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晚晴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录有刊载在1905年《新小说》第二号的三爱《论戏曲》，持论精审，观点鲜明，是晚晴戏曲理论中的一篇重要论著，一直为研究者所瞩目。但“三爱”究竟是谁，却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文物天地》1981年第四期刊载了王树棣同志《陈独秀在清末创办安徽俗话报》一文，介绍陈独秀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的情况，并谈到陈独秀署名“三爱”在该报撰写文章，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是，《安徽俗话报》中的三爱，是否就是《论戏曲》的作者，仍须进一步证明。为此我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林茂生同志，他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他近几年来搜集的有关材料。这些材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三爱即是陈独秀，而且发现了1904年9月10日发表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上的用白话文撰写的《论戏曲》。次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同名文章已改为文言。二者的内容、结构基本相同。《新小说》是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创办的刊物，1904年改由上海广智书局刊行。能够进一步证实三爱即是陈独秀的资料是，该书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卷四有《丙申秋友人从旧书摊中拾得安徽俗话报四册持以见示，怆然有感追悼三爱》一诗，序文中说：“三爱为故人陈仲甫主办安徽俗话报笔名也”。房秩五先生是陈独秀的故交，解放后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已故。题中所称丙申当是一九五六年。由此可进一步确证三爱即是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所用的笔名。
陈独秀，字仲甫。所用笔名有陈由己、陈国庆、陈乾生、陈众甫、独秀山人、三爱等不下五十余个。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回国，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即回故乡创办《安徽俗话报》。他在该刊物创刊号上撰写发刊词：《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提出办报要用“顶浅俗的话”，引导群众“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安徽俗话报》创刊于1904年3月，每月出版两册。据房秩五诗序：“因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芜湖）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截至1905年6月，仅出二十期。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在该刊物上撰写了多组文章。
《论戏曲》以通俗、生动的笔触雄辩地说明了戏曲艺术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说戏曲是人们最愿意看的一种艺术形式，只要进入“戏园”，观众的思想情绪便为演员所掌握，接受他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从这一论点出发，他强烈地反对那些头脑里充满了封建观念的“书呆子们”对戏曲艺人的鄙视。他认为“世上人的贵贱，应在品行上区分”，不应以执业论高低。他引述：“西方各国，是把戏子和文人学士，一样看待，因为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不能不当一件正经事做，那好把戏子看贱了呢。”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肯定了地方戏曲的通俗性和群众性，他认为“当今戏曲，原和古乐一脉相传”，然而古乐中的语言和曲调，已不能令人听懂而使人生厌了。西皮、二黄所用的语言，都是人们能够听懂的“官话”，所以易于感人。他讥讽那些迂腐的“书呆子们”的重古乐而轻今乐的复古论调，犹如写字提倡用篆字反对使用楷书一样的荒唐可笑。他还反对说看戏是“游荡无益的事”，他说在地方戏曲中“唱得好的戏”里，观众可以见到三件事：“一是先王的衣冠”，“一是绿林豪客”，“一是儿女英雄”，这都能够增长人们的见识。陈独秀在大力肯定戏曲艺术的“有益”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不够“尽善尽美”之处。他倡导改革，“要多多的排有益风化的戏”，不演那些“神仙鬼怪戏”和“淫戏”，要在戏曲舞台上“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作者身在安徽，却注视着蓬勃兴起的上海的戏曲改良活动，他对上海丹桂、春仙两“戏园”排演的新戏，以及擅演新戏的戏曲演员汪笑侬，都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并号召“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进一步发挥戏曲艺术的教育作用。
陈独秀的《论戏曲》，在晚晴戏曲理论中，是阐述戏曲艺术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较为透彻的一篇论文，很值得重视。虽然，在认识上也反映了一些时代的局限。
应该指出，《论戏曲》并不代表陈独秀对戏曲艺术的一贯主张。“五四”运动之前，在他主编《新青年》时，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发表过全盘否定戏曲艺术的文章，由此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因此，要全面阐述陈独秀对戏曲艺术的见解，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当另撰专文。(www.xing528.com)
《浮渡山房诗存》和有关《安徽俗话报》的资料，都是林茂生同志提供的，谨致诚挚的谢意！
一九八二年四月于京郊亮马河畔
原载于《戏曲研究》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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