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的军队演剧活动的介绍

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开始，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的演剧宣传运动，就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抚育和引导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它也被称为是“红色戏剧”。

“红色戏剧”繁荣于1929—1934年间。它一开始就是为党的“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这一总的革命战略方针而服务的。所以，它一经在根据地的舞台上出现，就如同东方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演剧的无限朝气和生命力。战斗的阶级内容，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的色彩，三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它所独具的艺术特色。从起步到成熟经历了从活报剧、短剧到独幕剧、多幕剧的过程，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到1933年，出现了军队史上创作演出的第一个高潮。它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8月至1929年12月，为红色演剧的萌芽阶段，落脚点在活报剧形式上；第二个阶段是1929年12月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是红色演剧的重要阶段，落脚点在独幕剧和多幕剧的形式上；第三个阶段是1934年10月至1937年6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红色演剧的尾声。

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利因素，如各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极差，部队转移频繁，文化骨干缺乏等，但是抗日根据地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话剧活动依然非常活跃。从解决剧本荒的问题上入手，以汇演、评奖、集体讨论等多种方式促成新作品的出现。1942年，针对根据地演剧倾向偏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等问题，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领了创作的方向，摆正了创作观念，使部队的演剧活动迅速活跃地开展起来；带着“为兵服务”的指示精神，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身上挎着手榴弹，肩上扛着带刺刀的步枪，背后背着胡琴、旧衣服、铁盒子等小道具，疾走在晋中敌占区的山林里，所到一个部队，便由部队放好警戒后，开始搭舞台、布置好道具，脱下军衣露出演出服，开始演戏，有时也为离伪军据点不远的百姓们演出，观众看完他们的演出，往往激动得泪流满面。这种形式的话剧演出成为中国军队演剧的特色之一。

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它是第一次出现的真正来自群众而又直接娱乐和教育群众的艺术。这条道路也就是毛泽东所总结、提高到新的高度的“艺术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

第一节　红军时期演剧活动

一、萌芽阶段(1927年8月至1929年12月)

红军的宣传娱乐活动是从唱歌曲开始的，“国际歌”、“红军纪律歌”、山歌、小调等，接着是口头宣传、快板、化装宣传等，然后逐渐发展成带有情节的活报剧。

(一)活报剧演出

1.《打土豪》

根据地的活报剧演出，其中以《打土豪》的渐趋定型为代表。

开始的雏形是：扮演土豪的首先出场，他头戴丝绸帽，身穿锦缎袍，胸前挂着串串铜钱，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响着，然后自报家门：我是一个土豪，家里有若干田地，放了若干债，日子过得快乐幸福；接着是扮演农民的上场，农民面黄肌瘦，穿着补有块块补丁的破烂衣服；最后是扮演红军的上场，揭露土豪恶霸的罪行，绑起土豪去游行。

演着演着增加了内容，编成了两场戏《打土豪》。第一场表现土豪吃喝玩乐，作威作福，大叫收租、放高利贷；第二场是农民组织了农会，控诉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拿起梭镖、大刀去抓土豪。这就形成了有特定情节和人物的活报剧。它虽简单，但效果很好。

2.《慢慢的讲》

这是活跃在湘鄂赣根据地的宣传队经常演出的活报剧，创作于1929年。

大意是：武汉行宫中，蒋介石愁眉不展，坐在沙发上低头抽烟。传令兵慢慢走进来从容地报告：“蒋夫人要你急回洛阳。”蒋介石听后很诧异，急问：有什么要紧事？传令兵回答不知道。蒋介石更惊慌了，急着要马。传令兵告诉他马已经溺死了，蒋介石问怎么回事儿，传令兵回答：国府大礼堂起火，借了你的马去运水救火。蒋介石疑虑：国府大礼堂怎么会起火？传令兵回答是蜡烛燃着了布幔，烧着了栋梁，蒋介石疑团未解，大白天国府大礼堂点蜡烛干什么？传令兵说：林(森)主席死了。蒋介石不听则已，一听拍案而起，顿脚拭泪，破口大骂，责问：“林主席患什么病死的？”传令兵说：是听说红军占领了南昌，包围武汉，吓死了。蒋介石一面捶胸，一面仰天大哭，说他们糊涂，这么大的事情不及时报告，今天说起来还这样吞吞吐吐。传令兵说：“蒋夫人交代过，要我慢慢地讲，她怕讲快了又会吓死你。”

