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剧入滇情况
根据《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的研究，京剧开始传入云南是在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滇剧演员郑文斋和李少白曾相约自费到北京和上海观摩学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日本东京刊行的《滇话报》第二号载有作者唯心的《滇省改良戏曲纪事》说滇剧演员翟海云“去年牺牲家产，到上海聘请名角及至前月方回省”。此事是否完成，报纸未作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滇越铁路通车，加上个旧锡矿山的开发，促进了云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昆明经营茶园的蒋汉清、刘松柏、展秀山等人相继从上海聘请曹寿山、李春亭、李吉才、鲍小林等京剧演员来昆，有的沿滇越铁路前来昆明演出，有的从昆明去个旧。京城戏班也源源不断而来，戏园子很兴盛。昆明云华茶园、荣华茶园、丹桂茶园、天乐茶园、云仙茶园及群舞台、大观茶园、天南大戏院、新滇大戏院、个旧的滇舞台等，都竞演京剧，其中多半是京滇合演。当时入滇的京班，在声腔上有皮黄，也有梆子，或者兼而有之。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十七日《云南日报》上说：“滇省客岁迄今，历时几何，而新开戏园，已如棋布。”后由于云南省当局取缔伶业，禁令森严，昆明戏园曾一度冷落下去。护国反袁期间，云华茶园又邀请日本魔术班来昆明演出，冲破了当局的禁令，于是戏园又活跃起来。
在京剧入滇的初期，云南观众爱看京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形式吸引人，而且在于它的内容与那个时代的思潮结合得较为紧密。辛亥革命时期，在昆明曾创作排演过反映反袁斗争的京剧剧目《皇帝梦》、《拥护共和》。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提倡“国故”，于是这一时期剧目也以“忠臣”、“孝子”、“义仆”、“节妇”为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京、上海等地京剧衰落。云南当时是大后方，大批京剧演员陆续进入云南唱戏，从而使京剧在云南得到空前的繁荣。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三月，在昆明的天南大戏院、云南绥靖公署政训处国防剧社、厉家班、杰华国剧社、四维儿童剧团等在演出传统剧目的同时还陆续上演了《倭寇侵华记》、《东三省流血惨案》、《新雁门关》、《文天祥殉国记》、《战临沂》、《戚继光歼倭记》、《明末遗恨》和《江汉渔歌》等激发民众共赴国难的京剧剧目。昆明还相继成立了公余雅集社、云社和华社等京剧票社。20世纪40年代初驻防开远、文山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京剧团也演出京剧。当时因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正在昆明的赵君玉、周福珊、杜文林、李鑫培等京剧演员分赴昭通、保山、个旧、曲靖等地演出，这些地区的专业和业余京剧演出活动也因此兴盛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1947年至1949年，昆明西南大戏园、云南大戏园、天一大舞台、春明大戏园和新滇剧场等京剧演出场所先后有金素秋、徐敏初、周慧茹、筱毛剑佩、刘奎官、袁筱楼、焦鹏云、关素霜、马连良、于素秋、裘世戎、梁次珊等名角相继从重庆、上海、长沙、香港等地来此献艺，为京剧在云南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培养了大量的观众。（京剧进入云南的情况见《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第92页上有记载。）
（二）云南专业京剧团的建立
1952年云南省文化局成立，根据党中央及文化部的指示，对云南戏剧演出团体进行了“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活动，云南大戏院留下以关素霜为核心的演员，西南大戏园形成以刘奎官为核心的领导人物。1952年云南的一批老艺人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刘奎官所主演的《通天犀》和关素霜主演的《铁弓缘》获得大奖。1960年昆明劳动人民京剧团以民营京剧团的身份参加了“三改”，之后与昆明军区国防京剧团合并为云南省京剧院，个旧、下关、楚雄、昭通、曲靖、文山、东川和玉溪也相继了成立专业的京剧团，云南省戏曲学校设立了京剧科，各地州、市剧团还通过以团带班的形式培养人才，至此云南有了自己的专业京剧团和专业从艺人员。这时的云南省京剧院，具有三大特点：其一，它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国营艺术团体；其二，剧院内人才济济，有着刘奎官、关素霜、金素秋、裘世戎、夏韵秋、高一帆、程静华、梁次珊等一批尖子人才；其三，有全国知名的剧目，如刘奎官的《通天犀》和关素霜的《铁弓缘》等。可是，这时的云南京剧院与云南京剧，还没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只能体现京剧“一般”的美，而不能体现“独特”的美，缺少剧团的“独特个性”。
《铁弓缘》、《通天犀》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下载）
（三）“滇派京剧”的形成
