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使用巧合误会的传统

三、巧合误会

所谓“无巧不成书”，中国戏曲素有使用巧合的传统。巧合即利用偶然事件来结构故事情节、打通人物关系、组织戏剧冲突，是剧情发展和矛盾陡转的催化剂。剧中人因不明真相或处世态度、心境脾性、修养气度、思考角度等方面的原因作出错误的判断，就往往会产生误会。因误会生出的是是非非、颠颠倒倒、恩恩怨怨便会牵扯矛盾、引申事端，新的冲突、纠葛由此展开。巧合、误会技法的使用是戏曲结构起承转合演进的动力。中国戏曲中俯拾皆是的巧合、误会令故事情节抑扬顿挫、张弛相济、波澜起伏、曲折多变而扣人心弦。

中国戏曲中多有自由驰骋的艺术想象，奇幻的情节构思，别出心裁、翻空出奇地设置故事情境，而尚奇的同时也要不谬常理，精巧而颇中常情。巧合和误会即是对松散、零碎而庸常的生活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以偶然性强化戏剧性，形成更新、更强势的观剧吸引力。在吴炳的《西园记》、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迷》、《牟尼合》等作品中，悲欢离合的情节完全源自于误会、巧合的巧妙设计。李渔作品大都取材市井生活，巧合和误会是构成丰富戏剧性的基础手法。《风筝误》、《蜃中楼》、《奈何天》为代表的《十种曲》均以家庭琐事为题材，关注财产、子嗣、婚姻、伦常等世态人情。为了给庸常的题材注入新意，李渔不断地制造误会和巧合。《风筝误》中六误六巧的设计可谓达到了极致。戚友先放风筝，误入詹家花园恰为淑娟拾得，此为一误一巧；韩世勋放风筝却为爱娟误得，此为二误二巧；韩世勋对淑娟萌生爱意，却误遇爱娟，此为三误三巧；戚友先娶爱娟，洞房之夜却穿帮，此为四误四巧；詹烈侯提亲，韩世勋误以为爱娟婉言拒绝，此为五误五巧；韩世勋迫于养父成亲，洞房之夜不愿入洞房，淑娟向母亲哭诉，韩世勋被逼揭开新娘盖头，真相大白，此为六误六巧。一次又一次的误会和巧合中，剧情阴差阳错、颠颠倒倒、跌宕起伏，令人叹为观止。

巧合与误会在情节编排方面又紧密结合，巧合每每引发误会，误会往往是巧合的发展，两者之间明显构成一种因果嬗变的关系。《十五贯》中，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到十五贯做生意的本钱，酒后跟女儿苏戍娟开玩笑说是卖她的身价钱。戍娟信以为真，当夜离家出逃。正巧赌徒地痞娄阿鼠深夜闯入尤家，杀死尤葫芦并盗走十五贯钱。戍娟在途中偶遇熊友兰，结伴同行，而熊友兰身上凑巧带了十五贯钱的盘缠，遂使得人们误以为他俩是杀人劫财的凶犯。借助巧合和误会的双重绾合来铺陈剧情在中国戏曲中可谓运用圆熟。(www.xing528.com)

中国戏曲中的巧合、误会元素被华语电影发挥得淋漓尽致。郑正秋认为，“故事不怕巧合怎样多，只怕你没有本事把它表演得真实化。只要你能够用你的艺术手腕，把那许多巧合都表演得非常之逼真，使得看的人都信以为真，不以为假，那就愈巧愈妙。”^[77]其电影作品剧情冲突和人物关系的发展大都建立在“奇”、“巧”之上。《姐妹花》（1933）由演员胡蝶一人饰演孪生姐妹，使巧合元素与电影特技所形成的视觉奇观有机融为一体，大大强化了影片的视听效果和戏剧张力。《十字街头》（1937）中，老赵和小杨同住一屋，因巧合而多次邂逅却不自知，因误会而屡屡碰撞引发冲突，最终相识并相爱，“这种完整的布置情节、制造误会、悬念的能力体现了中国早期电影人对中国传奇的继承”^[78]，而“这种‘命运捉弄’创立了电影叙述的一个原型，直到今天，香港电影仍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制造误会”^[79]。从《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英雄儿女》（1964）、《小花》（1979）、《小街》（1981）、《清凉寺的钟声》（1991）等反复出现在影片中的亲人重逢的偶然巧合，以及更多不胜枚举的巧合、误会中情节陡转，人物命运随之翻覆的设计，都可见华语电影对中国戏曲叙事技巧方面的沿用。

巧合与误会实质上有制造并强调悬念的效果，而制造并强调悬念是电影叙事赢得一般观众的生命力所在。此外，巧合与误会所生发的偶然性事件往往具有必然性的因果。透过巧合与误会能够引发人们深思隐匿在现象背后的本质真实和哲理意蕴。以偶然性揭示生活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特别具有认识意义和教育作用。这也是华语电影利用巧合、误会处理题材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