活报剧以题材的现实性和尖锐性、形式的精悍新颖以及强烈的政治鼓动性，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喜爱和重视。

陆续出现的较有影响的活报剧还有《毛委员的空城计》、《活捉肖家壁》、《打狐狸精》、《二羊大败七溪岭》等。

(二)话剧演出

活报剧实际上与西方的话剧形式只有咫尺之遥，它不断扩展并具形式化后，独幕和多幕话剧便产生了。

1.《收谷》

第一出粗具话剧格式的话剧是1928年元宵节首演于江西苏区鄂都县，由陈子才创作的独幕剧《收谷》，它是部队的第一个有剧本的独幕剧。

剧情大意是：由于年景不好，贫农老两口眼看着年关将至，决定出去躲债，还没出门，就被逼债的地主堵在了家里，他们先是逼迫老两口拿出酒菜招待，继而威逼他们再不交出租子就要把他们关进大牢，临走时，又强行搜查，把他们的活命粮给搜了出来，并用风车扇，大斗量，将农民的粮食席卷一空。

2.《年关斗争》

1929年创作的4幕话剧《年关斗争》的情节清晰、主线分明，语言朴实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被称为“红色戏剧”的代表作之一。首演于赣东革命根据地的贵溪县北乡，用了简单的布景，方志敏主持创作并扮演了剧中主人公张三。

剧情大意是：恶霸地主杨克明跟土豪们商量如何在年底将租子收上来，为此，他们一伙来到了贫苦农民张三的家里。张三和女儿出去砍柴卖柴不在家，只有张三的妻子在，杨克明借交不出租子为由，强奸了张三的妻子，张三的妻子不堪凌辱上吊自杀。张三赶回家来看见此景想要找杨克明拼命，却又被另一土豪挡在了屋里，并抢走了他的女儿去抵债。被激怒的农民决定暴动，他们成立了贫民团，推举张三为团长。正当杨克明等恶霸地主聚集在一起，为收债的“成果”而饮酒作乐时，贫民团冲了进来，把恶霸们捆绑起来，并拉出去审判。

从1928年初到1929年底，苏区共演出了《两个面孔》、《二七惨案》、《豪绅末路》、《彭素娥》、《年关斗争》等话剧。

二、繁荣时期

(一)剧院团组织

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对演剧活动给予特别的重视，强调“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并决定“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都要成立宣传队。从此，苏区的“红色戏剧”开始兴旺起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红军成立了30个左右的戏剧演出团体。其中主要有：1930年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剧社”(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前身)；1932年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以红军学校俱乐部成员为核心的“八一剧团”，后更名为“工农剧社”；1933年4月成立的由工农剧社总社创办的“蓝衫剧团”，后改名为“中央苏维埃剧团”以及1934年10月成立的战号剧团、红旗剧团和火星剧团等。

为培养戏剧骨干力量，1933年4月，苏区第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在瑞金成立，校长为李伯钊。专门制定有《高尔基戏剧学校章程》。学校设有红军班、地方班和普通班，专业课有：戏剧知识、表演、音乐、舞蹈等，先后招收了3期学员，共1000多人。

(二)作家作品

1.李伯钊(1911—1985)

