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的传播是艺术的传播、美的传播,它必然会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追求、对人们的伦理道德取向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从而成为培育人的基本人生信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途径。“广播电视文艺虽然不能直接传授某种知识或技能,但成功的、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在完善人的伦理道德修养、培养人的美好情感、健全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的、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里,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21]在前面“电视文艺传播与环境认知的部分”提到了电视文艺传播有提示受众对美的重视作用,其中所指的对美的重视只是一种感性的认知,并未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那么,电视文艺传播对人们理性的现实观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以美国学者G.格伯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研究为此揭开了谜底。
一、“培养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后期,针对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暴力和犯罪问题,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资助格伯纳主持“培养分析”的研究。“培养分析”也称为“教化分析”、“涵化分析”,即“培养理论”。
“培养分析”最初的着眼点有两个:一是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这些内容对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通过调查研究,格伯纳领导的调查小组发现:电视暴力内容除了对青少年犯罪具有诱发效果外,和整体上的社会犯罪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遭遇犯罪和暴力倾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这个结论是对现实中的暴力犯罪状况、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内容以及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危险程度的主观判断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
由此,格伯纳等人得出结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使人们头脑中所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很大的偏离,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培养”出来的,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培养分析”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其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同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培养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对社会弱者的描述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培养分析”的重要目的是揭示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本领,其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和改革志向,因此也被称为“美国土生土长的批判学派”。
二、电视文艺传播的潜移默化
青少年是电视文艺传播的主要受众群。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卫星电视音乐台———美国MTV全球音乐台的近2亿观众中,大多数是18~24岁的年轻人,男女各半。美国传播学家帕特·奥芬特海德说,这家24小时播放摇滚乐的音乐电视网“不仅是推销录像带,而且是在推行生活方式”。美国反电视暴力联盟(NCTV)主席托马斯·拉德科克说:“我们对MTV的最大不满,不仅是他们的暴力和性堕落镜头多于其他频道,而且在于它的节目把所有内容混在一起,使观众无法挑选一个合适的时段,收看没有堕落题材的节目。”MTV音乐台对青少年的影响受到社会的指责,正是因为电视文艺作为传播媒介,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泰勒从人类生活的内容与内涵角度出发,认为“从最为广泛的民族志的意义上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综合性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学到的其他能力和习惯。在依据普遍原理探索人类在各种社会中存在的条件时,它是探索人的思维和行为法则最为适宜的主题”。美国文化学者怀特从系统构成角度对“文化”进行的界定则更能看出电视传播与文化传播的关系。怀特认为,文化是由技术体系、社会体系、观念体系三部分(系统)组成。其中技术体系决定社会体系,艺术、哲学等观念体系则以社会体系为媒介,同样为技术体系所决定。[22]怀特对“文化”的解释表明了他对“技术体系”决定作用的重视。他认为文化进化的程度,与人类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技术水平(程度)密切相关。技术体系的发达与丰富,决定了文化整体的发达与丰富。电视文艺传播与传统的文化传播相比,具有高度的兼容性、综合性、即时性、普及性,这些特性使得电视文艺传播具有高度的社会化特点,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程度也就更显突出。
在对“培养分析”的总结中,柏格纳提到,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电视文艺媒介状况,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电视文艺传播必将是以展示美、表现社会主义风尚、传承文化的艺术为内容,让人民群众在怡情的同时获得审美体验,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高雅的标准来指导人们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人们接受电视文艺的传播过程是一次艺术的欣赏过程。艺术欣赏是一种审美再创造的活动,是一种对作者审美体验物化的形态,文艺美学原理将这一过程称为“对艺术作品进行二度体验的过程”[23]。受众观看电视文艺节目的过程就是一种审美再创造的活动,在此过程中,观众全部心理因素整体投入从而达到情与理的统一,与作品的创作者产生共鸣和怡情享受。一台好的文艺节目成功地完成一次传播活动,对受众来说是一次心灵的升华。