记》迥异，情节更接近于唐传奇小说《虬髯客传》。《虬髯客正本扶馀国》以虬髯客为中心人物，对他的豪爽、粗犷的性格，描绘得相当真实可信。《识英雄红拂莽择配》，作者赞颂了虬髯客和红拂、李靖之间的信义和友情，并借这一题材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作者的感慨。《宋公明闹元宵》取材于《贵耳记》、《瓮天脞语》，将周邦彦眷恋名妓李师师，与宋江携燕青，李逵等在元宵节进东京看灯等情节罗织在一起。作品写李师师既钟情周邦彦又要应付皇帝的“临幸”，对她灵通机变的性格描绘得相当生动可信；写周邦彦既以词章激怒皇帝又以词章取悦于皇帝而博得嘉奖擢升的情节，很富有戏剧性。汤显祖赞许凌濛初的戏剧说：“缓隐浓淡，大合家门；至于才情，烂漫陆离，叹时道古，可笑可悲，定时名手。”（《汤显祖集》诗文集卷四十七《答凌初成》）从凌濛初戏曲作品的艺术特色看，同他的戏曲理论是一致的。

原载于《上海戏剧》198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