李伯钊，14岁开始从事革命工作，曾被捕，被营救后，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开始文艺创作。1931年春，入闽西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维埃剧团团长，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1939年，在晋东南任前方鲁迅艺术学院院长；1940年后一直工作在延安的演剧界，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任。1949年后，历任中共北京市文化委员会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等职。红军时期的主要剧作有：《农奴》(与钱壮飞等合作，1931)、《为谁牺牲》(与胡底等合作，1931)。抗战时期的剧作有：3幕剧《村长》、独幕剧《紫坊村》(1939)，2幕剧《老三》、《母亲》(1940)等，1949年后的剧作有独幕剧《北上》等。

2.钱壮飞(1896—1935)与《最后的晚餐》

钱壮飞，浙江湖州人，曾参与左翼戏剧活动，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因身份暴露来到中央苏区。

在无现成剧本的情况下，他以从前在上海看过的南国社的《未完成的杰作》为主要内容，以在北京看过的一些新剧为辅助，综合成了《最后的晚餐》。1931年11月，首演于瑞金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代表大会开幕晚会。胡底扮演樵夫，郑晓周扮演画家。演出结束时，掌声经久不衰，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该剧剧情大意是：一位青年画家要画一幅名为《最后的晚餐》的作品，画中要画上各色各样的人一同共进晚餐，其中要画的是一位世界上最美的人和一位最丑的人，他背着画夹到处寻找“模特儿”，一天，他在山间听到了一阵悠扬的笛声，随着笛声，他看见了一位打柴的健美的樵夫，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他要求给他画像，可他却说：“不行，我要打柴，卖了买米回家，养活妻儿。”画家掏出银元递给樵夫，樵夫不收，说：“我这些柴不值那么多钱。”画家笑他傻，并告诉他，如果你上了这幅画，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于是画家满意地画出了一位最美的男子的形象。但他跑遍了各地却没有找到一个他认为最丑的形象。十年之后，画家来到一个县城的监狱里，他一眼就看中了戴着手铐脚镣的浑身龌龊、面目凶恶的囚犯，他让犯人坐在椅子上，画出了最丑的形象。当分别时，他突然认出，这位最丑的囚犯就是当年最美的樵夫。囚徒看着画上的人，狂笑地质问：“说我最美的是你，说我最丑的也是你”，“天地间的美丑、善恶、真假，凭的是什么”？他愤怒地撕碎了这幅画。

《最后的晚餐》和《农奴》的创作演出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红色戏剧”开阔了它的创作题材，除了直接反映革命斗争的现实题材之外，也出现了多样题材的剧目。

三、尾声

1934年秋，在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瞿秋白亲自把工农剧社的同志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人编成三个剧团，分别命名为战号剧团、火星剧团和红旗剧团。三个剧团分散到农村和部队，在划定的战区内演出。

1935年初，瞿秋白调集三个剧团到鄂都县汇报工作、交流经验，举行汇演。元宵节夜晚，在鄂都县的山区的树丛中搭起了小舞台，树枝上扯起布条作为布景，台口挂上了两盏汽灯。演出以叫板的形式开始。火星剧团出一个话剧，红旗和战号也各出一个话剧；火星来一个歌剧或舞剧，其他剧团也来一个歌剧或舞剧。就这样从太阳下山不久到第二天鸡鸣，整整一夜各个剧团你争我夺，越演越起劲。夜里下起了雨，人们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冒雨观看，谁都不走。上演的话剧全是独幕话剧，其中有：《牺牲》、《非人生活》、《女英雄》、《游击》、《我们的队伍》及儿童剧《李宝莲》等。汇演即将结束时，当场评定：火星第一，红旗第二，战号第三。瞿秋白选出这次汇演的5个优秀剧目，即《牺牲》、《非人生活》、《李保莲》、《游击》、《不要脸》编成剧本集，名为《号炮集》，油印出版，分到各战区的有关部门。

不久，3个剧团又在鄂都县的禾丰街上举办了第二次汇演，这次汇演可以说是一个最悲壮的纪念，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运动史上的“退兵时的一战”，谱写了“红色戏剧”最后的光辉篇章。而这不久，瞿秋白就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红色戏剧”告一段落。