电视文艺节目多以经典的艺术,如音乐、舞蹈、美术等为表现内容,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又高于日常生活,“它以刻画、塑造人的情感、人的心灵、人的理想为其本质属性,而这种艺术世界中展示的人人事事、是是非非、喜怒哀乐、生死离别,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人类本身所存在的善、恶、美、丑的情感与人性的表现和评判———哪种行为是正当的,哪些情感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心灵是高尚的,什么样的人生是美丽的等等,都在艺术世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24]。正如“培养理论”所说,现代大众传播取代了传统社会教育和宗教所承担的提供社会“共识”的重要任务,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教育和宗教的传播是在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的,而大众传播则把同一内容的信息传达到社会的任何阶层和任何角落。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中的教育和宗教的作用。(www.xing528.com)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电视文艺传播发挥寓教于乐的优势,对人们的伦理道德取向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从而成为培育人的基本人生信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途径。电视文艺传播虽然不直接传授某种知识或技能,但成功的电视文艺传播在完善人的伦理道德、培养人的美好感情、健全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领域。
(二)象征性现实:文化鉴赏和认知水平的提升
格伯纳和他的同伴在研究“培养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按照当时美国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和件数来计算,一个美国人在一周内遭遇或卷入暴力事件的概率在1%以下,而根据格伯纳对美国三大电视网1967~1978年黄金时间播出的1548部电视剧所作的内容分析,包含暴力内容的电视剧达80%,每部电视剧中出现的暴力场面平均为5.2次,与暴力场面有关的人物占出场人物的64%。这些数字说明,就暴力犯罪而言,电视剧所传达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的社会现实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25]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对所处社会环境的印象和判断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种印象和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现实还是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1976年,格伯纳等人就电视的接触量与人们对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调查(见表5- 3):
表5-3 电视接触量于对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26]
注:表中数值为认为自己在1周内遭遇或卷入暴力事件的概率在10%以上者的比例。
这项调查结果说明,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遭遇或卷入暴力事件的概率在1%以下,但是许多人却认为这种可能性在10%以上,这一估计大大超过了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而更接近于电视画面中的“社会景象”。而且,不管什么性别、职业和年龄层的人群,电视接触量越大,这种倾向也就越明显。媒体的力量让人们心目中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了大的偏离。美国传播学家帕特·奥芬特海德和美国反电视暴力联盟(NCTV)主席托马斯·拉德科克对MTV全球音乐台的批判正是基于此而表示出对美国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担心。电视文艺传播由于继承了电视传播的广泛性、普遍性、即时性等特点,更是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自然更强,因此更要防范传播过程对社会衍生消极因素。
反之,基于电视文艺传播对受众所造成的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观众作为接受者,在欣赏一档好的电视文艺节目时更易于感受到节目所营造的意象世界。由于电视文艺传播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人际沟通,满足社会的想象性需求,促使人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修养,接受审美教育。审美教育直接培育人的心灵,使人的个性得到和谐而完美的发展。通过审美教育,能够唤醒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束缚而沉睡着的潜在的能力,激活这种潜能,从而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发挥。尽管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实践,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它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塑造美的心灵。通过审美教育,人的心灵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知不觉中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得到和谐的发展,踏上完美个性的途径。
从艺术符号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他的文化品位的高低,这与其大脑的信息储存密切相关,换言之,他的美感能力取决于审美信息储存的多少。具有了丰富的审美文化信息,他就能对审美对象进行更自由的选择,使自己与审美对象构成一定的审美关系,进入审美心理结构中。这种所谓审美文化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将自己的审美趣味(判断力)指向真正具有审美价值、富含美的信息量的审美对象。只有通过审美教育和审美活动,个体才可能获得这种审美文化信息选择能力,成为多向度的人。在人类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成为囊括一切人类智慧的产物。对人类而言,信息扮演了负熵的角色,在一个耗散结构中它意味着反抗无序,增进系统的组织化程度。因而,人类处理信息(包括审美文化信息)成为人类文明程度的测度,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标志。审美所具有的自觉自由的创造性质,所表现出的“判断力”(选择信息的形式),无疑在人类发展中,将对人脑的发展和进一步完善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7]这样,美和审美,文化和文化认知才能达到有效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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