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剧的发展过程的分析介绍

五、滇剧的发展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

作为一个地方剧种，滇剧一经形成，就在云南迅速发展起来。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丁三凤到玉溪演出，即带动了当地滇剧组织的成立；同治十一年春（1872年），回族起义军将领马如龙攻入新兴（今玉溪）后即派人到昆明接滇剧到新兴演出一个月（见〔法〕罗舍《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楚雄州的黑、白盐井，滇剧活动亦较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白盐井提举司文源祝寿时，请了两个滇剧班在东、西花厅唱寿戏；光绪初年，李少白的泰洪班到过黑盐井。连最边远的保山地区也有了滇剧。同治七年（1868年），以英国人斯莱顿为首的英缅政府代表团在腾越（今腾冲）与回民义军谈判时，义军大司空李国伦就招待他们看了滇剧《吴汉杀妻》（见〔英〕斯莱顿《中国经八莫通商道路勘察报告书》）。到光绪年间，云南不少城镇及一些大的村落，都有了滇剧演出团体。昆明出现了福寿班、福升班、泰洪班、庆寿班四大班，后期又增添了荣华班。在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名班，如曲靖的泰昌班、玉溪的乡绅班、蒙自的阳春班、昆明郊区的牛街庄班、马村班、土桥班等。这标志着滇剧进入了繁荣时期。

清末，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潮流的影响下，滇剧改良活动兴起，首先是拥护孙中山的云南留学生在《云南》、《滇话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倡导戏剧改良，接着一些革命党人亲自动手编写反清、反帝的剧本。在滇剧界改革的先驱者为同盟会会员、男角花旦瞿海云，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表改良滇剧主张，鼓动同行“振作起来”，不要满足于“朝歌暮舞”，应摒弃滇剧中的“淫词艳曲”，塑造人民群众所爱戴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以“改换大家的耳目，鼓励大家的精神”（引自《滇话报》）。他不惜变卖家产，捐出积蓄，在他担任班主的福升班编写了《姊妹投军》、《党人血》、《辽阳大激战》、《取金山》等新戏。

民国初年，本来在两粤会馆唱“拉门戏”的郑文斋开创了云南第一家滇剧戏园。紧接着昆明许多会馆也变成戏园（当时称茶园），最大的有五家：云华、云仙、荣华、大观、群舞台。随后沿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些城镇也兴办了滇剧戏园。如个旧先后有文明、丹桂、滇舞台、悦合、同乐等戏园；蒙自有逸群，开远有群仙等戏园。另外在玉溪、宜良、曲靖、宣威、文山等地也相继开设滇剧戏园。这时玉溪滇剧男角花旦罗香圃接办了群舞台，从民国七年（1918年）开始至民国二十二年（1935年），是滇剧最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可谓群英荟萃，剧目充实，技艺日长，营业兴旺。名角纷纷转到群舞台，最繁荣时期，演职人员达近两百人，每个行当的当家名角至少有四五人。他们各有特点，如罗香圃有“都督小旦”之称；郑文斋兼川、京、广等剧种之长，而又不失滇剧风格；栗成之吸收京剧之长，在生角戏上独树一帜，被誉为“滇剧泰斗”；张禹卿（竹八音）在丰富滇剧的《西厢》、《红楼》戏及滇剧古装花旦表演艺术等方面均有所贡献。这时一些社会名流也经常到群舞台票戏，一些军政要员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也支持群舞台。后来由于日本侵略中国，造成时局动荡，且警察厅经常借故敲诈勒索，加之内部的宗派纷争以及经济上的分配问题等，群舞台终于难以继续维持。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由王汉声接办，改名为“新滇戏院”。“新滇戏院”时期，主要从演出形式上加以革新，使用机关布景等，给滇剧注入了新的活力。

滇剧曾三次录制唱片，三次共录制一百多个剧目的唱段，几乎包揽了所有当时在昆明的滇剧名角，从而使滇剧的影响扩展到了省内外乃至国外。由此可见，滇剧形成以来，经历了兴旺时的大红大紫，也经历了没落时的衣食无着。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滇剧才有了长足的健康发展。

（二）新中国成立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滇剧艺术如老树新芽，根深叶茂，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云南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滇剧艺人的生活、滇剧艺术的发展十分重视，积极领导戏改工作。遵循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进行了“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工作。