从“红色戏剧”的初创阶段到兴旺蓬勃到圆满结束，从话剧的最初形式到最佳形式；从组建学校俱乐部到创办专门学校；从剧团的建立到剧社的扩展；从巡回演出到集中汇演，可以看出“红色戏剧”发展的速度之快、结构之严谨、组织之健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品位、高智能的素质。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话剧活动

一、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话剧演出

(一)两个阶段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话剧活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www.xing528.com)

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抗大文工团等话剧团体为主干，演出直接反映抗战生活的独幕剧、活报剧，以及多幕剧《阿Q正传》、《日出》(1940)、《流寇队长》、《马门教授》、《钦差大臣》等，大大提高了话剧的艺术水准。但在一定程度上，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下有脱离农民群众的倾向。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深入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中去的原则，提出文艺工作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发生了根本转变，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一方面有选择地上演和创作多幕剧，如《带枪的人》、《上海屋檐下》、《同志，你走错了路》、《抓壮丁》、《丰收》等；另一方面兴起了民间形式的秧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影响深广。

(二)延安演剧团体

1.西北战地服务团

1937年8月13日在延安成立。成立宣言称：“现在大规模的抗战开始了。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1]

服务团的话剧演员骨干力量强大，汇集着丁玲、赛克、张可、朱星南等具有演剧经验的同志。1937年9月22日，他们从延安出发，带着创作话剧《重逢》、《王老爷》、《东北之光》、《最后的微笑》等剧目，途径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3000多里，一路演出、创作，在敌后引起轰动，对抗日前线我军的演剧活动的兴起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专业工作者奔赴延安，1938年1月，红军时期的戏剧工作者与上海救亡演剧队的部分队员联合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反响强烈。在《血祭上海》座谈会上，与会者提出以汇集在延安的艺术人才为骨干成立一所艺术院校的倡议。这个倡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等7名领导人联名发布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抗争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2]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城内的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参加了典礼。任命沙可夫为院长，院务委员会由沙可夫、张庚、李伯钊等组成。毛泽东对鲁艺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鲁艺师生面向现实、面向人民。

鲁艺初建时，设戏剧、音乐、美术3个系，由演剧队、宣传队的队员为骨干教师，戏剧系主任是张庚。戏剧系的专修课程有戏剧概论、中国戏剧问题、各时代戏剧代表作研究、剧作法、导演术、表演术、化妆术、剧团组织管理等八门课。同时边上理论课边实验演出。第一届招收了30名学员，学制9个月，以后学制逐年延长到1年。1940年，吴玉章出任院长，学制改为3年。

1939年10月，延安的戏剧界抗敌协会以鲁艺的成员为主，集中了延安的较好的演员，组成了工余剧人协会，准备介绍中外名剧，进行实验演出。毛泽东当时召见了剧协负责人张庚，建议演出国内的名剧，如《日出》。于是，工余剧人协会于1940年元旦演出了曹禺的名剧《日出》，由王滨导演，演出连续8天，观众近万人，《日出》的演出“测试了戏剧工作者的能力，测试了延安观众的欣赏水平”，^[3]并预示了延安戏剧运动的一个新动向。

此后，戏剧系将排演外国名剧列为教学内容，1940年先后演出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蠢货》、《纪念日》；1941年演出了苏联独幕剧《海滨渔妇》、《钟表匠与女医生》；1942年演出了包戈廷的《带枪的人》。戏剧系的理论教学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论》和《导演论》作教材，教授斯氏体系。1943—1945年，鲁迅艺术学院创作了一批反映根据地军民火热生活的话剧，如《我们的指挥部》、《民兵》、《军民之间》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剧目是陈荒煤等创作的《粮食》。他们还创作了一些秧歌剧和新歌剧，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

3.延安青年艺术剧院

1940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为了加强对所属各剧团的领导，决定成立联合会剧团总部，1941年5月，改建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简称青艺)，院长赛克，同年12月，剧院改编了延安少年剧社，专设儿童艺术学园。青艺成立时，《解放日报》介绍了它改组的目的是为了使话剧专门化、职业化、正规化，认真研究演剧艺术，提高演出水平，并扶助其他业余剧团。