1955年，国防京剧院的金素秋、吴枫夫妻俩将反映彝族、撒尼族人生活的著名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为京剧《阿黑与阿诗玛》，于1956年参加云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一举获得剧本、导演、表演、音乐和舞美五个一等奖，引起了轰动。它是第一次以京剧形式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引起了文化部的重视，被调去北京演出。这给了人们一个重大的启示：这可能就是云南京剧艺术个性发展的方向。之后关素霜等骨干演员于1956年和1957年先后两次带着《阿黑与阿诗玛》参加中国艺术代表团赴欧洲演出，以表现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滇派京剧”初显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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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沙阿波》女土司剧照（图片由云南省京剧院提供）
1960年云南省京剧院成立之后，反映云南哈尼族人民生活的《多沙阿波》也相继上演，关素霜也因其中的表演深受观众的赞美，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也就此给予称赞。可是云南京剧与云南省京剧院的艺术个性依然没有真正形成。1964年杨苏、李鉴尧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景颇姑娘》，云南省文化局根据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以及人物形象等方面的情况决定将其改编成京剧剧本，取名《黛诺》。为充分表现云南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剧本从文学、舞美、音乐等各方面广泛吸收了地方少数民族的艺术特点，特别是音乐上大量吸收和融合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黛诺的唱腔（南梆子）“山风吹来一阵阵”由于糅进了景颇族民间音调，演唱起来优美动听，别具魅力，演出以后在省内外观众中广为流传。此外，如“回乡”唱段中景颇族山歌与京剧唱腔的融合，也颇有创意。“抢亲”一段中黛诺的形体动作是关素霜体验景颇族逃婚时的真实情景，再以京剧表演艺术的方法处理后的体现，有较强的生活感受。
《黛诺》在北京会演中取得了成功，被列为参加会演中的好戏，中央戏剧学院将其选为教材，首都戏剧评论界认为这出戏的创作演出是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道路上迈出可喜的一步。会演之后不久，国内京剧界就传出将云南京剧称为“滇派”、“关派”京剧的说法，并把创作、上演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剧目和关素霜这种“生旦净丑皆能、文武昆乱不挡”的演员作为“滇派京剧”的两大特色。“滇派京剧”的说法由此而起。然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起步的“滇派京剧”遭到扼杀。
（四）“滇派京剧”的复兴
“文革”结束后，云南京剧经过一个恢复元气的时期，一些传统剧目和原创剧目得以复演，“滇派京剧”的发展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幸的是，1992年表演艺术家关素霜突然病逝。“滇派京剧”何去何从，成了云南艺术工作者们思考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跋涉和努力，云南京剧院又举起了“滇派京剧”的旗帜。院长兼导演张树勇和新一辈青年演员代表胡春华等一批艺术家，创作、演出了反映了彝、汉民族之间故事的《凤氏彝兰》。通过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是这个戏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个戏另一个特点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个性探索。此剧一出立刻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认可以及戏剧理论家的浓厚兴趣，《凤氏彝兰》这个戏既体现了“滇派京剧”的艺术表演特色，又有开拓创新，是“滇派京剧”新的里程碑。
《凤氏彝兰》剧照（由云南省京剧院提供）
2009年，云南省京剧院以胡春华为领导的集体，又担负起振兴“滇派京剧”的重担，由她担纲主演的新编传奇京剧《白洁圣妃》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节新编历史剧一等奖，特别是剧中方言元素的运用、民族歌舞的加入，使人耳目一新，让观众再次感受到了“滇派京剧”的独特魅力。虽然目前业内专家对“滇派京剧”这种提法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无论怎样来称谓并不重要，而关键是“滇派京剧”这种发展趋向，它代表着京剧艺术在云南本土化发展与传承的一种表现；它对京剧艺术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国粹艺术走本土民族化道路的一种探索；它能使京剧艺术薪火相传，并赋予它更强的时代生命力和表现力，让京剧这一国粹艺术更具有时代感。
回顾这六十年来京剧在云南本土发展变化的历史，有什么值得我们新来者参考呢？笔者以为，云南应该把不断深化“滇派京剧”作为剧团长远的奋斗目标，通过创作反映云南各族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作品，来突出自己艺术创作个性，这就要求创作人员应该不断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使“滇派京剧”这个品牌得以发扬光大，在京剧艺术领域独树一帜，永远绽放在彩云之南。
《白洁圣妃》剧照（由云南省京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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