“改人”。主要是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以及新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先将流动艺人组织起来，举办艺人讲习班，从根本上提高艺人的思想觉悟，同时在各地戏班中进行民主改革，结束了戏霸把头控制戏班的局面，让广大艺人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家，破旧立新，把广大艺人创造艺术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改制”。1951年11月在昆明市东寺街原西南大戏院旧址成立了全省笫一个国营的云南人民实验滇剧团，之后省的边远地区各地滇剧团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成立。到“文革”前夕，全省县市共有33个滇剧团，就是近邻贵州省的边远地区也有两个滇剧团，从业员工1 400余人，业余滇剧团体就更多了。1953年云南人民实验滇剧团更名为云南省滇剧院，由副省长刘林元任名誉院长，著名滇剧表演艺术家罗香圃任院长，“改制”工作的完成表明了政府对保护地方文化的重视。

“改戏”。改戏的重点是根据文化部的统一精神，先是审定那些流行最广的传统剧目，并对其思想内容和文学形象进行适当的修改，对少数剧目停演。以杨明为代表的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在改戏工作中，全面贯彻剧目工作中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编写现代戏的“三并举”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滇剧传统剧目的整理、新编和现代戏的创作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记录传统戏500出，推出一批新剧目，如杨明创作整理的滇剧《牛皋扯旨》、《鼓滚刘封》、《打瓜招亲》、《荷花配》、《借亲配》、《送京娘》、《京娘送兄》、《烤火下山》等；云南省滇剧院还整理了《闯宫》、《三击掌》、《清风亭》、《打面缸》等剧目；还有杨培源、梅雪艳、陈玮、席国英、马家禄、哈永天、郭伟然等分别改编了《红灯记》、《双拜月》、《穆桂英》、《秦香莲》、《九流闹官》等剧目；鲁凝改编的《杨门女将》、《望夫云》；黎方、刘玉琴等改编的《比目鱼》、《三难新郎》等，这些传统戏经过整理后焕然一新。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元江烽火》、《双红旗》、《独擒刁占一》、《战斗在青山绿水畔》、《刘文学》、《楠摩》等，思想和艺术水平较高，受到群众的欢迎。

滇剧《鼓滚刘封》《打瓜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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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亲配》剧照 彭国珍、万向珍扮演

《牛皋扯旨》剧照 戚少斌扮演牛皋

（以上图片来源于云南艺术研究《流光溢彩——云南民族艺术六十年礼赞（1949—2009）》）

这一时期，滇剧曾多次到北京、重庆、长春、哈尔滨、贵州等地演出，宣传云南、介绍滇剧，均受到领导的赞扬和观众的欢迎。1951年栗成之、碧金玉、邱筱林等赴重庆参加了西南地区观摩演出。1952年，彭国珍、碧金玉、周慧农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酷爱戏曲的毛泽东主席邀请一些参会演员到中南海做客，滇剧名家彭国珍成为被邀请者，还即席为毛主席演唱了一段滇剧《斩黄袍》，毛主席听后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你们的滇剧唱腔很好听，你唱得很好，要多为人民群众演出。”并和彭国珍合影留念。毛主席接见彭国珍合影的照片至今还保留在云南省滇剧院，成为剧院镇院之宝，也成为云南戏剧的一张名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在北京和云南观看过滇剧并接见了演员。1956年，《牛皋扯旨》获文化部优秀剧目奖，1959年《借亲配》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片在全国放映，再次使滇剧走向全国。1965年滇剧《高山红霞》等戏参加了西南地区会演，媒体的助阵也为滇剧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唱片公司先后录制了许多滇剧唱片，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也录制了大量滇剧选段在电台经常播出，对滇剧的推广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和政府对滇剧的传承、人才培养更是高度重视，1956年成立了云南省文艺戏曲干部学校，开设了滇剧、花灯班，招收了各民族学员140多人。后来该校又充实改建为云南省文艺学校，开设了滇剧科，毕业生都分配到省、地、县滇剧团。与此同时，很多剧团也以团带班或师傅带徒弟等各种形式培养学员。科班出身和“行伍”出身的演员都活跃在滇剧舞台上，滇剧新秀不断涌现，成为滇剧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

十年浩劫从天而降，一时滇剧也同全国其他兄弟剧种一样遭到严重摧残，许多剧团被迫解散，大量戏曲珍贵资料被当做“封、资、修”的黑货付之一炬，停演了一切传统戏。“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地方戏剧百花凋零。

（三）改革开放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文艺界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名家名作又重新和观众见面，久违了的传统戏剧演出曾一度出现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一票难求的局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压抑了十年的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以《关山碧血》为先河，滇剧舞台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解放思想、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