青艺具有较强的实力，陆续演出了《塞上风云》、《渡黄河》、《雷雨》、《上海屋檐下》、《刘家父子》、《抓壮丁》、《伪君子》、《铁甲列车》等创编剧目和中外名剧，在延安很有影响力。其中《铁甲列车》由赛克导演，以磅礴热情的气概与演员陈戈一起震撼了观众，获得了中央青委的嘉奖。

1943年青艺按照文委表现工农兵模范人物的指示，根据真人真事编演了3个独幕剧：《赵占魁》(兵工厂工人)、《吴满有》(农民)和《张玉清》(老红军)。

二、晋冀鲁豫根据地话剧演出

(一)八路军中演剧团体

1.演剧团体

在八路军中，陆续成立了许多演剧团体。只一个晋察冀边区，在1938年前后就组建有战斗剧社、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前锋剧社、前进剧社、前哨剧社、先锋剧社、挺进剧社和尖兵剧社等。面对日本敌寇的封锁，外面的剧本传不进来，各剧社便提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创作剧本”的口号；面对激烈的战斗，各剧团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扛上枪能战斗，放下枪能演剧，一个个演剧、战斗双肩挑的剧社迅速成长起来，到1939年1月，军队和地方共有20多个专业剧团，晋察冀成为敌后根据地中演剧运动最活跃的地区。如创建于红军时期的战斗剧社，抗战爆发后隶属于八路军。先后担任的领导人有欧阳山尊、成荫等人。创作演出的主要剧目有：《丰收》、《到八路军里去》、《求雨》、《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把敌人挤出去》等。

有组织地举行汇演也是八路军演剧团体的重要活动之一，如1939年11月，为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边区的重要演剧团体还举行了汇演，盛况空前。上演的有一半以上是自己创作的剧本，如《警惕》、《回到祖国的怀抱》、《小放哨》等，汇演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盛，一时间，各剧团共创作剧目近100个。1940年11月，举行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艺术节，25个大型演剧团体参加了演出。除了演出自己的创作剧目以外，还第一次演出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显示了演剧水平。

2.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

晋察冀如火如荼的演剧运动，迅速扩展到了邻近的晋冀豫、冀鲁豫、晋绥等根据地。1939年2月，在山西长治成立了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出席大会的有六七十个剧团的代表，国民党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剧团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大会要求提高创作质量，改造旧戏剧，开展农村剧运，关心儿童戏剧，同时还强调对友军的宣传和团结。会议期间20多个剧团进行了10天的联合演出。1940年3月，在临县成立了戏剧界抗敌协会晋西北分会，举行了戏剧联合大汇演。

(二)新四军中演剧团体

1.抗敌剧社

抗敌剧社是新四军的全军性剧团，成立于1939年4月，年底解散。虽然它活动的时间不长，但对新四军早期的演剧活动影响很大。剧社是在军政治部领导下的群众性团体，下设编剧、导演、演出、研究等部门。它的成员来自各部队和机关单位，社员达300多人。人员多，规模大，但活动方式灵活，富于朝气。演出了陈白尘的四幕剧《魔窟》和夏衍的《一年间》等剧目，显示了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剧社还在《抗敌报》上办了戏剧副刊《抗敌剧场》，八开单页，流传全军，指导剧运。

2.抗敌剧团

抗敌剧团是刘少奇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一个水平较高的大型演剧宣传团体，成立于1940年3月。这个剧团拥有许多艺术人才，活动时间长、范围广，在新四军的剧运中占有突出地位。建团后首先排演了延安剧目，描写游击队与奸细进行斗争的《弟兄们拉起手来》，此后，演出了吴强的《一条战线》，刘保罗的《刘永贵放哨》和《一个打十个》，叶华的《屏风》，阿英的《李闯王》，沈西蒙编剧的《好男要当兵》、《红小鬼》，田川的《一封报告书》，陈明的《将计就计》等。

