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的教化主题,主题表达

第一节　主题表达

在中国文艺传统中，“文以载道”的观念，即注重伦理教化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的艺术实践，这种观念和思想积淀为具有民族特色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亘古不变的创作倾向和寓教于乐或乐教结合的审美机制，渗透在各艺术领域，影响着中国戏曲及与之有着不解之缘的华语电影。揭开华语叙事电影序幕的《庄子试妻》（1913）在搬演戏曲剧目《蝴蝶梦》的同时，就自然地承载了戏曲的教化主题。周剑云、汪煦昌在中国第一部电影教材《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中质问：“则戏Drama之重要使命，岂可弃置不顾？”在“影戏之功效”中提出“戏剧是通俗教育，可以开通风气，指导社会，为民众之良师益友，这是一般人所公认的。”侯曜在中国最早的电影剧作专著——《影戏剧本作法》中主张：“影戏是教育的工具。”“戏剧是一种伟大的、高深的艺术。他对于人生有：表现、批评、调和、美化四种功用……影戏是戏剧之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类似的观点不一而足。华语电影功能的认识完全来自其渊源甚深的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中国戏曲）功能的延伸。华语电影在主题陈述方面深深植入了教化的观念。

明初宁献王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将元杂剧分为“十二科”，其中，“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斥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这五类作品都以忠孝节义、纲常伦理等观念为主旨，在整个元杂剧体系中占据了重要比例。元末，高则诚的《琵琶记》在第一出中便借副末之口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明代传奇中，邱濬的《伍伦全备记》称：“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剧中，忠君、孝亲、夫妻和睦、友于兄弟、信于朋友，五伦全备。姚茂良的《双忠记》则“传张、许事，词意剀切，可以揭忠义肝肠”。郑之珍的《劝善记》借助宗教故事来宣扬教化，被评价为“劝善乃是第一义。爱敬君亲，崇尚节义”。吴江派首脑沈璟无论是历史题材的《埋剑记》，还是取材于现实的《博笑记》，都以教义为主题。清代传奇创作也同样明确地宣扬着教化，甚至抬起教化的图解公式来写作，如夏纶的《无暇璧》“皆意主惩劝，常举忠、孝、节、义，各撰一种。”

清代学者焦循，对流行于民间的地方戏曲进行考察后认为：“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www.xing528.com)

尽管刻画的世态人情千奇百怪、不尽相同，但推崇以伦理为核心的教化是中国戏曲不厌其烦、一再重复的主题。

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的道理和准则。每个人都身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既要面对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些建构在两性和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家庭关系，也要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伦理通行的治理和调节的常规是“仁、义、礼、智、信”，即所谓的“五常”。汤显祖曾明确表示：“（杂剧、传奇）长者折至半百，短者折才四耳。……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疬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伦理由近及远地治理着各种复杂关系，保障着个人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最终维护着各安其分、尊卑有序、秩序规范的社会和谐，这一点在中国戏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华语电影对戏曲教化观的继承，表现出伦理本位思想在人情纷乱、社会动荡和政治困扰之中的顽强坚守。