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淡化情节的叙事
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56]悲剧必须具备有头有尾、相当容量的故事情节及合理的布局安排。西方戏剧“其意义在于做什么,最高的美学效果在于对戏剧情节发展的渴求”而中国戏曲“其意义在于怎样做,最高的美学效果在于对人物动作状态的品赏”[57]。情节是西方戏剧最重要的构成元素,而中国戏曲浓郁的诗性特征使其创作的根本意旨并不在于诉说一个故事情节,而着意于情感意识的体验和抒发。中国戏曲的情节设置、架构、叙述技巧等方面的关注和研究一直要到明末清初才启动,而且作为戏曲诗论的补充,叙事从来未能挑战“诗言志”的主导地位。在“诗”传统的艺术思维和审美风范中,情节作为表情达意的一种手段或媒介,其完整性、曲折性、紧凑性均让位于抒情第一的需要。情节在戏曲创作中受到排挤而相对淡化,体现了艺术内在因素之间的借让和均衡。
有别于西方戏剧以严谨的板块式结构来组织整体情节,中国戏曲呈现点线式、连缀性的松散特征,这也在客观上成为淡化情节的原因。“不仅是一线到底,而且贯穿在这条线上的每一个点——每一场戏都只有一个中心事件。全剧的主线是通过每一场戏的中心事件体现出来的,每一场戏的中心事件又受到全剧主线的规范和制约。”[58]全剧的戏剧矛盾和冲突凝结为一个个连续发展的点,镶嵌在情节发展的线索上,点点相连。曾永义在《元人杂剧的搬演》中认为元杂剧“折与折之间,更非一气连演,而是夹演其他伎艺”[59]。情节的可拆卸、可独立的特征孕育出了游离于全本的折子戏这一中国戏曲特有的形式。折子戏自明清时期蔚然成风,持续至今。“‘折子戏’演出要独立于全本之外,或从全本戏中摘出出目,或就全本戏的一个细节敷演,或把全本戏的两出融为一出等,形成一个独立的演出形式。”[60]折子戏脱离全本的束缚而存在,情节支离破碎而表演完整精致,到达了中国戏曲淡化情节的极致范型。折子戏的情节进一步退化为表演和抒情的支撑点,是中国戏曲向“诗”的审美本质的贴近和靠拢,也是戏曲结构彻底碎片化的产物。
从戏曲审美角度考察,中国戏曲的审美主体“采用一种与戏剧似乎相违背的审美态度(歌舞的审美)期待动作的状态(归结为演员高超的唱念做打技巧)而不是动作的发展和目的(情节发展)。”[61]戏曲观剧的兴趣集中于演唱技艺的审美享受,及以歌舞寄托的情感共鸣,并不局限于故事情节的消费。折子戏的风行便是对观众审美取向转移的呼应。(www.xing528.com)
《神女》、《小城之春》、《城南旧事》、《戏梦人生》、《那山那人那狗》、《我的父亲母亲》(2000)、《花样年华》……这些诗情洋溢的电影无不采纳了淡化情节和单一情节的策略,放弃了精彩故事对观众的吸引力,以淡泊如行云流水的叙事激荡起人们内心的情感波澜和复杂的心理想象,与中国戏曲所表现的传统美学精神和审美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情节的界定在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两个维度展开。就叙事结构而言,情节指文本中的按照一定因果逻辑和时间顺序所展开的故事事件;而叙述话语层面上的情节则是施加于事件素材的叙述手法和技巧。“前者指的是对所叙故事的研究,旨在探寻故事情节的逻辑、句法与结构;后者指的是对叙述行为的研究,旨在说明所叙故事表现方式的规律。”[62]正如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两维层面上的情节实际上彼此左右,以其整合力影响着接受者的感知和审美。所谓淡化情节,指的是通过一定的叙述方法减少故事事件在作品容量中所占的比重,弱化叙事结构的严谨完整性,降低情节在作品整体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有关故事的叙述方法层出不穷。根据故事事件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与文本叙述故事所用时间之间相互对照而形成的关系,即时距或叙述的步速,情节可以划分为三种叙述类型:其一为匀速叙述,指故事事件的发生、持续时间与文本叙述故事所用时间匀称对等;其二为加速叙述,指文本以较少时间叙述发生、持续时间较长的故事。加速叙述若加速至极限点,就会变成“零叙”;其三为减速叙述,指文本耗用较多时间来叙述发生、持续时间较短的故事事件。减速叙述若减速至极限点,便成为“停叙”,即停下来叙述,故事时间完全滞固不动,而文本仍在表达故事情节以外的种种。时距或叙述的步速决定着特定时间内的故事容量。其中,加速叙述、减速叙述,及相关的“零叙”与“停叙”是淡化情节的主要手法和技巧。它们作用于故事事件,分别表现为故事情节的留白和故事细节的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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