三、主要作家作品

(一)胡丹佛与《把眼光放远点》

胡丹佛(1913—)湖北武汉人，抗战初期在武汉加入拓荒剧团，曾做过地方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熟悉农村生活，在对话中善于用乡土语言，塑造农民形象上很有特色。作品全部是独幕剧：《让全世界都知道吧!》(1941)，《熬着吧》、《当尾巴》，《人民的爱》(1943)，《罪人》(1945)等，《把眼光放远点》(1942)是他的代表作，由火线剧社首演，曾获晋察冀1942年鲁迅艺术奖。

独幕剧《把眼光放远点》的剧情大意是：1942年，在一个修有日本鬼子炮楼的村庄里，居住着一对兄弟，兄弟俩的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哥哥是伪军的联络员，表面上他以种种方法敷衍敌人，心里却完全拥护八路军，并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八路军做事情。老二夫妇目光短浅，只想过安逸和富足的日子，担心中国不能打败鬼子，害怕儿子在八路军的队伍里被打死，这天，儿子开小差回家，夫妇俩赶紧把儿子藏了起来，并准备送儿子到“鬼子”炮楼上去自首，因为听说日本人照样要杀害“自首”的八路军，才打消了念头。老大的儿子打仗路过家中，知道了此事，奉劝弟弟赶紧归队，在哥哥和大侄子的帮助下，老二夫妇明白了“不赶走日本鬼子，哪有好日子过”的道理，把儿子送回了部队。

周扬曾对此剧评论说：“这是一个好剧本。以它所描写的内容的新鲜和它的艺术力量，以及它的大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程度来说，它在抗敌以来所产生的剧本中，算得是最特殊的、非常优秀的一个。”^[4]

(二)《粮食》

洛丁、张凡、朱星南等创作的《粮食》，人物个性分明，其中我方的4名村干部各有特点：经验丰富的村长康洛太、勇敢机警的游击组长康辛有、老成持重的村秘书以及热情灵活的情报员康发成，在舞台上合演了一出假戏真做、真戏假唱、斗智斗勇的戏弄敌伪剧。50年代，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将此剧翻译成德文，以《把粮食送给八路军》的剧名，展演在德国国家剧院的舞台上。

剧情大意是：在晋察冀北岳区的一个老游击区内，区政权明着属敌伪管理，暗着则拥护八路军，即人们常说的两面政权。1943年夏收以后，日本小队长以“八路军抢夺粮食”为由，逼老百姓将收回的粮食交他们保管；伪军则以实行“驻地给养制”，在哪里吃哪里为由，一天到晚找区政府要粮食。村长等人将计就计，以收“保管粮”的名义为八路军收集公粮达30万斤。这么多的小麦存放在这里，日伪军哪里肯放心，他们气势汹汹地来这里索要粮食。村长一边哄走敌军，一边稳住伪军吃喝，当夜幕降临时，村长带领游击小组佯装八路军进攻抢粮，结果吓得守在这里的伪军藏进了箱子。就这样，30万斤小麦悄悄地、安全地送往了八路军驻地。

同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丁里的3幕5场剧《子弟兵与老百姓》，王震之的3幕剧《流寇队长》，姚仲明、陈波儿的4幕剧《同志，你走错了路》，陈荒煤的独幕剧《我们的指挥部》，胡可的3幕剧《清明节》、《戎冠秀》，杜烽的4幕5场剧《李国瑞》，沈西蒙的《好男要当兵》等。

【思考题】

1.简述活报剧概念，试就你感兴趣的报纸内容编写一出活报剧。

2.谈谈八路军的演剧活动。

3.谈谈新四军的演剧活动。

【注释】

[1]《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载《新中华报》，1937年8月19日。

[2]《新文化史料》1987年第2期。

[3]于敏：《评〈日出〉公演》，载《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

[4]周扬：《解放区独幕剧选·序言》，东方书店194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